问你个问题啊,一个国家已经亲眼看到中国的发展速度和产业规模超乎想象,却仍然抱着过去的优越感,在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断越线。
等到两国关系陷入严重困难,它又派议员来到北京,希望中方配合改善关系,这件事应该怎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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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2026年8月25日日本驻华大使金杉宪治的一番坦白,与8月27日日本年轻国会议员代表团在北京提出的诉求,正好暴露了日本对华政策最矛盾的地方。
嘴上承认中国已经不能低估,行动上却不肯认真纠错,面对这种局面,中方没有陪着日方绕圈子,而是直接把历史、台湾和一个中国原则摆到桌面上,日本这次究竟听懂了吗?
日本承认,中国发展超乎想象
2026年8月25日晚,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STATION》播出了对日本驻华大使金杉宪治的专访。
节目中最值得注意的,不是那些常见的外交表态,而是金杉宪治谈到自己来到中国以后,对中国发展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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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杉宪治坦言,自己赴华以前,认为日本在许多领域仍然占据优势,特别是在工业产品和生产能力方面,日本应该还是领先的一方。
可真正来到中国,与这里的人接触,观察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后,他发现事实并非原来想象的那样。
按照金杉宪治的说法,中国创新的速度和规模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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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句话的分量不在于一位日本外交官夸了中国,而在于它揭示出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固有认识,与今天的中国现实之间已经出现了明显落差。
金杉宪治并不是日本外务省传统意义上的China School,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国派或知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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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中国派并不等于政治立场上的亲中派,更多是指进入日本外务省后以中文为研修语言,长期在中国和涉华部门任职的职业外交官。
这些人熟悉中国语言、政府体系、政策表达和谈判方式,也知道哪些问题属于中国不能退让的原则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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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他们清楚一句错误表态可能造成什么后果,在提醒日本政治人物谨慎处理涉华问题时,反而容易被日本右翼舆论贴上亲中的标签。
可在中方看来,熟悉中国也不代表对中国友好,一个熟悉中国政策、语言和谈判程序的日本外交官,往往更善于判断中方的真实意图,也更难被表面措辞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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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正是日本外务省中国派比较尴尬的地方,他们在日本国内可能被指责替中国说话,在中国又可能被视为更难应付的职业对手。
他们真正扮演的并不是中日友好的象征,而是两个国家之间利益、风险和政策信号的专业翻译者,金杉宪治走的却不是一条传统中国专家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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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职业经历横跨北美、韩国、经济事务、亚洲大洋洲事务,还担任过日本驻印度尼西亚大使,2023年10月,他被任命为日本驻华大使,同年12月抵达北京履新。
我个人认为,正因为金杉宪治没有太重的中国专家身份需要维护,当现实与原有认识发生冲突时,他修改判断的成本反而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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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来到中国以前,同样带着日本社会长期形成的优越感,认为日本工业基础、产品能力和生产效率仍然更强,可现实摆在面前,他至少愿意承认自己过去看错了。
日本曾经是亚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资本、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也曾大量进入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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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历史中,中国更多处于学习、吸收和追赶的位置,日本企业家、学者和外交官习惯用先行者的眼光观察中国。
问题在于,过去真实存在的产业位置,并不代表可以永久保持,中国已经变了,一部分日本人的认识却没有同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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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日本某些所谓中国通最大的优势是熟悉中国,最大的风险同样是过于相信自己熟悉中国,研究一个国家几十年以后,很容易把我长期研究中国,逐渐变成我已经知道中国是什么。
中国每取得一项进展,就被解释成暂时现象;中国每遇到一点困难,就被描绘成最终拐点,现实和数据不断变化,结论却始终停留在原地,这不是看清中国,而是在维护过去那套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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恬不知耻提出要求,日方想绕过关系症结
就在金杉宪治承认低估中国两天以后,2026年8月27日上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慷在北京会见了日本年轻国会议员代表团。
这个代表团由日本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众议员伊佐进一担任团长,根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公布的信息,是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提出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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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恢复接触、寻求沟通的意愿来自日本政界。
伊佐进一在会见中表示,日中关系对两国、亚洲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日方对当前日中关系陷入困难深感忧虑,希望继续同中方保持沟通,为推动日中关系改善发挥作用。
日方还在会见中提出了有关问题,陆慷就这些问题重申了中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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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这是恬不知耻提出要求?我觉得,问题不在于日本议员不能表达关切,而在于日本部分政治人物造成关系困难以后,仍然希望中方配合恢复关系,却不愿正面处理自己制造的问题。
日本一些政治人物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不断越线,在国内把对华强硬当成政治工具,等到错误言行影响两国外交、经贸和人员交流,他们又表现得十分忧虑,希望中国先拿出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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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认为,这种思路没有真正理解国家关系中的责任,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不是因为两国少开了一次会,也不是双方缺少表达渠道。
中方已经多次公开说明,问题的症结涉及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触及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两国之间的基本信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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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想谈关系如何改善,中方需要先问一句,关系为什么走到今天?
如果日本不处理造成关系困难的根源,只强调保持沟通,实质上就是希望中方绕开问题,先恢复合作,再让责任随着时间慢慢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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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日本部分政治人物还存在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
他们希望把政治、安全、经贸和人员交流完全切开,在台湾问题上损害中国核心利益,却要求双边经贸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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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问题上含糊其辞,却希望中国社会继续无条件信任日本;自己制造麻烦,又要求中方承担修复关系的成本。
可国家关系不是一张可以任意拆分的菜单,合作需要政治基础,信任也需要基本信义,不能只挑对自己有利的部分,把应该承担的责任全部留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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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回应太解气,三层意思说得明明白白
面对日本议员代表团的表态,我方回应太解气。
陆慷明确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症结是清楚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关系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两国间的基本信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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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慷还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和政界人士激浊扬清,推动日本当政者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真正做到以史为鉴,诚实并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为中日关系克服困难创造条件。
我认为,这段回应有三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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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中日关系出现困难,原因并不模糊,日方不能一边制造问题,一边把关系恶化包装成双方之间的普通分歧。
第二层,改善关系不是靠几句愿望就能实现,日方需要真正纠正错误,而不是只派议员来表达忧虑。
第三层,中方愿意保持沟通,但绝不会拿历史、台湾和一个中国原则交换表面的关系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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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包括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的《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以及2008年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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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件不是中方临时提出的新条件,而是中日双方已经确认的政治承诺,是两国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基础。
我觉得,中方要求日本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本质上就是要求日本尊重自己签署和确认过的内容,维护最基本的国家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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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日本曾长期殖民台湾,更负有无法回避的历史责任。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治人物如果在台湾问题上发表错误言论,造成的就不只是一次普通外交争执,而是对战后秩序和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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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认为,中方这次回应真正有力量的地方,是没有跟着日方设定的节奏走。
日方希望谈改善关系,中方先把关系恶化的原因讲清楚;日方希望保持沟通,中方强调沟通不能代替纠错;日方表达忧虑,中方要求把忧虑转化为实际行动。
关系可以谈,原则不能绕,中国愿意改善中日关系,但改善关系不能以中国放弃核心利益为代价。
日本需要纠正的,不只是对中国实力的误判
把8月25日金杉宪治的专访,与8月27日日本年轻议员代表团访华放在一起看,答案已经很清楚。
一边是日本承认,中国发展超乎想象;另一边是日本议员在关系出现困难后,又恬不知耻提出要求,希望中方配合改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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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诉求,我方回应太解气,直接把历史、台湾、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摆到桌面上,这几件事指向同一个问题,日本已经不能继续拿过去的中国判断今天的中国。
过去日本习惯认为,中国需要日本的技术、投资和管理经验,所以不管政治上发生什么,中国都会优先维持合作,今天的中国依然重视中日合作,却不可能用核心利益换取短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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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日本最危险的不是不了解中国,而是以为自己已经足够了解中国。
他们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中国,用来制造威胁感;又需要一个足够虚弱的中国,用来证明只要持续施压,中国迟早会退让。
可这两个中国不可能同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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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日本如果真的希望中日关系走出困难,就不能只派人来谈,更不能把修复关系的责任推给中方。
它需要停止损害中国核心利益,认真面对历史,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把改善关系的诚意变成可以看见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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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愿意沟通,但不会用原则换取表面和气,金杉宪治已经承认日本低估了中国发展的速度,日本政界接下来更应该承认,他们也低估了中国维护原则底线的决心。
那么大家认为,日本这次究竟会认真纠正错误,还是继续一边低估中国,一边要求中国为日本制造的问题让步?
信源:访华日本议员已会见中方官员?外交部回应——2026-08-27 16:26·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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