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走过千年时光，成为“世界最自由的城市”

记者 吴靖

吴靖 | 文

1026年，当欧洲大部分地区还笼罩在中世纪的沉寂之中，阿姆斯特尔河畔的一群定居者开始了一项看似平常的工程：在河流与北海的交汇处筑起堤坝来抵御肆虐的海水，并用拉丁文记录下“Amestelledamme”（阿姆斯特尔河上的水坝）这个名字。彼时，整个欧洲正处于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之中，封建领主割据，宗教禁锢思想，而那方由木桩支撑的潮湿土地，却悄然埋下了一颗影响深远的自由主义思想的种子。

正如美国作家、历史学家萧拉瑟（Russell Shorto）在《阿姆斯特丹：世界最自由城市的历史》一书中所写的那样：“阿姆斯特丹的空前繁荣是自由结成的果实，因为在这个欣欣向荣的省份，和这座最为繁华的都市，宗教与民族各异的人能够以最为和谐的方式生活在一起。”

《阿姆斯特丹：世界最自由城市的历史》

[美]萧拉瑟 | 著

阎智森 | 译

译林出版社

2018年11月

在之后跨越一千年的传奇之旅中，阿姆斯特丹从那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渔村，成长为一座承载着人类文明特殊记忆的世界名城。关于它的故事，由三条主线交织而成：在自由主义思想中寻求个人与社群的平衡，在海上贸易中连接世界并重塑经济规则，在艺术创造中为日常生活赋予神圣意义。

这三者相互滋养，彼此成就，共同铸就了这座城市与众不同的气质——一种在规则中寻求自由、在务实中追逐理想、在交易中创造美学的城市哲学。从低于海平面的地理起点出发，阿姆斯特丹用一千年的时间，为世界文明提供了一份关于开放、创新与包容的深邃范本。

自由之风

阿姆斯特丹的自由主义传统，深植于这座城市与水的永恒对话中。建立在一片沼泽与泥炭地上的定居点，生存的第一要务便是与水抗争。这种抗争不是个人的英雄主义，而是集体的、持续的、精密的合作。早期的荷兰农民发明了风车排水系统，建立了复杂的水利管理委员会（waterschappen），这些由土地所有者组成的民主机构，负责维护堤坝、沟渠和闸门。这种基于共同利益的自组织模式，成为荷兰民主与自治的原始模板。

在这里，自由不是无拘无束，而是在共同同意的规则下，通过合作获得的生存空间。这种深刻的共同体意识，为后来的政治自由奠定了社会基础。

当宗教改革的飓风席卷十六世纪的欧洲，将许多地区撕裂为天主教与新教的血腥战场时，阿姆斯特丹却开辟出一条独特的路径。1578年的“变革事件”后，加尔文派取得控制权，但城市当局并未像其他地方一样，对天主教徒进行清洗或驱逐。这种看似矛盾的宽容，实则源于阿姆斯特丹作为贸易城市的根本逻辑：人口就是资本，技能就是财富。

安特卫普在1585年陷落后，大量南尼德兰难民（包括许多富有的天主教商人、艺术家和工匠）北逃至阿姆斯特丹，带来了资金、技术、商业网络和艺术创造力。驱逐他们等于经济自杀。因此，一种被称为“gedogen”（默许）的实用主义政策被广泛采纳：只要不公开挑战公共秩序和官方教会的表面权威，私人领域的信仰实践可以得到容忍。这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宗教自由，而是一种基于经济理性的“功能性宽容”。

这种务实的开放政策，使阿姆斯特丹迅速成为欧洲的“异见者天堂”。葡萄牙犹太人逃离宗教裁判所后在此建立繁荣的社区，他们带来了钻石加工业和国际金融网络。法国胡格诺教徒带来了丝绸纺织技术。而来自南方的佛兰德斯艺术家，直接助推了荷兰黄金时代艺术的繁荣。

思想的禁锢也随之松动。由于相对宽松的出版环境，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的“禁书之都”。笛卡尔的名作《方法论》（1637）获准出版；斯宾诺莎——这位因异端思想被犹太社区驱逐的哲学家——得以在相对平静的环境中发展其理性主义哲学，其著作通过阿姆斯特丹的地下网络传遍欧洲；英国哲学家洛克在流亡期间，也深受荷兰思想氛围的影响。这座自由之城的知识分子咖啡馆里，流动着关于科学、哲学、神学和商业的最新讨论。对此，萧拉瑟写道：“如果自由主义正在某些地方面临挑战与威胁，那么，这无疑将愈发凸显探索扩大个人自由可行性的‘试验田’的至关重要价值。”

自由的理念在商业和金融领域得到了最制度化的表达。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VOC）成立，其股票在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公开交易。这个交易所向所有人开放——不论国籍、宗教或社会地位，只要拥有资本就能参与。这是经济民主化的早期形式。1609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通过提供可靠的存款和转账服务，进一步稳定了商业环境，其建立的信用体系超越了个人声誉，成为一种制度保障。在这里，自由与信用、契约紧密绑定。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不再仅仅取决于出身，更取决于财富与信誉，这为社会流动打开了通道。

然而，阿姆斯特丹的自由从来不是无边界的。1672年的“灾难年”，当法国大军压境，国家濒临崩溃时，市民们表现出惊人的抵抗意志。约翰·德·维特兄弟被暴民杀害的悲剧，也揭示了大众激情对理性治理的威胁。这座城市的历史表明，自由是脆弱的，它需要制度的护卫，也需要公民的捍卫。

从水利委员会的社区自治，到宗教宽容的务实政策，再到金融市场的平等准入，阿姆斯特丹的自由主义是一种生长于特定土壤的复杂产物：它源于生存必需，成于商业理性，精于制度设计，并始终在个人自由与社群责任、开放包容与身份认同之间寻求动态平衡。这份遗产，至今仍在影响着荷兰乃至整个欧洲的社会模式。对于这份精巧且耐久的动态平衡，萧拉瑟总结得十分精彩：

阿姆斯特丹的故事，本质上是一部关于“如何与差异共存”的永恒实验。它的历史告诉我们，自由从来不是天赋的静止状态，而是一场需要不断协商、捍卫与重新定义的脆弱平衡。

四海之网

按照萧拉瑟的描述，荷兰有一句古老而脍炙人口的拉丁语民谚：“出海远洋是必需的，但生活不是（Navigare necesse est, vivere non est necesse）。”这句出自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著名军事家和政治家庞培‌的格言，恰好完美注解了阿姆斯特丹的崛起之道——那是一部关于海洋征服与商业创新的史诗。

这座城市位于几条河流入海口的三角洲地带，地理条件本不优越，但荷兰人凭借航海技术、组织才能和商业天才，将北海变成了通往世界的高速公路。故事的开端，是一条不起眼的鲱鱼。十四世纪，荷兰渔民发明了“吉布斯刀”，可以在海上直接取出鱼内脏并用盐腌制，极大延长了保存时间。这催生了大规模的捕鱼船队和加工产业链，北海的鲱鱼成为“海上的黄金”。更重要的是，远洋捕鱼的高风险催生了最早的股份制和海上保险形式，为后来的金融革命埋下伏笔。

真正的飞跃发生在十六世纪末。葡萄牙对香料贸易的垄断和伊比利亚半岛的政治动荡，为荷兰人提供了天赐良机。1595年，科内利斯·德·豪特曼的船队首次绕过好望角抵达东印度群岛，尽管损失惨重，但返航货物的巨额利润震惊了整个国家。随后的“公司热”导致多家公司恶性竞争，推高了东方商品的价格。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共和国大议长奥登巴内费尔特推动了一项天才的整合：1602年，各家竞争公司合并为联合东印度公司，并获得议会授予的垄断特许状。这不仅仅是一家公司，它被授予了宣战、缔约、建立堡垒、行使司法和行政管理的权力，本质上是一个带有商业目的的准国家实体，也是历史上第一家跨国公司。按照萧拉瑟的表述，“（阿姆斯特丹）开创了全球化，并发明了可能是第一个现代官僚机构（即东印度公司）。”

东印度公司的组织结构是现代资本主义的里程碑。早期的合股公司通常在单次航行后结算，而东印度公司的资本是永久性的，股东不能抽回股本，只能在交易所转让股票。这创造了“公司”作为独立、持续存在的法人概念，实现了资本的永久化。同时，它发展了有限责任的实践。尽管特许状没有明确表述，但在实际运作中，股东的责任仅限于其投资，这极大地鼓励了风险承担。

凭借其庞大的官僚和物流体系，东印度公司构建起早期的全球供应链和信息网络——从巴达维亚（雅加达）的总部到遍布亚洲的商馆。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也因此蓬勃发展，不仅交易股票，还出现了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的雏形，甚至催生了人类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资产泡沫——1637年的“郁金香狂热”。

就这样，海上贸易重塑了阿姆斯特丹。十七世纪初开始的“运河带”扩建工程，是城市规划的杰作。三条主要运河（绅士、皇帝、王子运河）呈同心半圆状环绕老城，沿河土地被分割成狭窄的长条地块出售。

这种狭窄的临街面设计，部分源于按门面宽度征税的政策，但也催生了独特的建筑风格：山形墙高耸，顶层设有突出的吊钩，便于吊运货物。运河既是交通动脉，也是排水系统、防御工事和身份象征。城市的仓库里堆满了世界各地的商品：波罗的海的谷物和木材，德意志的葡萄酒，挪威的木材，俄国的皮毛，东方的香料、瓷器、丝绸和茶叶，美洲的糖、烟草和后来罪恶的奴隶贸易商品。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的仓库”，其价格波动影响着欧洲乃至全球市场。

然而，贸易帝国的光辉背后是无法回避的阴影。东印度公司为了垄断香料贸易，在摩鹿加群岛和班达群岛对原住民采取了残酷手段，包括屠杀和强迫劳动。在跨大西洋贸易中，荷兰西印度公司（WIC）参与了罪恶的三角贸易，从非洲运送奴隶到美洲种植园。阿姆斯特丹的许多华丽宅邸和市政建筑，其资金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殖民剥削和奴隶贸易。

这是一个深刻的道德悖论：那些开创了现代公司制度、股票市场、国际金融的先锋，同时也是殖民暴力的执行者。这种复杂性提醒我们，全球化从一开始就交织着进步与掠夺、连接与撕裂、创造与毁灭。

十八世纪后，随着英法崛起和第四次英荷战争的打击，荷兰的贸易霸权逐渐衰落。但阿姆斯特丹留下的遗产是深远的：它确立了以股票市场为核心的现代融资体系，实践了有限责任公司制度，发展出了复杂的国际贸易法和海洋法，并通过其商业网络将世界各地前所未有地联系起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全球化，其最早的引擎之一就在阿姆斯特丹的运河边开始轰鸣。这座城市用它的历史证明，商业不仅仅是交换货物，更是交换观念、制度和生活方式，它能重塑世界图景，哪怕这个过程充满了矛盾与代价。

光影之诗

海上贸易创造的巨大财富，并没有全部转化为奢侈消费或资本积累，其中相当一部分流向了艺术领域，催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艺术大众化”运动。与同时期欧洲其他地区不同，十七世纪荷兰共和国没有强大的教会或宫廷作为艺术的绝对赞助人。新教教堂摒弃了天主教的圣像装饰，而执政的奥兰治家族财力与品位远不能与法国国王相比。原因无他，艺术的主要消费者变成了新兴的市民阶层：商人、官员、医生、律师、富裕的工匠。就这样，西方最早的艺术市场在十七世纪的荷兰诞生。

这是一个需求旺盛、高度细分且竞争激烈的市场。画家必须专精于某一题材以满足特定客户群：历史画、肖像画、风俗画、静物画、风景画、海景画、建筑画等门类齐全。作品尺寸也以适应中产家庭起居室为主，传统的大型祭坛画和宫殿壁画不再是主流。更重要的是，绘画不再是宗教或政治宣传工具，而成为市民表达自我身份、审美趣味、道德观念和世俗信仰的载体。从十七世纪开始，一个荷兰普通家庭可能拥有几幅甚至几十幅油画，艺术真正走进了日常生活。

在这个繁荣的市场中，天才闪耀。伦勃朗·范·莱茵的生涯如同一部从成功到反叛的戏剧。早年他以精湛的肖像画技艺在阿姆斯特丹迅速成名，订单应接不暇。但他不满足于仅仅记录外貌，而是追求戏剧性的光影和深刻的心理刻画。《杜普教授的解剖学课》（1632）将医学讲座转化为一幅关于生命、死亡与知识的哲学图景；巨作《夜巡》（1642）更是一次革命性尝试，他打破群体肖像刻板的排列，用光线和动态构图讲述了一个生动的民兵队出发故事，却因部分出资人认为未被平等突出而引发争议和诉讼。

伦勃朗坚持艺术自主，拒绝妥协，最终导致被市场抛弃，晚年贫困潦倒。无论如何，伦勃朗的画作“记录下当地人的公民意识与内在精神”，萧拉瑟称他为“描绘个体的伟大画家”。可以说，伦勃朗代表了艺术家的自由精神与市场趣味之间的永恒张力。

与伦勃朗的戏剧性相比，约翰内斯·维米尔在代尔夫特营造了一个静谧而永恒的世界。他的作品存世仅30余幅，每一幅都宛如精密的视觉诗篇。维米尔擅长描绘室内场景，常常是一位女性在窗前阅读、写信、倒牛奶或弹奏乐器。阳光从左侧窗户斜射进来，照亮房间一角，空气中仿佛弥漫着尘埃。

《倒牛奶的女仆》（1658）中，简单的家务劳动被赋予了一种近乎神圣的宁静与专注；《戴珍珠耳环的少女》（1665）那回眸一瞥，超越了具体的肖像，成为神秘与美的永恒象征。维米尔可能使用了暗箱等光学器材，但这并非为了机械复制，而是帮助他捕捉和提炼光线与色彩的本质，创造出一个比现实更真实、更完美的视觉秩序。他的画作是对日常生活的升华，揭示了平凡中的神性。

静物画是荷兰艺术的另一大成就。威廉·卡尔夫和威廉·克莱兹·海达笔下的早餐桌，铺陈着闪亮的银壶、半满的酒杯、剥开的柠檬和精致的瓷盘。这些画作不仅炫耀财富和技艺，更隐含“虚空静物”的寓意：盛开的花朵终将枯萎，精美的器皿旁可能有一只倒下的酒杯，骷髅头有时会出现在画面一角，提醒观者尘世繁华的虚妄与生命的短暂。风景画方面，雅各布·范·雷斯达尔和迈因德特·霍贝玛描绘了典型的荷兰低地风光：辽阔的天空、低垂的云层、风车、河渠和乡村小道。这些风景画不仅是对自然的记录，更是在建构一种民族认同，赞美这片从水中夺取的土地的恒久生命力。

风俗画则生动记录了市民的日常生活。扬·斯特恩的作品充满幽默和道德训诫，描绘节庆、家庭纠纷或小酒馆场景；皮特·德·霍赫则擅长表现温馨的室内，通过门廊和窗户的巧妙构图，连接起不同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画家如朱迪思·莱斯特（以夜间场景和欢乐聚会著称）和蕾切尔·鲁伊斯（以花卉静物闻名）也在这个市场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在当时的欧洲是十分罕见的。

在萧拉瑟看来，阿姆斯特丹的艺术繁荣，正是其自由精神与公民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艺术市场解放了创造力，使之服务于新兴阶层的表达需求。反过来，遍布千家万户的画作，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公众的审美、道德和世界观。艺术不再是教堂的附庸或宫廷的点缀，而成为市民社会自我认知、自我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

荷兰黄金时代的艺术革命证明，当艺术创作从单一的赞助体系中解放出来，面对一个多元、健康、竞争性的市场时，它能爆发出何等惊人的创造力，并深刻地反映和塑造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这些悬挂在客厅、办公室、行会大厅里的画作，共同讲述了一个关于勤劳、诚信、家庭价值、对自然的掌控以及对世俗生活之美的深沉热爱的故事，它们构成了现代早期欧洲最生动、最人性化的集体自画像。

千年之际，这座自由之城继续在悖论中前行：它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却永远年轻叛逆；它拥有无数博物馆，却最反对将生活博物馆化；它低于海平面，却从不低头。阿姆斯特丹的精神，或许就体现在那些倾斜的古老房屋中——它们因木桩地基腐朽而倾斜，却用内部结构相互支撑，历经10个世纪而屹立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