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文｜陆弃
8月26日，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称，随着年底所谓“九合一”选举临近，岛内多名基层里长被约谈、调查，甚至有人遭到所谓“神秘单位”登门询问是否去过大陆、见过什么人、是否接受过招待。台北市议员秦慧珠透露，近期已经出现多起类似情况；一名里长更发现，所谓“匿名政策调查”的对象几乎都是国民党籍，问卷还涉及赴大陆经历等敏感问题。与此同时，台北地检署此前向380名里长发出警告信。一次次盘查，一封封警告，正在让原本正常的两岸人员往来蒙上一层政治阴影。
如果只是针对明确违法行为依法调查，当然无可厚非。任何社会都需要维护法律秩序，公职人员也不能成为法律之外的特殊群体。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当“国家安全”“反渗透”等概念被不断扩大，当一个基层里长去大陆旅游、与大陆人士接触甚至接受普通招待，都可能被放进政治审查的框架中，那么问题就已经不再只是司法层面的个案，而是一个社会正在形成怎样的公共氛围。
里长是台湾基层社会非常特殊的一群人。他们直接面对居民，处理社区事务，与民众接触密切，本身并不是中央层级的政治决策者。大陆居民赴台受限、台湾居民赴大陆交流，却在岛内被不断赋予政治色彩，最终受到影响的恰恰是这些最普通的基层群体。过去两岸交流已经持续数十年，大量台湾民众赴大陆求学、经商、旅游、探亲，也形成了复杂而密切的社会联系。如今却因为政治环境变化，许多原本属于日常生活的事情开始被重新解释。
这种变化值得警惕。尤其是选举周期到来之后，政治力量天然存在制造议题、强化阵营认同的冲动。“大陆”“渗透”“安全”这些词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能力，一旦不断出现在媒体和官方话语中，很容易让公众把复杂的两岸关系简化为“敌我关系”。对于执政者而言，这种叙事能够强化支持者的危机意识；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却可能意味着一种持续存在的不安：我去过哪里，会不会被调查？我见过什么人，会不会被怀疑？我参加过什么交流活动，会不会被贴上标签？当一个社会开始频繁提出这些问题，它所损耗的已经不仅仅是两岸交流，更是社会内部的信任。
更值得注意的是，岛内媒体披露的一些细节。如果一项调查真正以政策研究为目的，就应该说明调查机构、调查目的、样本范围以及信息使用方式，并尽可能保持基本的中立性。如果受访者发现所谓“匿名访问”最终集中针对某一政治阵营，又涉及明显具有导向性的政治问题，自然会产生疑问：这究竟是在了解基层民意，还是在寻找政治风险？这种疑问不能简单靠一句“为了安全”来回答。
国家安全当然重要，但国家安全不能成为一个无限延伸的概念。什么行为构成威胁，什么行为属于正常交流，应当有清晰边界；什么情况需要调查，调查又需要遵循什么程序，也应该有明确规则。如果边界越来越模糊，程序越来越不透明，那么“安全”最终可能从保护社会的工具，变成制造社会恐惧的来源。
台湾过去经历过长期戒严，社会对于政治权力介入基层生活留下过深刻记忆。正因为如此，任何涉及政治调查、身份筛选和思想压力的做法，都更应该谨慎。一个真正有自信的社会，不需要靠不断制造恐惧来维持认同，也不需要把正常的人际往来解释成潜在威胁。越是强调民主与自由，越应该经得起不同声音和正常交流的考验。
民进党当局近年来不断强化所谓“认知战”“渗透”“反渗透”等政治话语，其背后有现实的安全考量，但安全问题一旦被选举政治吸收，就容易发生变形。原本应该针对具体风险的制度，可能逐渐变成筛选政治立场的工具；原本应该保护社会的措施，也可能演变成对社会进行持续心理施压的机制。而这恰恰是最危险的地方。
因为两岸关系越紧张，越需要保持民间社会的基本联系。政治可以有分歧，政策可以有争论，但人员往来、文化交流、亲属联系和经贸合作不能被轻易全部政治化。两岸本来就是长期存在人员往来和社会联系的地区，如果把这些现实全部视为“风险”，最终切断的就不只是交流渠道，也包括缓和矛盾所需要的社会基础。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真正能够降低台海风险的，并不是让台湾基层越来越害怕与大陆接触，而是建立更加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交流规则。越是复杂的政治环境，越需要把普通民众从政治对抗中保护出来，而不是让他们成为政治博弈的承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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