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虽小，心情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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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心理健康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已日益被视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同时，个体的心理健康也在很大程度受到其经济状况的影响，其中住房财富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住房不仅是个人及家庭安全感的核心来源，甚至是婚姻市场的“入场券”和代际间传承的财富。而住房财富的增加，真的可以让中国人多点快乐，少些抑郁吗？近期由两位清华大学学者发表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上面的研究利用“国六条”这一特色的中国房地产政策，采用断点回归（RD）的设计，实证检验了住房财富的改善对于个体的心理健康的提升作用，而促进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家庭关系的改善与生活品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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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背景

为稳定房价、促进刚需，中国政府于2005年起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其中，国务院于2006年5月发布了《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简称“国六条”）。政策规定，自2006年6月1日起，对购买自住住房且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的仍执行首付款比例20%的规定，而90平方米以上住房的首付比例不得低于30%。2008年11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又将个人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住房的契税由3%降至1%。

政策实施后，小户型住房因需求激增而获得了更快的价值增长。数据显示，自"国六条"实施以来，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小户型住房价格增速持续高于大户型住宅。而对于 2006 年前已购房的群体而言，他们不可能预知政策而策略性地选择房屋面积。因此，这一独特的政策场景在 90 m² 处制造了一个外生的政策断点。具体而言，恰好在 90 m² 以下（如 89 m²）和以上（如 91 m²）的两类家庭，在政策前的住房财富可被视为是相似的；但政策实施后，拥有 90 m² 以下户型的家庭经历了显著的、意料之外的住房财富正向冲击。这一外生的冲击也为后文分析住房财富对于心理健康的因果效应提供了理想的自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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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及方法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2018年数据，以在城市中于2006年前购房的20-85岁个体为主要研究对象，最终样本包括23312个观测值。在心理健康测度层面，本文使用CFPS中所涵盖的个体K6抑郁量表（得分越高表示抑郁越严重）、生活满意度和对未来信心的评分（两者均以4分以上为较高满意程度）作为衡量指标。同时，本文以90m²住房面积为断点，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其中 为个体 在年份 的心理健康结果； 为处理组虚拟变量，若住房面积小于 90 m² 取 1，否则取 0。 为运行变量（running variable），代表住房面积 与 90 m² 的差，即 。 为一系列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民族、2006 年以前是否结婚、个体受教育年限、父母受教育年限、所居住房屋年龄等。 代表住房面积在 10 的倍数集中出现的虚拟变量，用来控制由于开发商规划或者政策导向等原因促使房屋面积较为偏向被设计或者记录为 10 的倍数而对回归产生的潜在偏误。、 和 分别为县级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和购房年份固定效应。标准误聚类于住房面积层面。

在汇报基准回归结果以前，本文对住房面积是否在断点处被其他因素操纵做出了检验：首先，本文采用Cattaneo等（2020）的局部多项式密度估计方法进行检验，图3中结果显示90平方米临界点两侧的住房面积密度分布无显著跃变（p=0.8675），无法拒绝配置变量在临界点连续性的原假设。

其次，本文根据个体的性别、民族、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年龄、父母教育年限、房龄等前定变量（predetermined variables）进行了连续性检验，图4和表2中的结果均未发现显著断点，表明这些前定变量是连续的。亦说明获得政策冲击的个体与未获得政策冲击的个体在人口统计特征方面是可比的。综上所述，个体对于政策冲击的状态可近似被视为随机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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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结果

1. 对房价的影响：小户型上涨更快

图5展示了住房面积与房价增长率的关系。其中垂直虚线为90m²临界点，虚线之间的区域为95%置信区间。结果显示，在90m²临界点左侧，房价年增长率出现明显跃升。

同时，表3结果显示，受政策影响的住房（≤90m2）的房价年增长率比对照组（>90 m2）显著高出约1.47个百分点，复合年增长率（Compounded Annual Growth Rate）显著高出约1.25个百分点。以对照组平均住房价值72.4万元计算，这相当于每年额外增值约1.06万元，占家庭年均净收入的14%。

1. 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住房财富增长带来“心情红利”

图6展示了住房财富冲击对三项心理健康指标的影响。在90平方米临界点处，住房小于90m2的个体其抑郁水平出现显著向下跳跃，而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和对未来信心的概率出现显著向上跳跃。

表4展示了对于心理健康回归的具体结果。住房小于90平方米的个体其抑郁得分的对数显著降低0.0628，相当于K6得分下降约6.5%；同时，其对于生活满意度和未来信心的概率则分别提高4.58和3.48个百分点（相对提升约8%和6%）。

1. 异质性分析

进一步，本文从年龄、教育、收入和家庭规模四个维度进行了系统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首先，在Panel A中，本文按照样本期内中国法定退休年龄（约60岁）将样本分为两组。在60岁以下（主要从事工作）的群体中，住房财富冲击使抑郁得分显著下降7.27%，但对生活满意度和未来信心的提升不显著。本文认为这与当代青年群体中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更为突出的现实相吻合，而住房财富的增长可以缓解他们的负面心理状态。相反，对于60岁以上（主要为退休人群），住房财富的增加对其抑郁程度的下降不显著，但显著提升了其生活满意度和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其次，在Panel B中，本文以中国九年义务教育为界，分析了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群体受到住房财富增长所产生的差异。结果显示：受到初中及以下教育的人群，其有关抑郁的得分显著下降，而对未来的信心显著提升；而对于受到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群体，其三项指标都不显著。同时，在Panel C中，本文以样本收入中位数为界，分析不同收入群体受到的差异化影响。结果显示，收入低于中位数组抑郁得分显著降低，对生活满意度和未来信心的概率有显著提升，而收入高于中位数组则无显著影响。这背后的逻辑在于财富占比差异。对于低教育和中位数收入以下群体，住房往往占其总财富的比例较大，住房财富增加对其心理影响相对更大；而高学历和中位数收入以上群体的人力资本和收入流更为多元，住房财富波动对其整体影响相对有限。

再次，在Panel D中，本文以家庭规模中位数（3人）为界分析不同家庭规模受到影响的差异。结果显示住房财富的增加对于大家庭的影响更加显著，其原因在于大家庭通常面临子女成长、父母养老等经济和生活压力，住房财富的增值使他们看到了置换改善型住房的可能性，从而产生了更强的心理激励效应。综上所述，本文的异质性分析显示住房财富对于个体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主要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弱势群体中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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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分析

1. 婚姻关系改善

本文利用CFPS数据库中 2014和2018年调查中的婚姻满意度模块，构建了三个二元指标：婚姻总体满意度、对配偶财务贡献的满意度以及对配偶家务贡献的满意度（均以4分及以上为“较高满意程度”）。表6显示，住房财富冲击对婚姻满意度的提升基本为正，但当聚焦于财务贡献满意度时，住房面积为90m2以下的男性对婚姻财务贡献的较高满意程度概率显著提升5.15%。结果说明说明住房财富主要通过经济安全感来影响婚姻质量，而这一效应主要集中在男性。在中国，由于男性通常作为家庭经济的“顶梁柱”，承受着主要的收入压力和住房负担。当住房财富意外增加时，男性的经济焦虑得到最直接缓解，进而改善了夫妻关系中的财务紧张感。

1. 亲子关系提升

本文构建了四个指标对于亲子关系进行检验，表7结果显示住房财富的增加可以显著提升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加大父母对于子女的经济支持和联系频率，而对于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的影响则不显著。整体而言，住房财富提升通过亲子关系增强、经济支持和情感联络三重路径，增加了家庭的和谐关系，进而促进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

1. 子女未来发展投入增加

在中国，子女教育往往被视为家庭最核心的战略投资。表8结果显示：住房财富的增加显著提升了子女对课外辅导的参与度及时间，也显著增加了子女课外辅导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这些教育投资的增加不仅为子女积累了人力资本，更重要的是为父母提供了对未来的希望感。在中国高度竞争的教育环境中，能够为孩子报更多的课外辅导班往往直接转化为父母的心理优势和情绪稳定。

除此之外，本文还验证了住房财富的增加可以提升娱乐支出、减少工作带来的心理压力、改善健康行为等机制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程度。同时，本文通过调整窗宽、考虑可能影响心理健康程度的其他个体特征及政策因素等多个稳健性检验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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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揭示了在中国的情形下，住房财富不仅是经济资产，在长期还可以促进家庭关系和个人生活习性提升个体心理健康。研究结论亦可从关注民众心理健康的层面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制定住房政策提供参考。其中，支持小户型住房、保障刚需群体的住房财富增值，不仅能调节房地产市场，还能通过改善家庭关系和缓解经济焦虑，产生显著的心理健康红利。此外，本研究的发现对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和评估综合性公共政策、促进城市发展方面同样具有广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