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觉醒才是强国之基：从福泽谕吉的现代化观看近代中日变革之路

思想觉醒才是强国之基——从福泽谕吉的现代化观看近代中日变革之路

摘要

近代世界，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轰开中日两国国门，两个东亚国家几乎同时开启近代化探索之路，却走向截然不同的命运。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国家现代化，首要实现思想现代化，其次是制度现代化，最后才是器物现代化。这一论断道出近代转型的底层逻辑。思想是社会变革的根基，如果国民思想依旧被旧时代桎梏，单纯引进枪炮、机器、工厂，只能获得表面的繁荣，无法实现真正的强国。本文立足福泽谕吉的思想主张，对比近代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败得失，剖析思想革新对于国家转型的重大意义，同时辩证看待福泽谕吉思想的两面性，反思近代历史留给当代的启示。

关键词：福泽谕吉；思想现代化；明治维新；洋务运动；近代化

引言

一万日元纸币上印刻的福泽谕吉，不是天皇，不是战功赫赫的将军，也不是内阁首相，而是一位启蒙思想家。一个国家把思想家印在本国最高面额货币之上，足以证明思想力量在日本近代崛起进程中的分量。福泽谕吉留下两段振聋发聩的论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思想的现代化，然后是制度的现代化，最后才是器物的现代化。这个顺序不能颠倒，颠倒了看似走了捷径，实际上前面都是死胡同，是走不通的。”另一句是“人人都想做官的国家，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强盛的。”

回望19世纪的东亚，中国与日本有着相似的历史境遇。闭关锁国的封建农业大国，被西方工业文明强行打破国门，主权遭受冲击，民族危机步步加深。两个国家都看到西方船坚炮利，都渴望摆脱落后挨打局面，走上富强道路。中国发起洋务运动，大办军工企业，造枪炮、建船厂、修铁路，专注器物层面的学习；日本开展明治维新，既引进西方工业技术，更大力改造国民思想，革新社会制度。两场变革结局迥然不同，洋务运动最终甲午战败宣告破产，日本迅速完成近代化跻身世界列强。

历史的结局印证福泽谕吉的观点：器物可以花钱买来，制度可以照搬移植，但国民思想的觉醒无法简单复制。没有思想层面的革新，再先进的机器，再精良的武器，也难以撑起一个近代强国。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福泽谕吉思想的复杂底色，他的启蒙思想推动日本国民觉醒，但其后期“脱亚入欧”理论，也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埋下思想伏笔。看待历史人物，不能只截取其警醒世人的名言，更要完整审视其全部思想，辩证汲取历史经验教训。

一、福泽谕吉的现代化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19世纪的日本，幕府统治末期，社会矛盾已经积累到临界点。德川幕府推行两百多年锁国政策，隔绝日本与外部世界的往来。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驶入日本港口，武力逼迫日本打开国门，签订不平等条约。幕府的腐朽无能彻底暴露，国内社会动荡，商品经济发展，新兴商人阶层崛起，下级武士对幕府统治强烈不满，日本站在社会大变革的十字路口。

福泽谕吉出身下级武士家庭，亲身经历幕府末年的社会动荡。他先后三次远赴欧美，亲眼见识西方社会的真实面貌。他看到西方不只是拥有大炮军舰，更重要的是国民具备独立人格，社会拥有新式教育体系，法律制度保障民众权利。反观日本国内，封建等级森严，民众被尊卑、等级、依附思想牢牢束缚。普通民众没有独立意识，一切服从于封建等级秩序，读书人毕生追求就是做官，依附于封建权贵获取生存资源。

回国之后的福泽谕吉意识到，日本落后的根源，不只是武器装备不如西方，而是国民思想的愚昧与麻木。如果国民思想不改变，就算引进再多西方机器，也无法真正实现国家富强。于是他放弃仕途，投身思想启蒙事业。他创办庆应义塾，也就是今天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前身，办学传播西方近代思想；写下《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著作，书籍在日本社会广为流传。《劝学篇》累计发行数百万册，在识字率并不高的近代日本，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成为日本国民的启蒙读物。

在《文明论概略》当中，福泽谕吉把文明划分为三个层次：精神层面、制度层面、器物层面。器物是外在看得见的部分，枪炮、轮船、工厂都属于器物；制度是国家运行的法律、政体、社会规则；而精神思想，是国民的观念、认知、人格。他提出，文明的发展，必须从精神思想开始向外延伸，先改造人的头脑，再改革社会制度，最后落实到工业器物。如果颠倒顺序，优先学习器物，回避思想改造，变革就会根基悬空。

同时他尖锐批判社会上“官本位”的风气。当整个社会的精英全部把做官当成唯一出路，所有人都追逐权力，人人渴望依附官府获取利益，社会就很难诞生独立的工商业者、科学家、思想家。社会活力被扼杀，国家自然难以强盛。这就是他“人人都想做官的国家，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强盛的”这句话的时代由来。

但是必须明确，福泽谕吉的思想存在巨大的历史局限性。在他人生后期，提出著名的“脱亚入欧”论。他认为亚洲国家愚昧落后，日本应当抛弃亚洲邻国，全盘效仿西方列强，甚至支持日本效仿西方对外殖民扩张。这套思想被日本军国主义利用，成为后来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理论借口。这提醒我们，福泽谕吉关于现代化顺序的反思值得借鉴，但不能全盘接纳他的全部主张。

二、颠倒顺序的尝试：洋务运动只重器物的近代化困境

几乎同一时期，隔海相望的中国，也正在遭受列强的侵略。两次鸦片战争，清王朝被西方列强打败，巨额赔款、割地通商，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清朝统治阶层内部，洋务派官僚看到西方军事力量的强大，得出简单结论：西方取胜，不过是船坚炮利。中国只要学会造枪炮、造军舰，就可以抵御外侮，实现自强求富。于是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就此拉开序幕。

洋务派的改革，完全聚焦在器物层面。他们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军工企业，生产枪炮弹药；建设北洋、南洋水师，耗费巨资购买外国军舰；开设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民用企业；开办新式学堂，派遣学生出国留学。晚清中国，出现一座座新式工厂，一排排新式军舰，一批掌握外语技术的新式人才。从器物层面看，清王朝似乎已经走上近代化道路。

但是洋务运动有一个根本的前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单来说，学习西方的机器、技术、武器，但是坚决保留中国传统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保留传统纲常礼教思想。封建皇权体制不变，传统社会等级秩序不变，社会主流思想依旧是传统儒家旧礼教。这正是福泽谕吉所说的把现代化顺序颠倒：优先器物，回避制度，拒绝思想革新。

普通百姓依旧被封建思想束缚，广大民众没有国民意识，认为国家是皇帝的家国，和普通老百姓无关。社会精英阶层，读书人的最高理想依旧是科举做官，追逐权力地位。新式工厂企业，大多是官府督办，官僚习气浓厚，腐败严重。企业运行依靠官府命令，而不是近代企业的市场规则。管理者多是封建官僚，不懂近代工商业，人才、技术大多依赖外国。

洋务派不想触动旧思想旧制度，只想借用西方技术修补腐朽的封建大厦。大厦根基已经腐朽，只给房屋添置新式家具，终究抵挡不住风雨。北洋水师曾经是亚洲实力靠前的舰队，军舰装备不可谓不先进。但是朝堂之上派系斗争不断，官场腐败，军备经费被挪用；军队内部封建积习深重。1894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拥有先进舰船火炮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几十年的努力，在战火当中宣告失败。

甲午战败，给整个中国社会巨大冲击。朝野上下终于醒悟过来：仅仅学习西方的器物技术，救不了中国。只引进机器大炮，不改造国民思想，不变革落后的制度，再雄厚的硬件，也无法转化成国家真正的实力。甲午战败之后，国人开始转向制度层面的探索，戊戌变法试图改良君主制度；变法失败之后，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完成制度层面变革，但是国民思想依旧没有彻底觉醒。很多人虽然剪掉辫子，内心依旧满是封建旧思想。正如鲁迅笔下刻画的国民众生相，封建思想深深烙印在普通民众心中。于是又有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开启思想启蒙，改造国民思想。近代中国的探索，恰恰反过来印证福泽谕吉的论断：器物容易得到，制度可以推翻重建，但是思想的现代化，才是最艰难，也最根本的一环。

三、顺序的践行：明治维新思想先行的变革之路

反观日本的明治维新，改革的路径，很大程度上践行福泽谕吉的现代化逻辑。明治政府建立之后，推行“文明开化”国策，把改造国民思想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首先是教育改革。日本大力普及近代国民教育，建立新式学校体系。不再只传授传统封建儒学，普及科学知识，灌输国民国家观念。教育面向全体国民，打破武士阶层对知识的垄断，普通平民子弟也获得受教育机会。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塾，培养大批新式人才，这些人才后来进入日本社会各个领域，工商业、新闻、政府部门，成为近代日本建设的骨干力量。

其次是破除封建旧习俗旧等级。废除封建武士特权，取消士农工商严格等级制度。提倡独立人格，倡导国民摆脱依附权贵的旧观念。社会传播平等、独立、进取的近代思想。大量翻译西方书籍，西方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著作大规模传入日本，社会思想风气发生巨大改变。

在思想启蒙打下基础之后，日本推进制度变革。废除幕府旧体制，建立近代君主立宪制度，颁布宪法，设立议会；改革土地制度，取消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废除封建行会，扶持近代工商业发展。制度扫清障碍之后，再大力发展工业，引进西方机器技术，建设工厂、铁路矿山。思想、制度、器物三层变革层层推进。

当然，我们也要客观看待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并不完美，改革保留大量封建残余，天皇权威被无限放大；同时受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等思想影响，日本走上对外军国主义扩张道路。改革之后国力迅速提升的日本，很快就把侵略矛头对准朝鲜与中国。1894发动甲午战争，之后不断对外侵略，给亚洲各国带来深重灾难。

明治维新证明，思想解放可以快速推动国家走向近代化，但思想启蒙不等于正义。脱离正确价值约束的强国，也会走上侵略他国的错误道路。福泽谕吉的现代化顺序有其合理之处，但他的对外扩张思想，必须予以批判。

对比中日两国近代道路，我们可以清晰看见：洋务运动，优先器物，回避思想制度变革，最终失败；明治维新，思想启蒙先行，再变革制度，发展工业，快速实现近代转型。但是日本的近代化，也存在致命缺陷，思想启蒙缺少和平正义的底色，最终滑向军国主义。

四、解读福泽谕吉两句名言背后的深层社会逻辑

第一句话：现代化顺序，思想、制度、器物不能颠倒。

器物现代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工厂、武器、基建，能够短时间内快速引进。花钱买设备，请外国技师，就可以建立起来。但器物是由人来操作运行的。如果操作机器的人，头脑还是旧时代的思维，缺乏科学精神，缺乏公民意识，固守等级依附观念。先进的机器，也发挥不出应有的力量。

制度是社会运行的规则，法律、政体、经济制度。制度可以照搬别国的条文，一纸法令就可以颁布新法律。但是制度要落地生效，需要国民思想观念与之匹配。如果国民思想还停留在旧时代，就算颁布先进法律，新制度也只会流于纸面，无法真正落地。当民众没有契约精神，没有公民意识，再好的制度也会被旧习惯消解。

思想现代化，是改造人本身。更新国民的认知、思维、价值观念，培育独立理性的现代人格。这是最慢、最难的一步，没办法靠花钱购买，没办法靠一纸命令立刻实现。但是思想是底层根基。人的思想完成更新，才能够真正理解、运行新制度，才能够用好先进的技术器物。这就是现代化顺序不能颠倒的根本原因。

第二句话：人人都想做官的国家，很难强盛。

官本位，就是整个社会把做官当成最高价值追求。社会优秀人才全部挤向权力体系。大家奋斗目标是获取官职，依靠权力获得财富地位。工商业、科学技术、文化领域，得不到优秀人才。

当社会精英都追逐做官，就很难诞生强大的民间工商业群体，很难诞生潜心钻研的科学家思想家。社会创新活力被压制。大家一心依附权力，缺少独立创造精神。社会的财富创造、技术进步就会缺少动力。一个强盛的现代国家，需要多元的人才出口，人才流向科研、实业、文化、各行各业，而不是千军万马全部涌向官场。

当然，这句话不能极端化理解。不是说做官没有价值，公职人员是社会运转必不可少的部分。而是整个社会不能把做官当成唯一的成功路径。各行各业都要有价值，都能吸引人才，社会才会充满活力。

五、历史启示：思想革新对于国家发展的现实意义

回望百年历史，福泽谕吉的观点，为我们理解近代国家转型提供参考，但我们不能照搬日本的经验。近代中国，经过无数先辈探索，经历新文化运动、革命斗争，完成思想解放，建立全新制度，才一步步实现国家独立富强。

第一，国家发展，硬件建设固然重要，但人的现代化才是根本。高楼大厦、先进科技是国家强大的外在表现，国民的思想素养、科学认知、精神面貌是国家强大的内在根基。科技可以引进，设备可以采购，但是国民科学素养、理性精神，需要长期教育培育。国家的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

第二，破除狭隘官本位思维，鼓励多元发展。现代社会，社会分工高度复杂。国家强盛，既需要优秀公职人员，同样需要实业家、科学家、工程师、文艺工作者。让各行各业都获得尊重，不同领域都可以实现人生价值，社会才能释放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第三，思想解放不是全盘照搬外来思想，要立足本国国情。福泽谕吉倡导学习西方，但是日本后期全盘拥抱列强逻辑，走上对外侵略道路，带来灾难。思想革新不等于抛弃自身历史文化。思想进步，应当是吸收外来优秀文明成果，结合本国历史实际，形成属于自己的思想文化。近代中国思想启蒙，没有全盘复制西方，最终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实现民族独立，就是最好的证明。

第四，要辩证看待历史人物，不能只截取只言片语。福泽谕吉关于现代化次序的思考有借鉴意义，但是他的脱亚入欧、支持对外扩张的思想是错误的。我们读历史人物名言，不能断章取义，要放在完整时代背景下评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结语

福泽谕吉写在一万日元纸币背后的两段话，穿越百年依旧引人深思。器物易得，制度可改，思想最难革新。近代东亚两个大国的命运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真正的崛起，首先是思想精神层面的觉醒。没有思想的革新，再光鲜的硬件，都如同建立在沙土之上的楼阁。

历史已经翻过，近代屈辱的岁月早已远去。但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道理依旧值得回味。强国绝不只是枪炮工厂与高楼大厦，更在于国民精神的觉醒。当然我们也要时刻谨记，思想解放必须坚守正义和平的底色。思想的觉醒，应当用来谋求本国人民幸福，而不是走向对外掠夺扩张。以史为鉴，读懂近代变革的得失，才能够更好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