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在浦东机场打车后被“抛客”后的处理

这个夏天，上海除了热，还有午后的暴雨和隔三差五的台风。我除了像每个暑假那样，带孩子老人去旅行，回上海后就基本窝在家里，做饭、看书、追《重器》。女儿不肯跟我回沪，赖在东北姥姥家，有好吃的，有表哥带着玩，舒服得不想走。但提前给她订好了机票，没想到那天台风，飞机晚点，她在机场等了五个小时。本来我要去接，可起飞时间一再推迟，夜里开车让夜盲症的我犯怵，而且对上海的治安和管理迷之自信的我跟女儿说，到了直接上出租车站点排队打车，妈妈在家等你。

晚上十一点多，她上了车，海博，沪Ab XX x x。然后手机定位我就看着不对劲——路线偏了，没往市区走，往申江路那边去了,我跟女儿始终保持着对话，大概11点半她说司机说车出事故了，让她付200块，正在用手机给她叫了辆网约车.....我一面在屋里来回走，一面后悔没去接她，但这时候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盯着定位，不停的问她的情况，上车了没有.....谢天谢地，女儿离家越来越近，我到楼下去等她。网约车司机路上跟她聊，问她“怎么出租车不拉你了”，又说“你被骗了吧，给那200干啥”。女儿回家就嘟囔着说被骗了。我赶紧让她洗澡睡觉，别想这事。

第二天早上，我越想越不得劲儿。正规出租车，机场站点上的车，还能出这种事？于是我拨了12345。没两天，海博的人回电话，道歉，说核实一下是不是真有事故，没有拉到目的地无论任何原因都不能收费，然后支付宝退了200。我跟他说，上海的正规出租车在浦东机场拉客，不能这么不符合规范的，影响大家对上海的印象，行吧，处理也算及时。

没想到的是，过两天，浦东机场公安局打来电话，说要约我做笔录，说可能要拘留那个司机。我当时就愣了：“啊？没这么严重吧？”

公安那边说要严惩这类现象。我一下子就不知道怎么接了。

这让我想起来十几年前的事儿。那时候我刚当妈，女儿还抱在怀里。上海街头还有好多乞讨的，我最怕看见那种抱着“永远睡觉的孩子”的——孩子一动不动，脸色苍白，眼睛闭得紧紧的，像个假娃娃。我每次路过都要停下来看半天，蹲在那儿盯着孩子的胸口看有没有起伏，有时候还伸手假装逗孩子，其实是去摸孩子的呼吸。有一回，在家门口，我几次看见同一个妇女抱着个婴儿，孩子也是全程不睁眼，大夏天裹着薄毯子，越看越不对劲。我走过去问：“孩子多大了？怎么了？”他含糊说睡着了。我问她家乡是哪里，她居然两次回答不一致。我当时心跳得咚咚的，脑子里就一个念头——这孩子要是被拐的怎么办？我掏出手机就打了110。我守在原地等警察来，把孩子和那女的都带走了。我跟着去做笔录，把看到的、问到的、怀疑的全都说了。回家之后我还放不下，过两天打电话去派出所问结果。那边跟我说：“查了，孩子在村里租的，不算拐卖。”我当时气得手都抖——什么叫“租的”？租孩子出来乞讨就不算伤害？就不算利用儿童？但我没办法，只能挂了电话。

这种路见不平的劲儿，并没有因为年龄增加而消减哪怕一点儿。 我要给市长信箱写信，要提意见；我还给政府写专报，要提建议。我就是要以水滴穿石的微薄之力，促进这个社会的进步。心里总是较着劲儿。

孩子爸爸之前提醒我“枪打出头鸟”，以前的领导也提醒我“你是不是太敢说话了”。随便吧，我一个小卡拉米，只能做我认为对的事情。

但这一次，当警察说要拘留那个司机的时候，我真的犹豫了。

我投诉是应该的。但扪心自问，这个司机如果不是真的车辆事故，最多就是想趁着台风天打车人多，折回机场再拉一单。目的是赚钱。他没有伤害我女儿，虽然收了200元，但花了50元给她打了网约车，并没有把她丢在荒郊野外。我最近在追《重器》，对犯罪分子都会怀有最起码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尊重，何况这位司机——他或许违规了，但真的至于被拘留吗？

这就是我矛盾的地方。我常常在想，什么叫“公民意识”？大概就是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一个“老百姓”，还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有权利，也有责任 。权利意识让你知道什么时候该站出来说话，责任意识让你知道什么时候该退一步想想 。它不是简单地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也不是消极地遵守法律，而是一种社会道德意识 。

十几年前我报警抓“租孩子乞讨”的人，是公民意识。今天我投诉那个出租车司机，也是公民意识。但这份意识里，该如果有对“度”的把握，对他人处境的体谅，对惩戒是否过当的追问。

也许是我爱阅读或我太爱做梦，我总有表达欲。我不知道哪来那么多正义感、那么多意见要花时间去表达。但只要表达，就会“被骂”。上一篇我抱怨山姆超市过度包装的随笔，被人说成是营销。在很多人心里，没有无缘无故的表达。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做事的驱动力终究是“利益”，“公民意识”是个别人的唱高调。

可我不这么认为。这次的事让我看到，上海的治理确实在进步。 拒载、议价、中途抛客、多收费等8类违规行为都会被纳入限制名单 。首次违规，限制进入枢纽场站3个月；第二次6个月；第三次永久禁入 。三个月里已经记录了359起违规 。公安说要拘留司机，说明执法力度在加码。

但同时我也在想——严惩和适度之间，那条线在哪里？公民行使监督权的同时，是不是也该有一份对“人”的基本尊重？女儿这件事，我会配合警方做完笔录。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但我内心依然希望，对那个司机的处理，能有一个恰如其分的结局。

毕竟，公民意识的最高境界，不是把每一个犯错的人都推向绝境，而是在推动规则完善的同时，仍然保有一份对人的悲悯。

我还会继续投诉，继续写信，继续提意见。但我也许始终会记得——那个深夜，一个出租车司机为了多赚一单钱，把一个小姑娘转给了网约车。他做错了，但他没有恶到需要被毁掉的地步。

这就是我一个“小卡拉米”的公民意识。不高级，不完美，但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