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心理结构》第一章 依赖心理的研究

《日本人的心理结构》原名《甘えの構造》（俗称《撒娇的结构》），是日本精神科医生土居健郎1971年出版的文化心理学经典著作抖音百科。作者结合留美时的跨文化冲击、临床精神医学经验，提炼核心概念“甘え（依赖 / 撒娇）”，把婴儿渴求母亲包容、渴望与他人融为一体的心理原型，用来解读日本人的人际关系、义理人情、内外有别的社交模式与部分精神病理现象；对比西方强调个体界限的思维，剖析这种依赖心理在日本社会的利弊，同时探讨现代社会转型之下该心理模式遭遇的冲突与困境。

第一章 依赖心理的研究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在提出依赖心理概念时自己所经历的一场东西文化的冲击。

1950年我得到美国占领地区救助奖学金，前往美国学习精神病理学。时值二战后不久，美国的物质生活之丰富令人眼花缭乱，美国人自由豪放的性格，更让我敬佩不已。与此同时，也感到十分困惑，我的思维方式、内心感受似乎都与美国人格格不入。记得刚到美国不久，经朋友介绍，我去拜访一位美国人，见面叙谈了一会儿，主人便问：“您饿了吗？有冰激凌。”我一时不知怎样对答才好，尽管肚子是有点饿，但毕竟是初次见面，实在不好意思直吐实情，便说：“还不饿。”本以为他还会再劝上几句的，谁知主人听了我的话只随意地说了句“是吗？”就过去了。我马上有点后悔，应该坦率回答才好。后来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我就想，要是日本人的话，一定是先将食品端上来给客人，而不像美国人那样直截了当地先问客人是不是饿了。还有一次，也是刚到美国不久，指导我工作的医师帮了我一点忙，记不得为了什么，总之是件很小的事情，事后我想表示一下谢意，说了声“I am sorry（对不起）”。那位医师神色怪异地望着我：“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吗？”一时弄得我十分尴尬。我总以为“谢谢”是对同辈用的，跟长者说不太合适。如果用日语，我会说“太感谢了”，或“实在过意不去”，可遇到用英语时就不知如何表达才好，结果脱口而出，说成了“对不起”。当时面对窘境，我已隐约感到这恐怕不单是语言方面的障碍。还有一件事情对我刺激不小，一位美国朋友请我去做客，饭前，主人问：你要喝酒还是喝清凉饮料？我说：喝酒吧。于是，主人又接着问：要苏格兰威士忌还是波旁威士忌？我刚表示了取舍，他又让我决定怎么喝。如此一番真是烦琐极了。好在正餐上桌后没有那么多麻烦，但吃了饭主人又开始问起来，是喝咖啡，还是红茶，要不要放糖，或加不加牛奶……等等。我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所谓美国式的礼貌待客，不过心中直嘀咕，什么大不了的事，何必这么麻烦。美国人干嘛对这些琐事如此认真，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拥有选择的权利，是一个自由的人。这也多是因为我还没有习惯美国式的社交，其实一旦习惯了，也就不再瞻前顾后——介意了。回想起来，日本人也有询问客人的习惯，不过一般那是对熟悉的人，要是生疏的客人，总是先端上食物再说上一句客气话：“这也许不太合您的口味。”相比之下，美国人可不会问客人是否喜欢正餐上的饭菜，他们总爱得意扬扬地向客人炫耀一番自己的烹调技术如何如何。我实在不明白，既然如此，又何必让客人挑选什么饮料呢！另外在我还没有习惯英语会话时，极不爱听美国人常说的一句客气话“please help yourself（请便）”，这话的意思是“请随便用”、“请自便”，直译成日语的话，那就是“请自己来吧！”我觉得这话显得语气很冲，不太礼貌。按日本人的礼节，待客时要一直细心地留意观察客人的情绪变化，对初来乍到的客人说“请随意！”未免显得太失礼，实在是率直得有点不敬了。我逐渐觉察到，美国人一般不像日本人那么注意关心体贴人。一个远离家乡只身在外、本来就孤独寂寞的人，再加上被这些茫然不解的东西纠缠着，初到美国时我每天忐忑不安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偶然认识了一位美国妇女，她借给我一本本尼迪克特写的《菊与刀》（C.E.图特公司，1954年），我一气就读完了。真是写得妙极了，好像许多地方都在说的是我，其中的描述都与我的身影重复。当然引起我最大兴趣的还是她论述美国人与日本人的心理差异部分。

两年的留美生活结束了，1952年回到日本后我下了决心，一定要弄清楚日本人与美国人到底在哪些地方不一样。在接触患者时我总是仔细观察，注意倾听他们怎样表述自己的病情，并且苦心琢磨着如何用日语准确地记下他们叙说的病状。当时日本的精神病医生，都习惯用德语记录患者的症状。他们把德语中的日常用语都视为医学专门术语，凡是用德语表达不出来的意思，自然就被省略了。这种奇妙的现象不仅是在精神病学科，其他专业学科也大抵如此。在美国留学时，我看到其他外国医生都是用母语写病历，用母语诊断患者的病理。那个时候我就想过将来给日本人看病时也一定用日语写病历，用日语思考问题。经过种种实践努力，我逐渐发现，倘若日本人的心理有什么特点，那一定同日语密切相关。

1954年在东京召开美国军医精神病医学会，会上我对日本精神病医学作了概括介绍（《日本精神病学》，载《美国精神病学杂志》卷3，691—695页，1955年），并阐述了如下见解：若采用投射法来测试日本人的心理特征，即便能得出某些结果，但绝不可能真正抓住日本人的典型特征，因为心理测试法是以欧美人为标准设定的。测试的结果，不过是站在欧美人的立场所观察的日本人的特色，超出其范围的内容则无法测出。“一个国家的国民性，只有谙熟这一国家的语言才可能把握之。因为一个国家的语言里蕴含着该民族的灵魂，所以每一个国家的语言都是研究本民族特性最佳的投影法。”我在那次讲演中对“依赖”这个词所包含的特殊意义究竟有多少认识现在已记不清了，但可以肯定，通过大量的观察，我已经意识到日本人对“依赖”这个词赋予了特殊意义。那时我在东京大学医学系精神病理研究室工作，记得有一天和教研室主任内村祐之教授交谈，我说“依赖”好像是日语独特的词汇，内村教授表示不太理解，“是吗？你看连小狗都知道缠着人撒娇呢？”他想说“依赖”是包括动物在内的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怎么可能只有日语才有，而在其他语言中没有呢？我想这不正好说明日语独特的表现“依赖”之重要所在吗？它与日本人的心理特性一定是密切相关的。

1955年我再次赴美，在西海岸地区的美国精神病学会上作了《日语与日本人的心理》（《西方论坛》，斯普麦出版社，1956年）的论文发言。发言中，我从语言与心理的关系着手论述“依赖”心理，举出日语的一系列有关词汇，如“纠缠”、“乖僻”、“拘泥”、“对不起”等，并对“气”的概念进行了详细说明。我的目的当然是在于阐明日本人的心理特征，而这次发言也为我以后研究精神病理学打下了一个基础。学会结束不久，著名的精神分裂症学家弗里达·弗罗姆·赖克曼博士突然寄来一封邀请信，希望我给他们研究所做一次研究报告。我非常兴奋，很快与她见了面，其实她本人并不是研究日本人心理的，但她对日语的“依赖”以及“气”的概念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好像也看出来日本人有肯定“依赖”的心理状态，并认为非人称的“气”的用法类似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语言。我在该研究所做小组报告时，研究词汇学的早川先生也在座，他是出生于加拿大的第二代日侨，基本上不会日语，也不太懂我列举的那些表示依赖心理的词汇（后来他任加州大学旧金山市分校校长因镇压学生运动扬名于世）。在讨论会上，他提出过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即依赖的感情与天主教徒对圣母所抱的感情是否相同？

不久，我第一次用日语写了一篇关于“依赖”心理的短文（《爱育心理》15号，1956年），文章首先引用了作家大佛次郎在《归乡》中借主人公恭吾说的一段话：“说起日本人，我最讨厌的是，一家人动辄去相互依靠，要不就是彼此憎恨，对此我早就看透了，自家人和邻居不都一样吗！”在伯克利大学国际交流中心认识的数学家伊藤清教授曾劝我读这本小说，正是身居异国他乡一个人思考依赖心理的时候，恭吾的这番话引起我的强烈共鸣，我在引用了这段话后做了以下补充：“只有长年侨居海外的人，才能真正体会主人公悟出的这段人生感受。”我开始察觉，在美国受到西方文化冲击后，自己的确是有些变了。

我带着一种新的感觉回到了日本，周围的人简直跟《归乡》中主人公恭吾说的一模一样，除了“依赖”还能用什么更能表达日本人的特征呢？

以上所述是我对依赖概念之重要的认识过程。第二次从美国回来，我开始有意识地带着问题去观察周围，许多以前隐约模糊的东西都显得格外清晰了。大概是1956年刚回国的时候，我接连看了两部电影。一部是据弗朗索瓦·萨冈小说改编的《你好，忧愁》，另一部是室生犀星的《杏子》。两部影片都以父女关系为主题，但在处理手法上显出微妙的不同，我觉得很有趣，《杏子》的父亲一直怜悯女儿的婚姻不幸，杏子也尽享父亲对自己的爱怜，两个人的关系特别亲密且很自然。再看《你好，忧愁》，只见女儿整天跟她的男友泡在一起，做父亲的不知什么时候又带来个新女人，父女二人看上去在各寻其乐，互不干涉，但实际上彼此都很关注对方的行动，保持着一种心理上的张力。影片向观众暗示女儿始终在暗中嫉妒父亲与其情人的关系。当我意识到这点时顿然醒悟，原来如此！这不正是日本与西方亲子关系的不同所在吗！另外，还有一件颇有些戏剧性的事例使我更加确信“依赖”是日语中的一种独特表现。

有一个为恐怖症困扰的患者，是混血儿，有一天我问她母亲一些关于患者的出生情况及经历。她是生在本国的英国人，所以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在用英语谈话时，偶尔涉及患者小时候的情况，她突然冒出了一句日语：“这孩子小时候不太爱撒娇。”接着又继续用英语。我特意在谈话告一段落时，试探着问她：“刚才您说这个孩子不太爱撒娇，为什么要用日语呢？”这位英国妇女思索了一会儿，回答说：“用英语无法表达这个意思。”这一现象充分反映出“依赖”、“撒娇”的语言特征，并说明它所表现的事实带有普遍性。

许多临床经验使我相信“依赖”这个概念的确对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很有用。除了以前在美国发表的论文中列举的词汇，我发现日语里还有许多表示“依赖”心理的词都有助于了解患者的病态心理，比如“挂念”、“闹别扭”等等。我在1957年第五十四届日本精神、神经学会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通过迄今为止的临床经验，首次提出了“依赖”的概念（“神经质的精神病理——特别是关于偏执症的精神力学”，《精神神经志》卷60，7号，733—744页，1958年）。报告中我运用“依赖”概念分析阐明了森田学说中著名的神经质“过度集中”一说，同时也批判了森田学说中把神经质患者的一些难以自控的症状看作是注意力过度集中而引起的精神相互作用的观点。通过实际治疗，我认为，在过度集中的背后，是一种想“依赖”而又不能“依赖”的心理在作为原动力起着作用。我的分析还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日本大家都知道什么叫神经质，为什么像森田学说这种日本特有的神经质理论得以诞生等等，同时也为研究日本人特性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依赖”一词所包含的意义如此深邃广远，我就像新发现了一条丰富的矿脉，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报告后，我继续深入研究，不仅把神经质，而且将精神病也看作是一种“依赖”的病理，努力以“依赖”的观点去考察各种精神病理。

我发现“依赖”与“自我”意识之间也有着紧密的关系，日语的“自己”是一个耐人深思寻味的词，与西语的外来语“自我”、“个人”等抽象名词不同，指的是一种具体的意识。在日语里，可以将自己表达为“有主见”、“缺乏主见”或“没有主见”等。

我在1959年第五十六届日本精神神经学会上曾强调：自我的意识乃是以“依赖”心理为前提，其表现的形式又与“依赖”相对立（“自己与依赖的精神病理”，《精神神经志》卷62，1号，162页，1970年），也就是说，所谓“有主见”的人能够把握住“依赖”，而“没有主见”的人则易陷入“依赖”。一般来讲这是针对正常人的情况，那些患有精神分裂症，自我意识异常强烈的人通常有潜在着“依赖”的欲望，但由于未能通过“依赖”与他人进行交流，所以没有产生“自我”意识的土壤。当他们需要选择是否应该“依赖”时，会突然发现竟“没有自己的主见”。会上我还一直在思考“依赖”心理在精神发展理论中如何定位的问题。“依赖”心理本来是婴儿对母亲的一种感情，按精神分析理论它应当产生在“恋母情结”之前，相当于弗洛伊德说的婴儿最初选择对象时所产生的原始的朴素感情。当然弗洛伊德也注意到这种感情会影响婴儿今后的发育成长（《爱情心理学的贡献——性生活转化的普通形式》，《弗氏文集》卷4，204页，1950年）。但是，在理论上，特别是在导入“自恋”的概念以后，弗洛伊德并未赋予其更重要的意义，弗洛伊德以后的精神分析专家们也没作任何评述。我认为被置之一旁的主要原因恐怕在于西欧语言中没有像“依赖”这样贴切的语词。1959年我偶然翻阅巴林特·米契尔的《初恋与精神分析法》一书，发现作者企图用渴望“动爱”这个晦涩的语言所要表达的，正是“依赖”的心理。他说：“西欧语言不能区别能动与被动的爱，就这一点未免显得词汇贫乏。”读了这段话后我又惊又喜，它证实了我的推论：“依赖”在精神分析中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深信，日语在日常用语中，用“依赖”表示被动的爱，它本身就是日本社会与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1961年夏天，一个绝好的机会让我总结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社会人类学家威廉博士在檀香山第十届太平洋学术会议上，主持“文化与国民性”的专题讨论，推荐我去参加。几年前我们就认识，他也经常来日本进行研究访问。会上我发表题为《理解日本民族特性的重要概念“依赖”》的论文。我对至今研究的状况进行了总结概述后，指出依赖的概念与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科迪尔等的研究相辅相成，与中村元从研究宗教的角度论述日本人思维方式的结论也一致（《东方人的思维方法3》，春秋社，1972年）。在论文的结尾处我就日本战后的精神状况进行了如下说明：战败后，日本虽然解除了天皇制和家族制度在思想上的禁锢，但它并不意味着日本人建立起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思想的解放丝毫未减弱人们相互依赖的心理，反而造成日本精神和社会的极度混乱。

1961年年底，我应威廉博士的邀请，再次前往美国，在马里兰州的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做客座研究员，前后逗留了一年两个月，此时有机会重新观察美国精神病医生接触患者的实际情况，我经常在单面透明的接待室外面观察医生与患者及其家属的谈话。总的来说，美国的精神病医生面对患者失去自我控制时，表现得极为迟钝，也就是说，他们几乎体察不到隐藏在患者内心深处的“依赖”情感。其实我在第一次访美时就有过这种体验，这次通过精神病患者又得到确认。为此我还专门听取了许多精神病医生的意见，询问他们是如何处理设定各种问答内容的。其结果，和我所料的回答基本相同。尽管如此，还是令人吃惊，他们毕竟不同于一般的人，再怎么说都是治疗精神或感情疾患的专家，这些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居然一点都感受不到患者心灵深处那种渴望被爱的希求。我不得不承认，文化对人们的制约是多么根深蒂固的啊。

根据以上的观察，我写了一篇题为《关于孤独感的若干考察》的论文，这本来是受匹兹堡大学和耶鲁大学精神病理研究室及华盛顿精神病学校邀请准备的讲演稿，后来发表在精神病理杂志上，题目改为《关于孤独感和渴望爱的若干考察》（《精神病学》26卷，266—272页，1963年）。文中我针对精神病研究的现状论述了日本与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指出建立在精神分析或精神疗法基础上的自立标准，可以并应该成为患者努力达到的目标，但它不应当成为治疗过程中的指导原理。如果担任治疗的医生不懂得这一点，他将会使患者陷于极度不安的状态，却无法理解患者的心情。总而言之，我从“依赖”的角度上批判了美国精神疗法的现状，同时对其文化背景——现代西方文明提出质疑。我认为“神只拯救自助者”于17世纪之所以成为名言，足以证明西欧到近代伊始始终是崇尚自立精神的，接着我谈到弗洛伊德的宗教论（《幻想未来》，《弗洛伊德选集》卷8，日本教文社），其中的问题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人们凭借对神的信仰可慰抚自身的软弱无力感，其实未必如此。他所坚信的人本主义或许有从心理上消除这种软弱无力的作用，而事实证明，在精神分析法影响下大多数美国精神病医生对患者的软弱无力总是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

1963年1月，我还在美国时，一位教授在百慕大群岛主持召开了关于日本近代化问题的会议，我应邀参加会议并作了题为《义理与人情之我见——论现代日本社会变革》（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7年）的报告。这是根据1961年在檀香山发表的《依赖——理解日本国民性的关键概念》一文加以补充发展的。明治以前，日本人的道德观“义理”与“人情”实际上是以“依赖”心理为核心的，明治政府确立的天皇制成为超越阶级与阶层的精神支柱。从这个意义上看，日本是在继承传统的义理、人情基础上走向近代化的。在论文中我还谈到日本战后一段时期精神上的混乱状态，指出丸山真男在其所著《日本的思想》（岩波新书，1961年）中提到的日本人的被害意识之强烈也与“依赖”心理密切相关。实际上自上述观点发表后，我一直还在思索这一问题，尤其在目前的社会形势下，我们必须对此给予特别的关注（本书后面将详细说明）。

百慕大群岛会议结束不久，我回到日本立刻着手修订1956年版《精神分析》（共立出版社，1956年），试图从“依赖”的观点对精神分析法进行全面修改，这个想法早在读巴林特的论文时就已经萌发，为此也发表过两三篇论文，1965年书稿《精神分析和精神病理》终于修改完毕。在该书序文中，我说“依赖”的概念可看作理解精神分析理论的支柱，不可思议的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居然缺少这一核心概念。当然弗洛伊德也不是完全没有类似的概念，比如他说的幼儿期希求被爱，虽未受到重视，但有关同性恋感情的论述却与“依赖”的概念很相似。弗洛伊德认为同性恋感情在神经质与精神病中扮演着病原性的角色。在1963年秋季的精神病理座谈会上，我围绕日本人的神经症特点，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精神医学》卷6，2号，119—123页，1964年），认为日本人的“依赖”情感，在欧美通常只有通过同性恋才能体验到，它恰恰反映日本与欧美文化社会的不同（详见第四章《同性恋感情》）。另外，我以“依赖”概念做出发点进一步研究精神分析理论，把视野扩展到日本人特征以及现代社会的各种现象上去。

1960年我在《桃太郎》与全日本学生运动联合会》一文中，阐述了自己对震撼整个日本社会的全日本学生运动联合会的看法（《爱育心理》124号，1961年3月）。我把学生们比做桃太郎，因为他们像太郎一样热衷于惩恶劝善，这个没有亲生父母从桃子里跳出来的精灵太郎的故事，象征着学生们与社会存在着明显的代沟。围绕这一主题，1968年我在报纸上撰文，题为《斗志昂扬的现代青年》（《日本经济新闻》，1968年11月24日，参照第五章《青年的反抗》一节）。这篇文章的确是因为学生运动日益激化，实在不能坐视。我没有像当时某些评论家那样，把学生们一概视为不谙世事的年轻人，这并不是说我没有看到他们企图依赖的幼稚之处，而是我认为如果只责怪他们，是收拾不住事态的发展的。因为较之学生们幼稚的依赖心理，社会权威的丧失乃是更为严重的问题。

之后，学生运动开始走向极端，号称“全共斗”的新左派们以其独特的暴力革命理论，笼络了一大批青年。我很苦恼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现象，特别是“全共斗”的暴力分明是一种加害者的行为，但他们却让被害者感到自己是加害者。开始我为之迷惑不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妙的现象？后来终于发现，“全共斗”的学生始终是把自己置身于被害者一边。几年前写《义理与人情》时我已经注意到被害者意识这个问题，于是在“加害者意识与被害者意识”（《批评》卷16，2—13页，1969年）一文中就被害者意识之重要作了如下论述。持被害者意识的人不仅是个人受害的问题，他们往往将自己同所有被压迫民族、贫困者、精神病患者视为一体，他们无所依靠，情愿站在被害者一边。我认为这正是当今青年造反运动风云世界的共通心理。多愁善感的青年一代敏感地觉察到一场危机将要席卷世界，被害者意识更是在痛苦地折磨着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讲，被害者意识是一种现代精神。令人惊叹的是，日语中竟有“被害者意识”这么一个通俗易懂的词来表示它。当然日本人理解熟悉被害者心理与日本首次遭到原子弹爆炸有着不可思议的缘分。

以上便是我研究“依赖”心理的概况，下面将分别详述。第二章《彼此依赖的社会》，用依赖心理梳理出一条贯穿整个日本社会的脉络。第三章《依赖心理的理论》，通过分析依赖的语言探索其心理结构，并揭示依赖与日本精神文化的关联。第四章《依赖心理的病理》用通俗的语言叙述依赖心理的病理现象。最后一章《依赖心理与现代社会》，则是根据依赖的观点评论目前各种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