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爆雷之后,利用离婚、离岸信托做资产隔离,已经成为不少大型民企实控人试图避险的常用操作。
恒大事件爆发之后,这套曾经被视作安全垫的安排,正在跨境司法协作之下一层层被撕开。许家印迎来刑事判决,远在英国的丁玉梅,也迎来一轮又一轮来自法院的资产追索。
香港高等法院下达的全球禁制令,覆盖加拿大、新加坡等多地资产,合计约 15 亿资产遭到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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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伦敦的豪宅允许居住,却禁止出售处置,英国法院将她每月可支配生活费限定在两万英镑。
跨境民事追偿一步步推进,外界都在判断丁玉梅已经陷入绝境。但从公开法庭文件来看,她依旧手握两项客观条件,给自己争取缓冲空间。不过这些条件只能延缓局面,很难彻底摆脱债务追索的大框架证券时报。
回望丁玉梅的人生轨迹,她并非依附富豪的普通家庭主妇。
早年她在舞阳钢铁厂担任出纳,和同在钢厂工作的许家印相识成婚。
九十年代恒大创立之初,丁玉梅就担任过公司的股东与高管,深度参与企业早期搭建。
伴随着企业规模扩张,她也跻身女富豪榜单。对外宣传里,二人是共患难的夫妻,可企业债务压力快速放大的 2022 年,两人完成离婚手续。直到 2023 年恒大汽车公告修改身份描述,外界才确认离婚事实抖音百科。
这个时间节点,也是整件事争议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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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普遍认为,这属于典型的技术性离婚。意图借助婚姻关系解除,把大量资产划归丁玉梅名下,和恒大巨额债务做切割。之后丁玉梅取得加拿大护照,在多国购置不动产,还设立规模 23 亿美元的家族信托,寄希望依靠信托制度实现资产隔离保护。
不过跨境清盘程序没有止步于离婚文书和信托协议。
恒大清盘人向香港高等法院提交证据,主张丁玉梅拿到的 3.5 亿美元高额股息,来源于企业失真的财务报表,属于应当追回的不当所得。法院综合离婚时间点、资产转移路径,没有采纳丁玉梅关于自身属于独立第三方的抗辩,信托的隔离效力也被司法击穿。
目前丁玉梅手上有两个现实筹码。第一是加拿大国籍身份,我国与加拿大并未签订引渡条约,只要她持续停留在境外,国内刑事司法程序无法完成引渡。当前针对她的主要是香港法院发起的民事资产追索,人身自由不会受到直接限制。但国籍只能保障人身自由,保护不了名下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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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院的冻结令,可以通过司法协助,在加拿大、新加坡等法域落地执行。就算人留在英国,遍布多国的账户与不动产,持续处在被追索的状态。
第二是她向法庭提出的抚养多名未成年人的现实情况。
这一点也成为她向法院申请适度放宽生活开支、申请部分资产解冻的重要理由。英国司法体系在处理冻结资产案件时,会优先保障被抚养未成年人的基本生活所需。
不过这项理由同样存在边界。法院可以核定合理的生活开销,不会因为存在抚养义务,就把十几亿被冻结资产全部解除限制。只能在框架内争取有限的生活保障,无法对抗整体的追偿诉求。
很多人容易把民事追索和刑事追责混为一谈。许家印已经接受国内刑事审判,丁玉梅当下面对的是清盘人发起的民事追讨。这也造成两者境遇巨大差别,一个身陷囹圄,一个身在海外保有行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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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跨境追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清盘团队会持续挖掘各类隐匿资产,海外信托、海外投资项目,只要被证实来源于恒大不当收益,都有可能被纳入执行范围。
隔着大洋的两种生活对照,格外引人唏嘘。丁玉梅在海外需要聘请昂贵律师团队应对多方法庭,计算每月两万英镑生活费是否够用。
国内无数普通购房者,背负着房贷却拿不到房子,恒大财富的投资者,守着无法兑付的本金苦苦等待。
这些财富的源头,终究来自千千万万普通购房者、理财投资者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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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鼎盛时期分走的巨额收益,如果被认定属于违规所得,法律层面就具备返还的义务。
这件案子也给国内商界留下清晰的警示。
技术性离婚、离岸信托、多国购置资产,看上去是一套完备的避险工具箱。
可一旦资金源头存在瑕疵,司法可以穿透这些人为搭建的隔离外壳。财富的获取,必须建立在合规的根基之上。想要依靠精巧的法律操作,把企业经营风险全部转嫁给普通债权人,这条路已经越来越走不通。
跨境司法协作不断完善,资产可以转移到世界各地,但责任很难真正彻底甩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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