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刘翔商业收入分配原则：运动员本人占比50%，上海体育局拿20%

还原刘翔商业收入分配原则：运动员本人占比50%，上海体育局拿20%

付政浩MVP

刘翔公开表示上海体育局不让他走是为了分广告费：“十年了想起来安置我了，分广告费的时候怎么不依法依规安置我。”此语一出更是舆论哗然。

其实，关于国家队超级明星商业收入分配是长期以来的纠纷多发区，国家体委和体育总局在不同时代虽然有明文规定，但奈何利益分配还是难以做到所有人都信服。

这些年下来，在业内闹得沸沸扬扬的案例有：孙英杰与马家军分道扬镳、艾冬梅与教练对簿公堂、青海体工队要求汪成荣上缴国家队奖金、姚明去NBA之初也曾闹出要给上海市体育局、中国篮协分帐等争议、杨倩启蒙教练称被宁波体育局和宁波体校克扣奥运奖金、亚运会三金得主王莉称被云南省松茂体育训练基地索要奖金。

过去，发生类似的国家队员利益分配闹矛盾时，我总拿刘翔商业收入分配作为正面典型。我总说，在国家队明星中，似乎只有刘翔的商业收入分配模式做到了善始善终。但显然，我这话说早了。

过去运动员都是由国家培养，所以运动员出成绩有商业收入后国家也要参与分配。一般参与超级明星商业收入分配的有：运动员、运动员所属协会、运动员输送单位、教练员、相关有功之臣（领队、队医、科研人员、训练辅助人员、训练单位领导、管理干部及后勤保障人员）这五类人员或机构，这是也体育队伍激励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国家体委到体育总局，国家队明星的商业收入分配模式一般都是按照通行的五一二二的比例进行分配。即，运动员本人独占50%，运动员输送单位（地方体育局）占比20%，运动员所属的全国单项体育协会项目发展基金占15%，教练员和其他有功人员占比15%。

具体到刘翔本人，他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一战成名。通过援引当时体育总局的规定，田径运动管理中心制定了刘翔商务开发的方案和具体分配方案。他的商业开发由中国田径协会全权管理， 只和顶级品牌合作，价位都是国内最顶级，所以那个时候刘翔每年能收入多少经常引发热议。

时任田管中心副主任王大卫在2007年曾公开介绍过刘翔广告收入的分配原则：“我们现在参照国家体育总局的分配政策，运动员占50%，教练员拿15%，培养运动员的地方体育局占20%，中国田协留15%。”

上海市体育局占比20%但只收钱不参与开发，这也是田协和上海市体育局多方谈判的结果，王大卫当时对此也做出了解释：“刘翔没有经纪人，刘翔的商业活动由田协统一开发，上海市不再进行相关开发，避免了恶性竞争，保证了各方面的最大利益，地方对此也非常认可。”

在刘翔最巅峰时期赶上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红利期，所以田协和品牌签订合同时都非常强势，金额、年限、权责利条款都是田协说了算，合作门槛和收入自然高得惊人，其中刘翔的耐克合同后来在退役时正式延长为终身合同，这意味着即便刘翔退役，他仍有很多商业收入。所以，上海市体育局这些年一直继续在分刘翔的商业收入。

上海市体育局之所以能分和敢分刘翔的钱，也是因为有相关的规定可以援引。如今刘翔将这些事情抛了出来，虽然让很多吃瓜群众大吃一惊，但其实了解过去刘翔商业开发模式的人都应该不意外，因为一直都是如此。

包括姚明2002年登陆NBA之前，上海市体育局也曾援引国家体委时代的运动员商业收入文件，要求按照规定参与姚明NBA收入的分配，即姚明本人拿50%、上海市体育局拿20%，中国篮协拿15%，上海男篮拿15%。但经过姚明抗争和舆论施压，姚明只需要缴纳税后收入的3%-5%即可。

而随着姚明登陆NBA提升了个人影响力后，美媒也都在质疑为什么上海市体育局和中国篮协能分姚明的工资。中国篮球本身不缺钱，上海市也很要面子，从2004年起，姚明便无需再缴纳这些费用。姚明自己在自传中也说过：“最终他们只拿到了我收入中的小部分。 ”

此外，在孙晋芳担任网球管理中心主任时期，李娜、郑洁等金花成功单飞，但按照规定，他们需向网管中心上缴参加比赛所得奖金的8%。这一度也引发争议。但在2010年网管中心做出公开澄清，称单飞的大部分运动员并没有缴纳这笔钱，并且网球管理中心并没有硬性要求运动员缴纳的金额，都是让运动员自行填报收入的。

说白了，类似足球、篮球、网球这些项目本身商业化程度高、市场成熟，运动管理中心即便不收运动员的这些钱也不影响项目发展。而刘翔横空出世时的中国田径则没有这种底气。所以，刘翔的商业分配一直是按照“运动员50%，地方体育局20%，全国单项体育协会项目发展基金15%，教练员和其他有功人员15%”的原则在分配。

当然，随着越来越多的运动员成为职业运动员，体育总局关于运动员收入分配的办法也一直在调整，比如在2007年，体育总局印发的《国家队运动员有奖比赛奖金管理暂行办法》调整为：个人项目和团体项目的，奖金总额的60%奖励给运动员本人、国家队有关教练员和长期随队的有关人员；30%留作全国单项运动协会(以下简称单项协会)建立运动员、教练员奖励基金，主要用于奖励获奖运动员所在的地方输送(注册)单位、陪练运动员等；10%捐赠给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建立运动员、教练员保障基金。

在2020年体育总局筹备修订《体育法》时，为顺应时代潮流和合规，体育总局层面宣布不再统一制订运动员商业收入的固定分成比例，分配细则由全国单项体育协会自行制定、然后向体育总局备案执行。

时代在发展，运动员的培养模式和来源途径也在多元化，并不是所有运动员都由国家统一培养，那些由家庭自行培养或者社会体育培训机构输送的体育明星自然会拥有更大的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