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年前的一条蚬壳龙——南京薛城遗址与中华龙的南方样本

龙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然而在文字诞生之前，龙究竟以怎样的姿态存在于先民的精神世界，长期以来人们只能依赖考古发现来探寻答案。20世纪以来，随着辽宁阜新查海、河南濮阳西水坡、河南偃师二里头等遗址陆续出土大型龙形堆塑与摆塑遗迹，学界已初步勾勒出史前龙形象的时空分布与演变脉络。不过，这一研究谱系长期聚焦于黄河流域与辽河流域，长江流域始终缺乏可与北方相媲美的大型龙形实物证据。

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联合对江苏南京高淳薛城遗址展开第三次主动性考古发掘，发现一处由蚬壳堆塑而成的动物形遗迹，其外形酷似趴伏的鳄鱼，年代属崧泽文化时期。这是迄今为止江南乃至华南地区首次发现的史前蚬壳龙形遗迹，填补了南方地区该类型实物材料的空白，也为理解"多元一体"的龙形象如何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初步形成，提供了来自长江下游的关键样本。

“龙形”蚬壳堆塑遗迹

石臼湖畔的先民

薛城遗址位于南京市高淳区淳溪街道薛城十村，石臼湖南岸，南距高淳市区约4公里。遗址原本是一座岛形台地，平面呈椭圆形，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1997年首次发现，2013年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三次主动性发掘面积150平方米，分为A、B两区，共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67座、灰坑27座，以及那处被编号为"DSYJ"的蚬壳堆塑遗迹。

5000多年前的石臼湖流域，是一片水网交织的地带。长江的一条古老支流古中江从这里缓缓流过。台地四周是芦苇与浅滩，再往远处是更开阔的水面。从薛城墓葬出土的动物骨骼可以看出先民的食物构成：家猪、狗、梅花鹿、獐，以及数量可观的鱼类、龟鳖类、蛇类和鸟类。渔猎采集在生业经济中占据相当比重。

薛城遗址的墓葬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也有少量二次葬。墓穴大多窄浅，墓向绝大多数为北偏东，显示出较强的群体一致性。M65是2021年发掘中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随葬陶器10件，石器9件，暗示这位墓主人在聚落中的地位可能高于旁人。墓葬大小与随葬品数量的差异，反映出5000多年前的薛城遗址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

这里的先民用石器开垦、用网坠捕鱼、用陶器盛装日常饮食，把亲人埋在台地北部经过规划的墓地里，头朝东北、脚朝西南，紧密而有秩序。而在这片墓地的中央偏北、TN10E11探方内，就是那条三米多长的蚬壳龙所在的位置。

“龙形”蚬壳堆塑遗迹

蚬壳堆出的龙

这处堆塑遗迹出土于A区TN10E11探方，开口于第②层下，编号DSYJ。呈东西走向分布，形态宛如一条趴伏的鳄鱼。

其构成材料经动物考古学家鉴定，绝大多数为河蚬——这种小型蚬类广泛分布于中国淡水水域，至今仍是江南人家餐桌上的常见食材。除主体河蚬外，间杂少量大型淡水贝类、螺类及零星鱼骨。这些贝壳绝大多数保存完整，少数残碎，并非食余丢弃物，而是被特意挑选、清洗后，仔细排列镶嵌于土层表面。堆塑头部位置尤为紧密，蚬壳间几无空隙。

在形态细节上，头部以两颗大蚌壳作"眼睛"；吻部亦用蚌壳呈现，向前突出；颈部因早年建房挖下的基槽遭破坏，仅余少量蚬壳痕迹，但仍可辨当初大致走向；西侧即动物尾部方向，以扇形区域为中心、半径0.5米范围内，散落大量细碎蚬壳碎屑，厚约15厘米。三维复原显示，这条蚬塑头部长89.9厘米，颈部46.5厘米，躯干115.6厘米，后肢23.3厘米，尾部87厘米，全长3.34米，五部分比例与真实扬子鳄趴伏时的身体比例高度吻合。蚬壳标本年代测定为距今约5400年，蚬壳表面已泛出白色。河蚬通常栖息于江河、沟渠或池塘，外壳呈棕黄或黑褐色，其本色恰与扬子鳄背部体色相近。

这一形态特征表明，5000多年前石臼湖畔的先民很可能见过鳄鱼。现代扬子鳄自然分布区已萎缩至长江中下游，但全新世大暖期（距今约10000—5000年）时长江下游气候更温暖湿润，扬子鳄及其他鳄类活动范围远较今日广阔。石臼湖流域水网密布、水草丰茂，正是鳄类适宜生存的环境。对薛城先民而言，鳄或许并不陌生，因此选择用最易得的蚬壳塑造它。此外，良渚文化陶片上亦有先民刻画的鳄鱼形象，可见长江下游先民对鳄的熟悉。

那么，这条蚬壳龙在中国史前龙形遗迹谱系中处于何种位置？

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学界公认的史前龙形遗迹主要有四处：最早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龙形堆塑，距今约8000年，由红褐色玄武岩石块堆成，全长19.7米，造型呈猪首长身；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蚌壳摆塑龙，属仰韶文化，距今约6500年，形态似鳄；第三处便是薛城蚬壳堆塑，距今约5400年，属崧泽文化时期；第四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属二里头文化，距今约3700年，由2000余片绿松石镶嵌而成。

薛城蚬壳龙在这份名单中地位独特，它是目前已知江南乃至华南地区首条，也是唯一一条以水生贝壳堆塑的龙形遗迹。此前南方广阔土地上，找不到任何可与北方查海、西水坡对应的大型堆塑龙。薛城的发现，首次让中华龙史前谱系拥有了长江下游的南方样本。

同样值得细究的是它与西水坡蚌龙的差异：西水坡M45为成年男性墓葬，墓主头南脚北、仰身直肢，身体两侧及脚下分别用蚌壳摆塑龙、虎与类似"北斗"的图案。蚌龙紧贴墓主右侧，昂首弓身、状若腾飞，与墓主构成紧密整体。学界多数观点认为，墓主具有萨满或巫觋性质的宗教身份，蚌龙是其个人灵物。

薛城蚬壳龙则不同，它不属于任何具体墓葬，身旁虽有M32，却仅为相邻关系，未围绕M32布置，也未被任何墓主专属。它位于整片崧泽文化晚期墓地中心偏北，与周围墓葬年代相当，却在空间上独立存在。

若说西水坡蚌龙服务于个体，薛城蚬壳龙则服务于群体——这是不小的差别。它意味着距今5500年前后的高淳水网聚落，已拥有某种被共同认可的精神符号，不再仅是某位萨满或首领的私有之物，而是整片墓地的"地标"。当薛城先民抬着亲人遗体走向墓地，将陶罐、石锛、玉饰放入墓坑时，蚬壳龙始终在不远处。

②层下墓地全景照

5000年前的多元交汇

薛城蚬壳堆塑龙的出现绝非孤立事件。它所在的聚落，本就位于多个区域文化交融的关键节点，这一点在2021年的发掘遗物中得到了清晰印证。

M16中随葬的一件泥质红陶彩陶瓶，小口、束颈、圆腹、平底微内凹，整体造型宛如葫芦，腹部饰有黑彩草叶纹。其造型与纹饰，均与黄河中游庙底沟文化的同类器物风格高度契合。庙底沟文化兴盛于距今6000年至5500年的黄河中游，以黑彩花瓣纹、叶纹等彩陶纹饰闻名，影响范围极为广泛。这件彩陶瓶的出土，暗示崧泽文化晚期长江下游与黄河中游之间或已存在远距离的文化交流。

M41墓主腿骨上压着一块青灰色河卵石，整体造型神似猪形：脊背厚实，吻部前突，一侧的细槽恰如猪眼。出土时，石块一侧上端还伴出一枚野猪獠牙。这件石猪的形制与出土情境，与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07M23墓坑填土上方出土的大型玉雕猪形器形成鲜明呼应。凌家滩文化距今5800年至5300年，地处巢湖流域，以精湛的玉器制作与浓厚的宗教色彩闻名。薛城石猪虽取材于本地河卵石，但其作为墓葬"猪形重器"的理念，显然与凌家滩玉猪同源。

M25随葬的泥质灰陶高柄豆，钵形盘、细高柄、喇叭形圈足外撇，柄部饰有凹弦纹与双螺旋线环绕三角形的剔刻组合图案。这类器物与安徽郎溪磨盘山、浙江湖州毘山、江苏宜兴下湾等遗址出土的崧泽文化晚期同类器物高度吻合，足见薛城与太湖西部崧泽文化聚落间的紧密联系。

若将这三件器物置于同一幅地图审视，薛城的区位意义便豁然开朗：彩陶瓶指向西北的中原，石猪指向西方的巢湖流域，高柄豆指向东南的太湖流域。三个方向的文化因子在此汇聚，绝非偶然。薛城所在的石臼湖—古中江流域，恰是沟通巢湖与太湖的关键水路枢纽。《汉书·地理志》丹阳郡芜湖县注云"中江出西南，东至阳羡入海"，所记正是这条古水道。春秋时伍子胥开凿的胥河，便沿用了这条古老的水系通道。早在距今5500年前后，这条水路已承担起文化传递的功能。薛城由此可被定义为"枢纽性遗址"——连接西方凌家滩文化与东方崧泽—良渚文化，是凌家滩文化因素向环太湖地区传播的中间纽带。长期以来，学界对凌家滩文化如何影响良渚文化的问题缺乏中间证据，薛城的新发现则在相当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

理解了这一点，再回望那条蚬壳堆塑的龙，其意义便愈发丰富。它采用的是最本土的材料——石臼湖畔随处可见的河蚬；其形态灵感源自本地生态——长江下游温暖湿润水网地带栖息的鳄类；而它所在的聚落，却是一个与中原、巢湖、太湖持续对话的文化节点。这条龙是本土的，但塑造它的社会网络，却是跨区域的。

龙形象的演变

将薛城蚬壳堆塑放回前述中国史前龙形遗迹的完整谱系中，可窥见一条耐人寻味的演变脉络。查海遗址的石块堆塑龙距今约8000年，由红褐色玄武岩块堆摆而成，全长19.7米，头部略呈三角形，长吻大口，形态与野猪头部极为吻合。查海先民以采集狩猎为主，已萌生初步农业活动；野猪是这一经济形态下最重要的财富象征，查海石堆龙以猪为原型，折射出早期农业社会中先民对生业资源的依赖与崇拜。

西水坡蚌塑龙与薛城蚬壳堆塑的原型均为鳄。两处遗迹年代相差约1000年，地理上一在黄河中游、一在长江下游，却共享相似古气候背景——全新世大暖期的温暖湿润，让中原与长江下游水网环境趋同，鳄类在两地均有分布，淡水贝壳也易于获取。这种跨流域的"鳄形龙"现象，与其说是文化传播的产物，不如说是相似生态环境下独立孕育的相似表达。查海的"猪龙"、西水坡与薛城的"鳄龙"共同表明，新石器时代的龙形象塑造受制于先民所处的自然环境，他们用身边最熟悉的大型动物、最易得的本地材料，勾勒各自心目中的神灵。

到二里头文化时期，情况发生根本转变。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高等级墓葬M3中，出土了一件由2000余片绿松石摆塑的龙形器，全长约70厘米。这件距今约3700年的绿松石龙，已步入青铜时代早期；其材质绿松石并非二里头本地所产，而是来自数百公里外的陕西洛南县洛河河口与云盖寺矿区。

从查海的石块、西水坡与薛城的贝壳，到二里头的绿松石，龙的材质完成了关键转变：从就地取材到远方珍品。这一转变意味着，龙的塑造者已不再受限于本地自然环境，而是拥有调度广域资源能力的王朝权力；龙也从先民对自然的敬畏，逐步演变为王权与神权的象征。

中国现代考古学走过的百余年里，史前龙形遗迹的发现经历了由北及南、由点及面的过程。从查海遗址石堆龙到濮阳西水坡蚌塑龙，再到二里头绿松石龙，学界逐步构建起以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为主轴的中华龙起源叙事。而作为中华文明重要源头之一的长江流域，长期在这一叙事中缺席。

这条距今5000多年、外形酷肖趴伏鳄鱼的蚬壳堆塑，为中华龙的史前谱系补上了来自长江下游的关键一环。它与西水坡蚌龙同以鳄为原型、同以淡水贝壳为材料；其所在的薛城聚落，既是古中江水道上的水乡居址，又是连接中原、巢湖与太湖三大文化区的枢纽节点。这说明它的本地性与跨区域性，在5000多年前便已并存。

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被学界概括为"多元一体"：多个区域各自发展，又在长期互动中逐步汇聚为整体。中华龙的形成过程，正是这一格局的缩影。薛城的这条蚬壳堆塑龙，正是这场漫长汇流中的一颗璀璨星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长江下游地区社会复杂化及中原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20&ZD247）与"南京地域文明探源吴越文化课题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徐峰系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教授；涂栋栋系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