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融汇中外、贯通古今”中建立跨文化连接

数十年来，经济全球化与科技迭代深刻重塑了人类共有的世界图景，既让万物在巨变中紧密相连，又使差异愈发凸显。这构成了世界现代性的一般特征，即“分裂的一统”。作为跨文化研究者，我的学术工作始终聚焦于一个核心问题：在这种“分裂的一统”格局中，识别并激活不同文化文明与知识体系之间可转译的资源，探索建立跨文化连接的路径与方法。

1977年，我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那时，我们这代人都深切感受到，要为中国文化的“旧邦新命”尽一份力。我对古典文学、历史有着浓厚兴趣，也喜欢英文——总觉得多学会一门语言，就多了一个感受和思考的时空维度。因此，即便不计学分，我也常跑去外文系旁听课程。至今记得多位老师的耳提面命：治学要筑牢两大根基，一是古文根底，一是外文能力。融汇中外、贯通古今，对于研究中国文学与文化大有裨益。

对我影响至深的是中文系的老主任朱东润。他青年时代留学英国，战争中回国，曾与闻一多先生共事，既教英文，也教中文。我常到老师家里去，他总是放下正在阅读的书卷，与我聚神交谈。我只觉得这就是师生相处的日常。直到系里开会，看见其他老师对他的尊重和爱戴，我才恍然意识到与朱老师之间隔着几代学人的时空，心里又觉得天然亲近。

彼时，全社会都在关切、反思和想象中国文化如何更新。我尝试着对中国文明传统做一次重访、学习、探求，阅读了大量史料和原典，创作出十幕大型历史剧《秦王李世民》。该剧既有中国传统的文史要素，文白相间、骈散结合，又吸纳了近代以来西方文学艺术传统中话剧和人物传记的资源，获得积极的社会反响，被文化部和全国剧协授予全国优秀剧本一等奖。我至今记得朱老师对此事的两种态度：当媒体前来采访时，他对我关爱有加，全力支持；私下见面时则郑重告诫，“你可得知道自己差得远，学识还得要积累，这才是刚刚开始”。

为了进一步拓宽学术视野，1983年我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出国前，朱老师提出三点期许：不要挑容易的路走；把别人真正好的东西学到手，来更新我们的事业；必须吃得了苦。我的博士研究方向没有选择熟悉的东方文化领域，而是挑选了现代欧洲文学（含戏剧文学）、19与20世纪思想史与跨文化理论。从读博第二年起，我成为康奈尔大学泰卢里德书院的一员，与各国学者同吃同住、相互论辩，每周做公开讲演，餐桌旁的讨论交流常常持续至深夜。我的博士论文以《等待戈多》作者贝克特及其时代裂变为研究对象，探讨战后欧洲的价值危机与经典重构。这一选题需要打通文学、历史、哲学等多领域知识，即便对西方学生来说也极具挑战性。当时我读书看到觉得重要的段落会逐一标注，有美国同学笑着说：“整个房间都是海平的便利贴。”

1990年博士毕业后，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康奈尔大学等美国高校执教20年，在教授欧洲文学艺术的同时，开设现代中国课程，并推动跨文化理论纳入必修课。从近代以来的抗争者、牺牲者、奋斗者，到当代的开拓者、苦思实干者，我尝试在课堂上讲述文学与生活里中国的人和事，在跨文化的教学相长中体悟文明间的异与同。这一时期完成的英文学术著作《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旨在通过探讨现代中国女性作家跨边界的写作与生活，勾勒出内在于中国文化变革性的现代认知、伦理和本体意识的生成轨迹，与现代西方的主流传统形成隐性的互动对话和谈判论辩。在我看来，中国正在全方位地进入国际生活的所有核心地带，其内涵意义超出西方理论，我们必须立足本土、面向世界，在包容互鉴中实现文化传承与学术创新，进而参与构建人类共有的知识版图。

带着这些思考，我于2012年回国任教，2014年出任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院院长，提出“由阐释世界以叙述中国，以叙述中国而连接世界”的学理定位与育人愿景。一方面，我全身心投入“清华学堂世文班”的创办建设，培育能够把握不同文明逻辑的复合型跨文化人才；主责由清华大学倡议发起的中英高等教育人文联盟，搭建中英学人的互鉴桥梁。另一方面，我持续深耕跨文化学术研究，拓展治学路径。2017年的英文文章《另一种世界主义》，2024年的中文文章《连接的中枢》，是我学术生涯第三阶段的一点记录。

就我而言，做学问，是将自己人生中的切身关切与现代世界基本母题内在连接的过程。在这场跨文化研究的终身长跑中，我有三点感悟。

第一，以专业深耕为基，实现贯通融合。我们现在熟悉的学科界定，大多脱胎于19世纪以来欧洲的认知分类框架。世界始终在发展变迁，学科分类与边界也本就处于动态重塑的过程中。对本专业的深度钻研，本身就蕴含着突破学科边界的内在驱动力。对跨文化研究而言，“融汇中外、贯通古今”不是零散知识的简单拼接，其本质是构建并践行本学科深耕、跨学科交叉、超学科融通的递进式研究逻辑，进而深入把握世界的差异性、高度凝练世界的共通性。

第二，读书治学，关键在于与文本共思。做跨文化研究，需要广泛涉猎，但关键其实不在读得多。真正的学术功底，体现在与不同语种经典文本及其背后的历史脉络共思的锐度，体现在与学科核心命题及其立论逻辑对话的深度。研究者应始终围绕人类共通的根本问题进行钻研，不断淬炼对多语种文学、复杂文类、历史论争与理论议题的反思判断能力。

第三，治学既要有抱负，也要懂克制。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保持学术纯粹性，是治学最朴素的底色。有学术追求很可贵，同时也要有清醒的自我克制。不被热门带偏、不为潮流裹挟，要在沉静坚守中实现真正的学术突破，在持续耕耘中积淀出深厚的学养。

回望学术之路，我始终致力于跨越文明隔阂、建立跨文化连接，让不同的心智思维可知可解，使各自的生命愿景可关联、可延伸，为构建美美与共、和合共生的文明图景贡献微薄之力。

（作者：颜海平，为清华大学教授、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院院长，记者曹元龙采访整理）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