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1，我又跟我前妻睡了一觉，说出来挺没劲的

我第一次撞见苏梅，是在一个闷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午后。

那天太阳像被谁放在锅里煎，整条巷子都蒸腾着热气。两边厂房的铁皮屋顶反着白花花的光，风一吹，梧桐树叶子哗啦一声响，像一群躲在树上的人悄悄翻了个身。我骑着厂里那辆旧凤凰自行车，后座捆着一箱刚领回来的轴承，车把上挂着一串领料单，车轮碾过水泥地时叮铃咣当，响得很单薄。

巷子不宽，两边墙挨得近，厂门口又总有人进进出出，我正低头蹬车，眼前忽然就站着一个人。她靠在隔壁毛巾厂门口那棵老梧桐树下，嘴里夹着一根烟，另一只手端着饭盒，饭盒边沿沾着一点油渍，像是中午没顾上擦。她穿着深蓝色工作服，袖口卷到手腕，脚上是一双黑布鞋，鞋头磨得有些发白，站姿却很稳，像一截被太阳晒惯了的树干。

我怕撞上她，赶紧捏了两下车铃。

她抬起头看我，眼神先是淡淡一掠，随后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拨了一下，落在我脸上。她的眼睛细长，眼尾微微往上挑，眼神不尖，但很亮，像梧桐叶缝里漏下来的光。那一瞬间我竟有点慌，连车把都扶不稳。她没说话，只把烟按在墙皮上，烟头一灭，灰烬落了一点在她衣角上。她低头拍了拍，动作利索，没半分扭捏。

那时候我二十五，在机床厂当钳工。她二十八，在隔壁毛巾厂做质检。隔着一道墙，两个厂子其实挨得很近，近到食堂里炒菜的油烟都能从墙头那边飘过来，近到谁家中午做了红烧带鱼、谁家烧了豆腐汤，闻着味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可我跟她，偏偏就是在那样一个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中午，第一次把目光对上了。

我骑过去之后，心里头莫名其妙有点发热。厂里车床轰鸣，空气里全是机油味，偏偏脑子里总晃着她站在树下的样子。她那根烟、那个饭盒、还有她看我的那一眼，都像钉子似的，牢牢钉在了我心上。说来也怪，我那时候不是什么爱胡思乱想的人，手上活儿又重，白天忙得脚不沾地，可那天从下午到晚上，我竟一直在想她。

后来我才知道，她几乎每天中午都站在那棵梧桐树下吃饭。毛巾厂食堂太小，人又挤，她嫌里面闷得慌，索性端着饭盒出来透气。她有时边吃边看树，有时站着抽两口烟，有时什么也不做，就靠在墙边发呆。至于我，每天中午都得骑车去物资局领料，来回总要从那条巷子过，三天两头就能碰见她。一次两次还能说是巧，碰得多了，连我自己都觉得像是冥冥中有人在替我安排。

真正说上话，是第四次。

那天我照旧从巷口过去，见她还是一个人坐在树底下吃饭，饭盒盖子掀在一边，脚边停着半截红梅烟头。我停了车，犹豫了好一会儿，还是开了口。

我说，你天天在这儿吃饭，不嫌风大？

她嚼着饭，嘴里含糊地回我，风大好，风大油烟子散得快。

说完，她把饭盒往我这边一递，问我吃不吃，今天有红烧带鱼。

我低头一看，饭盒里码着几块黑乎乎的带鱼，旁边还放着青菜和米饭，热气早散得差不多了，但味道挺香。我说我吃过食堂了，不用了。她也不勉强，把饭盒收回去，继续吃，边吃边问我，你是机床厂的？

我说是，钳工。

她嗯了一声，说我认得你的车，凤凰牌的，新买的吧，你每天这个点都从这儿过。

我那会儿才知道，原来她也注意过我。那一瞬间，胸口像是被一股热气轻轻撞了一下，不疼，但整个人都发软。我装作随意地笑了笑，说你眼神可真好。

她嘴角一翘，眼角便起了两道细细的纹。那是我们头一回真正说话。梧桐树在头顶遮着太阳，两边厂子里的机器声此起彼伏，远处有工人喊话，有铁锤敲击铁板的声响，乱糟糟的，却奇怪地没有把那一刻的安静打散。她身上有一点机油味，混着洗衣粉的清香，离得不近不远，恰好能让我记一辈子。

那天下午我在车间里出了一次错。锉刀走偏了，在一个零件上划出一道口子，师傅瞪着我骂，说你小子今天魂丢哪儿去了。我低着头没敢吭声，心里知道自己魂确实不在车床上，而是在那棵树底下。

第二天我特意早去了半个钟头，在巷口故意等着。她果然来了，手里还是饭盒，不过没夹烟。看见我，她脚步顿了一下，像是没料到会碰见。

我问，今天没带烟？

她把饭盒搁到墙头上，淡淡说，戒了。上周体检，大夫说我肺不好。

我说，那你还抽。

她白了我一眼，说所以戒了啊，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

我被她噎得没话说，只好笑。那天她带的是炒豆角，绿油油的，看着就比昨天那黑乎乎的带鱼顺眼。我们就这么站在巷子边慢慢聊了起来，聊她们厂的活儿，聊我们机床厂的任务，聊今年奖金有没有发，聊厂里组织去北戴河疗养的事。她说话时总喜欢微微侧着头，脖颈露出来一截，白净净的，偏偏右侧有一颗小黑痣，像谁不小心落下去的墨点。

聊着聊着，她说起家里的事。她妹妹今年高考，没考好，在家哭得厉害，她妈让她劝劝，可她自己也不会劝人。她说她没上过高中，年轻时候进了技校，学纺织，毕业后就分到毛巾厂，一干就是八年。

八年。

我在心里算了一下，二十岁进厂，到现在二十八，整整八年都耗在同一个车间里。那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她比我想得更沉静，也更像个真正过日子的人。

她问我在这儿干多久了。

我说三年。

她看了我一眼，说你小。

我问她，怎么个小法。

她笑了，说你今年二十五吧？

我点头。

她又问，属虎？

我愣了一下，说你怎么知道。

她把最后几口饭扒进嘴里，含混地说，我属猪，比你大三岁。二十五和二十八，差三岁，掐着一算就知道你属虎了。她说完，眼睛弯了一下，像两弯亮月亮，嘴里还故意补了一句，小老虎。

那一声小老虎，把我喊得耳根子发烫。可我嘴上还是装镇定，心里头却已经乱成一团，像被春风吹散的纸片，四处乱飞。

从那天开始，我们就算真正认识了。

中午碰上了，会说两句；我有时顺手带两个苹果，她就分我一个；她偶尔从厂里食堂多打了块点心，也会偷偷留半块给我。她开始戒烟，但手指头还是会习惯性地夹一下空气，像在找过去的日子。我看见了，就从兜里掏个橘子塞过去，说你拿着，练练手感。

她接过橘子，拿眼瞪我，伸手在我胳膊上捶了一下，说就你贫。

那个夏天过得很慢，慢得像梧桐树一圈一圈往上长。叶子先是嫩绿，后来深绿，再后来绿得发黑，太阳最毒的时候，我们就躲在树荫底下，听两边厂房里的机器声隔着墙头传过来。毛巾厂那边是细细碎碎的咔嗒咔嗒，我们机床厂这边是沉闷厚重的轰隆轰隆，两种声音掺在一起，竟像一首谁都不愿停下的曲子。

七月的一天，她忽然跟我说，下礼拜她要去北戴河疗养，厂里统一安排的，得去两周。

我问她去多久。

她说两周。

我嘴上说挺好的，海边凉快，你去好好歇歇。可心里一听这话就空了。两周，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一想到这十四天都见不着她，我胸口就像塞了块棉花，闷得难受。

她看着我，像是有什么话想说，最后还是笑了笑，说我走了你可别偷懒，中午该吃饭还得吃饭。

她走的那天是周一。我本来请了半天假，想骑车送她去火车站，可她没让，说厂里统一派车，没必要麻烦。她穿着一件白底碎花衬衫，风一吹，衣角轻轻飘起来，像一面小旗。我站在梧桐树下，看她的背影一路走远，最后被巷口的人影吞没，心里忽然就像少了一块。

她走的那两周，我过得浑浑噩噩。中午照样骑车去领料，可经过那棵树时，总会不自觉慢下来，明知道树底下没人，还是会下意识往那边看。饭也吃得没滋没味，有两天干脆没去食堂，趴在钳台上锉零件，结果把尺寸锉过了头，被师傅骂得狗血淋头。

第十天的时候，我下班路过毛巾厂门口，正好碰见她车间的一位大姐。那大姐认得我，笑着问，小周，你是不是找苏梅？

我赶紧说没有，我就是路过。

她却凑近了些，压低声音说，苏梅这回疗养，厂里好几个小伙子都跟着去了，你可上点心。

我一愣，问什么小伙子。

大姐咧嘴一笑，说还能有谁，销售科那帮人呗，尤其那个小刘，对苏梅有意思，全厂都知道。她拍了拍我肩膀，说你俩的事我也看出来了，你自己掂量着办。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总是晃着销售科小刘这几个字。我见过那个人，个子高，穿着白衬衫，骑一辆锃亮的摩托车，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厂门口路过的小姑娘都会多看两眼。我拿自己跟他比，怎么比都像输。人家有摩托车，有体面工作，说话也会来事；我呢，骑着一辆旧凤凰，手上常年是机油味，闷嘴葫芦一个，连句像样的漂亮话都不会讲。

可我又猛地想起，苏梅比我大三岁。

这一点像根针，轻轻一扎，扎得我心口发凉。她都二十八了，按说也该结婚了，可她为什么一直没成家，我从来没问，她也从没提过。现在忽然冒出个小刘，比我年轻，又是销售科的，体面得很，我凭什么跟人争？

第二天中午，我还是去了梧桐树下。她不在，我靠着墙坐下来，点了根红梅，烟很冲，呛得我直咳。咳着咳着，我低头看见地上有个小东西，粉红色的，是个发卡，塑料的，沾了点灰。我捡起来一看，认出是她的。她有时候会把额前碎发别起来，用的就是这种发卡。

我把它揣进了口袋。

她回来的那天是礼拜六，下午两点多。那天我在车间里磨齿轮，满手都是黑油，忽然听见门口有人喊我名字。我一抬头，她站在车间门口，晒黑了一点，脸上的神气还是亮亮的。

她递给我一个纸包，说，给你的，北戴河带回来的，海螺。

我打开纸包，里头躺着一枚拳头大的海螺，白底褐纹，螺口里有细细的螺旋纹路。我把它贴到耳边，里头嗡嗡作响，像真有什么海风在耳朵深处回荡。

她笑着说，那不是海的声音，是你耳朵里血流的声音。不过你回去哄小姑娘的时候可以骗她们，说那是海。

我顺口回了一句，我不哄别人。

她脸上的笑，忽然就慢慢收了。

车间里机器还在转，四周来来往往都是人，可我们俩站在那里，像被什么东西隔开了。过了一会儿，她才轻轻哦了一声，转身就走。

我心里一急，追出去，在厂门口拉住她胳膊，说你等等。

她回头问，等什么？

我把口袋里的粉色发卡掏出来，递给她，说你掉在巷子里了。

她接过去，低头看了一会儿，又抬头看我，说你还留着呢。

我嗯了一声。

她把发卡往我手里一塞，说那你留着吧，我不要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一直回荡着她那句我不要了。老张在旁边打呼噜，鼾声震天，我却像被什么堵住了胸口，连海螺都贴在耳朵边听了一宿，听到的全是自己血流的声音。

礼拜一中午，我照旧骑车出去，在梧桐树下看见她端着饭盒等我。她穿了件新的的确良衬衫，浅蓝色，领口绣着两朵小白花，像故意把自己收拾得比平常更利落些。

她问我今天吃什么，我说随便，食堂打的。

她给我让了个位子，把饭盒里的西红柿鸡蛋搅了搅，又推给我两个馒头，说你吃一个。

我接过馒头，咬了一口，是凉的。大概是早上买的，一直捂在饭盒旁边，还是凉透了。可我嚼着嚼着，心里却莫名热起来。

我咽下去后，还是忍不住问她，那个小刘，是你们销售科的？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你听谁说的。

我说有人告诉我的。

她哼了一声，说就你消息灵通。她低头吃了两口，又说，小刘是小刘，我是我。他爱追谁追谁，我又管不着。

我问，那你呢。

她抬起头，眼神直直地望过来，问我想问什么。

可那句话，我在心里已经翻了无数遍，真到嘴边却怎么也吐不出来。我想问你愿不愿意跟我处对象，想问你是不是也在等我，想问你是不是也觉得我这人太磨叽。可我到底没问出口，只能傻乎乎地看着她，看着她晒黑了点的脸，看着她眼里零碎的光，看着她领口那两朵白花。

她等了我一会儿，最后低下头继续吃饭，闷声说，你这个人啊，就是太磨叽。

那一句，像早就在等我。

那天下午我干了一件后来想起来都觉得蠢的事。我去找了小刘。

我穿过巷子，进了毛巾厂，跟门卫说找销售科的小刘。门卫看了我一眼，朝后头那栋二层楼一指。

小刘正坐在办公室里打电话，白衬衫袖子挽得整整齐齐，手腕上戴着一块上海牌手表，亮得刺眼。看见我进去，他挂了电话，问你谁。

我说机床厂的，姓周。

我盯着他，直接问，你是不是在追苏梅？

他先愣了一下，随后笑了，说哦，我当是谁呢，你是苏梅那个朋友吧？她提过你。

我心里一紧，问她提我什么了。

他说，说你骑凤凰自行车，每天中午在巷子里等她。

说完他靠在椅背上，双手往脑后一枕，神情轻松得像在谈别人家的闲事，说怎么，你来找我，是宣战还是怎么着？

我说我就是想问清楚，你是不是认真的。

他嗤地笑了一声，说认真？苏梅都二十八了，我才二十五，你觉得我家里会同意？我就是觉得她挺有意思，一起玩玩而已。

那一句玩玩，把我心里最后一点火彻底扑灭了。可那不是痛快，是更深的一种疼，像被人拿指甲在心口上缓慢地刮。

我攥紧拳头，指甲陷进掌心里。小刘站起来，个子确实比我高，他看了我一眼，又说，我劝你也想清楚，她比你大三岁。你家里能同意？你爸妈不催你找年轻姑娘？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转身就走。

走出毛巾厂大门的时候，门卫还在后头喊，你找着人了吗？

我没回头。

那天晚上我在床上想了一整夜，脑子里全是小刘那句你家里能同意吗。我妈早就催我找对象，前几天还托人介绍了一个纺织厂的女工，二十刚出头，模样也不差，让我周末去见见。我没去，为这事我妈还跟我吵了一回。

三岁。

在那个年代，三岁不是小事。男人找对象往下找是常态，可往上找三岁，亲戚邻居的嘴能把人说得抬不起头来。我想到我妈那张脸，想到我爸沉默的样子，想到厂里那些爱开玩笑的工友，忽然之间，连抬头去见苏梅都没了勇气。

第二天中午，我没去梧桐树下。我请了假，窝在宿舍里，把那枚海螺翻来覆去地看。外头下起了雨，不大，淅淅沥沥敲着窗玻璃，像有人轻轻叩门。雨停后，我出去透气，脚却不知怎么又走到了那条巷子。梧桐树刚被雨洗过，叶子绿得发亮，树底下没人，墙根却有一片湿漉漉的烟头，我蹲下去看，认出是红梅烟头。

她又在抽烟了。

那之后，我接连躲了她三天。我不敢见她，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自己心里那点别扭，更不知道该怎么把“我怕你嫌我小、怕家里不同意”这种话说出口。每天我都绕远路去物资局，经过巷口时故意加快脚步，眼睛不往那边看。

第四天，老张从外面回来，告诉我，说巷口那姑娘来找过你，问你这几天怎么不出来。

我一听，手里的扳手差点掉地上，问你怎么说的。

老张撇着嘴说，我说你感冒了，在宿舍歇着。然后他看着我，皱眉说，你俩怎么了，吵架了？

我说没有。

他翻了个白眼，说那你躲什么？人家姑娘比我大好几岁，还主动来找你，你小子别不识好歹。

我把脸转向墙，闷声说，你不懂。

他说我有什么不懂的，不就是嫌人家比你大吗。然后他在我后脑勺上拍了一下，说你二十五了不是十五，怎么还跟小孩儿似的。大几岁怎么了，大几岁知道疼人。

那天晚上，我想了很多很多。想她眼角那点细纹，想她饭盒里剩给我的那半块带鱼，想她说你这个人太磨叽，想她站在雨后的梧桐树下抽烟的样子。想着想着，胸口那块堵着的地方，忽然又酸又涨。

礼拜一我还是绕远路，但经过巷口时，还是停住了车。

苏梅站在那儿，还是工作服，还是端着饭盒，和第一次见面那天差不多。看见我，她把饭盒往墙头上一放，掏出火柴点了一根烟。

我没动，也没说话。

她抽了两口，把烟按灭，朝我走过来，走到跟前，伸手就在我胳膊上狠狠拧了一下，说你躲了六天，打算躲到什么时候。

我说我没躲。

她骂了句脏话，眼睛却红了，说你要是不愿意就直说，别这么吊着人。

我脑子一热，脱口而出，我愿意。

她一愣，手还掐着我胳膊没松。

我又说了一遍，我什么都愿意，我就怕你嫌我比你小，怕你觉得我不靠谱，怕你那个销售科小刘比我体面，比我年轻，比我——

她打断我，说小刘什么时候成我的了。

我说他说你们就是玩玩。

她一下子把手松开，退后半步，盯着我看，说他说玩玩就玩玩？你信他？

我摇头，我不信。

她问，那你躲什么？

我低下头，看着脚底下湿漉漉的水泥地，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说我怕你嫌我小。

她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忽然笑了。她眼睛弯起来，眼眶却红着，说小老虎，我什么时候嫌你小了，我就嫌你磨叽。

那天中午，我们重新坐回了梧桐树底下。她饭盒里是炒土豆丝，我口袋里揣着两个煮鸡蛋，我把鸡蛋磕开，剥了壳递给她一个。她咬了一口，含糊地说，你说你躲这几天，有意思吗。

我说没意思。

她又问，那以后还躲不躲。

我说不躲了。

她笑起来，把剩下半个鸡蛋塞进嘴里，腮帮子鼓鼓的，像只认真吃东西的小松鼠。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心里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三岁怎么了，她二十八，我二十五，我们俩现在坐在同一棵树下，吃着同一个煮鸡蛋，这就够了。

后来我们的事慢慢传开了。

我妈最先知道，特意从老家赶来，把我堵在宿舍里问了半天。她坐在床边，板着脸问，那姑娘多大。

我说二十八。

她一听就皱眉，说你二十五，她比你大三岁？

我说三岁怎么了。

我妈拍了一下床板，说怎么了？你找个大姑娘，街坊邻居怎么看？你爸脸上挂得住？再说人家二十八了还没结婚，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我说她没毛病。

她说你怎么知道没毛病，你跟她处了才几天。

我抿着嘴不吭声。

她在屋里转了两圈，最后叹口气，说行，那就见一面。你要是认准了，我去见见她。

见面约在周日，地点就在我宿舍。我妈提前一个钟头就到了，把屋里收拾得一尘不染，连窗台缝都用抹布擦了三遍。老张识趣，早早躲出去，还出门前冲我挤了挤眼，说兄弟，祝你好运。

苏梅来的时候穿了一件新毛衣，枣红色，把她皮肤衬得很白。她进门就先喊了一声阿姨，然后把带来的水果放在桌上，掏出水果刀开始削苹果。她刀工特别熟，苹果皮削得薄薄一长条，从头到尾没断。

我妈盯着那根不断的苹果皮，脸上的表情微微松了些。

她接过苹果咬了一口，慢慢嚼着，先问苏梅在毛巾厂做什么，又问一个月挣多少钱，家里几口人，爸妈干什么，没工作以后怎么办。苏梅一一答了，语气平静，不卑不亢。问到二十八了为啥一直没找对象，她也没回避，只说以前处过一个，两年，后来人家家里嫌她家条件不好，就分了。之后她就没再找，直到遇上我。

我妈听完，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得很。那天她走的时候，什么狠话都没说，只拍了拍我肩膀，让我自己想清楚。

我其实早就想清楚了。

秋天一到，梧桐叶子开始往下掉，巷子里一下就空旷起来。天也凉了，我和苏梅不再在树下吃饭，改到巷子口那家国营饭店碰头，两碗阳春面，一人一碗，热气腾腾地面对面吃。

她吃面很快，几乎不怎么出声，吃完就拿手绢擦嘴，擦完盯着我看。有一回我被她看得不自在，抬头问她，你老看我干嘛。

她说，看你吃面好看。

我差点被面条呛着，忍不住说，你就没别的优点了？

她掰着手指头给我数，说有啊，你老实，你肯干，你不花心，你不嫌我老。

我赶紧说，别胡说。

她笑了，伸手把我碗里最后那点面汤端过去喝了一口，动作自然得像我们已经一起吃了很多年的饭。我看着她侧脸上的热气，看着她睫毛上挂着的小水珠，心里又涨又软。

春节前，她说要带我回家见爸妈。

我一听就慌了，说这么急。

她把我衣领整了整，说急什么，都处了小半年了。她还笑着补了一句，丑媳妇总得见公婆，何况你又不丑。

我嘴上不承认，心里其实紧张得不行。

她家住在城东筒子楼，五口人挤两间屋，厨房在走廊，厕所还在楼外。我去那天带了两瓶酒、一条烟，又给她妹妹买了支钢笔，给她弟弟买了副羽毛球拍。她爸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头，坐藤椅里抽烟，从头到尾没说几句话。她妈倒热情，一进门就拉着我问东问西，问家里几口人，父母干什么，厂里待遇怎么样，往后打算咋办。我一一答了，手心里全是汗。

吃饭时，她妈做了六个菜，红烧肉、糖醋鱼、炒鸡蛋、炝白菜、粉丝汤、凉拌黄瓜，满满当当摆了一桌。她妈一个劲儿给我夹菜，说小周你多吃点，你太瘦了，比我们家苏梅还瘦。

苏梅在旁边笑，说妈，人家在厂里干体力活，吃得比我还多。

她妈又给我夹一块红烧肉，说那怎么还这么瘦，来，吃肉，吃肉长胖。

那顿饭吃了两个多小时。临走时，她爸终于开口，说小周，你是个实诚孩子，我们家苏梅就交给你了。说完还站起来跟我握了握手，老头手劲特别大，握得我差点喘不过气，却又觉得心头一松。

从她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她送我到楼下，筒子楼门口那盏灯泡昏黄昏黄的，把她半边脸照得很暖。

她问我紧张坏了吧。

我说还行。

她笑，说我爸话真少。

我说他就那样，一年到头说不了几句，可他能跟你说那句话，就是同意了。

我一听心里松了，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有点凉，但我攥了一会儿就热了。街上没人，远处的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

我说，过了年我就跟我妈说，咱俩把事定下来。

她问定什么。

我憋了半天，才把那两个字说出口，定亲。你愿意不。

她把脸转开了，可我还是看见她耳朵红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轻轻嗯了一声。

那个冬天，是我这辈子记忆里最暖和的一个冬天。虽然梧桐树光秃秃的，巷子里冷风直往衣领里钻，但我每天中午骑车经过时都觉得心里有光。厂里工友见了我也总打趣，说小周，啥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我就笑着说快了快了。

年后，我跟我妈正式提了定亲的事。这回她没再说不行，只叹了口气，说你这孩子，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行吧，妈认了，啥时候办。

我说五一。

她说行，五一就五一，我回去跟你爸收拾房子。

日子一旦定下，就像突然有了方向。苏梅开始准备嫁妆，我也攒钱买家具。那个春天过得特别快，梧桐树很快就抽了新芽，巷子重新变得绿油油的。我们还是在老地方碰面，可聊的东西已经变了，不再是今天食堂做什么菜，而是电视机买多大尺寸，衣柜要几个门，床该选硬板的还是软垫的。

她说想买台缝纫机，我说行。

她说还想买台收音机，我说行。

她说要一对大红暖水瓶，我说行行行，你要什么都行。

她就在我胳膊上拧了一下，说你别光说行，你得看钱够不够。

我算了算积蓄，够。三年加上家里给的，置办一套家具电器绰绰有余。她也攒了不少，说留着买布料做新衣服，再做两床新被子。

眼看着一切都往好处走，我每天骑车经过巷子时，看着梧桐一天比一天绿，心里就踏实。

可日子这东西，偏偏不肯让人一直顺顺当当。

四月那天，苏梅没在梧桐树下等我。

我在树下等了半个多钟头，巷子里只有风，卷着地上的梧桐花絮一团团往前滚。后来我骑车去毛巾厂门口问，门卫说苏梅今天请假了，家里有事。

我心里咯噔一下。她从来没无缘无故请过假。我骑着车赶去她家，筒子楼里静得很，可刚上楼就听见她妈在哭。

门开着，苏梅坐在床沿，脸色白得吓人。她爸坐在藤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