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在澳大利亚生活45年，回国张口就想100万人民币在上海买房

舅舅回国那天，我妈一夜没睡。凌晨四点她就起来剁肉馅，厨房里咚咚咚响个不停，像要把二十年没使完的劲儿全使出来。我迷迷糊糊走到厨房门口，看见她佝着腰站在案板前，白炽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墙上，一晃一晃的。她说，你舅爱吃荠菜馅的，我托人从乡下捎来的野荠菜，香得很。我说，妈，现在才几点。她没回头，只说，飞机不等人。

其实飞机下午两点才落地。我妈就是心里慌。我懂。四十五年了，她这个弟弟走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如今我儿子都上小学了，他才第一次回来。说回来也不准确，是“绕道回来”——他从墨尔本飞广州开一个什么侨商会，开完了才转机到我们这儿。我妈在电话里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语气里有掩不住的小心翼翼，像是怕我多想，又像是怕自己想多了。我说，那我去接。她说，我也去。

我妈七十三了，腿脚不好，腰椎间盘突出，走路得扶着点什么。可她那天穿了一身新衣裳，暗红色对襟褂子，头发染得乌黑，站在到达口最前面，踮着脚往里张望。我扶着她，能感觉到她整个人都在微微发颤。旁边有个小姑娘举着牌，上面写“欢迎陈总”，我妈看了一眼，又看看自己空着的手，忽然转头小声问我，你说，他还能认出我不？

我说，能。

其实我心里没底。照片上的舅舅还是三十岁出头的样子，站在悉尼歌剧院前面，穿白衬衫，头发浓密，笑得露出一口白牙。那张照片一直挂在我妈卧室床头，旁边是我姥爷姥姥的遗像。四十五年过去，照片都泛黄了，边角翘起来，我妈拿透明胶带粘了又粘。

人潮涌出来。我妈突然抓住我的胳膊，指甲陷进我肉里。我说，妈，别急。她没应声，眼睛死死盯着一个方向。我顺着看过去，一个老人推着行李箱慢慢走出来，灰白头发，驼色夹克，脸比照片上瘦很多，眼袋很重，可眉骨还是那个眉骨，额头还是那个额头。我妈松开了我的胳膊，往前迈了一步，嘴张了张，没发出声音。

那老人也看见了我妈。他停住了脚步，行李箱的轮子还在往前滑，撞了一下他的脚后跟。四目相对，隔了四十五年。我站在旁边，像看一场默片。然后我妈抬起手，在空中挥了一下，动作很小，像在赶一只看不见的苍蝇。老人嘴唇颤抖着，走过来，走到她面前，站定。

他说，姐。

我妈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她没哭出声，就是眼泪哗哗地流，顺着皱纹淌到脖子上，把她新衣裳的前襟打湿了一小片。我舅站在那儿，手足无措，想抬手又放下，最后只轻轻拍了拍我妈的肩膀，说，姐，我回来了。

我上去叫了声，舅。他看向我，眼里有泪光，说，这是小航吧？都这么大了。我说，舅，咱回家。

回家的路上我妈一直握着我舅的手不放，坐在后座，两个老人挨得紧紧的。我从后视镜里看见我妈把我舅的手放在自己膝盖上，另一只手覆在上面，轻轻摩挲，像摸一件失而复得的宝贝。我舅不说话，偶尔扭头看窗外，说一句，这儿变化真大，都认不出了。我妈就说，可不，你走的时候这还都是稻田。然后两人又沉默。我打开收音机，正播一首老歌，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我妈跟着哼了两句，声音沙哑，我舅也轻轻哼起来。我听着，鼻子忽然有点酸。

到家，饭菜摆了满满一桌子。我妈特意借了邻居家的大圆桌，铺上红格子桌布，做了十二道菜，中间一大碗荠菜饺子，冒着热气。我媳妇带着儿子也来了，儿子怯生生叫了声舅公，我舅摸摸他的头，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包塞给他。我媳妇推辞，我舅说，拿着拿着，舅公第一次见。我儿子拆开一看，里面是五张一百的澳元，花花绿绿的，他没见过，举起来对着灯看。我妈说，快谢谢舅公。儿子说，谢谢舅公。

那顿饭吃得热乎乎的。我舅吃第一个饺子的时候，嚼着嚼着就停了，盯着碗里看了好一会儿，才说，是这个味儿。我妈就笑，说，我荠菜挑了一上午，眼都快花了。我舅低头又吃一个，再抬起头来，眼眶红红的。我媳妇赶紧给他倒酒，说，舅，喝点，家里酿的米酒。我舅喝了口，说，好喝，比澳洲那些洋酒强多了。

酒过三巡，话渐渐多起来。我舅说他在澳洲的果园，说墨尔本的天气，说悉尼的海港，说着说着就说到孩子。他有两个女儿，都在澳洲，大女儿嫁了个当地人，小女儿在读大学。我妈问他老婆，他顿了顿，说，早离了，十几年了。我妈叹了口气，没再追问。饭桌上的气氛有点闷，我儿子吵着要看动画片，我媳妇带他去了里屋。

我舅端起酒杯，抿了一小口，说，姐，我这次回来，想办件事。

我妈放下筷子，看着他。

我舅说，我想在上海买套房。

我和我妈都愣了一下。上海，离我们这儿六百多公里。我妈说，怎么想到去上海买？我舅说，落叶归根嘛，上海是大城市，离你也近，以后回来住住。我心想，六百多公里，说近不近，说远不远，可对他这个在澳洲待了四十五年的人来说，确实算近了。

然后我舅接着说，我打听了一下，我手头能拿出的，大概一百万人民币。

饭桌上静下来。只有里屋传来动画片的声音，喜羊羊正被灰太狼追得满山跑。我妈看看我，又看看我舅，嘴角动了动，没说话。我舅似乎没察觉到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得皱巴巴的纸，展开来，是网上打印的房产信息。他指给我们看，说，这个，浦东的，七十多平，总价三百多万。我手头一百万，付个首付，剩下的贷款。我在澳洲有退休金，加上这边的养老金，慢慢还。

我凑过去看了一眼，那是某房产网站上的广告，页面打印得模糊，价格下面还画了一道红线。我说，舅，这是三年前的房源。他哦了一声，说，是吗？那现在应该也差不多吧。

我妈给我使了个眼色。我懂，那意思是别在饭桌上说。可我心里堵得慌。一百万，在上海，现在连个厕所都买不了，这话虽然难听，但是事实。我不知道该怎么开这个口。我舅去澳洲四十五年，在那边开果园，一辈子勤勤恳恳，估计攒下这点钱也不容易。他以为一百万还是个大数目，可他不知道，这四十五年，中国早不是他记忆里的中国了。

那天晚上我舅住在我家客房。我媳妇给他铺了新床单，还放了个热水袋。我妈在厨房洗碗，我过去帮她。她压低声音说，你舅这钱，在上海肯定不够。我说，差得远。我妈叹了口气，说，那怎么办？他兴冲冲地回来，总不能一盆冷水浇下去。我说，那也得说清楚，不然他真拿着钱去上海，更糟。

我妈洗着碗，不说话，水声哗哗的。过了好一会儿，她说，你舅当年走的时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你姥爷瘫在床上，你姥姥眼睛不好，我带着你大舅二舅种地，他最小，脑子活，村里有个名额去香港探亲，他去了就没回来，后来辗转去了澳洲。头几年还写信，寄钱回来，后来信越来越少，钱也断了。你姥姥走的时候，喊他的名字，喊了整整一夜。

我听着，心里不是滋味。这些事我妈以前从没跟我提过。她一直说我舅在澳洲不容易，要从头开始，要学英语，要挣钱。可我不知道，原来中间还有这么多年音信全无。

我妈把碗一个个擦干，摞进碗柜里。她说，我不怪他。他有他的难处。可你姥姥最后那几年，天天坐在门口望，望不到，就哭。眼睛哭坏了，加上白内障，走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我说，妈，这些话你跟我舅说过吗？她摇摇头，说，说那个干啥。都过去了。他现在能回来，比什么都强。

第二天一早，我舅起得早，在小区里转了一圈回来，跟我说，这边房子都不高，街边还有卖早点的，真好，澳洲那边买根油条要开车二十分钟。我给他买了豆浆油条，他吃得很香，说，这个豆浆是现磨的。我说，舅，你想去哪儿看看？他说，我想去看看你姥姥姥爷的坟。

我开车带他去了。我妈本来也要去，被我舅拦住了，说，你腿不好，别爬山了。我妈就没去，站在门口目送我们，跟昨天在机场一样。我舅上了车，回头看了一眼，我看见他嘴角抽了一下。

墓地在一片山坡上，松柏掩映。我姥爷和姥姥的墓并排在一起，墓碑是五年前新换的，黑底金字。我舅站在墓前，嘴唇动了动，像在说什么，又听不见声音。我退开几步，蹲在路边抽烟。风从山那边吹过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味。

过了很久，我舅走到我身边，说，你姥姥走的时候，我没回来。我点点头。他说，我在澳洲，接到电报的时候，已经过了头七。当时我正忙着一批橙子要收，工人都到了，走不开。我咬了咬嘴唇，没说活。

他又说，你姥爷走得更早，我也没回来。那次我在搬仓库，腰扭了，起不来床。我听着，使劲抽了口烟，把烟屁股摁灭在石头上。

我舅在我身边蹲下来，说，小航，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舅舅挺不是东西的。我说，没有。他说，你妈不怪我，我知道。可我怪我自己。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说，走吧，回去。

下午，我舅把那张房产广告又拿出来，戴着老花镜，仔细看。我坐过去，给他倒了杯茶。他说，我知道你们觉得这房子的事不靠谱。我愣了一下，原来他心里有数。他说，我这次回来，其实没指望能买得起。一百万，我在澳洲听那些华人圈子说，上海房子都要上千万。我没敢信。可你妈在电话里说，家里要拆迁了，能分两套房。我就想，能不能让她帮衬点，让我也在国内有个家。

我听完，后脊梁一凉。我妈那个房子，确实在拆迁范围内，去年冬天贴的公告，最近才开始谈补偿。可我妈从没跟他说过细节。他倒知道。我舅看我脸色不对，赶紧说，我不是图你妈什么。我要是能自己解决，绝不开口。我就想，姐弟一场，我四十五年没回来，现在老了，想离她近点。我两个女儿都在澳洲，不会回来了。我一个人，在那边冷冷清清的，连个说中文的人都少。

他低下头，茶杯在手里转来转去。我沉默了片刻，说，舅，我妈那房子，补偿方案还没下来，到底能拿多少，现在谁也说不准。我舅说，我知道，我不急。我就是先跟你们说一声，心里有个底。

那几天，我舅住在我家，跟我妈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去公园看人下棋，还帮我接送儿子上下学。他跟我儿子处得好，教他说英文单词，我儿子学得认真，跟在他屁股后面一口一个舅公。我舅脸上渐渐有了血色，不像刚下飞机时那么苍白了。我妈脸上也多了笑，话也密了，一会儿问他在澳洲吃啥，一会儿问他两个闺女长得像谁。我舅都一一回答，像要把四十五年的话都补回来。

可我心里总有个疙瘩。他那一百万，加上我妈的拆迁款，到底够不够在上海买房？我上网查了又查，越查越心凉。上海现在稍微像样点的地段，首付都不止一百万。更别说他一个快七十的外籍老人，银行贷款能不能批下来都是问题。

我跟我媳妇说了。我媳妇说，你舅在澳洲那么多年，总该有点积蓄吧，怎么才一百万？我说，他开果园的，能有多少。再说澳洲那边税高，他一个人养两个女儿，能剩这些已经不容易了。我媳妇说，那也不能让你妈出钱。你妈那拆迁款，是给你儿子以后上学用的。我叹了口气，没说话。

这事像根刺，扎在心里。我舅不提，我也不好问。可我知道，他一直在等。等拆迁方案下来，等那两套房变成钱，等一个盼了四十五年的念想。

转折发生在他走之前第三天。那天我舅说想去县城转转，看看以前的老街。我陪他去了。老早的城墙早拆了，只剩一段残垣，旁边开了家奶茶店，放着流行歌曲。我舅站在那儿，四处看，像在找什么。后来他拐进一条小巷，走到尽头，停在一间破旧的门脸前。卷帘门半掩着，里面黑乎乎的。

他说，这儿以前是咱家的老宅子。你姥姥就是在这儿生的我。

我望着那间破屋，墙上刷的灰一片片掉下来，露出里面的青砖。我问，后来怎么卖了？我舅说，我走之前，家里穷，把这宅子抵给了人家，换了一百二十块钱。你妈当时哭了一整夜，说，这是咱家的根。

他抬起手，摸了摸那扇破门，说，小航，我在澳洲四十五年，买了果园，买了房，有了孩子，可心里总空着一块。我那房子在墨尔本郊区，三居室，带花园，挺大。可我就是找不到根。我出门看见的是橡树不是槐树，听见的是鸟叫不是蝉鸣。我两个女儿在家说英文，我只会跟狗说几句中国话。

他转过身，看着我，眼睛红红的。他说，你妈那拆迁款，我一分不要。我这次回来，就是想跟你妈说清楚，我那果园，我打算卖了。加上这一百万，再凑凑，或许能在上海周边买个小房子。实在不够，就买远点，苏州昆山都行。只要离你妈近点。

我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原来他把什么都想好了。他根本没打算让我妈出钱。他回来，不是来要的，是来给的。他张开嘴，想说一百万的误会，可他说不出口。我抬头望天，天蓝得不像真的。

那天晚上吃饭，我舅跟我妈说，姐，我那果园有买主了，回去就签合同。等钱到了，我就回来买房。我妈没抬头，给他夹了一块红烧肉，说，好，回来就好。

我舅走的那天，又是机场。我妈还是那身暗红褂子，头发还是染得乌黑。这次她没哭，站在安检口，冲我舅挥挥手，说，到了打电话。我舅回头看了她一眼，笑了。那笑容跟照片上一模一样，白牙露出来，眼里有光。

回来路上我妈在车里说，他要在上海买不到房，就把咱家拆迁分的那套小的给他住。我说，妈，那套小的是学区房，你孙子要用的。我妈说，孙子有爹有妈，饿不着。你舅一个人，不容易。

我看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树，忽然觉得眼眶发热。我妈这一辈子，都在为别人活。为弟弟，为儿子，为孙子。可她从没说过一句苦。

后来我舅回了澳洲，打电话说果园已经签了合同，卖得还不错。加上他那点积蓄，折合人民币也差不多两百多万。他说，我托人在昆山看了套房，离上海很近，高铁二十分钟。我说，那挺好。他说，等我回来，咱们一起去看看。我说，行。

挂了电话，我妈在厨房包饺子。荠菜馅的，满屋子都是清香味。她哼着那首老歌，声音轻轻的，像怕惊动什么。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佝偻的背影，忽然想，等舅舅回来了，这个家是不是就完整了。可四十五年的光阴，真能补回来吗？我不知道。但至少，饺子是热的，人是真的，根还在这里，等着他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