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我插队被安排与寡妇合住一铺，父亲听闻来信：自己掂量着办

77年我插队被安排与寡妇合住一铺，父亲听闻来信：自己掂量着办

楔子

我叫赵卫国，1977年深秋，背着破旧帆布包站在黄土坡上。大队长领我走进一间土坯房，指着炕上堆满的杂物说：“知青点挤不下，你先住这儿，跟秀兰同志合铺。”

我愣住了：“合铺？跟寡妇？”

“自己掂量着办。”大队长递来一封信，那是父亲刚寄来的，就写了六个字。我攥着信纸，看着门内那个沉默的女人，她怀里抱着个怯生生的小姑娘。

第一章 合铺风波

我叫赵卫国，1977年深秋，背着破旧帆布包站在黄土坡上。大队长领我走进一间土坯房，指着炕上堆满的杂物说：“知青点挤不下，你先住这儿，跟秀兰同志合铺。”

我愣住了：“合铺？跟寡妇？”

“自己掂量着办。”大队长递来一封信，那是父亲刚寄来的，就写了六个字。我攥着信纸，看着门内那个沉默的女人，她怀里抱着个怯生生的小姑娘。

我站在李秀兰家院子门口，双腿像灌了铅。

院子里收拾得干净，几棵白菜码在墙根，鸡笼里几只老母鸡正低头啄食。土坯房外墙刷了层白灰，但已经斑驳脱落，露出里头的黄泥。窗户糊着旧报纸，透出昏黄的灯光。

“进来吧。”李秀兰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没有温度。

我深吸一口气，抬脚迈过门槛。

屋里不大，里外两间，外间是灶台和一张旧木桌，墙上挂着几串干辣椒。里间炕上铺着洗得发白的蓝格子床单，中间一道布帘子把炕分成两半，帘子已经洗得褪色，隐隐能看到对面炕上的褥子。

秀兰站在炕边，手里拿着个搪瓷缸子，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她身边的小女孩大概四五岁，扎着两个小辫子，眼睛大大的，好奇地看着我，但一跟我对上视线，就躲到妈妈身后去了。

“这是小芳。”秀兰只说了一句，没有多余的话。

我点点头，把帆布包放在外屋的凳子上。

“你的铺盖在东边半炕，帘子拉上就是你的地方。”秀兰说，“西边我跟小芳住。白天帘子拉开，晚上睡觉拉上。你最好别越界。”

她说话的语气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说一件跟吃饭喝水一样平常的事。但我听得出她话里的疏离和防备。

“我懂。”我说。

大队长已经在路上跟我说过情况：知青点本来有六间房，今年来了八个知青，实在挤不下，又赶上村里唯一的空房去年塌了，暂时没法修。秀兰家是村里唯一能腾出半炕的人家——她丈夫两年前在修水库时被石头砸死了，留下她和小芳，孤儿寡母的，日子过得紧巴。

我理解大队长的难处，但让我一个大男人跟寡妇合住，这事传出去，我爹那头怎么交代？

那天晚上，我铺好自己带来的褥子，躺在布帘子东边，眼睛盯着黑漆漆的屋顶，翻来覆去睡不着。

布帘子那边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是秀兰在哄小芳睡觉。

“妈妈，那边那个人是谁？”小芳的声音很小，但我听得清清楚楚。

“是知青，叫赵叔叔，来咱家住一段时间。”秀兰的声音终于有了点温度，是跟孩子说话时特有的轻柔。

“他为什么住咱家？”

“因为别的地方住不下了。”

“那他会不会偷吃咱家的馍馍？”

我差点笑出声，赶紧捂住嘴。

秀兰也笑了，声音很轻：“不会，赵叔叔是好人。”

“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

“妈妈看人看得准。”秀兰说，“睡吧，明天还要早起。”

小芳嗯了一声，过了一会儿，又突然说：“妈妈，我想爸爸了。”

布帘子那边的声音一下子停了。

我屏住呼吸，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

过了很久，秀兰的声音才响起来，带着一丝颤抖：“爸爸在天上看着咱们呢，小芳乖，睡觉。”

“爸爸能看到我吗？”

“能。”

“那他看到那个赵叔叔了吗？”

“看到了。”

“爸爸会不会不高兴？”

秀兰沉默了几秒，轻声说：“爸爸不会不高兴，爸爸也希望有人帮妈妈干活。”

我躺在炕上，眼睛盯着屋顶，心里五味杂陈。

我家在县城，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身体不好，下面还有个妹妹。我是家里老大，本来应该接父亲的班，但父亲说年轻人要去农村锻炼，硬是让我报名下了乡。

临走那天，父亲只说了句“自己掂量着办”，连个笑脸都没给我。

我翻了个身，听到布帘子那边传来轻轻哼唱的声音，是秀兰在哄小芳睡觉，唱的是一首当地的小调，调子很慢，很忧伤，像风吹过荒原的那种声音。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乱糟糟的。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就被院子里的动静吵醒了。

我掀开帘子一角，看到秀兰已经在外屋灶台前忙活，锅里的水开了，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小芳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个布娃娃，那是用碎布头缝的，针脚很密，看得出是花了不少心思做的。

“赵叔叔醒了？”小芳看到我，喊了一声。

秀兰头也没回：“洗漱的水在灶台上，自己倒。”

我赶紧爬起来，胡乱洗了把脸。秀兰已经从锅里盛出一碗稀粥，放在桌上，又拿了个玉米面窝头，掰成两半，一半放在我这边，一半给小芳。

“吃吧。”她说，然后自己盛了碗粥，端着坐到院子里去了。

我跟小芳面对面坐着，她咬了一口窝头，又抬头看我，眼睛忽闪忽闪的。

“赵叔叔，你还会住很久吗？”

“不知道。”我说，“看大队长怎么安排。”

“你最好住久一点，这样妈妈就不用一个人哭了。”

我手里的窝头差点掉下来。

“你妈妈……哭？”

小芳点点头，声音压得很低：“晚上，她以为我睡着了，就偷偷哭。”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段日子，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

我去地里干活，几个妇女在田埂上歇息，看到我过来，声音就低了下去，交头接耳说着什么，还不时瞥我一眼。我走过去，她们就装作在聊天气。

“听说那知青住到秀兰家去了？”

“可不是嘛，一个大男人，跟寡妇住一个炕上，算怎么回事。”

“秀兰也是，也不怕人说闲话。”

“孤儿寡母的，能有什么办法？村里又没别的房子。”

“要我说，还不如住牛棚呢。”

我攥紧拳头，快步走过去，装作没听见。

晚上回到秀兰家，我坐在外屋的凳子上，一言不发。

秀兰从里屋出来，看到我的脸色，问：“怎么了？”

“村里人都在议论咱们。”我说，“你就不怕？”

秀兰的表情没有变化，只是平静地说：“怕什么？我行得正坐得直，谁爱说谁说去。”

“可是——”

“你一个大男人，还怕这些闲话？”她打断我，语气里带着一丝嘲讽，“你要是怕，现在就可以找大队长，让他给你换个地方住。”

我被她噎得说不出话。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听着布帘子那边小芳均匀的呼吸声，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着白天的事。

秀兰说得对，她一个寡妇都不怕，我一个大男人有什么好怕的？

但转念一想，我爹那封信上写的“自己掂量着办”，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让我注意分寸，别给她惹闲话？还是让我赶紧想办法搬走，别跟她有任何牵扯？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深深叹了口气。

布帘子那边突然传来秀兰的声音：“睡不着？”

“嗯。”我说。

“是在想白天的事吧？”

“也算是。”

秀兰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给你讲个事吧。”

“什么事？”

“我丈夫刚走那会儿，村里也有人传闲话，说我克夫。”秀兰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疼，“我一开始也难受，后来想通了，嘴长在别人身上，我管不了，但我能管好自己。日子是自己的，跟别人没关系。”

我躺在床上，听着她的话，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你丈夫……”我犹豫了一下，“是怎么走的？”

“修水库，塌方。”秀兰说，“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他本来不想去，村里的劳力不够，支书找到他，他就去了。结果，再也没回来。”

她说到这里，声音有些发抖，但没有哭。

“后来呢？”

“后来，村里给我分了点抚恤金，说不够再找他们。我没去要。”秀兰说，“日子再难，也得自己撑着。小芳还小，我不能让她跟着我吃苦。”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又觉得说什么都苍白。

“赵卫国。”秀兰突然叫了我的名字。

“嗯？”

“你是不是觉得跟我住一个炕上，很丢人？”

“没有。”我赶紧说，“我就是怕……”

“怕什么？”

“怕你被人说闲话。”

秀兰轻笑了一声，那笑声里带着苦涩：“该说的早就说过了，再多几句，也伤不到我什么了。”

我坐起来，隔着布帘子，看着对面模糊的轮廓。

“秀兰姐。”我说，“你放心，我不会让你为难。”

布帘子那边没有回应，但我听到秀兰轻轻叹了一口气。

院外传来几声狗叫，远处是村里不知道谁家的公鸡打鸣，声音刺破夜空，传出很远很远。

我重新躺下，看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月光，心里想着，也许日子真的不会太差。

第二天早上，我刚起床，就听到院子里有人在喊：“秀兰在家吗？”

我掀开帘子，看到秀兰已经走到门口，打开了门。

门外站着的是村里的妇女主任王桂兰，四十多岁，脸上带着笑，但眼神里分明有些别的东西。

“秀兰啊，我来跟你说个事。”王桂兰说，眼睛却往屋里瞟，看到我站在里屋门口，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哟，这赵知青还真住这儿了？”

“王主任，你是来找我，还是来找他的？”秀兰挡在门口，语气不卑不亢。

“瞧你说的，我当然是来找你的。”王桂兰干笑两声，“大队长让我来问问你，这赵知青住你家，方便不方便？”

“有什么不方便的？”秀兰说，“他住东边，我住西边，中间隔着帘子，互不打扰。”

“那就好，那就好。”王桂兰点点头，又看了我一眼，“赵知青，你也别怪婶子多嘴，这住寡妇家，传出去可不好听。你要是有心，就早点找大队长说说，看能不能换个地方。”

“谢谢王主任提醒。”我强忍着不快说，“不过我觉得这里挺好的，不劳您费心。”

王桂兰脸色变了变，但很快又堆起笑容：“行行行，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主意，我不多说了。”

她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秀兰家的院子，那眼神里带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子拐角，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烦躁。

秀兰已经回到灶台前，继续烧火做饭，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

“她还会来的。”我说。

“我知道。”秀兰说，“来了就来了，日子还得过。”

我看着她蹲在灶台前，往灶膛里添柴火，火光映着她的侧脸，那张脸算不上漂亮，但有一种说不出的坚韧。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个村子，这间土坯房，这个沉默的女人，也许会成为我生命中一段无法忘记的经历。

第二章 父亲的来信

连着几天，我心里一直堵得慌。白天上工的时候，大家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有人远远地指指点点，等我走近了，又装作什么也没发生。我不是傻子，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这天傍晚收工回来，我坐在院子里的磨盘上，从兜里掏出早上在供销社买的一支笔，跟自己剩下的几页信纸，给父亲写信。

父亲在县城中学教书，平日里话不多，但对我一直管得严。我写信向来报喜不报忧，可这一次，我实在压不住心里的憋屈，把村里的情况、住宿的安排、王桂兰上门说的话，一样一样写了进去。写到末尾，我又犹豫了，想了几遍，还是把那几句话添上了：“爹，我在这里住得心里不安稳，村里人议论得厉害，我怕影响秀兰姐的名声，也想换个地方住。你要是认识什么人，能不能帮我说说？”

写完之后，我把信纸叠好，又在信封上写下父亲的地址，第二天托去镇上拉货的老乡寄了出去。

信寄出去之后，我就开始掰着指头算日子。县里到我插队的村子，走邮路来回怎么也得五六天，我就盼着父亲能回个话，哪怕只是骂我一顿也好，至少让我知道他收到了。

日子照旧过着。秀兰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烧水，做饭，喂鸡，然后去上工。我也跟着出工，干啥活都不挑。只是两个人白天几乎说不上话，晚上躺在一铺炕上，隔着那道布帘子，有时候连翻身都小心翼翼的。

小芳倒是不怕我，天天“赵叔叔”长，“赵叔叔”短的，有时候从外头摘了野花回来，非要递给我一朵。秀兰看见了，也不说啥，只是嘴角微微弯一下。

到了第六天傍晚，我从地里回来，远远看见我家院门口的大槐树下站着一个瘦高身影。走近了才看清，那是隔壁村的邮递员老刘，手里攥着一个信封朝我扬了扬：“赵卫国，你的信！”

我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接过信，看邮票、看字迹，是爹的亲笔。我心里一热，扯开信封口，把信纸抽出来。

信纸上只有一页，上面写着四句话：“卫国，来信收到。住寡妇家确实不合适，但我这里也没有门路给你调地方。自己掂量着办。随信附十块钱，算是你这个月的嚼用，不够再跟我说。”

我愣住了。把信纸翻过来，背面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我抖了抖信封，果然从里头掉出一张叠得整齐的十块钱，上面还带着红章，是刚取出来没多久的。

就这？

我心里头说不出的失望。我以为父亲会骂我一顿，让我注意分寸，或者干脆托人把我调走，可他就给了四个字——“自己掂量着办”？

掂量什么呢？是让我忍气吞声，还是让我想办法搬出去？他是赞同，还是反对？我捏着那张十块钱，信纸在手里攥得皱皱巴巴的。

“是家里来信了？”秀兰不知什么时候走到我身后，手里端着簸箕，装着刚剥的玉米粒。

“嗯，我爹来的。”我赶紧把信纸叠好塞回信封，动作有些慌张。

秀兰看了看我手里的钱，没问，只是说：“晚上我给你炖个鸡蛋。”

她转身进了屋，背影瘦小而坚定。我站在院子里，看着手里的信封，心里乱得像一团麻。

进了屋吃过晚饭，我把钱收好，又把信纸掏出来，反复看了几遍。“自己掂量着办”——这五个字像块石头，压在我心口，怎么也放不下来。

夜里我躺在炕上，连灯也不点，睁眼看着黑漆漆的屋梁，琢磨父亲的意思。他是信不过我，怕我跟寡妇传出什么事儿来？还是说，他压根不在乎我在这边的处境，觉得让我吃点苦头也好？

想着想着，我叹了口气，翻了个身。

到了第二天中午，我去村口的水井挑水。井台边上围着几个妇女，叽叽喳喳说得正起劲，谁也没注意到我靠近。

“……你们听说了没？那个知青还住在李秀兰家呢，这都半个月了，也没见搬出来。”说话的是邻队的张二嫂，四十出头，平常就爱东家长西家短。

“可不是嘛，”接话的是孙家的新媳妇，嫁过来没两年，嘴碎得很，“你说这孤男寡女的，住一铺炕上，白天黑夜地过，能不出事儿吗？”

“我早就说李秀兰不检点，当姑娘那会儿就打扮得招摇，现在男人没了，更是没人管得住她了。你看她天天跟那个知青眉来眼去的，还给他做饭洗衣裳，说不定就等着攀上人家呢。”

“哎哟，那知青可是城里来的，年轻小伙子，李秀兰比他大了好几岁吧？她能攀得上？”

“那可说不准，有些人啊，别的本事没有，哄男人的本事一等一……”

我听着这些话，只觉得一股火从脚底板一直烧到天灵盖。我放下扁担，几步冲到她们面前，沉着一张脸：“你们在说什么？”

几个妇女吓了一激灵。张二嫂回头一看是我，脸色变了几变，讪讪地笑了笑：“哎哟，赵知青啊，我们就是随便唠唠，没说你啥。”

“你们刚才说谁呢？”我攥着拳头，声音压得很低，但连我自己都听得出来，里头含着火气，“说秀兰姐？”

孙家新媳妇有点害怕，往张二嫂身后缩了缩，张二嫂倒是硬撑着面子，笑了笑：“赵知青，咱们村里人嘴碎，你听就听了，别当真。”

“我告诉你们，”我盯着她，“秀兰姐是干净人，你们别在背后嚼舌头。谁再敢胡说，我找她家男人评理去。”

几个妇女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自知理亏，提着水桶先走了。临走时张二嫂还嘀咕了一句：“哟，还没怎么着呢，就护上了。”

我气得不行，站在原地喘了几口粗气。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赵卫国。”

我回过头，秀兰站在离我七八步远的地方，手里提着一篮子青菜，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但嘴唇有些发白。她看了一眼那些离开的妇女的背影，又看了我一眼，目光平静得像一汪深潭。

“秀兰姐，我……”

“你不用替我争。”秀兰打断了我，“她们爱说什么，让她们说去。”

“可她们说得那么难听……”

秀兰轻轻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苦涩：“嘴长在她们身上，你堵得住一个，堵不住十个。你越是替我出头，她们越觉得有事。懂吗？”

我张了张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说的道理我都明白，可心里那口恶气，怎么也咽不下去。

秀兰提着菜篮子，从我身边走了过去。走了几步，她又停下来，没有回头，只是声音轻轻地说：“你是个好人。这年月，好人不容易做。你要是觉得委屈，就想想你爹信上跟你说了什么。他让你掂量着办，不是让你冲动着办。”

她说完，径直走了。

我站在井台边上，愣愣地看了她半天。风从山坡上吹下来，把她的衣角吹得一起一伏。阳光落在她肩膀上，她的背影虽然瘦削，却挺得很直。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个在流言蜚语里活了一年的女人，远比我一个刚来的知青要坚强得多。她的不在乎，不是天生脸皮厚，是她把所有的苦都咽进了肚子里，自己消化。

我叹了口气，重新挑起水桶，把水打好，一步一步地往回走。

傍晚的时候，我坐在门槛上，又把父亲的信掏出来看了一遍。“自己掂量着办”——那后面的十块钱，被我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贴身的口袋里。

我忽然觉得，也许父亲那句话不是冷漠，他是在告诉我：你长大了，有些路要自己走，有些事要自己拿主意。他给不了我答案，也不该给我答案。

夜里，我躺在炕上，听着布帘子那边小芳在说梦话，含糊地喊了一声“妈妈”。秀兰轻声应着，拍了拍她，小芳很快又睡熟了。

“秀兰姐。”我隔着布帘子喊了一声。

“嗯？”

“今天的事，对不起。”

那边安静了一会儿，秀兰的声音透过布帘传过来，带着一点疲倦，也带着一点柔软：“不怪你。”

“以后我不冲动了。”

秀兰没再说话。可我听到她轻轻笑了一声。

那声笑，像夜里的月光，落在人身上，凉凉的，却没那么冷。

第三章 一碗热粥

第二天一早，队里的钟一响，我就跟着大伙儿去西山割谷子。露水还没有散尽，谷叶子上水淋淋的，割不了几把，裤腿就湿透了。我心里压着昨天的事，手上的镰刀使了蛮劲，不肯停歇。隔壁地里的张四叔直起腰，拿草帽扇着风，朝我喊了一句：“赵知青，你慢着点！瞅你那脸，白得跟纸一样。”我没应他，弯腰又割了几垄。也不知道是赌气还是跟自己较劲，总觉得泄一泄汗，胸口那团闷火就能散了，可晌午一过，我就知道坏了。太阳晒着，后颈却一阵一阵发凉，脑袋沉得像装了石头，手心里头全是冷汗。我咬着牙硬撑到收工，一路走回秀兰家，两条腿跟踩在棉花上似的。

进了院，我也没进屋，靠着门框想缓一缓，结果眼前一黑，差点坐到地上。秀兰正在灶间烧火，听见动静探出头来一看，脸色就变了：“你这是咋了？”我说没事，就是累着了，睡一觉就好。秀兰没理我的话，放下火钳走过来，抬手在我额头上一搭，那个“没事”还没说出口，她的眉头就皱了起来：“烫成这样，还睡一觉就好？去炕上躺着！”

我想反驳，可张嘴的时候，喉咙里像吞了砂纸，干哑得发不出声。秀兰扶着我进了屋，我把外衣脱了，一头栽在炕上。布帘那边小芳正在玩一个小布人，见我被秀兰搀进来，睁大眼睛问：“妈妈，赵叔叔怎么了？”秀兰说：“你赵叔叔发热了，你别闹，去把墙角那床薄被抱过来。”小芳跑过去，抱起被子，摇摇晃晃地送到炕沿，仰着脸对我说：“赵叔叔，我把被子给你，你就不冷了。”我勉强冲她笑了笑，可嘴角刚咧开，浑身就打了个寒战，连牙关都磕得咯咯响。

那被子盖上来，暖意却像隔着衣裳，怎么也透不到骨头里。我躺在炕上，一会儿觉得烧，一会儿觉得冷，脑子里迷迷糊糊的，只听见秀兰在灶间忙活的动静。锅盖响了，柴火噼啪响了，后来又传来一阵“咕嘟咕嘟”的熬煮声。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秀兰端着一只粗碗进来，碗里头黑乎乎的汤药冒着热气，隔着老远就冲鼻子。她把我扶起来，让我靠着墙坐着，把碗递到我嘴边：“家里没有现成的药，我去你张二婶家讨了一把柴胡，配上甘草熬的。苦是苦，你得喝下去。”

我看着那碗药，心里发怵。秀兰见我犹豫，也没催，就端着碗坐在炕沿上等着。过了好一会儿，她轻轻叹了口气：“你一个大男人，还怕这口苦药？小芳吃药都不皱眉头。”我被她这话一激，接过来猛地灌了一口，苦味一下子从舌根窜到天灵盖，我差点呕出来。秀兰不知道从哪儿摸出一块冰糖，塞进我嘴里：“别咽太快，含着。”糖块在舌尖化开，甜味儿压住了苦味儿，我才缓过一口气。

“粥在灶上熬着，你等药劲儿上来再喝。”秀兰说着，把手里的湿毛巾叠好，搭在我额头上，又起身把布帘子拢了拢，挡住从门缝里灌进来的风。她做完这些，就坐在炕沿下的凳子上，两肘支着膝盖，安安静静地看着我。我本来想说点感谢的话，可脑袋昏沉沉的，舌头也不听使唤，只模模糊糊地说了句：“秀兰姐，给你添麻烦了……”她没接话，只是把毛巾翻了个面，重新敷在我的额头上。

药劲儿上来，我整个人渐渐松了下来，眼皮也撑不住了。半睡半醒的时候，我听见小芳在帘子那边小声问：“妈妈，赵叔叔会好起来吗？”秀兰低声应了一句：“会好的，睡一夜就好了。”小芳又说：“那我把我藏的那块糖给他吃，他就不怕苦了。”秀兰没再说话，我听见她笑了一下，那笑声很轻，带着一点倦意，却不冷。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过去的，只记得后来又发起烧来，人像掉进了火堆里，浑身的骨头都烫得疼。我迷迷糊糊地翻了个身，想抓住什么，手胡乱伸出去，攥住了谁的手指。那手指凉凉凉凉的，贴着我的手心，像一块浸了井水的石头。我在梦里见了死去多年的娘亲，她坐在床边，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那样看着我，眼神又温柔又难过。我张了张嘴，含含糊糊地喊了一声：“娘……”

没有人应我。可被我攥着的那只手，没有抽回去。

不知过了多久，窗户纸透进灰蒙蒙的光，屋里的油灯已经灭了，灶间传来轻轻的风箱声。我睁开眼睛，头还是沉的，可身上已经不那么烫了。我想抬抬胳膊，却发觉右手正握着另一只手——秀兰的手。她坐在炕沿下的凳子上，上半身趴在炕边，另一只胳膊枕在脸下，睡得正沉。我的手指握着她的手指，她却没有挣开，就那么顺着手势，歪着头靠在我手边。

我心里咯噔一下，连忙松开手，可动作太大，把炕板震得响了一声。秀兰醒了，她抬起眼看看我，又垂下眼看了看自己被我松开的手，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把搭在炕沿上的毛巾收起来，声音带着一点刚醒的沙哑：“醒了？”

我窘得舌头都打了结：“秀兰姐，我、我昨天夜里烧糊涂了，不是故意……”秀兰没等我解释完，站起来把毛巾搭在盆沿上，头也不回地说：“病好了就起来。灶上还有小米粥，我去热一热。”

她说完就掀了布帘子出去了。我看见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帘后头，心里忽然有些说不清的空落落。可她走过去的时候，我分明看见她的耳尖泛着一层极淡的红色。我想再说什么，又噎住了。

门帘一掀，小芳从外面钻进来，手里捧着一个粗瓷缸子，小心翼翼地走到炕边说：“赵叔叔，你醒了？我给你倒的水，温的，不烫呢。”

我伸手接过，那粗瓷缸子的温热从掌心传上来，像一条细细的暖流，沿着胳膊一直淌进心里。我低头喝了一口，水确实不热不凉，温温的，润过干涩的喉咙，整个人舒服了不少。我把缸子递还给小芳，说：“多谢你，小芳。”

小芳摇摇头，一双眼睛又圆又亮：“赵叔叔，你怕苦的话，我把糖给你。”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用油纸包着的冰糖，摊在掌心里递过来，像献出什么了不得的宝贝。我看着那块糖，心里一热，喉头微微发哽，轻声对她说：“叔叔不苦了，你自己留着吃。”

她想了想，又把糖收回去，认认真真地塞回口袋，转身跑去了灶间。没过一会儿，灶间里传来碗碟轻碰的声响，接着秀兰端着一碗粥走进来。小米粥熬得浓稠，面上浮着一层米油，热气袅袅地往上飘。她在炕沿边坐下，把那碗粥递到我手里：“趁热喝，出出汗就好了。”

我捧着碗，碗底暖得烫手，那温度比被子、比药汤都来得真切。我慢慢喝了一口，米粒已经熬得开花，入口绵软，带着一股淡淡的甜香。那一口粥滑进肚子里，整个人从里到外都暖透了。我连着喝了几口，抬头看秀兰，她正低着头给小芳整理衣角，侧脸的轮廓被灶间透过来的光映得柔和。我嗓子里堵着话，好半天才说出一句：“秀兰姐，这粥熬得好。”

秀兰没抬头，只嗯了一声，顿了顿又说：“锅里头还有，你喝完再添。”说完她起身，把晾在盆沿上的毛巾拿起来拧了拧，又搭回到我额头上。那毛巾带着井水的凉气，敷在额头上的时候，我整个人精神了不少。

窗外天色渐渐亮了，院里的鸡叫了三遍，麻雀在屋檐下扑腾着翅膀。秀兰从灶间端来一碟咸萝卜干，搁在炕沿上，小芳趴着看，眼巴巴地咽口水。秀兰夹了一小块给她，小芳咬了一口，咯嘣脆响，又仰起笑脸来看我。我看着她们娘儿俩坐在晨光里的模样，心里忽然涌上一阵说不清的滋味，像是这屋子里本来就该有这两个人似的。

第四章 夜里谈心

病好利索之后，我再也不肯白躺着让人伺候了。天不亮就爬起来，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又去挑了三趟水，把灶房里的水缸灌得满满当当。秀兰从屋里出来，看见井台上新打的清水，愣了一愣，也没说什么，转身回屋端出一碗玉米糊糊，搁在院子里的石桌上，又加了一碟腌萝卜条。

我端起碗，呼噜呼噜喝了个底朝天，抹了抹嘴，又去柴房里劈柴。斧头下去，干柴啪地裂成两半，木屑飞溅，小芳蹲在一旁捡碎柴，捡一把就抱到灶间码好，嘴里还哼着不知名的调子。秀兰站在灶间门口，看着我们爷儿俩一个劈一个捡，嘴角动了一下，又飞快地抿住了，只低头搓了搓围裙边。

那几天我就这么住下来了。白天跟社员们一起下地，晚上回来帮着挑水、劈柴、喂鸡，秀兰做饭，我烧火，小芳坐在门槛上抱着布娃娃，叽叽喳喳地讲她白天在村里看到的趣事。日子过得平静，像村口那条小河，不紧不慢地淌着。可一到夜里，布帘子一拉，两边都安静下来，谁也不敢发出太大的声响，连翻个身都小心翼翼。有时候我听见小芳在那边喊“妈妈，讲故事”，秀兰的声音低低地响起来，讲的是“小兔子拔萝卜”或者“狼来了”，声音柔柔的，像哄孩子睡觉的那种调子。我躺在炕上，听着听着，眼皮就沉了，心里也跟着安稳。

可安稳归安稳，到底还是隔着一层布帘子。我总觉得该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该从哪说起。

那天晚上，小芳比平时睡得早，下地干了一天活，秀兰洗了脚，吹了灯，那边的动静也安静下来了。我仰面躺着，手枕在脑后，听着窗外的蟋蟀叫，翻来覆去睡不着。过了好一阵，我听见布帘子那边传来一声轻轻的叹息，接着是秀兰的声音：“卫国，你睡了没有？”

我心里一紧，连忙低声答：“没呢，秀兰姐，你也没睡？”

“睡不着。”她停了停，像是在斟酌措辞，“你病刚好，别总抢着干重活，累着了又要闹毛病。”

“我没事，年轻轻的，哪就那么娇贵了。”我说完，又觉得这话说得太逞能，赶紧补了一句，“你一个人带着小芳，又要出工又要忙家务，比我累多了。”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秀兰的声音才又响起来，比刚才低了一些，像是自言自语：“习惯了。你姐夫活着的时候，这些活也都是他干的……他走了两年了，我早该习惯了。”

我听着这话，心里一酸，不知道该接什么。可她又开口了，声音平平静静的，像在讲别人的事情：“那天他在山上修梯田，石头塌了，滚下来砸在腰上，抬到镇上的卫生院，半路上就不行了。我接到消息的时候，正蹲在灶间生火，手里还攥着一把柴火，就那么愣愣地站了好一会儿，才哭出声来。小芳那时候才三岁，还不懂事，看见我哭，她也跟着哭，抱着我的腿喊‘妈妈，妈妈’。我忍着泪把她抱起来，心里想，我不能倒，倒了这个家就散了。”

我静静地听着，黑夜里只听得见她的呼吸声，还有她偶尔停顿的间隙里，窗外蟋蟀的叫声显得格外清晰。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安慰的话，可话到嘴边又觉得太轻飘飘，说不出口。过了好一会儿，我才低低地问了一句：“秀兰姐，你为啥不改嫁呢？你还年轻，总不能一辈子一个人扛着。”

那边很久没有声音，久到我以为她睡着了。可就在我准备翻身的时候，她的声音忽然响起来，带着一点压抑的颤：“我怕。”

“怕什么？”

“怕小芳受委屈。”她的声音在黑暗里格外清晰，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口里挤出来的，“村里的婶子们给我说过好几回亲，有隔壁村的鳏夫，也有镇上的手艺人，可我一想到小芳要管别人叫爹，一想到别人万一对她不好，我就……我就不敢往前走那一步。我宁愿一个人苦一点，也不能让孩子跟着受罪。”

我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我想起小芳那双亮晶晶的眼睛，想起她捧着手心里的冰糖，想起她坐在门槛上抱着布娃娃等我收工回来。这样一个懂事的孩子，要是真被后爹打骂，那该多让人心疼。我忽然明白了秀兰为什么总是板着脸，为什么对谁都客客气气的，为什么把自己裹得那么紧——她不是冷，她是怕，怕自己软弱，怕孩子受伤，怕被命运再打一个跟头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黑暗里，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比想象中平静：“秀兰姐，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小芳这孩子，被你教得懂事，又乖又贴心，村里人都夸她。”

那边没有应声，但我听见布帘子后面传来一声极轻的吸气声，像是被什么东西哽住了。过了好一会儿，秀兰的声音才重新响起，比刚才软了一些，带着一点沙哑：“卫国，你家里……你爹娘还好吧？”

我知道她是在转移话题，不忍心看我尴尬，也顺着她的台阶下来：“我娘走得早，我爹一个人在县城当老师，脾气硬，话不多，什么事情都叫我‘自己掂量着办’。”我苦笑了一声，“他给我写信，连个‘安’字都不多写，就说那么一句。”

“你爹是担心你，怕你年轻不懂事，走错了路。”秀兰的声音里带着一点看透世事的平淡，“当爹的，嘴上不说，心里头比谁都疼。你想想，他要是真不管你了，还给你写信做什么？”

我愣了一下，没接话。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棂的缝隙，在炕沿上留下一道细细的白线，像一条安静的河。我忽然觉得，秀兰说的也许是对的。我爹那封信，看似冷冰冰的四个字，里头藏着多少辗转反侧的夜里，他坐在灯下，握着笔，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最后只剩下那几个字。他怕我走错路，又怕话说重了伤我，更怕我年轻气盛跟他置气，所以把所有的担心和牵挂都压在了那四个字底下。

“秀兰姐，你懂得真多。”我低声说。

“我不懂什么，就是过得久了，见得多了。”她笑了笑，那笑声很轻，像风吹过布帘子，“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出工呢。”

“哎。”

我闭上眼，却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的，是秀兰刚才说的那些话，是我爹那封信，是小芳捧着冰糖的手，是秀兰低头搓围裙时的侧脸。月光从窗缝里漏进来，我把手伸出去，看那道月光落在我的手心里，凉凉的，像秀兰从井里打上来的水。

布帘子那边，忽然传来小芳含含糊糊的梦话：“妈妈……赵叔叔……”接着是秀兰轻轻拍着孩子的声音，低低地哼着那首我听过许多遍的摇篮曲。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只知道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枕边搁着一双新纳的布鞋，鞋底密密麻麻的针脚，又匀又实，黑色的鞋面上绣着两朵小小的梅花。我拿起鞋，翻来覆去地看，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暖意，像冬天里喝了一口热姜汤，从喉咙一直烫到脚底板。

我穿上鞋，大小正合适，踩在地上，软软的，像踩在厚厚的落叶上。我走出屋门，秀兰正蹲在灶间门口择菜，小芳蹲在她旁边，正拿一根草叶逗蚂蚁。她看见我脚上的鞋，眼睛亮了一下，又低下头去，假装专心择菜。

我站在晨光里，看着她们娘儿俩，忽然觉得，这个院子，这间屋子，这铺土炕，好像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借住的地方了。

第五章 布鞋风波

等我穿上这双新鞋走出院子，去队上上工，一路上就有人盯着我的脚看了。

先是村口的老槐树底下，几个妇女正端着碗蹲在墙根底下喝稀饭。其中一个叫王桂花的，四十来岁，嘴皮子最碎，她一眼就看见了我脚上的新布鞋，眼睛立马就亮了起来，像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秘密似的。她放下碗，拿袖子一抹嘴，扯着嗓子就喊：“哟，卫国，你这鞋哪儿来的啊？挺好看的嘛！”

我被她这一嗓子喊得心里有点发毛，但还是硬着头皮笑了笑：“买的，托人从镇上带回来的。”

“买的？”王桂花把尾音拖得老长，眼神往我身后瞟了一眼，又跟她旁边几个妇女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这鞋底纳得这么密实，针脚这么匀，看着可不像是镇上供销社里卖的那种货色。供销社的鞋，鞋底都是机器压的，哪有这么细的针脚。”

她旁边一个叫刘翠花的女人也跟着接话：“就是，你看那鞋面上还绣着梅花呢，镇上哪有这种样式？肯定是谁家媳妇的手艺，细得很呐！”

我心里一沉，知道她们说的意思，但嘴上还是硬撑着：“王婶子，您这话说的，我一个大男人，还能分得清鞋底是机器压的还是手纳的？反正穿着舒服就行了。”

我加快了脚步，想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但王桂花在我身后，压低了声音，跟旁边的人嘀咕着，那声音虽然故意压低了，却偏偏又能让我听见：“这还用问吗？肯定是李秀兰那寡妇给做的呗。一个寡妇，给一个年轻小伙子做鞋，这算怎么回事？传出去也不怕人笑话。”

“可不是嘛，”刘翠花也跟着附和，“我早就说了，一个寡妇，一个年轻知青，住在同一铺炕上，能不出事？我看啊，八成是那寡妇动了心思，想勾搭人家小伙子，好找个靠山。”

“可别这么说，人家李秀兰也不容易，一个人带着个孩子，日子过得苦……”另一个年轻一些的媳妇小声说了一句，但立刻被王桂花打断了。

“苦？苦就能干这种事？咱们村多少年没出过这种丢人的事了，真要传出去，咱们整个村的脸面都得让她给丢尽了！”

我听着这些话，心里一股火就往上窜，太阳穴突突地跳。我攥紧了拳头，指甲都快掐进肉里了，可我还是忍住了，没有回头跟她们吵。我知道，我要是跟她们吵起来，反而坐实了她们的猜测，让事情闹得更难看。我只能闷着头往前走，脚下的新鞋踩在土路上，软绵绵的，可我却觉得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刃上，又疼又沉。

到了地里，我一声不吭地拿起锄头干活，把心里的火气全都撒在锄头上。一锄头下去，土块被砸得稀碎，旁边的知青张建国凑过来，压低声音问我：“卫国，你咋了？脸色这么难看。”

“没事，就是有点累。”我没好气地说。

张建国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脚上的鞋，似乎明白了什么，也不再追问，只是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小声说：“卫国，在这村里，有些事，你得忍着点。嘴长在别人身上，你管不住，但你自己心里得有数。”

我咬着牙，没吭声。

中午收工的时候，我正准备往回走，队上的会计老赵头忽然叫住了我，说大队长陈德胜让我去他家里一趟，有事要跟我谈。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这事儿肯定是跟布鞋有关，王桂花那帮人，嘴比风还快，指不定已经传遍了整个村子。

我跟着老赵头到了陈德胜家。陈德胜正坐在院子里的一把竹椅上，手里端着一碗凉茶，见我来了，指了指旁边的小马扎，示意我坐下。他五十多岁，脸膛黑红，是那种常年在地里晒出来的颜色，一双眼睛又大又亮，看人的时候，像是能把人的心思看穿。

“卫国啊，你来咱们村也有几个月了吧？”陈德胜喝了一口凉茶，慢悠悠地开口。

“快三个月了，陈队长。”我坐在小马扎上，两只手搭在膝盖上，心里有点紧张。

“嗯，三个月了，时间过得也快。”陈德胜把茶碗放在旁边的石桌上，看着我，目光里带着一丝审视，“你在队上干活，表现不错，大家都看在眼里。尤其是你愿意跟李秀兰那娘儿俩搭伙，帮她分担点活计，这是好事，团结群众嘛，咱们知青就应该这样。”

他顿了顿，话锋一转：“但是呢，咱们农村，有些规矩，有些风俗，你一个城里来的小伙子，可能不太懂。老话说得好，‘寡妇门前是非多’，你跟李秀兰住在一个院子里，本来就容易让人说闲话。现在你又穿着她给你做的鞋，到处晃悠，你说，这让人怎么想？”

我急着辩解：“陈队长，这鞋是我自己买的，不是秀兰姐做的！我——”

“行了行了，你别跟我打马虎眼。”陈德胜摆了摆手，打断了我，“是不是她做的，你心里清楚，我心里也清楚，村里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我找你来，不是要审你，是要提醒你一句。你还年轻，还有大好的前程，返城的名额，年底说不定就有。你别因为这点小事，把自己给耽误了。你要是真跟李秀兰有点什么，那你这辈子，可能就真得窝在这山沟沟里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并不重，甚至还带着一点长辈的关心，可每一个字都像一根针一样，扎在我心上。我忽然觉得胸口闷得慌，像有块大石头压着，喘不过气来。

“陈队长，我跟秀兰姐之间，清清白白的，什么也没有。”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她是个好人，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我只是帮她搭把手，这有什么不对吗？难道帮一个寡妇，就非得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陈德胜被我这句话顶得愣了一下，脸色也沉了下来：“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帮她，是好事，我心里也记着。但人言可畏，你懂不懂？你这么年轻，血气方刚的，万一哪天把持不住，出了事，那可就……”

“不会的！”我“腾”地一下从马扎上站起来，声音也大了几分，“我赵卫国不是那种人！我敬重秀兰姐，她就像我的亲姐姐一样，我绝不会做任何对不起她、对不起小芳的事！”

陈德胜看着我涨红的脸，沉默了一会儿，最后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行，你有这个心就好。但我还是那句话，你自己掂量着办。别到时候，裤裆里沾了黄泥巴，不是屎也是屎了。回去吧，下午还要出工。”

我铁青着脸，从陈德胜家出来，一脚踢在路边的土疙瘩上，泥土四溅。我恨不得现在就搬出那个院子，离那些闲言碎语远远的。可我又能搬到哪里去？知青点的房子还没盖好，村里其他人家，谁愿意让一个跟寡妇住过的知青住进去？那不是更坐实了那些谣言？

我站在村口，看着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峦，心里头第一次生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我想起我爹那封信，那四个字，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胸口发疼。

我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秀兰家的院子。院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秀兰正坐在院子里的石墩上，手里拿着一把艾草，正在编草绳。她看见我回来了，抬起头，目光在我脸上扫了一下，似乎看出了什么，但没有多问，只是轻声说了一句：“锅里留着饭，还热着，你去吃吧。”

我看着她那张平静的脸，看着她那双因为常年干活而粗糙的手，看着她手腕上那道被草绳勒出的红痕，心里面所有的委屈、愤怒、憋闷，忽然之间全涌了上来，堵在喉咙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只是低着头，走进了灶间。灶台上的粗瓷碗里，盛着一碗热腾腾的玉米糊糊，旁边还搁着两个窝窝头，一看就是新蒸的，还冒着热气。

我端起碗，眼泪忽然就掉了下来，掉进了碗里。

第六章 小芳的意外

我端着碗，眼泪啪嗒啪嗒掉进玉米糊糊里，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叔叔，你怎么哭了？”

小芳不知道什么时候从里屋跑了出来，站在灶间门口，手里攥着她那个破旧的布娃娃，歪着小脑袋，一脸好奇地看着我。

我赶紧抬起袖子，胡乱抹了一把脸，强挤出一个笑容：“没，没有，叔叔眼睛进沙子了。”

“哦。”小芳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迈着小短腿走到我身边，踮起脚尖，把布娃娃举到我面前，“叔叔，给你我的娃娃，妈妈说，抱着娃娃就不疼了。”

我看着那个布娃娃，娃娃的胳膊上缝着好几块补丁，颜色都不一样，但洗得干干净净。我心里一酸，伸手把小芳抱了起来，放在我腿上：“叔叔不疼，小芳自己玩。”

“小芳，别打扰叔叔吃饭。”秀兰的声音从院子里传进来，人跟着也走了进来，手里还拿着没编完的草绳。她看见我抱着小芳，愣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我看不太懂的情绪，随即又恢复了平静，“快下来，让叔叔吃饭。”

小芳乖乖地从我腿上滑下来，抱着布娃娃跑了出去。

我端着碗，低着头，一口一口地喝着玉米糊糊，那糊糊明明很香，可吃到嘴里，却什么味道都没有。

从那天以后，我出工的时候，总感觉背后有人对我指指点点。有时候，几个妇女蹲在田埂上，看见我走过去，立刻就不说话了，等我走远了，身后又传来一阵嗡嗡的议论声。我不用回头，也知道她们在说什么。

我憋着一股气，干活更拼命了，像是要把所有的力气都发泄在那些黄土上。我白天在地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晚上回到秀兰家，倒头就睡，尽量不跟秀兰多说一句话。我甚至开始刻意躲着她，她早上起来做饭，我就提前出门，晚上吃完饭，我就直接钻进布帘后面，连灯都不点。

秀兰似乎也感觉到了我的变化，她也不多说什么，只是每天依旧把饭做好，把我的衣服洗好，叠得整整齐齐，放在炕头的木箱子上。我们之间，好像隔了一层看不见的墙，虽然近在咫尺，却比陌生人还要生分。

那天是礼拜天，队上休息。我一大早就起来了，想上山去砍点柴火。秀兰家院子里堆的柴火不多了，眼看着就要入冬，得多备一些。

我扛着扁担和绳子，正要出门，小芳从屋里跑出来，拉住我的衣角：“叔叔，你去哪儿？”

“叔叔去砍柴。”我弯下腰，摸了摸她的头。

“我也去！我也去！”小芳兴奋地跳着，眼睛亮晶晶的。

我犹豫了一下，往屋里看了一眼，秀兰正在灶间洗碗，背对着我，没说话。

“小芳，别闹，叔叔是去干活，不是去玩。”我哄着她。

“我不闹，我很乖的，我帮叔叔捡柴火！”小芳不依不饶，两只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衣角，生怕我跑了。

我看着那孩子期待的眼神，心里一软，叹了口气：“行，那你去跟你妈妈说一声。”

“妈妈！妈妈！我跟叔叔去砍柴！”小芳像一只欢快的小鸟，转身就飞进了灶间。

秀兰从灶间探出头来，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小芳，犹豫了一下，才点了点头：“去吧，别乱跑，听叔叔的话。”

“知道啦！”小芳答应得脆生生的，跑回来牵着我的手，还背着她那个小竹篓，一副煞有其事的样子。

我领着小芳，沿着村后那条弯弯曲曲的山路往上走。秋天的山里，到处都是一片金黄，路边的柿子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柿子，像一盏盏小灯笼。小芳一路上叽叽喳喳，一会儿问这是什么树，一会儿问那是什么花，一会儿又蹲在地上捡起一片好看的树叶，小心翼翼地放进她的小竹篓里，说要带回去给妈妈看。

听着她清脆的笑声，我心头那股憋了好几天的闷气，总算散了一些。

我找了一处柴火比较多的山坡，把小芳安置在一块平坦的大石头上，叮嘱她不要乱跑，然后就开始抡起斧头，砍那些枯死的树枝。我力气大，干起活来也利索，不一会儿，就砍了一大捆。

“叔叔！叔叔！你看那边有小溪！”小芳忽然从石头上跳下来，指着山坡下面一条不大的溪流，兴奋地喊着。

我擦了把汗，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那条溪流是从山上流下来的，水很浅，清澈见底，能看到水底的鹅卵石。

“嗯，那是山泉水，可甜了。”我随口应了一句，继续埋头砍柴。

“我要去抓鱼！”小芳说着，就迈开小短腿，往溪边跑去。

“小芳，别跑，慢点！”我赶紧喊了一声，放下斧头，跟着她往下走。那溪边的石头长满了青苔，滑得很，小孩子跑过去，很容易摔跤。

我刚走到溪边，就看见小芳已经蹲在了水边，两只小手伸进水里，想要去抓一条游过的小鱼。她够得太往前了，身子一歪，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整个人就掉进了溪水里！

“小芳！”我脑袋“嗡”的一声，什么也顾不上了，一个箭步就冲了过去，跳进了溪水里。

那溪水虽然不深，只到我大腿根，但十一月的天，山里的水已经凉得刺骨了。小芳掉进水里，吓得哇哇大哭，两只小手在水里胡乱扑腾。水花溅了我一脸，冰凉冰凉的。

我一把抓住小芳的胳膊，把她从水里捞了起来，紧紧抱在怀里。小芳浑身都湿透了，冻得嘴唇发紫，小脸煞白，哭得撕心裂肺。

“别怕别怕，叔叔在，叔叔在！”我一边拍着她的背，一边赶紧从水里爬上岸。我自己也湿了半条裤腿，冷风一吹，冻得我直打哆嗦，但我顾不上自己，赶紧脱下自己的外套，把小芳整个裹了起来，抱在怀里，拼命往山下跑。

我跑得飞快，脚底下的石头硌得脚生疼，我也顾不上。小芳的哭声在我耳边响着，每一声都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

远远地，我就看见秀兰正站在院门口，手里拿着一把扫帚，好像在扫院子。她看见我抱着小芳，浑身湿漉漉地跑回来，脸色一下子就变了，手里的扫帚“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秀兰三步并作两步跑过来，声音都变了调。

“小芳掉溪里了，没事没事，就是呛了几口水，受了点惊吓。”我赶紧解释，把小芳递到她怀里。

秀兰接过小芳，看到女儿那张惨白的小脸，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哗哗地往下掉。她紧紧抱着小芳，把脸贴在小芳的额头上，身体抖得厉害。

“妈妈，妈妈……”小芳哭着，伸出小手，去摸妈妈的脸。

秀兰蹲在地上，抱着女儿，哭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她看着我，眼睛里全是泪，嘴唇动了动，最后，她深深地给我鞠了一躬，声音哽咽着，只说了两个字：“谢谢。”

我被她这个举动吓了一跳，赶紧扶住她：“秀兰姐，你这是干什么？我……”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安慰的话，却发现自己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干巴巴地说，“快，快进屋，给孩子换身干衣服，别冻着了。”

秀兰点了点头，抱起小芳，快步走进了屋里。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自己湿漉漉的裤腿，冷风一吹，又打了个寒颤。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刚才抱小芳的时候，太用力了，手指关节都泛着白。

晚上，小芳喝了半碗姜汤，又发了点汗，精神头总算好了不少，靠在秀兰怀里，又抱着她那个布娃娃玩了起来。秀兰哄着她睡着了，才轻手轻脚地把她放在炕上，盖好被子。

我坐在灶间，把白天砍的柴火一根根地往外拿，准备明天再劈。秀兰从里屋出来，走到我面前，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

我被她看得有点不自在，搓了搓手：“那个，小芳没事了吧？”

“没事了，睡着了。”秀兰的声音很轻，像是怕吵醒了屋里的人。她顿了顿，忽然说，“卫国，你搬到正屋炕上来睡吧，我带小芳睡那张小床。”

我愣了一下，手里的柴火差点掉在地上，连忙摆手：“不用不用，秀兰姐，那怎么行？我睡布帘后面就挺好，真的！”

“正屋的炕大，暖和。”秀兰低着头，声音更低了，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把这句话说出来，“你救了小芳，我……我没什么能报答你的。这大冷天的，你睡在那头，夜里凉。”

我心里一热，鼻子有点发酸。我抬起头，看着秀兰，她那消瘦的身影，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显得那么单薄，却又那么倔强。

我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秀兰姐，你的心意，我领了。但真的不用。我一个大男人，皮糙肉厚的，不怕冷。布帘就挺好，隔着布帘，我心里踏实。”

我说完，抱起那一捆柴火，转身走出了灶间。外面，月亮很亮，照得整个院子都白晃晃的。我听见身后，秀兰轻轻叹了口气，那叹息声，在这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第七章 父亲探访

第二天一早，我正在院子里劈柴，就听见村口传来一阵自行车的铃铛声。我抬头一看，愣住了——那推着自行车、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风尘仆仆的人，竟然是我爸。

我手里的斧头差点砸到脚面上，赶紧迎上去：“爸？你怎么来了？”

赵德厚把自行车支好，拍了拍裤腿上的土，目光打量着我，又扫了一眼这个小小的院子，眉头微微皱起：“我来看看你过得怎么样。你妈不放心，让我来瞧瞧。”

我心里一下子又酸又热，嘴上却说：“我挺好的，你看我，壮实多了。”

我爸没接话，他的目光越过我，落在正从屋里走出来的秀兰身上。

秀兰显然也看见了我爸，脚步顿了一下，然后还是走了过来，轻声喊了一句：“赵叔，您来了。”说完，她低下头，两只手在围裙上搓了搓，有些局促。

我爸没吭声，只是点了点头，鼻子里应了一声：“嗯。”

空气有点僵。我赶紧打圆场：“爸，你别站着了，进屋喝口水。秀兰姐，你帮我爸倒碗水。”

秀兰应了一声，转身进屋去了。

我爸看着我，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沉重。他没说话，只跟在我身后走进屋子。

屋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净利落。地上扫得干干净净，灶台上的锅碗瓢盆码得整整齐齐，炕上的被褥叠得像豆腐块。那张布帘子，就那样孤零零地挂在炕中间，我爸的目光在布帘上停了很久。

秀兰端着一碗热水出来，双手捧给我爸：“赵叔，喝水。”

我爸接过碗，看了一眼秀兰的手——那手粗糙，指节上还贴着一条白胶布。他低下头，喝了一口水，没说话。

小芳这时也醒了，穿着件小棉袄，抱着她的布娃娃，从里屋探出半个脑袋，怯生生地看着我爸。秀兰赶紧说：“小芳，叫爷爷。”

小芳眨巴眨巴眼睛，小声叫了一句：“爷爷。”

我爸愣了愣，看着小芳那张瘦瘦小小的脸，嘴边的严厉一下子软了几分。他放下碗，弯下腰，问：“你叫小芳？”

小芳点点头，把布娃娃抱得更紧了。

我爸摸了摸她的头，没说别的。

我陪着他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我指着墙根下码得整整齐齐的柴火说：“这都是我劈的，够烧一冬了。”又指着鸡棚说：“那是秀兰姐养的几只鸡，每天都能收蛋。”

我爸看着那几只鸡，又看了看院子里晾着一排孩子的衣服，沉默了很久，才开口：“你住这儿，方便吗？”

我知道他问的是什么。我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说：“爸，秀兰姐是个好人。那帘子，也是为了避嫌才挂的。我们之间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

我爸没有再问，只是一声不吭地走到院门口，看着远处的山，看了很久。

晚上，秀兰做了几个菜，蒸了一碗鸡蛋羹，还特意把家里攒的几个鸡蛋炒了。我把我爸按在炕上坐好，给他倒了点酒。小芳挨着我爸坐着，秀兰给她喂饭，小芳吃得满嘴都是，秀兰一边用袖子给她擦嘴，一边轻声说她，语气里全是温柔。

我爸看着这一幕，端着酒杯的手悬在半空，半天没有动。

吃过晚饭，秀兰带着小芳到里屋睡了。我坐在灶前，往灶膛里添了两根柴火，火光一闪一闪的，映着我爸的脸。

我爸一直没说话，过了好久，才闷声问了一句：“卫国，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我低着头，用火钳拨了拨灰烬，声音不大：“爸，我可能……不打算回城了。”

我爸手里的酒杯“啪”地一声磕在桌子上，幸亏是木桌，没碎。他眼睛瞪得溜圆，压低声音，却压不住怒气：“你说什么？”

我抬起头，看着他：“我说，我想留在这儿。秀兰姐一个人拉扯个孩子，不容易。我想帮她，我也想干点事。咱村穷，可这地方有地、有水、有山，只要肯干，日子一定能好起来。”

我爸胸膛起伏着，声音都在抖：“你疯了？你知道吗？你妈天天盼你回城，我拉下老脸去求人，才给你要到一个回城名额的推荐资格。你现在跟我说你要留下？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搁？让全家人怎么在镇上抬头做人？”

我喉咙发紧：“爸，我知道你为我好。可回城就一定好吗？我在城里有工作、有房子，可是这儿的秀兰姐和小芳，她们真的需要我。”

“需要你？”我爸冷笑了一声，“那她男人的事你要管？你非亲非故，你插队是奔着前程来的，不是来给人当倒插门的！你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连媳妇都没娶，就想给人家当后爹？你对得起你妈吗？”

我鼻子一酸，站起来：“爸，你教我要正直、要善良。秀兰姐的男人走了，她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她容易吗？我帮她，我心里踏实。你要是觉得我给她家当后爹丢人，那就当丢人吧。”

我爸猛地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手抖得厉害，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他缓了好半天，才咬着牙，一字一句地说：“好，你翅膀硬了，你掂量着自己办。你将来要是后悔了，别哭着回来求我！”

他说完，踢开凳子，一把掀开门帘，朝外走去。冷风“呼”地灌进来，我追到门口，只见他推着自行车，摇摇晃晃地消失在夜色里。

我站在门口，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身后传来轻轻的脚步声，秀兰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我身后，她手里拿着一件外套，轻轻披在我肩上，声音有些发哑：“卫国，你不该跟你爸吵的。他……他是为你好。”

我转过头，看到她眼底那点隐约的光，喉头动了动：“秀兰姐，我知道我说了什么。我不后悔。”

夜风很凉，山外的星星却亮得很。我望着我爸消失的方向，攥紧了拳头。我知道，这条路，才刚开始。

那天晚上，我在灶前坐到半夜，火光慢慢暗下去，心里翻来覆去都是我爸说的那些话。说实话，我懂他的气。换了我，怕是也会说一样的话。可我没法丢下秀兰和小芳，这念头不是冲动，不知从哪一天起，就扎了根。

我把灶膛的火灰埋好，正要回屋躺下，忽然听到院子里有动静。我起身推开门，看到一个身影推着自行车，正往院门口走。我愣住了：“爸？”

我爸转过身，脸上还带着气，但眼里那点火气已经淡了不少。他干咳了一声：“我骑车到半路，想起来没跟你说一句。你妈让我带了双棉鞋给你，搁车筐里了，我去拿。”

我连忙走过去，抢着把鞋掏出来。是一双胶棉鞋，底子厚实，纳得密密麻麻。我鼻子发酸，捧着鞋没说话。

我爸沉默了一会儿，说：“卫国，我不是不让你做好事。可你要想清楚，帮归帮，日子是日子。你要是真有心留下，那你就踏踏实实地干出个样子来。别让人说你闲话，也别让人看不起秀兰。”

我点点头，说：“爸，你放心。我不会给你丢脸。我会让这里的人知道，你儿子是块能成事的料。”

我爸叹了口气，伸出手拍了拍我肩膀：“行。你有志气，我拦不住你。可有一条——电话、信，都得写着。别让你妈惦记。”

我说：“记住了。”

他推着自行车往村口走，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这才骑上车消失在夜色中。

我站在院门口，手里抱着那双棉鞋，风还是凉的，但心里却热乎起来了。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起来了。秀兰正在灶间忙活，看见我就问：“你爸走了？”

我说：“走了。临走前还说，让我好好待你和小芳。”

秀兰一愣，垂下眼帘，没说话。灶膛里的火噼啪作响，映着她微红的脸。我弯下腰，把那双胶棉鞋放进门边的木箱里，心里踏实得像一脚踩到了地面上。

第八章 返城名额

刚吃完早饭，大队长就骑着自行车来到院门口，车把上挂着个灰布包，人还没下车，声音先飘进来：“卫国在家吗？好事儿！”

我从灶间探出头来。大队长已经把车支好，拍着布包走进院子，脸上带着笑：“咱们大队知青返城的推荐名额下来了，一共两个。我跟公社知青办的刘主任说了半天好话，把你大半年在队里的表现报上去，人家总算点了头。给你拨了一个，回城介绍信和推荐表都在这儿。”

我愣了一下。返城？这两个字像一根针，猝不及防地扎进心口。

在插队的日子里，返城是每个知青做梦都想的事。上个月老知青周国庆走的时候，全村人送了半里地，他上了拖拉机还在挥手，笑得眼睛都红了。可眼下名额真落到我头上，我反倒没料到自己心里会是这副光景。

大队长把推荐表递到我手里：“你仔细掂量掂量，填好了交到队部，后天一早有人来收。要是决定走，我到时候给你摆桌送行酒。”他拍拍我的肩，又看了看院里正晒被褥的秀兰，欲言又止，“你小子……想清楚再填。”

我攥着那张表，纸角在手指间蜷了半圈。

大队长走了，我站在院子里，低头看那行字：“知识青年回城推荐表”，右下角盖着鲜红的公章。风掀起纸角，哗啦响了两声。

秀兰从晾衣绳那头绕过来，说：“喜事呀。”声音轻飘飘的，像被风吹散的炊烟。我抬头想看她，她已经弯下腰去拾掉在地上的木夹子。

“我还没想好。”我说。

“想啥？”她别过脸，把木夹子一个挨一个夹到棕绳上，“名额这么难得，人家回城的都走得利索，你还磨叽啥？赶紧填了交了。”她的后背背对着我，我瞧不见她的脸。

我没吭声，把表对折好放进上衣口袋。小芳从屋里跑出来，怀里抱着那只洗得发白的布娃娃，仰起小脸看我：“赵叔叔，你要回城啦？城里是不是有好多好多糖？”

我蹲下来揉了揉她的头发：“还没定呢。”

秀兰一把把小芳拉了过去：“行了，别缠着你赵叔叔。”她进了屋，门帘落下来，里头的安静比外面的日头还重。

白天我照旧下地干活。风刮过田垄，黄叶卷着土粒扑到小腿上。我握着锄把，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悠——城里的柏油路、路灯下的影子、新华书店里散着油墨香的《青年一代》、食堂窗口热气腾腾的猪肉炖粉条、我爸那间堆满旧书的屋子。那些东西像隔了一辈子的光景，想得我胸口发闷。

说实话，我想回城。哪个知青不想呢？我爸为了给我争这个名额，不知道在别人跟前弯了多少次腰、赔了多少张笑脸。他在信里头让我“自己掂量着办”，到底还是背着我去使了劲。我要是不走，他那些四处求人的奔波算什么？我妈盼我回去，把眼睛都快盼花了。

可另一种东西也在心里拽着我，像船锚沉在河底，勾着沉甸甸的泥：秀兰深夜里就着油灯纺线的背影，肩膀一高一低；小芳蹲在院门口拿树枝画圈圈，等着大人收工；那口水缸，我每次挑满能顶三天，可我要走了，她又得自己晃着扁担去打水。

正午歇晌，众人蹲在田埂上啃窝头。刘二虎凑到我旁边，拿胳膊肘顶我：“卫国，听说你返城名额下来了？几时走？到时候可得请哥几个喝一盅！”旁边两个知青也跟着起哄：“回去多好啊，吃商品粮，穿皮鞋，下了班还能看场电影。”“就是，咱们盼都盼不来，你还愣什么神？”

他们你一句我一句，说得我心头一阵发飘。可收工回来，远远望见院子里升起的炊烟，望见秀兰蹲在灶台前添火的侧影，袖口那块补丁在火光里晃了一下，我吃那阵飘劲儿便“啪”地落回了肚子里。

晚上，小芳睡了。我躺在炕上，隔着那道布帘子，能听见对面屋里翻身的声音。不知过了多久，秀兰的声音轻轻传过来，又哑又软，像怕把

惊醒什么似的：“卫国，你睡了吗？”

我翻了个身，面朝帘子：“没呢。”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那张表，填了吧。”

“我还没想好。”

“有啥好想的？”她的声音忽然带了点急，“你爸在城里等你，你妈盼你回去，你总不能一辈子待在这穷山沟里头。我算啥？一个守寡带孩子的女人，拖累你干啥？”

我坐起来，脊背抵着墙：“秀兰，你别说这种话。”

“这是实话。”她的声音压得更低了，却字字分明，“你来了大半年，帮了我多少忙，我心里有数。可你总不能为了帮我，把自己一辈子搭进去。我欠你的已经够多了，不能再欠你前程。”

我张了张嘴，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说不出话来。

“你走吧。”她说，“小芳那边，我会跟她讲，赵叔叔回城是好事。她小，过几天就忘了。”

我听见她翻了个身，布帘那头便不再有声响，只有夜风从窗缝里灌进来，吹得灯芯晃了晃。我躺在炕上，盯着黑漆漆的房梁，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她方才那句话——“过几天就忘了。”

小芳会忘吗？她每天傍晚蹲在院门口等我回来，远远看见我的影子就笑着跑过来，喊“赵叔叔回来啦”。她拿树枝在地上画那些歪歪扭扭的小人，说那是她、妈妈和赵叔叔。她晚上睡觉前总要我跟她讲一个故事，不讲就不肯闭眼。

这些事，能忘吗？

我翻了个身，枕头底下垫着那张推荐表，硌得后脑勺生疼。我伸手把它摸出来，屋里太暗，看不清上面的字，只能摸到纸角那个圆圆的钢印，凸起来的，像一枚烙在皮肤上的勋章。

第二天一早，我没去队部交表。

秀兰起了个大早，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又去菜地里拔了一筐萝卜，蹲在水井边一个一个地洗。我站在灶房门口，看着她弯腰搓萝卜的侧影，衣服后背那块补丁又大了些，棉线从布边散出来，像嘴边的碎发。

“你咋还没去交表？”她头也不抬，手里的萝卜搓得哗哗响。

“下午再说。”我说。

她顿了顿，没再追问，只是手上的动作更快了些，水花溅了一地。我转身进屋，把那张推荐表从枕头底下拿出来，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表上还空着，姓名那一栏没填，去向那一栏也没填。我把它折好，塞进上衣内袋里。

中午吃饭的时候，小芳端着碗坐在门槛上，忽然抬头问我：“赵叔叔，你回城以后，还会回来看我和妈妈吗？”

我筷子一顿，饭粒掉在桌上。

秀兰瞪了她一眼：“小芳！别瞎问。”

“我没瞎问。”小芳瘪了瘪嘴，眼眶有点红，“昨天隔壁王婶婶说的，说赵叔叔要走了，再也不回来了。”

我放下碗，把小芳拉过来：“叔叔还没走呢。”

“那你会走吗？”她仰起脸，眼睫毛上挂着水珠。

我看着她那双眼睛，亮晶晶的，像山涧里的两汪清泉。我说不出“会”字，也说不出口“不会”两个字，只能伸手替她抹了抹眼角，轻声说：“先把饭吃完，凉了就不好吃了。”

小芳低下头，扒了两口饭，眼泪吧嗒吧嗒掉进碗里。

秀兰一把抢过她的碗：“不吃了不吃了，净惹人烦！”她转身进了灶房，门帘甩得啪啪响。我听见里头传来压低了的声音，像是哭，又像是拿袖子在擦脸。

我坐在桌前，盯着那碗已经凉透的饭，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把。

下午，我没去下地。

我骑着大队长的自行车，沿着乡间土路骑了七八里，到了公社的大桥上。河水流得慢，浑浊的，漂着几片枯叶。我坐在桥栏上，摸出那张表，又摸出兜里揣着的钢笔。

风从河面上刮过来，吹得纸角翻卷。我拧开笔帽，笔尖悬在姓名栏上方，迟迟落不下去。

远处有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去，车厢里坐着几个知青，冲我吹口哨：“卫国，填表啊？赶紧回城享福去！”

我冲他们笑了笑，挥了挥手。

等拖拉机开远了，我把笔帽重新拧上，把表折好放回口袋，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转身骑上自行车，往村里的方向蹬。

车轮碾过黄泥路，扬起细细的尘土。我脑子里忽然冒出我爸信上那句话——“自己掂量着办。”掂量来掂量去，我掂量出一样东西：舍得。

回城，我舍得城市，舍得那些柏油路和路灯，可舍不下这间院子，舍不下那个蹲在水井边洗萝卜的女人，舍不下那个坐在门槛上等我讲故事的小姑娘。

我蹬得更快了，风从耳边呼呼地刮过去。

回到村口的时候，日头已经偏西。我远远看见秀兰挑着两桶水，正从村头的老井那边往回走，扁担压得她肩膀歪了半边，水桶晃晃悠悠，溅出来的水洇湿了她的裤脚。

我跳下车，跑过去：“我来。”

她愣了一下，没松手，抿着嘴看我。

“我来。”我又说了一句，伸手接过扁担，搁到自己肩上。两桶水沉甸甸地压下来，我稳住步子，挑着往院里走。

秀兰跟在我后头，走了几步，忽然问：“表呢？”

“没填。”

“咋不填？”

我停下脚步，回过头看她。夕阳正好打在她脸上，把她的脸照得红扑扑的，眼睛里头有一层亮晶晶的东西，不知道是汗还是泪。

“因为，”我说，“我舍不得走。”

第九章 公开表白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月亮从窗户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地上铺了一道白白的光，像一条薄薄的绸带。布帘那边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是秀兰在给小芳掖被子，过了一会儿，又听见她轻轻叹了口气，翻了个身。

我侧过身，面朝布帘的方向，声音压得很低：“秀兰，你睡了没？”

那边静了一瞬，然后轻轻应答：“没呢。”

“明天大队要开全体社员大会，你知道吧？”

“知道，”她的声音透过布帘传过来，闷闷的，“大队长上午来通知了，说让各家各户都去，有重要事情宣布。”

“表的事，我已经定了。”

那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睡着了。然后我听见她小声说：“卫国，你别犯傻。”

我笑了笑，在黑夜里看不见，但嘴角是弯的：“我没犯傻。我活了二十年，头一回这么清醒。”

她没再说话，但我听见布帘那边传来压抑的呼吸声，一抽一抽的，像在哭。

我盯着黑漆漆的屋顶，一字一字地说：“明天，我当着全村人的面，把话说清楚。”

第二天一早，大队部的院子里挤满了人。

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已经落了大半，光秃秃的枝丫朝着灰蒙蒙的天，像是伸着许多只手。队部办公室的门开着，大队长坐在门槛上，手里捏着一根旱烟，烟灰掉了一地。旁边蹲着几个村干部，都在低声议论着什么。

社员们陆陆续续来了，有的搬了小板凳，有的直接坐在墙根下，妇女们抱着孩子挤在一块儿，男人们则聚在另一边，互相递着烟卷。

秀兰也来了，抱着小芳站在人群最边上，低着头，不说话。她今天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在脑后扎了个髻，用一根木簪子别着。小芳趴在她肩上，眼睛亮晶晶地四处张望。

我站在院子另一头，背靠着墙，手心全是汗。

大队长站起来，磕了磕烟袋锅子，清了清嗓子：“都来了啊，那咱们就开会。今天主要说两件事，头一件，是公社给咱大队分了两个返城推荐名额，知青点报上来的名单，一个给了刘建国，一个给了赵卫国。”

人群里立刻响起一阵嗡嗡声。有人往我这边看，有人交头接耳说着什么。我听见有个妇女尖着嗓子说：“赵卫国？他来得最晚，咋就能轮上他？”

旁边有人接话：“他干活卖力嘛，你又不是没看见，天天挑水劈柴的，比咱本地人还能干。”

大队长抬了抬手，示意大家安静：“这是知青点根据表现报上来的，大队也同意了的。所以今天开会，就是正式通知大家一声，顺带让这两个同志表个态，看看啥时候走。”

刘建国第一个站出来，是个瘦高个儿，戴着眼镜，说话斯斯文文的：“我感谢大队和知青点对我的信任，我打算下周一就走，回城以后继续读书，争取考上大学，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大家噼里啪啦地鼓了一阵掌。

然后大队长看向我：“卫国，你呢？”

我深吸了一口气，从墙根走出来，走到院子中央，站在那棵老槐树底下。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像无数根针扎在皮肤上，刺刺的，麻麻的。

我摸了摸胸前口袋里那张折好的推荐表，又摸了摸兜里那只钢笔，然后抬起头，看着院子里黑压压的人群。

“大队长，各位叔叔婶婶，兄弟姐妹们，”我开口，声音有点抖，我使劲咽了口唾沫，稳了稳，“这个名额，我让出来。”

人群一下子炸了锅。

“让出来？让给谁？”

“傻了吧？回城的机会都不要？”

“你爹妈不盼着你回去啊？”

大队长也愣住了，皱着眉看我：“卫国，你这话是啥意思？这个名额是你自己挣来的，你让给谁？”

我把那张推荐表从口袋里掏出来，展开，举在手里，风吹得纸角哗哗响：“我想好了，我不回城了。我留在村里，留在咱们大队。”

院子里的议论声更大了，有人喊：“你留在村里干啥？种地啊？”

“对，”我说，“种地，养鸡，干什么都行，只要能留在村里。”

大队长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卫国，你可得想清楚，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你爹知道了，能答应？”

“我爹那边，我会跟他解释。”

“那你解释一下，你为啥不回去？”有人扯着嗓子问。

我站在老槐树底下，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我脸上晃来晃去。我深吸了一口气，目光越过人群，落在院子角落那个穿着蓝色褂子的身影上。

秀兰抬起头，正好对上我的目光。她的眼睛里有一瞬间的慌乱，嘴唇微微张开，像是想说什么，又什么都没说出来。

我看着她，一字一字地说道：“因为这里有放不下的人。”

人群安静了一瞬，然后像炸了锅一样，更响了。

“谁？你放不下谁？”

“是不是那个寡妇？”

“我就说嘛，这俩人肯定有问题！”

我咬了咬牙，父亲信上的那句话又在脑子里响起——“自己掂量着办。”我掂量了，我掂量得很清楚，很明白。

“我喜欢李秀兰，”我大声说，声音在院子里回荡，压过了所有的议论，“我要娶她。”

整个世界安静了。

连风都停了。

老槐树上的叶子不再响，那些叽叽喳喳的议论声也一下子消失了，所有人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愣愣地看着我。

大队长手里的烟袋锅子掉在地上，啪嗒一声，在安静的院子里格外响亮。

秀兰的脸一下子白了，又一下子红了，她的嘴唇哆嗦着，眼睛里蓄满了泪。她抱着小芳转过身，跌跌撞撞地往院子外面跑，小芳被晃得回过头来，冲我喊：“赵叔叔！赵叔叔！”

我拔腿就追了出去。

院子里这才重新炸开锅，有人在喊，有人在骂，有人在笑，还有人在拍大腿说“造孽啊”。

我顾不上这些了，我追出院门，看见秀兰已经跑出去老远，蓝色的褂子在黄泥路上一起一伏，像一只飞不高的鸟。

“秀兰！”我喊她。

她不停，反而跑得更快了。

我撒开腿追上去，追到村口那条小河边，终于追上了她。她背对着我，肩膀一抖一抖的，怀里的小芳已经被颠得哭了起来。

我一把拉住她的胳膊：“秀兰，你听我说——”

她猛地转过身，泪流满面，声音又急又哑：“你傻不傻！你傻不傻！你当着那么多人说那种话，你以后怎么做人？你爹的脸往哪搁？你回城的路，你断得一干二净了啊！”

她的眼泪顺着脸颊淌下来，一滴一滴，落在衣襟上，落在小芳的头上。她哭得浑身发抖，却还是死死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我伸手，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指节粗大，掌心全是干农活磨出来的老茧，硬硬的，像砂纸。

“我早就想好了，”我说，声音很轻，却很坚定，“回城的机会，我不要了，以后也不会后悔。秀兰，从你那天晚上给我熬小米粥开始，我就知道，我心里装不下别人了。”

她哭得更厉害了，使劲想把手抽回去，可我握得紧紧的，怎么也不松。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一个城里娃，有文化有前途，干啥非跟我扯上关系？我这命不好，克夫，村里人都这么说，你也不怕？”

“我不怕。”

“我带着个拖油瓶，你也不怕？”

“那是我闺女。”

她愣住了，泪眼婆娑地看着我，嘴巴张了张，又闭上。小芳趴在秀兰肩头，歪着脑袋看我，脸上的泪痕还没干，却忽然咧开嘴笑了。

“赵叔叔，”她奶声奶气地说，“你要当我爸爸吗？”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我伸手把小芳从秀兰怀里接过来，抱在怀里，用袖子擦了擦她脸上的泪：“你愿意不？”

小芳使劲点了点头，又回头去看秀兰：“妈妈，我可以喊赵叔叔爸爸吗？”

秀兰蹲在地上，捂着脸，哭得浑身发抖，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我蹲下身，一只手抱着小芳，一只手去拉秀兰的手：“秀兰，你信我一次。我这辈子，不会让你再受委屈。”

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脸上又是泪又是灰，狼狈极了，可在我眼里，却比什么都好看。

她看着我，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抖着声音说了一句：“你……你真是个傻子。”

我笑了，把小芳举起来，举过头顶，小芳咯咯地笑，两腿乱蹬。

“傻就傻吧，”我说，“傻人有傻福。”

远处，村口的大槐树底下，站着一群人，都伸着脖子往这边看。大队长站在最前面，叉着腰，摇着头，不知道是叹气还是笑。

我抱着小芳，拉着秀兰的手，沿着小河往回走。河水哗哗地流，阳光照在水面上，碎成一片一片的金光。

秀兰的手还是冰凉，但这一次，她没有再抽回去。

第十章 家族反对

那封信来的时候，我正蹲在院子里给鸡棚添草。大队会计王老四从公社回来，远远地就冲我喊：“赵卫国，有你一封信，你爹寄来的，挂号信！”

我心里咯噔一下。父亲从来不发挂号信，平时就是一张纸，折成个长条，塞在信封里，连邮票都舍不得多贴。挂号信，那得花两毛钱，父亲舍得花这个钱，说明事情不小。

我拍了拍手上的草屑，接过信，封面上果然是父亲那一笔一划的钢笔字，工工整整的，像他这个人一样，一丝不苟。我撕开信封，里面是三张纸，密密麻麻写满了，和上次那四个字的信比起来，简直像是两个人写的。

我站在院子里，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信的开头，父亲没有称呼我，直接写：“惊闻你在大队会议上的荒唐举动，为父痛心疾首，夜不能寐。你从小读书明理，我含辛茹苦供你上学，指望你出人头地，光耀门楣，你却自甘堕落，与一寡妇纠缠不清，还当众宣称要娶她，丢尽了我赵家的脸面！”

父亲很少用这么重的词，“痛心疾首”、“夜不能寐”、“丢尽脸面”，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纸上，也钉在我心上。

我继续往下看，父亲的字迹有些潦草，显然写的时候情绪非常激动：“你母亲去世得早，我既当爹又当妈把你拉扯大，不容易。你如今翅膀硬了，敢跟我对着干了。我告诉你，赵卫国，你要是敢娶那个寡妇，从今往后，你就不再是我赵德厚的儿子，我赵家没有你这种没出息的东西！你好好掂量掂量，是回城考大学，还是窝在那个穷山沟里跟一个寡妇过一辈子，你自己选！”

信的末尾，父亲没有落款，没有日期，就那样戛然而止，像是写不下去了，又像是气得不屑于再写一个字。

我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塞进贴身的口袋。心里头堵得慌，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来。我知道父亲会反对，但没想到他会这么决绝，连断绝关系的话都说出来了。

秀兰从屋里出来，端着一碗水，看见我脸色不对，小声问：“咋了？你爹来信了？”

我把信递给她，她接过去，看了几行，脸色就白了。她的手抖得厉害，信纸在她手里哗哗作响，她没有看完，就把信还给我，转过身去，背对着我，也不说话。

“秀兰，”我走到她身后，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你别怕，这事我来扛。”

她没回头，声音闷闷的：“你爹要跟你断绝关系……你咋扛？你总不能为了我，连你爹都不要了吧？”

“我爹那是气话，他一时半会儿想不通，等他想通了就好了。”

“想不通的，”秀兰转过身，眼眶红红的，“你爹是个老师，要脸面的人，他咋能想得通？我一个寡妇，还带着个孩子，村里人都说闲话，你爹能不嫌弃吗？”

她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顺着脸颊滑下来，掉在衣襟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秀兰，”我握住她的手，“你听我说，我爹那边，我会写信去解释。他这个人，嘴硬心软，等他知道你是啥样的人，他不会反对的。”

“你爹又没见过我，他咋知道我啥样？”

“那我就让他见你。”

秀兰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没有再说下去。

我正准备回屋写信，院门口忽然传来一阵骂骂咧咧的声音，粗嘎的女声，又尖又利，像指甲划过玻璃：“李秀兰！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你给我滚出来！”

我往外一看，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太太，穿着一件黑褂子，头上包着灰布头巾，叉着腰站在院门口，身后还跟着两个妇女，都是村里有名的长舌妇，平时最爱搬弄是非。

秀兰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嘴唇哆嗦着，小声说了一句：“我婆婆……”

我愣了一下，秀兰的婆婆？就是她那个死去的丈夫的妈？我听说过，秀兰的丈夫死后，婆婆嫌她生了个女儿，没给老张家留后，对她和孙女小芳不闻不问，逢年过节连个面都不露，怎么今天突然找上门来了？

老太太看见秀兰，眼睛瞪得溜圆，三步并作两步冲进来，指着秀兰的鼻子就骂：“你个克夫扫把星！你把我儿子克死了还不算，现在又勾搭上人家城里来的知青，你是嫌我们老张家丢人丢得不够吗？”

秀兰低着头，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老太太越骂越起劲，唾沫星子横飞：“你还有脸在村里住？你还有脸活着？我儿子要是知道你这么不要脸，棺材板都盖不住！你赶紧收拾东西，带着你那个赔钱货滚出村子，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小芳被吓醒了，站在门口，揉着眼睛，看见奶奶凶巴巴的样子，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我再也忍不住了，大步走过去，挡在秀兰前面，对老太太说：“大娘，你说话放尊重点，秀兰啥时候勾搭我了？是我主动追求的她，跟她没关系。你要骂，冲我来。”

老太太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呸了一口：“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城里来的毛头小子，被一个寡妇迷得神魂颠倒，你爹妈的脸都让你丢尽了，你还有脸在这儿跟我说话？”

“我爹妈的脸丢不丢，不劳你操心，”我强压着火气，尽量让语气平静，“秀兰是我的对象，我马上就要娶她。你要是来喝喜酒，我欢迎；你要是来骂人，请你出去。”

老太太气得脸都青了，拍着大腿对身后那两个妇女说：“你们听听，你们听听，这是人说的话吗？我儿子死了两年，尸骨未寒，这寡妇就急着找男人，还找了个城里娃，真是不要脸到了极点！”

那两个妇女也跟着起哄，一个说：“就是就是，秀兰，你也太不讲究了，你男人死了才多久，你就跟人好上了，也不怕街坊邻居笑话。”另一个说：“你一个寡妇，带着个拖油瓶，还想嫁个城里人？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秀兰站在我身后，浑身发抖，嘴唇咬得发白，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却始终没有说一句话。

我转过身，看着秀兰，她低着头，缩着肩膀，像一只受惊的兔子，又像一棵被风雨摧残的小草。我心里一阵酸楚，她到底承受了多少？丈夫死了，婆婆嫌弃，村里人排挤，她一个人带着孩子，硬撑了两年，好不容易以为自己能有个依靠了，却又被这样指着鼻子骂。

我深吸一口气，转过身，对老太太说：“大娘，我最后说一遍，秀兰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你儿子死了，那是意外，不是秀兰的错。你嫌弃她生女儿，可她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容易吗？你不是她婆婆，你连她亲妈都不如，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骂她？”

老太太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脸涨得通红，指着我的手抖了半天，才挤出一句：“你……你……你这个小兔崽子，你敢跟我这么说话？”

“我好好跟你说话，你不听，那我只能这么说了，”我冷冷地说，“你走吧，以后别再来了。”

老太太气得直跺脚，对着院门骂了一通，什么“伤风败俗”、“不要脸”、“克夫命”，骂了半天，才被那两个妇女拉着走了，走远了还能听见她骂骂咧咧的声音。

院子里安静下来，只剩下小芳的哭声，还有秀兰压抑的抽泣。

我蹲下身，把小芳抱起来，哄了哄她，让她别哭。然后走到秀兰面前，她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我，嘴唇哆嗦了半天，才说了一句话：“卫国，你……你走吧，别管我了。”

“我走什么走？”

“你娘家人反对，我婆婆也来闹，村里人都在看笑话，你跟我在一起，有啥好日子过？”

“好日子是自己过的，不是别人给的，”我说，“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认定了你，就不会放手。”

秀兰看着我，眼泪又涌了出来，她扑进我怀里，哭得像个孩子一样，浑身都在发抖。我抱着她，轻轻拍着她的背，心里头又酸又涩，却又有一股力量在涌动。

我决定了，我不会退缩。

晚上，我点起煤油灯，铺开信纸，给父亲回信。想了很久，才落笔。

“爹，来信收到。你说的话，我都看了，也都记住了。但儿子不孝，恐怕要让您失望了。

“你从小教我，做人要正直，要善良，要懂得感恩。秀兰就是这样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她丈夫死了，她没有抛弃孩子改嫁，一个人咬牙把孩子拉扯大；她日子过得苦，却从来没有抱怨过谁；她肯把自己的东西分给别人，哪怕是比自己更穷的人。

“爹，你教我的那些道理，我在秀兰身上都看到了。她不是您想的那种人，她是个好女人，值得我好好待她。

“你要跟我断绝关系，我很难过，但我不会怪你。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是怕我走错路，怕我将来后悔。可是爹，我已经是大人了，我为自己做的决定负责，我不会后悔。

“你多保重身体。儿子卫国，敬上。”

我把信装进信封，贴好邮票，第二天一大早就去公社寄了出去。

信寄出去之后，我心里反而踏实了。不管父亲怎么想，我都要走自己的路。

秀兰的婆婆来过一次之后，消停了几天，但村里的闲话却越来越多。有人见面就阴阳怪气地说“赵知青，你这媳妇娶得值啊，白捡一个闺女”，有人当面问我“你爹给你寄钱没有，是不是真要跟你断绝关系了”，还有人跑到大队长那里告状，说我“败坏村风”。

大队长把我叫去，抽着烟袋锅子，叹了口气，说：“卫国，你是个好娃，有文化，有干劲，可这事……你确实冲动了。你一个城里娃，娶个寡妇，你爹咋能同意？再说了，你以后回城了，她咋办？带着孩子跟你走？”

“大队长，我不回城了，”我说，“我就在这儿扎根，跟秀兰一起过日子。”

大队长看着我，愣了半天，烟袋锅子都忘了抽，最后摇了摇头，说：“你……你真是个倔种。”

我笑了笑，没说话。

从大队长家出来，天已经黑了，月亮挂在树梢上，清清冷冷的。我走在村道上，脑子里想着父亲看信之后会是什么反应，他会松口吗？还是会写一封更激烈的信来骂我？

我不知道。

但我心里不后悔。

回到秀兰家，灯还亮着。推开门，秀兰正坐在炕沿上，手里拿着针线，在缝一件小衣裳，是小芳的。小芳已经睡着了，呼吸均匀，小脸红扑扑的。

秀兰看见我回来，抬起头，冲我笑了笑：“回来了？锅里有饭，我给你热着。”

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看着她手里的针线活，一针一线，走得又细又密。

“秀兰，”我说，“我给我爹写信了。”

她手里的针停了一下，又继续往下走：“你咋说的？”

“我说了实话。”

她低下头，没再问。过了一会儿，她放下针线，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是一双绣花鞋垫。大红的花，翠绿的叶，针脚密密匝匝的，绣得非常精致。

“这是……我打算给你做的，”她低着头，声音细细的，“你要是不嫌弃，就收着吧。”

我接过鞋垫，翻来覆去地看，心里头热乎乎的。那一针一线，都是她手上的茧子和心血。

“我咋会嫌弃，”我说，“秀兰，这辈子，我就要你这一双鞋垫了。”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但嘴角却带着笑。

那笑容，比煤油灯还亮。

第十一章 创业养鸡

第二天一早，我起来的时候，秀兰已经在院子里忙活了。她蹲在鸡窝前，手里拿着一个粗瓷碗，里面是拌好的麸皮，正往地上撒着喂鸡。那几只芦花鸡“咕咕咕”地叫着，争着抢着啄食，小芳蹲在旁边看，看得咯咯直笑。

我走过去，说：“秀兰，你这几只鸡，下蛋够不够？”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有些意外我一大早问这个，说：“就三只母鸡，一天两三个蛋，有时候歇窝，有时候不歇。怎么了？”

“我想着，咱们能不能多养一些？”

她愣了一下，站起来，拍拍手上的麸皮，说：“多养？养多少？”

“一百只，两百只，甚至更多。”

秀兰听完，先是笑了笑，然后摇了摇头，说：“卫国，你别说笑了。养鸡哪有那么容易的？鸡苗要钱，饲料要钱，鸡棚要搭，还要防病防瘟，咱家哪有那个本钱？再说了，咱这小院子，能养几只？多了放哪儿？”

“院子可以搭棚子，后院那块空地也可以利用起来。至于钱，我这几个月攒了二十多块，再加上你那儿……”

秀兰的脸色有些犹豫，她低下头，没说话。

我走到她面前，握住她的手，说：“秀兰，我不是一时冲动。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咱们在这个村子里，靠种地挣工分，一年到头能落下多少？七十块钱都算多的。可要是养鸡，一只鸡一年能下两百多个蛋，一个蛋卖五分钱，一百只鸡就是一千块。咱们养好了，不光能过日子，还能带着村里人一起干。”

秀兰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些亮光，但更多的是担忧：“卫国，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可万一赔了呢？我倒是没什么，大不了再苦几年，可你……你一个城里娃，咋能跟着我受这个罪？”

“我不怕受罪，”我说，“我只要你过上好日子，只要小芳能吃饱穿暖，能上学。”

秀兰低着头，沉默了很久，最后抬起头，眼睛里有泪光，但嘴角却带着笑：“那……那行，我听你的。”

她转身走进屋里，从柜子最底下翻出一个布包，打开来，里面是一叠钱，有十块的，有五块的，还有一堆毛票和硬币，皱巴巴的，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她数了数，一共是八十三块五毛钱。

“这是……他爹留下的，”她说着，声音有些哽咽，“他走的时候，说让我留着，给小芳长大用。我一直没舍得花。”

我接过那叠钱，心里头沉甸甸的，手都有些发抖。我知道，这是秀兰的全部家底，她愿意拿出来，就是把自己交给了我。

“秀兰，你放心，”我说，“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我当天就去公社供销社打听鸡苗的事。供销社的刘主任说，他们那里有白洛克鸡苗，一块钱一只，一次最少要买五十只。我算了一下，五十只就是五十块，加上饲料、药品、搭棚子的材料，得一百多块。我身上只有二十多块，加上秀兰的八十三块五，勉强够用。

我咬咬牙，跟刘主任订了五十只鸡苗，约定三天后去取。

回来的路上，我心里又激动又忐忑。激动的是，我总算有了一个奔头；忐忑的是，万一失败了，秀兰那八十三块五毛钱就打了水漂，那可是她攒了好几年的血汗钱。

回到村里，我把消息告诉秀兰，她二话没说，就开始收拾后院那块空地。我们把院子里的杂草拔干净，把碎砖头捡出来，又去山上砍了些竹子，搭了两个简易的鸡棚。小芳也跟着忙活，拿着小铲子挖土，小手弄得脏兮兮的，脸上却笑得像朵花。

村里人看见了，都跑来看热闹。有人站在院门口，叉着腰，笑嘻嘻地说：“赵知青，你这是要干啥？养鸡啊？你一个城里娃，会养鸡吗？别到时候鸡养死了，哭都来不及。”

我笑着说：“不会就学，学就会了。”

“学？你拿啥学？你见过鸡怎么下蛋吗？你见过鸡怎么生病吗？城里娃，还是老老实实种地吧，别整这些花里胡哨的。”

旁边几个人也跟着笑，说：“就是，这城里娃，念了几天书，就以为自己啥都会了。养鸡要是那么容易，咱们谁还种地？”

我心里有些不舒服，但没有跟他们争辩。我知道，光嘴上说没用，得把鸡养出来，他们才服气。

第三天，我去公社取了鸡苗。五十只毛茸茸的小鸡，装在竹篓里，叽叽喳喳地叫着，黄澄澄的，毛茸茸的，可爱极了。我小心翼翼地背着竹篓，一路走回村里，生怕颠着它们。

回到家里，秀兰和小芳早就等急了。小芳看见小鸡，高兴得跳起来，蹲在竹篓前，伸手去摸，嘴里喊着：“小鸡，小鸡，好可爱！”

秀兰笑了笑，转身去拌鸡食。她把麸皮、玉米面、青菜叶混在一起，用开水烫了，凉了之后，才端到鸡棚里。小鸡们一拥而上，争着抢着啄食，吃得欢快极了。

从那天起，我和秀兰就忙开了。白天，我下地干活，秀兰在家喂鸡、打扫鸡棚；晚上，我回来之后，点起煤油灯，翻看从公社借来的《养鸡技术手册》，把书上写的注意事项一条一条记下来。秀兰在旁边缝衣裳，时不时抬头看我一眼，说：“你写啥呢？这么多字？”

“养鸡的技术，”我说，“书上说，鸡苗要保温，要防潮，要打疫苗，还要定期消毒。这些都得注意。”

秀兰听了，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说：“你懂就行，我听你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鸡一天天长大，从毛茸茸的黄团子，变成了白白胖胖的半大鸡。我和秀兰轮流守着，晚上怕鸡着凉，就起来生火取暖；白天怕鸡中暑，就搭凉棚通风。小芳也帮着喂食，每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鸡棚，把青菜叶撕成小片，撒在地上，看着小鸡们抢着吃，笑得眼睛弯弯的。

村里人见我们养得认真，有些人开始改口，说：“赵知青这人，还真有两下子，养鸡养得有模有样的。”

但也有人还是不服气，说：“才养几天，鸡还没长大呢，等长大了下了蛋，才算本事。再说了，鸡要是得了瘟病，一死就是一大片，看他咋办。”

我心里清楚，养鸡最怕的就是鸡瘟。一旦爆发，别说五十只，就是五百只，也是一夜之间的事。我四处打听，听说镇上有个老兽医，姓王，专治禽病，就专门跑去请教。王兽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戴着一副老花镜，听我说完，点了点头，说：“小伙子，你有心。养鸡不光是喂食，最重要的是防病。我给你开个方子，你回去按这个配药，定期给鸡喂，能预防常见的瘟病。”

我接过方子，如获至宝，回来之后，照着方子去镇上抓了药，磨成粉，拌在鸡食里。小鸡们吃得欢，长得壮，毛色也亮，看着就让人高兴。

两个月后，第一批鸡开始下蛋了。那天早上，秀兰去鸡棚看，突然叫了一声：“卫国，你快来看！”

我跑过去，看见鸡窝里躺着三颗白花花的鸡蛋，又大又圆，在晨光里泛着光。小芳也跑过来，蹲在鸡窝前，小心翼翼地拿起一颗蛋，捧在手心里，说：“妈妈，鸡蛋！鸡蛋！”

秀兰看着我，笑了，眼泪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我接过那颗蛋，心里头热乎乎的，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半天只说了一句：“秀兰，咱们成了。”

第一批鸡蛋，一共收了三十多个。我拿到公社供销社去卖，刘主任一看，说：“这蛋不错，个大，皮薄，蛋黄也黄。五分钱一个，我全收了。”

我数着钱，一块六毛五，心里头比吃了蜜还甜。

回到村里，我把钱交给秀兰，说：“秀兰，这是咱们挣的第一笔钱。”

她接过钱，数了数，眼泪又下来了，说：“卫国，你……你真的让我过上好日子了。”

我笑了笑，说：“这才刚开始，以后还有更多。”

晚上，我坐在炕沿上，看着秀兰在煤油灯下数钱，小芳已经睡着了，脸上带着笑，嘴角还挂着一点口水。我心里头暖洋洋的，像喝了二两烧酒，浑身都热乎乎的。

我抬头看了看窗外，月亮挂在树梢上，清亮亮的，照在院子里，鸡棚里传来一阵“咕咕咕”的声音，像在说着什么悄悄话。

我笑了笑，心想，日子，是会越来越好的。

第十二章 鸡瘟危机

日子一天天过去，鸡棚里的五十只鸡已经长到一斤多重，羽毛白亮亮的，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煞是喜人。每天早晨，秀兰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鸡棚看，数数有没有少，看看精神好不好。小芳也学会了，放学回来就蹲在鸡棚前，跟鸡说话，说“你们要快快长大，长大了下蛋，卖钱，妈妈给我买新衣裳。”

我听了，心里又酸又甜。

可就在这个时候，老天爷像是故意要考验我们似的，一场鸡瘟突然来了。

那天早上，我起来去鸡棚喂食，发现两只鸡没精打采地蹲在角落里，头缩着，翅膀耷拉着，眼睛半睁半闭。我心里一紧，赶紧把它们抱起来，一看，鸡冠子发紫，拉出来的屎是白色的稀水。

我的手一下子凉了半截。

我赶紧把这两只鸡隔离出来，放在后院的一个竹筐里，又去翻那本《养鸡技术手册》，翻到鸡瘟那一页，上面写着：鸡瘟，传染性强，死亡率高，一旦发现，必须立即隔离、消毒，严重时需要全群扑杀，以防扩散。

全群扑杀——这四个字，像一把刀子，扎在我心上。

我站在院子里，手里捏着那本书，半天没动。秀兰从屋里出来，看我脸色不对，问：“卫国，咋了？”

“鸡……可能得瘟病了。”我说，声音发颤。

秀兰的脸一下子白了。她快步走到鸡棚前，蹲下来，看着那两只病鸡，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但她没有哭出声，只是用手背擦了擦，站起来，问我：“有没有办法治？”

“我去镇上找王兽医。”我说。

我骑上自行车，一路狂奔，二十里的土路，坑坑洼洼的，颠得我屁股疼，但我顾不上，一心只想快点找到王兽医。

到了镇上，兽医站的门锁着，旁边的人说，王兽医去县里开会了，要三天后才回来。我站在门口，心里头像被冷水浇了一样，凉透了。

我骑着车回来，一路上想了无数种办法——去县城买药，去公社借消毒水，去找别的村的兽医。但每一种办法，都需要钱，需要时间，而鸡瘟不等人。

回到村里，天已经快黑了。我推开门，看见秀兰蹲在鸡棚前，手里端着一碗水，正在给病鸡喂水。小芳站在旁边，小声问：“妈妈，小鸡是不是生病了？”

秀兰说：“嗯，生病了，妈妈给它们喂药，很快就好了。”

小芳又问：“那它们会死吗？”

秀兰的手抖了一下，没有回答。

我走过去，把自行车支好，蹲在秀兰旁边，说：“兽医不在，去县里开会了，要三天才回来。”

秀兰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全是血丝，嘴唇干裂着，说：“那……那咱们咋办？”

“我明天去县城，去农技站问问，看能不能买到药。”我说，“你先把病鸡隔离好，别让其他鸡靠近。”

秀兰点了点头，站起来，又去烧了一锅热水，把鸡棚里的食槽和水槽都烫了一遍。我连夜去山上砍了些艾草，回来在鸡棚里熏，想用土法子杀菌。

但第二天早上，情况更糟了。

病鸡从两只变成了五只，其中一只已经死了，歪着脖子，倒在地上，身体僵硬，眼睛还睁着。秀兰看见，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但她没哭出声，只是蹲下来，把死鸡包在旧报纸里，埋在后院的老槐树下，一边埋一边念叨：“小鸡，小鸡，你别怨我们，是我们没照顾好你……”

小芳也哭了，抓着我的衣角，问：“赵叔叔，小鸡还会活过来吗？”

我蹲下来，抱住她，说：“小芳，小鸡不会活过来了，但叔叔会想办法，让其他小鸡好好活着。”

小芳哭着说：“那你一定要想办法，我不想让它们都死了。”

我点了点头，心里头像压了一块石头，沉甸甸的。

我骑着自行车又去了镇上，这一次，我跑遍了所有可能买到药的地方——供销社、农资站、卫生院，甚至去了一趟公社的畜牧站，但人家都说，鸡瘟的药只有县里有，而且需要兽医开处方，一般人买不到。

我站在供销社门口，望着灰蒙蒙的天，心里头第一次感到了绝望。

回到村里，秀兰已经把病鸡全部隔离了，一共九只。她站在鸡棚前，手里拿着一瓶白酒，正在往鸡棚里洒，说是消毒。我看见她的手在抖，眼睛红红的，脸上的泪痕还没干。

我走过去，说：“秀兰，别忙了，我有话跟你说。”

她停下来，看着我。

我说：“鸡瘟的药，我没办法买到。兽医要三天后才回来，但鸡瘟等不了三天。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消毒、隔离，把病鸡全部处理掉，才能保住剩下的。”

秀兰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但她咬着牙，没哭出声，半天才说：“卫国，你……你决定吧。”

我看着她，心里头像刀割一样。这些鸡，是我们俩的希望，是她的盼头，是她的命根子。现在，要我亲手把这些鸡处理掉，我下不去手。

我说：“我写信给我爸，看能不能借点钱，去县城买药。”

秀兰说：“那你写吧，我……我等你。”

我进屋，拿出纸笔，飞快地写了一封信。信上，我把情况说了，说鸡瘟来了，急需钱买药，希望父亲能借我五十块钱，等我赚了钱一定还。

我骑了十几里路，到公社邮局，把信寄了出去，又专门拍了加急电报，多花了一块钱。

然后，我回来，等着。

两天，我足足等了整整两天。这两天里，病鸡从九只变成了十五只，死了五只。秀兰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煮草药，洒消毒水，把病鸡隔离了又隔离，但鸡瘟还是像野火一样，扑不灭。

我急得嘴上起了泡，晚上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地想着办法。小芳也懂事了，每天放学回来，也不闹着玩了，默默地帮秀兰干活，喂鸡、扫地，有时候还蹲在鸡棚前，小声跟鸡说话，像个大人一样。

第三天早上，邮递员来了。

我跑出去，接过信，一看，信封上是我爸的笔迹，我心里头五味杂陈，一边盼着信里有钱，一边又怕。

我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信纸，没有钱。

信上只有几行字：卫国，你大了，该为自己做的事负责。我供你读书，不是让你去农村养鸡的。五十块钱，给了你，是害你。你自己掂量着办吧。

我拿着信，手抖得厉害，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喘不上气来。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封信，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我硬是忍住了，没让它掉下来。

秀兰从屋里出来，看见我手里的信，问：“咋样？你爸……借了吗？”

我没说话，把信递给她。

秀兰接过去，看了一遍，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哆嗦着，半天，她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说：“卫国，你爸说得对，你读了书，不该在这里受苦。”

我看着她，说：“秀兰，我不走。”

秀兰说：“可现在……鸡瘟来了，咱们的钱都投进去了，要是鸡都死了，咱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看着她，心里头猛地一横，说：“秀兰，我还有一个办法。”

“啥办法？”

“我那块手表，是我爸给我买的，用了好几年了，但还能卖几十块钱。”我说着，从我手腕上把手表解下来，放在手里，看了又看。这块表跟了我五年，是我考上高中那年，我爸特地给我买的，平时我连磕一下都心疼。但现在，我没犹豫。

秀兰看着我，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说：“卫国，那是你爸给你的，你……”

“我爸给你的，你不心疼，我心疼。”我说，“鸡没了，还能再养，但你没了，我什么都没了。”

秀兰愣愣地看着我，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我拿着手表，转身就往外走，才走了两步，秀兰突然在身后喊了一声：“卫国，你等等！”

我回过头，看见秀兰跑进屋里，翻箱倒柜，从柜子最底层摸出一个小布包，颤抖着手打开，里面是一枚银戒指，细细的，素素的，在日光下泛着淡淡的银光。

“这是……”我看着那枚戒指，心里头猛地一抽。

秀兰说：“这是我结婚时，我娘给我的嫁妆。我男人死了以后，我什么都没留下，就留下了这枚戒指。我一直舍不得卖，想着以后留给我闺女。”她说完，把戒指递到我面前，说：“你拿去卖了吧，凑钱买药，救咱们的鸡。”

我看着她，看着她那双布满老茧的双手，看着那枚银戒指，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我说：“秀兰，这戒指，我不能要。”

秀兰说：“你咋不能要？你都能卖你的手表，我咋就不能卖我的戒指？”

我说：“不一样，你的戒指是你娘给的，是你……”

“卫国，”秀兰打断我，看着我，眼睛亮亮的，说，“你是比这戒指重要的人。”

我愣在那里，半天没说出话来。

小芳站在门口，看着我们，小声说：“妈妈，赵叔叔，你们别难过，小鸡会好的，会好的。”

我蹲下来，把小芳抱在怀里，把我那封信和秀兰的戒指放在一起，心里头只有一个念头：不管花多少钱，不管多难，我一定要把鸡瘟治好，一定要让这一家人的日子好起来。

第十三章 转机与收获

那天晚上，我没回屋睡觉，守在鸡棚边上，隔两个钟头就起来看一趟，添柴、换水、喂药。秀兰后半夜也起来了，端着一碗热粥，硬塞到我手里，说：“你也不怕冻出病来。”我说：“鸡都没好，我哪敢病。”

第二天天没亮，我揣上那枚银戒指，骑着自行车去了镇上。我的手表已经卖了三十五块，加上秀兰的戒指，十二块，一共凑了四十七块钱。我把手表卖了以后一直没敢跟秀兰说价钱，怕她心疼。现在想想，人家看我们是急用钱，狠狠压了价，心里头虽说不舍，可也没功夫计较。我攥着这四十七块钱，径直去了公社兽医站，找到站里一位姓周的老兽医，把鸡瘟的症状一一说了，又从他那儿买了三包中草药，还借了一本《家禽疫病防治手册》。

回到村里，日头已经偏西了。秀兰站在院门口，见我回来，眼睛一亮，迎上来，说：“咋样？买着了吗？”

我说：“买着了，周兽医说照这个方子熬，七到十天就能见效。他还说，光靠药不行，鸡棚里的粪得清一遍，石灰粉撒上，来苏水按比例兑，一天喷两回，棚里要通风，晚上也不能堵得太严实。”

秀兰点点头，说：“中，我这就去收拾。”

那一晚，我跟秀兰把鸡棚整个翻了一遍，清粪、换土、撒石灰、垫新草，又把病鸡和好鸡彻底分开，食槽水槽用开水烫过，晾在月光下。一直忙到天快亮，秀兰说：“你去歇会儿吧，天亮还得喂鸡。”我说：“你也歇，咱俩换着来。”

从那天起，我天天趴在鸡棚里，一天到晚守着那十几只病鸡，喂药、喂水、清粪、消毒，手上全是冻裂的口子，嘴上全是泡。秀兰也没闲着，每天煮三遍草药，把糠皮和剩饭拌得细细的，又去后山挖野菜，剁碎了掺在食里，给病鸡增加营养。

小芳每天放学回来，也蹲在鸡棚前，看着一群鸡，小声念叨：“小鸡小鸡，你们快好吧，好了就能下蛋了，下了蛋就能给妈妈买新衣裳了。”

我和秀兰听了，都忍不住笑，但笑着笑着，眼眶就热了。

大约过了七八天，我发现最早病倒的那只芦花鸡，开始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走了两步，扑棱了一下翅膀。我心里头一跳，赶紧蹲下来看，见它眼睛亮了，毛也顺了，不像前几天那样蔫巴巴地蜷在角落里。

我回头喊秀兰：“秀兰，你快来看！这只鸡精神了！”

秀兰跑过来，蹲在鸡棚前，看了半天，眼睛一下子红了，说：“真的，真的好了！”

那一刻，我鼻子一酸，差点落泪。

又过了五六天，大部分病鸡都缓过劲来，开始吃食、喝水，有的甚至在院子里刨地找虫子了。最让我高兴的是，一天傍晚，我听到鸡棚里传来一声响亮的“咯咯哒”——那是母鸡下蛋的声音。我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从草窝里摸出一枚还带着温热的鸡蛋，蛋壳白白的，圆圆滚滚的，在夕阳下泛着光。

我攥着那枚鸡蛋，手都在抖，冲屋里喊：“秀兰！秀兰！下蛋了！鸡下蛋了！”

秀兰从灶间跑出来，手上还沾着面粉，看见我手里的鸡蛋，愣了半天，眼泪顺着脸颊就流下来了。她也没说话，只是拿围裙擦着手，眼睛亮得像落了星星。

小芳从屋里蹦出来，踮着脚要看，秀兰蹲下来，把那枚鸡蛋放进小芳的小手里，说：“闺女，这是咱家的第一颗蛋，你拿着。”

小芳捧着鸡蛋，像捧着什么宝贝似的，奶声奶气地说：“小鸡真争气！妈妈，赵叔叔，咱们以后会有好多好多鸡蛋的！”

那天晚上，秀兰把那枚鸡蛋蒸了蛋羹，小芳吃了一半，剩下的硬分给了我。我没舍得吃，又拨回秀兰的碗里。秀兰瞪了我一眼，说：“你个大老爷们儿，不吃咋有力气干活？”我说：“你跟小芳吃，我看着就高兴。”秀兰没再推让，低着头，把那半碗蛋羹吃了，我看见她眼角有亮晶晶的东西一闪，没说话。

从那以后，鸡一天比一天好，蛋也一天比一天多，头几天是两三个，后来越来越多，一天能捡七八个。等到秋末冬初，原本剩下的二十六只母鸡，全都恢复了，再加上原先没染病的十几只，一共四十多只鸡，每天都能捡二十来个蛋。

我攒了几天的鸡蛋，用篮子装了，跟秀兰商量着去镇上的集市卖。

秀兰有些犹豫，说：“咱从来没卖过东西，能行吗？”

我说：“咋不行？咱这是正经鸡蛋，新鲜，个又大，去了能卖。”

天不亮，我骑着自行车，驮着两篮子鸡蛋，走了二十里土路，到了集镇上。集市上人不少，卖菜的、卖猪的、卖布票粮票的，吵吵嚷嚷。我找了个空地方，把篮子往地上一放，先有些局促，不知道咋吆喝，愣愣地站着。

旁边一个卖菜的大叔看着我笑，说：“后生，你是头回来卖鸡蛋吧？你喊啊，不喊人家咋知道你有鸡蛋？”

我脸一红，清了清嗓子，还是张不开嘴。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我心一横，扯着嗓子喊了一声：“鸡蛋！新鲜鸡蛋！自家养的！”

喊完这一嗓子，我脸上火烧火燎的，但到底开了头。有人围过来看，拿起鸡蛋在耳边晃晃，又对着光照了照，说：“这鸡蛋个头不小啊。”

我说：“都是新下的，绝对不会掺坏蛋，您放心。”

那人一口气买了二十个。我手忙脚乱地给他数鸡蛋，装了袋子，收了钱，一块二毛钱揣进兜里，心

心里头那个激动，像揣了只活蹦乱跳的兔子。

一个上午，两篮子鸡蛋全卖完了，一共卖了三块六毛钱。我攥着钱，手心全是汗，心里头盘算着，一只鸡一天下蛋，四十多只鸡，就是二十多个蛋，隔几天赶一趟集，一个月下来，少说也能挣二十来块钱。这可比在生产队干一天挣九分钱强太多了。

回去的路上，我蹬着自行车，一路哼着歌。到了村口，远远看见秀兰抱着小芳站在路边张望，见我回来，她眼睛一亮，迎上来问：“卖完了？”

“全卖完了！”我把钱掏出来，一张一张地数给她看，“三块六，一分不少。”

秀兰接过钱，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嘴角不住地往上翘，说：“真好，真好，咱们也能挣钱了。”

小芳扒着篮子往里看，仰着头问：“赵叔叔，鸡蛋都卖光了？那明天还能吃蛋羹吗？”

我弯腰把她抱起来，说：“能吃！等咱家的鸡再多下蛋，叔叔天天给你蒸蛋羹，还给小芳买糖吃。”

这事没几天就在村里传开了。有人不信，说穷得叮当响的人家，能养鸡挣钱？有人信了，跑到我家鸡棚前，扒着门缝往里瞅，啧啧称奇。先是隔壁的王婶，拉着秀兰的手问：“秀兰啊，你们这鸡是咋养的？咋就治好了呢？”

秀兰看了我一眼，说：“是卫国兄弟，他天天去镇上找兽医，又自己琢磨着配草药，一步步折腾出来的。”

王婶又转头看我，眼巴巴地问：“卫国，那方子能教教婶子不？我家那几只鸡，也蔫了好几天了，我都愁得睡不着觉。”

我想都没想，说：“婶子，方子不难，我写给你，草草药镇上药铺都有，照着配就行。鸡棚的卫生也得跟上，勤清粪，勤消毒，通风也得做好。”

王婶千恩万谢地走了，拿了方子，一传十十传百，没几天，村里好几户人家都来问。我跟秀兰一商量，干脆把方子抄了好几份，谁要就给谁，再手把手地教他们怎么防疫、怎么喂食、怎么调理鸡棚。有人不好意思，说：“你们这也太无私了，这是你们吃饭的本事啊。”秀兰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谁家日子都不容易，能帮一把是一把。”

到了冬天，鸡的产蛋量稳定下来，每天都能收二十多个蛋。我赶集越跑越勤，从三天一趟，到两天一趟，有时候一篮子鸡蛋半天就卖光了。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变了，从原来的看笑话，变成了羡慕，有时候还主动跟我打招呼，叫我“卫国师傅”。

年底，我把账仔细算了一遍，半年来卖鸡蛋的钱，加上卖了几只老公鸡，总共挣了二百多块钱。还清了秀兰借的账，还剩下一百多块。我把钱掏出来，摆了一桌子，秀兰看着那些票子，眼眶红了，说：“卫国，咱们真的熬出来了。”

我说：“这还只是开始，明年开春，我想再养一批鸡，把鸡棚扩大，再孵些小鸡。”

秀兰点点头，说：“你说了算，我都听你的。”

那天，我骑车载着秀兰去镇上，在供销社买了一台缝纫机。秀兰摸着那台崭新的缝纫机，手都在抖，说：“你咋买这个？多贵啊。”我说：“你不是一直想给小芳做衣裳吗？现在咱有钱了，该买。你有了它，做啥都方便。”

秀兰没说话，眼泪啪嗒啪嗒掉在缝纫机上，她用手背擦了又擦，嘴角却带着笑。小芳站在旁边，小手摸着缝纫机的踏板，奶声奶气地说：“妈妈，咱们家也有缝纫机了，真好看！”

那一刻，我站在门口，看着屋里那台缝纫机，看着秀兰坐在灯下，踩动踏板，缝纫机

第十四章 父亲的理解

赵德厚是在一个阴冷的下午，收到那封从乡下寄来的信的。信封上贴着一张八分钱的邮票，字迹是赵卫国的，但笔画比从前稳当了许多，不再是以前那种毛毛躁躁的笔体。他拆开信，里面滑出一张黑白照片，落在办公桌上，发出一声轻响。

赵德厚拿起照片，手指微微一顿。照片上，三个人站在一排鸡棚前，阳光正好，赵卫国穿着一件灰布褂子，袖子卷到胳膊肘，脸上带着笑，晒得黑黑的，但精神头很足。他旁边站着李秀兰，头上扎着一条碎花头巾，腼腆地抿着嘴，怀里抱着小芳。小芳穿着新衣裳，梳着两条小辫子，手里攥着一个布娃娃，笑得露出豁豁的牙。三个人身后，是一排用竹条和苇席搭的鸡棚，几只芦花鸡正探头探脑地啄食。赵德厚把照片举到窗边，借着光看了很久，目光在那张笑得灿烂的脸上停留了很长时间。他慢慢放下照片，又把信纸展开，赵卫国的字迹工工整整：

“爸，这是咱们家的新模样。鸡棚里的鸡有四十多只，一天能下二十多个蛋，赶一趟集能卖三块多钱。秀兰的缝纫机买了，小芳已经会背三字经了，是秀兰教的。这里的人都很好，大队长也支持我们养鸡，还让村里人跟我学。爸，您放心，我过得很好，是打心底里觉得好。附上照片一张，秀兰说，让您看看她和小芳，她总说，希望您能接受她。”

赵德厚把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最后目光落在“爸，您放心”那几个字上，心里头忽然泛起一阵酸涩。他想起去年秋天，赵卫国第一次来信，说被安排和寡妇合住一铺，他当时又急又气，连夜写了四个字“自己掂量着办”，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就寄出去了。那时候他怕，他怕儿子年轻不懂事，怕儿子被拖累，怕儿子毁了一辈子。他以为自己是替儿子着想，可现在看来，他替儿子想的，不过是城里户口、正式工作、体面生活这些东西，从来没问过儿子到底想要什么。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同事老刘探进头来，看见赵德厚对着照片发呆，笑着问：“老赵，看什么呢？这么入神？”赵德厚把照片递过去，说：“我儿子，在乡下养的鸡，成了。”老刘接过照片一看，咦了一声，说：“这小伙子精神头好啊，黑是黑了点，但看着壮实。”他顿了顿，又说，“这姑娘和孩子是谁？不像是知青吧？”赵德厚沉默了一会儿，说：“是他处的人，村里的，带孩子。”老刘愣了一下，随即点点头，没再多问，只拍了拍赵德厚的肩膀，说：“孩子大了，有自己的主意，只要他过得好，比什么都强。”

老刘走了以后，赵德厚坐在椅子上，好半天没动。窗外的风灌进来，吹得桌上的信纸哗哗作响，他又拿起照片看了一眼，目光落在秀兰脸上。那姑娘长得不算多好看，但眉目之间透着一股子温善和坚韧，眼神干净，没有半分红在眼角。小芳胖乎乎的，攥着布娃娃，笑得天真烂漫。赵德厚忽然想起赵卫国小时候，也是这么胖乎乎的，也是这么爱笑，后来他妈走了，他跟着自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脸上的笑越来越少。他以为把儿子送到乡下去锻炼，是替他铺路，可儿子在乡下，反而笑回来了。

他翻出抽屉里那封已经磨损的信，那是赵卫国之前寄来的，信里说：“爸，你教我要正直善良，秀兰就是善良的人。我不会后悔。”赵德厚把信攥在手里，指节泛白，心里头像打翻了五味瓶。他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了一个念头，不顾一切地往前冲，那时候他爸也骂他，说他胡闹，说他不孝。可他现在，不也活得好好的？只不过，他爸当年骂他的话，如今他原封不动地骂给了儿子。

那天晚上，赵德厚翻来覆去睡不着，披着衣服起来，坐在桌前，拧开台灯，铺开信纸。他拿起笔，放下，又拿起，反复了好几次，最后终于落笔：

“卫国，你长大了。我过去太固执，总想着替你做主，却忘了你已经是个大人，有自己的想法和担当。秀兰是个好姑娘，从照片上就能看出来，她眼里的善意是藏不住的。小芳也可爱，你把她当亲闺女疼，我看了也高兴。你们好好过日子，有什么难处，写封信回来，爸能帮的一定帮。随信寄去二百块钱，是爸攒的，不多，算是我给秀兰和小芳的见面礼，别嫌少。等忙完这阵子，我去看看你们，顺便看看那些鸡。”

赵德厚写完最后一个字，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像是卸下了一块压在心头的大石头。他把信仔细折好，装进信封，又拿出二百块钱，一张一张地点好，小心地夹在信纸里。第二天一早，他亲自跑到邮局，把信寄了出去。邮局的人认得他，笑着问：“赵老师，又给儿子寄信？”赵德厚点点头，说：“寄钱，给我儿子，还有他媳妇，和孙女。”邮局的人愣了一下，赵德厚已经转身走了，脚步比平时轻快了不少。

信寄到村子的时候，是腊月里一个晴朗的下午。我正蹲在鸡棚前面，跟小芳一起喂鸡，小芳把玉米粒撒在地上，嘴里念叨着：“小鸡小鸡快吃，吃得饱饱的，多下蛋，卖了钱，给我买糖吃。”秀兰在门口踩着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像是唱歌。邮递员老张骑着自行车叮铃铃地过来，老远就喊：“赵卫国，信！你爸寄来的，挂号信！”

我心头一跳，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接过信。信封上，赵德厚的字迹一笔一划，端端正正。我撕开信封，里面掉出厚厚一沓钱，小芳眼睛瞪得圆圆的，喊：“哇，好多钱！”秀兰听见动静，放下手里的活，走过来，站在我旁边，紧张地看着我。

我展开信纸，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到一半，眼眶就热了。秀兰低声问：“你爸说啥了？”我没说话，把信递给她。秀兰接过去，看了几行，眼泪就掉下来了，啪嗒啪嗒地滴在信纸上，把墨迹洇开了一片。她抬起头，又哭又笑，说：“卫国，你爸他……他接受我了。”

我把小芳抱起来，一手搂着秀兰，说：“是啊，我爸，他终于明白了。”秀兰把信纸贴在胸口，捂着脸哭了好一会儿，然后擦了擦眼泪，蹲下来，把小芳拉过来，说：“小芳，你爷爷来信了，爷爷说喜欢你，还寄了钱，给你买糖吃。”小芳歪着头，问：“爷爷在哪？什么时候来？我要给爷爷看我的布娃娃。”秀兰笑着说：“快了，快了，爷爷忙完就来看你。”

那天晚上，秀兰坐在灯下，把那二百块钱数了好几遍，又小心地收进柜子深处，说：“这钱不能乱花，得留着，等你爸来了，给他做几件新衣裳，再买点好酒好菜。”我说：“我爸不讲究这些，他来，就是高兴。”秀兰点点头，又拿出那块绣花鞋垫，看了半天，说：“等你爸来了，我把这鞋垫给他，他应该会喜欢。”

我坐在炕沿上，看着秀兰的背影，看着小芳趴在她腿上睡得正香，心里头暖洋洋的。窗外的风吹进来，带着鸡棚里稻草和玉米粒的味道，还有一点点泥土的腥气，但闻起来，却让人觉得踏实，觉得安稳。我摸了摸胸口那封信，信纸还带着一点温度，是赵德厚的体温，从几百里外传过来，穿过冬天，穿过了漫长的时光，终于落在了我手里。

我闭上眼睛，轻轻笑了。

第十五章 婚礼与新生

1979年的春节来得比往年早，腊月二十几，村里就开始热闹起来。大队长王德厚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扯着嗓子喊：“赵卫国，你跟你媳妇儿的事，定在腊月二十八，都安排好了，到时候我给你主持。”我正从鸡棚里出来，手上沾着鸡食，笑着说：“王叔，劳您费心了。”王德厚摆摆手，说：“你这小子，能给咱村办起养鸡场，就是本事人，我老脸给你撑一回面子，值。”

秀兰在屋里听见了，手里的针线停了一下，脸上浮起两朵红云。她放下手里的鞋垫，走到门口，对着院子喊：“卫国，你进来，我跟你商量个事。”我拍了拍身上的草屑，走进屋里。秀兰坐在炕沿上，小芳趴在桌上画画，画的是三个人，一个大人，一个小孩，还有一个女人，歪歪扭扭的，但看得出来，她画的是我们三个。秀兰看了我一眼，低声说：“你爸……他会不会来？”我愣了一下，说：“信上说忙完就来，没说具体日子。”秀兰低下头，手指绞着衣角，说：“要是他不来，也没关系，咱自己办，也挺好。”我走过去，握住她的手，说：“我爸说了，他一定来。”

腊月二十八，天还没亮，秀兰就起来忙活了。她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窗户上贴了红纸剪的窗花，是小芳画的，鸡啊鸭啊，村里的老人说，这窗花好看，有生气。我穿上秀兰给我做的新衣裳，蓝色卡其布，领口缝得整整齐齐，袖口还绣了一圈细密的针脚。秀兰也换上了一件红棉袄，是她自己缝的，领口缀着一朵小花，是她从镇上买来的一小块绒布，剪了贴上去的。小芳穿了一件新罩衣，也是秀兰连夜赶的，上面绣了一只小兔子，活灵活现。

大队长王德厚一大早就来了，身后跟着几个村民，有的端着鸡蛋，有的抱着一块布，还有的拿了一坛自家酿的米酒。王德厚把一块红布系在门上，笑着说：“咱村头一回办这么热闹的喜事，你们俩，可得把日子过好，给大伙儿做个榜样。”我点点头，说：“王叔，您放心，我一定好好跟秀兰过日子。”

婚礼在院子里举行，没有大操大办，但该有的礼数，一样不少。王德厚站在院子中间，清了清嗓子，说：“今儿个，是咱村赵卫国同志和李秀兰同志的大喜日子。赵卫国同志，是咱村的好知青，来了两年多，帮着村里办起了养鸡场，带着大伙儿致富。秀兰同志，是咱村的好媳妇，勤快，善良，一个人拉扯孩子不容易。现在，这两人走到一块儿，是咱村的福气。大伙儿说，是不是？”院子里响起一片掌声和笑声，有人喊：“是！是！赵卫国，娶了秀兰，是你小子有福气！”秀兰脸红得跟布似的，低着头，不敢看人。

我握住秀兰的手，走到院子中间，对着大伙儿鞠了一躬，说：“谢谢大伙儿，谢谢王叔，还有，谢谢秀兰，愿意跟我过一辈子。”秀兰抬起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嘴唇微微发抖，说：“卫国，你别说了，再说，我该哭了。”小芳在旁边拽着我的衣角，仰着头问：“赵叔叔，你以后就是我爸爸了吗？”我蹲下来，把小芳抱起来，说：“小芳，以后，我就是你爸爸，永远都是。”小芳眨眨眼睛，忽然喊了一声：“爸爸！”声音清脆，像春天里第一声鸟叫。院子里所有人都愣住了，随即，爆发出更大的笑声和掌声。秀兰终于忍不住，眼泪掉下来，但她笑着，抱住小芳，也抱住我。

就在这时候，院子外面传来一阵自行车铃声。我抬头一看，邮递员老张推着车，后面跟着一个人，穿着一件蓝色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笑，是我爸，赵德厚。我愣住了，抱着小芳，半天没反应过来。秀兰也看见了，她松开手，愣愣地站在那里，嘴唇哆嗦着，轻轻喊了一声：“赵老师……”赵德厚走进院子，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秀兰，最后目光落在小芳身上。小芳不认识他，缩在我怀里，歪着头，好奇地打量这个陌生人。

赵德厚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递给小芳，说：“小芳，我是你爷爷，来看看你。”小芳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秀兰，犹豫了一下，伸手接过糖，小声说：“爷爷好。”赵德厚眼眶一热，伸手把小芳抱过来，搂在怀里，说：“好孩子，好孩子，爷爷来晚了，爷爷给你带了礼物。”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布娃娃，是镇上买的，穿着一件花裙子，扎着两个小辫子。小芳接过布娃娃，眼睛亮了，喊：“哇，好漂亮！谢谢爷爷！”赵德厚站起来，走到秀兰面前，看了看她，说：“秀兰，你是个好姑娘，卫国跟我说了你的事，我……我过去太固执，你别往心里去。”秀兰的眼泪又掉下来，她深深鞠了一躬，说：“赵老师，您能来，我就知足了。”赵德厚扶起她，说：“别叫赵老师了，叫爸吧。”

秀兰愣住，抬头看了看我，我点了点头，她这才小声喊了一句：“爸。”赵德厚笑了，笑得眼角皱纹都挤在一起，说：“好，好，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婚礼继续，王德厚把赵德厚请到上座，几个村民端来酒菜，大家围坐在一起，说说笑笑。赵德厚喝了几口酒，脸上泛起红晕，他看了看院子里的鸡棚，又看了看秀兰忙前忙后的身影，感慨地说：“卫国，你在这儿，比在城里强，城里再热闹，也没这地方的人情味儿重。”我端起酒杯，敬了他一杯，说：“爸，谢谢您能理解我。”赵德厚摆摆手，说：“我要是再不理解，我这当爹的，就太不像话了。”

到了下午，王德厚提议，在院子里拍一张合照。村里有人借了一台老式相机，一个年轻人举着相机，对着我们喊：“看这里，笑一个！”我站在中间，左边是秀兰，右边是赵德厚，小芳站在前面，抱着布娃娃，笑得露出两颗小门牙。快门咔嚓一声，把这一刻永远定格了下来。

晚上，客人都散了，院子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还有小芳。秀兰坐在炕沿上，翻来覆去地看那张照片，说：“卫国，你看，你爸笑得真开心。”我凑过去看了一眼，说：“他还是第一次笑得这么轻松。”秀兰放下照片，看着我说：“卫国，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我问：“什么事？”秀兰说：“我想把养鸡场扩大，不光咱自己养，也教村里人养，让大伙儿都能富起来。”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咱可以成立一个养殖合作社，一起干，一起致富。”秀兰点点头，说：“行，咱就一起干。”

小芳趴在桌上，已经睡着了，嘴角还挂着一丝笑，手里紧紧攥着那个布娃娃。我走过去，把她抱起来，放到炕上，盖好被子。秀兰依偎在我身边，轻声说：“卫国，你说，咱们以后，会一直这样吗？”我握住她的手，说：“会，一定会。”窗外，远处传来几声狗叫，还有风吹过树梢的簌簌声，但院子里，却安静得只剩下两人的呼吸声，和灶台上那盏煤油灯，发出昏黄而温暖的光。

（全文完）

文章虚拟演绎，请勿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