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我妹妹糖尿病并发症去世了，今年35岁，得糖尿病6年人走了

昨天晚上九点多，我接到我姐的电话。她在电话那头喘了好几口气，才把那句话说完整。

“小妹走了。”

我握着手机站在客厅里，电视还开着，正播一档综艺节目，一群人笑得前仰后合。我把声音按到静音，那些笑着的脸还在屏幕上无声地晃动，嘴巴张着，牙齿露着，像被掐住了脖子的鸭子。我站在电视机前面，手机贴在耳朵上，我姐在那头吸了一下鼻子，说“你来一趟吧”。

我放下手机，站在那儿。茶几上搁着一杯茶，是我泡的，还温的，茶叶还没完全舒展开。我端起来喝了一口，杯沿碰到嘴唇的时候，那一点点温热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我妹妹三十五岁，得糖尿病六年。

六年前查出来的时候她二十九，刚结婚不久。那年体检她空腹血糖十四点多，医生说“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不注意”。她回来跟我说“姐，我得糖尿病了”，语气倒是轻松，像在说“我感冒了”一样。我说“你好好控制，别不当回事”，她说“我知道”。

后来她确实控制了一段时间。我见过她床头柜上那个药盒子，一周七天，早中晚，分得整整齐齐。吃饭开始注意了，甜的戒了，米饭换成了杂粮，每天吃完饭出去走一圈。那阵子她瘦了不少，脸色也好看了，跟我说“姐我感觉比以前精神多了”。我以为这病就这样被她摁住了。

可她没摁住多久。后来她怀了孕，生完孩子以后整个人就乱了。带孩子累，睡眠不足，顾不上吃饭，更顾不上监测血糖。她老公上班忙，婆婆帮带了一阵子也回去了，她一个人从早忙到晚，哪有时间管自己那个病。有一回去她家看她，茶几上搁着一袋没拆封的试纸，保质期都过半年了。我问她“你多久没测了”，她说“最近忙，顾不上”。我说“你再忙也得测”，她说“我知道了”，然后转身去哄孩子了。

她就那样一直“知道”，一直“顾不上”。

去年她开始说眼睛模糊。去医院查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已经二期了。医生让她严格控制血糖，再发展下去要出大问题。她听了，回来那几天确实紧张了一阵子，每天按时打针、按时测血糖。过了一个月又松了，说“反正也好不了，就这样吧”。

今年上半年她脚上起了一个泡。不是烫的，是自己长的，大概是被鞋磨的。她没当回事，自己拿针挑破了，贴了个创可贴。过了几天那个地方开始发红、发肿，疼得走路瘸着。我姐知道以后硬拉着她去医院，医生一看就说“你胆子太大了，糖尿病足你拿针挑？”

住了一回院，控制住了，但伤口一直没完全长好。她出院以后走路不敢用力，在家里也瘸着走，脚上裹着纱布，鞋都穿不进去，大冬天光着一只脚套着棉拖鞋。后来那只脚的脚趾开始发黑，医生说供血不足，末梢神经坏死，再拖可能要截肢。她听了没说话，回来后跟她老公说“我要是没了脚，你还要我吗”。她老公说她胡说八道。

前两天她开始发烧。她老公以为是感冒，给吃了感冒药。烧没退，反而越来越高，人开始犯迷糊。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晚了——酮症酸中毒加败血症，全身多器官衰竭。医生说“送来太迟了”。她老公在抢救室外面蹲在地上，脑袋埋在膝盖里，像个犯了错的孩子。

我赶到的时候她已经走了。病房里护士在拔管子，管子从她手腕上抽出来的时候带出了一小滴血，落在白床单上，红红的，像一粒没长大的小番茄。那张床单被卷起来的时候那滴血盖住了，像什么都没有留下。

她躺在那儿，脸是白的，但特别平静。跟她活着的时候那个忙忙叨叨的样子完全不一样，终于不动了，也不喊累了。我伸手碰了一下她的手背，是温的，还有点余热。人刚走的时候体温还在，大概要等好几个小时才会完全冷下来。那一点点温热从指尖传上来，让我觉得她好像只是睡着了。可她躺在那里，嘴巴微微张着，像是最后一口气没来得及合上。那口气漏完了，人就松了。

床头柜上放着她带来的一个包，拉链没拉严，露出一截手机充电线，还有一管没挤完的牙膏。那个牙膏是旅行装的小管，压得扁扁的，我拿起来看了看，挤到最后一小截还在努力往外挤的样子。她大概还想着要回去的，等退了烧就回去带孩子，明天早上还要给女儿扎辫子送幼儿园。牙膏也没挤完，充电线还缠着，她没打算在这里待太久。她大概以为这趟跟以前住院一样，输几天液，退烧了就能回家。她把洗漱用品都带上了，打包的方式还跟以前一样利索——充电线绕三圈扎紧，牙膏挤扁了塞进侧袋。可这次医院没放她走。

她才三十五。

我走出医院的时候，门口停着一辆卖烤红薯的推车，炉子里的炭火红彤彤的，那个老人正在往外拿红薯，热气和香味一起散出来，在夜里白晃晃的。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想起她小时候的事。她小时候特别爱吃红薯，冬天我妈买回来，她蹲在炉子前面等着，等红薯烤好了我妈剥了皮递给她，她烫得左手倒右手，一边吹气一边往嘴里塞。那时候她大概五六岁，扎两个小辫子，脸上还有婴儿肥，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嘴角还沾着红薯瓤，黄澄澄的一小块。

她已经很久没笑成那样了。

我回到家的时候凌晨一点多了，开了门，屋里黑着，客厅的灯没开，电视已经关了。茶几上那杯茶还在，彻底凉了，茶叶沉在杯底，蜷成一团。我端起那杯凉茶倒进水池里，茶叶在水槽里挂了一下才被水冲走，几片褐色的叶子贴在瓷面上，我伸手把它们拨进水口，它们打着旋沉下去了。

我想起一件事。去年有一次我去她家，她正在给她女儿扎辫子。她女儿坐在小板凳上，她站在后面，一只手拿着梳子，一只手捏着皮筋。她的手指头胖了一点，指节粗粗的，皮筋在她手里有点笨，套了几次才套住。她女儿喊疼，她说“忍一下，马上就好”。扎完了她拍拍女儿的肩膀，说“好了，去玩吧”。她女儿跑出去以后她站在原地，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头，那两只手搁在身前，翻过来看了一下手心，又翻回去看了看手背，然后轻轻搓了搓，像是要把什么东西搓掉。

那两只手现在搁在太平间的白布底下。凉了。没有人再去搓它们了。

她老公后来从医院拿回来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她住院时候的随身物品——手机、充电器、那管扁了的牙膏、一本没看完的杂志。杂志翻到某一页，折了一个角，那一页上有一篇关于怎么教孩子画画的文章，插图是一棵歪歪扭扭的树。

她大概在等孩子来看她之前先把那篇文章看完，好回去教她女儿画那棵树。那棵树长在纸上，歪着，往右边斜的，像被风吹了很久的样子。她没来得及画，那页纸就折在那儿了，等着她翻开。

三十五岁太年轻了。年轻到我坐在桌子前写这些字的时候，还在想她今天晚上会不会忽然给我发一条微信，问我“姐你明天来我家吃饭不”。我翻了一下手机，上次她给我发的消息是十天前，一条语音，我点开听了，她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说“姐你这周末有空吗，来帮我看一下孩子，我腰疼得不行”。

那条语音我听了三遍。她的声音有点沙，听起来是累的。她说“腰疼得不行”的时候尾音往下掉了一下，像是扭了一下腰。我回她“好，周末我来”。那个周六我去了，她躺在沙发上，腰上垫着一个枕头，两个孩子一个趴在她腿上，一个趴在她旁边，她两只手分别搭着两个孩子的后背，一下一下轻轻地拍着。

我走的时候她跟我说“姐你下周还来啊”，我说“来”，她说“那我给你留着冰箱里那盒草莓”，我说“好”。

冰箱里那盒草莓不知道后来谁吃了。她女儿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时候大概已经蔫了，软了。她老公大概忘了扔，那盒草莓现在还搁在冰箱里还是已经进了垃圾桶，我也没有问。

人走的时候是不会提前打招呼的。它就是一脚油门踩到底，不给你准备的时间，也不问你还有没有话没说、还有没有草莓没吃完、还有没有那棵树没画完。它把门带上就走了。门关上的声音跟平时关门一样，咔嗒一声，跟每天都有的那种响声一模一样。可你走过去推那扇门的时候，推不开了。它从里面锁上了，带钥匙的那个人走了，钥匙还在她兜里，冰凉的，贴着腿侧，再也不会焐热了。

三十五岁，糖尿病六年。那六年里她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走到这一步？可能想过，也可能没有。她大概以为自己还年轻，还扛得住，还能拖一拖。那些她“顾不上”的、她“知道但不做”的、她“明天再说”的，全攒在一起，等攒到一定程度就炸了。炸的时候她还在忙着给孩子扎辫子，没来得及转头看。

那管牙膏还扁扁地躺在那个塑料袋里。我把它拿出来了，搁在我家洗手台上，没有扔掉。每天早上刷牙的时候能看见它，那个压扁了的管身像被使劲捏过很多次，前面那一截空空的，后面还有一点剩下的，可你已经挤不出来了。用尽力气挤，指甲掐进去，压出一道深深的印痕，指尖都发白了，可就是出不来，像一个人攒了很久的话到嘴边了，咽回去了，又攒，又咽，最后等咽到再也没力气开口了，那管牙膏还是满的，从外面看，瘪着，像是用完了，其实没有。她这辈子大概就是这么被挤空的，一点一点，一天一天，从二十九岁到三十五岁，从“我知道”到“顾不上”，从好好的一个人到躺在白床单底下。她走后，我把它搁在水龙头边。每天拧开水龙头，水滴落在它压扁的管身上，砸出细碎的响。它在洗手台上已经两个星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