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被拐到山里嫁给一个老光棍，生下儿子后，他却突然外出打工

93年，我被拐到山里嫁给一个老光棍，生下儿子后我认命，他却突然外出打工，3年后他寄回一笔巨款和一封信，我看完哽咽了

序章

我叫赵小满，1972年出生在四川一个叫柳河镇的地方。我家在镇上开了个小杂货铺，日子虽说不上富裕，但也还过得去。我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哥哥，下面有个妹妹。我从小不是那种聪明伶俐的孩子，读书读到初中毕业就去镇上帮人看店了。我本来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平平淡淡地找个镇上的人嫁了，生个孩子，守着杂货铺过完一辈子。

直到那年冬天。

1993年腊月，我跟着一个老乡去县城打工。他说帮他姐姐看服装摊，一个月给六十块钱，包吃住。我跟我妈说了一声，就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坐了四个小时的大巴到了县城。到了县城以后，那个老乡把我领到一家饭店后面，说是先住一晚上，第二天去看摊子。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沉，半梦半醒之间想睁眼却睁不开，浑身没有力气。等我再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一辆面包车上了。我被下了药，绑着手脚，嘴里塞着一团破布。面包车里还有两个女人，都在哭，但哭不出声——嘴被胶带封着，只剩下喉咙里发出来的那种闷闷的抽泣。窗户被厚厚的旧棉被挡得严严实实的，一点光都透不进来。

我被带进了山里，卖给了永宁县石桥村的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叫刘大柱，时年四十二岁，村里人都叫他老光棍。他花了一万二把我从人贩子手里买下来。那天傍晚把我从屋里拽到堂屋中间，围着我转了一圈，看了看我的脸，又看了看我的手，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递给那个带我来的人。那沓钱是用报纸裹着的，报纸被攥得皱皱巴巴。那人接过钱数都没数，塞进怀里转身就走了。门在他们身后被关上了，门闩从外面插上，发出沉闷的木料与木料摩擦的声响。

我蹲在堂屋的泥地上，手被反绑着，嘴里堵着一块脏布。刘大柱站在我面前，低头看了我一会儿，说了一句："你以后就住这儿。"然后他转身去灶台后面，端了一碗饭放在桌上——白米饭，上面堆着一筷子咸菜和两片肥肉，还在冒着热气。

那间屋子的顶梁被烟熏得漆黑一片，锅台上的铁锅已经豁了口。墙角堆着几根干柴和一些破衣服。屋顶有几处透光，能看到外面正在变暗的天色。傍晚的风从瓦缝灌进来，吹得桌上那盏煤油灯的火苗摇晃了一下。它曾经是别人的家，但现在已经没有别人了——只剩下他一个，现在又多了一个我。

第一章 那三年

我被困在这间屋子里，像一只被剪断翅膀的鸟，收拢在檐下，不再扑腾。最初那段日子我反抗过，砸过碗，踢过门，绝食过三天，最后饿得两眼发黑，自己爬起来去灶台找吃的。锅里有剩饭，还是温的，我蹲在灶台边用手抓着往嘴里塞，眼泪掉进碗里，连咸带涩一起咽了下去。

第一次逃跑是来后的第四个月。我从窗户爬出去，沿着山间小路拼命跑，跑了不知多远，被一个放牛的老汉看见了，他认出了我，回村叫了人。刘大柱带着几个人追上来，把我拽了回去。那天晚上他用一根麻绳把我拴在床腿上，蹲在我面前说："你别跑了。你跑不出去的。这山连着山，你走到哪个村都是别人家的媳妇。"

我没有再跑。

第二年我生了儿子，取名刘亮。他出生那天是立夏，天刚亮的时候开始疼，疼到中午才把他生下来。刘大柱在旁边蹲着，什么忙也帮不上，只是端了一盆热水放在床边。孩子哭了一声就停了，皮肤皱巴巴的，眼睛还没睁开，小手攥着拳头放在脸旁边。我侧过身看他，一只手搭在他身上，他安静地躺着，呼吸均匀。从那以后，我开始学做饭、学喂鸡、学缝补衣服。我学会了用柴火灶蒸馒头、腌咸菜、在院子里种几垄青菜。日子像一把钝刀，在暗处不急不缓地磨着，磨出了新的边缘。

刘大柱不是坏人，他就是穷。他不会说好听的话，每天从地里回来，第一件事是去灶台看一眼锅里有没有剩饭，然后坐在门槛上把鞋上的泥磕掉，磕完了才进屋。他看我干活的时候，会站在旁边不出声，偶尔说一句"水缸满了"或者"柴不够了"之类的话。他想要一个家，但他不知道怎么维持一个家。

儿子两岁的时候学会走路，会摇摇晃晃地走到他跟前，拽他的裤腿，叫"爹"。他第一次听见的时候愣住了，蹲下来，手在儿子的头上停了一下，像在接触一件他不敢太用力的东西："……哎。"

第二章 他突然走了

刘亮三岁那年的秋天，刘大柱说要出去打工。他说这话的时候正在院子里劈柴，斧头落下去，木柴一分为二。他把劈好的柴码在墙根，码好一摞，直起腰来跟我说了一句："我出去干活，挣点钱，等过年回来。"他说话的时候没有看我，看着地上那堆劈好的柴。那堆柴码得很整齐，一段挨着一段，像一堵还没砌完的矮墙，在墙根处延伸出一段正在收尾的直线。

"去哪？"

"广东，有人介绍了一个工地，做泥水工的。"

"什么时候走？"

"后天。"

他走的那天早上，把家里存的钱都留给了我——三百多块，用旧手帕裹着，放在柜子最上层。他说"你在家带好孩子"，然后背上一个蛇皮袋出了门。他走的时候儿子还在睡，我抱着儿子站在门口，看着他沿着那条土路往下走，走到路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然后继续走了。那天雾很大，他的背影在雾里越来越淡，淡到快要看不见的时候，被雾完全吞没了。

我站在门口抱着儿子想，他走了也好，我一个人带着孩子，不用看他的脸色，不用做两个人的饭，能省不少心。我抱着儿子站了一会儿，就转身回屋了。我没有想过他还会回来，因为这种地方，出去打工的人大多是回不来的——要么在外面有了别的生活，要么死在了某个无人知道的角落里。

第三章 那三年

刘大柱走了以后的第一个冬天，我带着儿子过得并不轻松。孩子小，离不开人，院子里的菜地我一个人翻不过来，吃菜就靠邻居偶尔送几棵。村里有个叫王秀兰的嫂子，跟我年纪差不多，偶尔会过来坐坐，有时候会带一把自家种的蒜苗或一小罐咸菜。她坐在门槛上择菜，我坐在旁边补衣服，两个人东一句西一句地聊。

她说你也不要太硬扛，该开口的时候就开口。我说我没有跟人开口的习惯。她也没再劝，只是笑了一下。走的时候她把择好的菜留下，说我吃不了那么多。

第二年春天，我从邻居家抱了一只小母鸡回来，养在院角。每天早上放出去让它自己找食吃，傍晚收进鸡笼里。那年秋天它开始下蛋，隔一天下一个，攒够十个我就拿到村口小卖部换点盐和酱油。有时候换来的东西不够用，我就用自己做的腌菜去换，几斤腌菜换一小瓶油，一坛酸菜换两斤面粉。后来村里有人开始找我来帮忙补衣服，给的不多，几毛钱或者一把菜，但积少成多，日子慢慢能转起来了。

第三年开春，儿子已经六岁了，能帮我提水、喂鸡。他像他爹，不爱说话，但手脚勤快。有一次我坐在院子里补一件衣服，蹲在我旁边看着我补，看了一会儿，问我："妈，我爸什么时候回来？"

我手里的针停了一下："不知道。"

"他还会回来吗？"

"不知道。"

他低下头，用手在地上画了一道线，又涂掉了。那条线在他的食指下消失得干干净净，地面恢复了原来的颜色，像什么都没有画过一样。

第四章 那封信

第三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村支书骑着一辆旧摩托车来我家门口，递给我一个信封。信封的边角已经磨毛了，上面贴着一张皱巴巴的邮票，邮戳模糊得几乎看不清地址。他扶着摩托车把说："你家刘大柱寄来的，从广东那边寄过来的。"

"他寄钱了吗？"

"信里夹着张汇款单，你自己看看。"

我接过信封，站在门口，没有立刻拆开。信封的边缘有一道磨损的痕迹，像被反复打开过又合上。我走进屋里，在灶台前面坐下来，把封口撕开。信封里面有两样东西：一张汇款单和一页叠了两折的信纸。

我先把汇款单拿出来看了一眼，那上面印着一行数字——三万元整。我的手在纸面上停住了一下，又看了一遍那行数字，确认没有看错，然后把它放在桌上。那三万元在纸面上以印刷体的方式排列着，没有多余的字迹，每一个字符都保持着标准的字形和间距。我在那个数字上方多停了一下，又看了一遍，确认没有数错位数。

然后我打开了那封信。信纸是从一个旧作业本上撕下来的，横格纸，边缘裁得不齐。字迹歪歪扭扭的，一笔一画都很用力，像是不太会写字的人硬着头皮一个字一个字地描出来的。

"小满，我在广东这边做泥水工三年了。头一年没挣到什么钱，第二年开始包一些小活，今年接了一个工地，总算攒了一些。寄回去三万，你拿着用，给孩子上学，把院墙修一修，再给自己买几件新衣服。你以前在四川老家的时候，应该穿过好衣服吧。跟了我这些年，你受了太多苦。我不会说话，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你带着孩子再等我两年，等我再多攒一些，我带你们搬出这座山，去镇上住。我说到做到。"

我拿着那封信坐在灶台前面，看着那行"你以前在四川老家的时候，应该穿过好衣服吧"，那行字的墨迹在"应该"那里停了一下，像在寻找一个词来替换它。我把那行字多看了几遍，然后用手指在纸面上走了一圈。

他在广东干了三年，没有回来过一次。他没有联系过我，没有寄过信，我以为他在外面有了别的活法，不会再回来了。可他在工地上干活的那些夜里，大概坐在一块水泥预制板上抬头看过月亮，然后拿起笔在作业本上写下了这句话。那是一个不太会写字的人写出来的一封完整的信。他用了三年的时间才把这几个字攒够，才敢把它们写在纸上，才敢把它们放进信封里，让它们一路颠簸着穿过千山万水，落在我家灶台旁边这张旧桌上。

我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孩子从外面跑进来，手里捏着一根狗尾巴草，问我"妈你怎么哭了"，我说"没事，风大"。他把那根狗尾巴草放在桌上，然后蹲在门口看蚂蚁搬家，时不时用草尖拨一下蚂蚁的路线，看着它们重新列队。

那三万元在桌上放着，汇款单的纸张在傍晚的光线下微微反着光。我坐了很久，久到孩子进屋睡觉了，久到灶台里的火熄了，久到院子里彻底安静下来。然后我站起来，把那封信用旧布包好，放进柜子最里层，压在那块旧手帕下面。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好，翻来覆去到半夜，起来把信又拿出来看了一遍。他问我以前在四川老家有没有穿过好衣服，他记得我是从四川来的。那是他唯一一次在信里提到我的过去。他记得我从来没有提起过四川，他也没有问过，但他记在心里的某一个地方。我那天晚上梦见四川老家的房子，梦见我妈站在门口喊我回家吃饭。我在梦里往回走，走了一段路以后回头看了一眼——刘大柱还站在路口，手里拿着那把旧镐头，正弯着腰在敲一块石头。那声音一直延伸到梦的尽头，像一条不断被重复描绘的旧线。

第五章 他的回来了

第二年秋天，刘大柱回来了。他没提前写信，没发电报，那天傍晚我正在院子里收衣服，听见门口有响动，抬头看见一个人站在院门口。他比以前黑了很多，瘦了很多，头发短了，两鬓有了一些白发。他穿着一件旧夹克，手里提着一个编织袋，站在门口没有迈进来，像在等一个确认他还能进这道门的许可。

我站在晾衣绳旁边，手里攥着一件刚收下来的旧衫。他在门口站了很久，隔着一道门槛的距离看着我，像在重新确认这间屋子的轮廓是否还跟他记忆中的保持一致。

"我回来了。"他说。

"吃饭了没有？"

"还没有。"

我把那件衣服叠好放在旁边的椅子上，转身进了厨房，蹲在灶台前面生火。他没再说话，跟着走进来，把编织袋放在墙角，在我身后站了一会儿，然后坐在灶台边的那张小凳子上，开始往灶膛里添柴。火光照着他的脸，那双粗大的手曾经在地里刨了半辈子，如今也学会了在工地上和水泥、砌墙。他的指甲缝里还嵌着一层洗不掉的灰，像一层新长出来的皮肤。

"钱收到了？"他问。

"收到了。"

"那就好。"他添了一根柴，"明年春天，我们去镇上看看房子。那边的学校比这边好，孩子上学方便。"

"孩子上学的事，你想好了？"

"想好了。"他说，"我攒了这些钱，就是为了这个。"

那年冬天他留在家里没有再出去。他每天早上起来把院子扫一遍，把水缸挑满，然后劈一堆柴码在墙根。他劈柴的姿势比以前熟练了一些。他在工地上干过之后，斧头落下去的位置比以前更准了。

镇上那套房子是第二年春天买的。不大，两室一厅，在一栋旧楼的三楼，窗户朝南，阳光能照进来。搬进去的那天，刘大柱站在客厅中间，转了一圈说："这房子比山里那间亮堂。"他蹲下来摸了摸地砖的接缝，确认它们铺得平不平整。

"以后就住这儿了。"他说。

我站在窗边，窗外那排新栽的樟树正在长新叶，风从窗户缝隙里穿进来，带着春天特有的湿润气息。我正站在那道光里，手里捏着一块旧手帕，正在叠一件他的旧衣服。手帕边缘已经被洗得发白了，在折叠处形成了一个轻微的弧度。

第六章

很多年以后，儿子考上了大学，走出大山去了省城。送他走的那天刘大柱站在车站门口，看着大巴车开走，一直站到车完全看不见了才转身。他转身的时候说了一句"这娃比他爹有出息"。我说"你也不差"。他看了我一眼，没有接话，沿着人行道往回走了几步，在我前面大约半步的位置。我走在他后面，他的步伐比年轻时慢了一些，脊背微弯，但那件旧夹克已经被换掉了，换了一件半新的薄外套，袖子长度刚好。

窗台上有一盆我养了很多年的绿萝，叶片在风里轻轻摆动。那封信一直还在柜子里层，跟那张旧汇款单放在一起，像一件已经完成、但还会被继续翻看的旧物件。我的手指碰到了信封的边角，纸张已经比当年更柔软了，带着被反复翻折过的痕迹，像一条正在变得光滑的旧路，在持续的碰触中被磨去了最初的棱角。

搬家到镇上的头几个月，刘大柱睡得比山里那会儿沉了一些。以前在山里，他天不亮就醒，醒了就坐在门槛上抽烟，一根接一根，抽到天边发白才起身去干活。到了镇上以后，他开始能睡到闹钟响了。闹钟是搬进来第三天买的，一个黄色的圆形小闹钟，放在床头柜上，指针走动的声音很轻。他第一次被闹钟叫醒的时候坐起来愣了一会儿，像在重新适应一种新的时间刻度。

“这玩意儿还真管用。”他说。

“以后你就按这个时间起。”

“嗯。”他把闹钟拿起来看了看，又放回原处，然后下床去洗脸了。他洗脸的时候水声比以前轻了一些，像在控制力度——水龙头里的水流出来，洒在旧瓷盆里，带着金属与陶瓷碰撞的细响。

住进镇上的第三周，刘大柱开始找活干。他在工地干了几年，砌墙、抹灰、贴瓷砖都在行。镇上新开了几家铺面，正在装修，他在其中一家找到了活。每天早上七点出门，中午回来吃顿饭，下午再去，傍晚收工。他回来的时候鞋上沾着白灰和水渍，在门口换鞋的时候会用门口的旧布把鞋底擦干净了才进屋。

“累不累？”有一天我问他。

“不累。”他把外套挂好，“比在山里轻松多了。”

“轻松在哪儿？”

“在山里干完活回来，没人等着。”他说完这句话以后顿了一下，像在重新确认一句他已经说过一次的话是否正确，“现在有人等。”

那年夏天，儿子开始在镇上的小学读书。学校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走路大概十五分钟。每天早上我送他到巷口，他背着书包自己走过去。那条巷子的路面是水泥的，两侧种着一些见惯的树，夏天的叶子密得很，走在底下有一条窄窄的荫凉路。他的背影在巷子里越走越小，拐过弯以后看不见了。我站在巷口等他拐弯，他拐弯前回头看了一眼，朝我摆了一下手，然后拐过去了。

那半年里，刘大柱的工资比以前高了一些。他手艺好，干活踏实，工头留他做了长工。他每个月把工资的大部分交给我，自己留一点零花。他留的零花钱比以前多了几十块，但他不怎么用，月底的时候总还剩大半。我问他“你怎么不花”，他说“没什么想买的”。我说“那你攒着”，他“嗯”了一声，然后把剩下的零钱放进一个旧铁盒里，搁在衣柜顶层。

天气转冷的时候，他托人从县城的旧货市场买了一台二手电视机，黑白的那种，屏幕只有巴掌那么大。他蹲在地上调天线，调了很久才调出几个台，画面带着雪花点，声音断断续续的，但他看得挺认真。我坐在旁边补衣服，偶尔抬头看一眼屏幕，那些模糊的影像在电视机的屏幕上流动着。他看了一会儿以后转过来问我：“这个台你能看清吗？”我说“能看清一些”，他说“那就行”。

后来他买了几尺布，让我给儿子做两件新衣服。我裁布的时候他说“再做大一点，明年还能穿”。他蹲在旁边看我量尺寸，偶尔递一下剪刀。那把剪刀的刃口已经有些钝了，我裁到一半的时候他接过去，用磨刀石来回蹭了几下，又递回来。“这样快一些。”他说。

那件衣服做好以后儿子穿上试了试，袖子长了一截，刘大柱蹲下来把袖口往上卷了两圈，说“明年就刚好”。那件衣服后来穿了两年，袖口卷了三回，第三回的时候已经不用卷了。

冬天过去以后，刘大柱开始做一件新的事情——他在院子里砌了一个小花坛，用旧砖头垒的，边缘抹了一层水泥。他花了两天时间把它砌好，又从邻居家移了几棵指甲花种进去，浇了水。那几棵花在春天长得很快，到了夏天开了一簇一簇的红花。他每天傍晚回来会在花坛前面站一会儿，有时候用手拨一下叶子，有时候只是站着。我站在厨房窗户后面看他——他的侧面在傍晚的光线里被勾出一道细细的轮廓线，那根线沿着肩膀、手臂，一直延伸到他的指尖，在触碰到花瓣之前轻轻地停住了。

那年秋天，我收到了一封信。信封上的地址是四川的，字迹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打开以后我认出了那些内容——是我二哥写来的。他说妈还在，身体不太好，今年冬天怕冷，问我有没有办法回去看看。信纸折了两折，边缘有几道细纹。我拿着信在灶台前面站了一会儿。

刘大柱那天收工回来，看见我在看信，在门口站了一下。“你家里写来的？”

“嗯。我妈生病了。我二哥问我要不要回去看看。”

他没有立刻接话，把外套挂好，走过来，低头看了看那封信。“你想回去？”

“想。”我说，“十几年没回去了。”

“那你就回去。”他说，“我帮你买车票。”

他说完这句话以后没有再说别的，转身去院子里收衣服了。那件衣服在傍晚的风里被吹得轻轻晃着，他把它取下来的时候在衣架上停了一下。他弯腰收完衣服，叠好放在椅子上，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零钱放在桌上，说“明天我去车站看看票”。

回四川那趟火车坐了一天一夜。他坚持送我送到车站，在候车室帮我拎着包，站在检票口外面没有进去。检票的时候我说“你回去吧”，他说“等你进去了我就走”。我进站以后回头看了他一眼，他还站在原来的位置。火车开动以后，我透过车窗往外看，站台上的人影越来越小，已经分不清哪一个是他了，但在站台尽头那一排灯下面，还有一个站着的人影没有动。

我妈老了很多，背更弯了，头发全白了，坐在床沿上看我进门的时候，看了好一会儿才叫我的名字。她攥着我的手没有松开。我在家待了半个月，每天陪她坐在门口晒太阳，有时候给她梳头，有时候什么也不做就坐着。有一天她问我“你过得好不好”，我说“好”。她点了点头，像在确认一件她不太确定但愿意相信的事。

回程的火车上我靠着车窗，窗外的景色正在慢慢地从山变成平原。出发的时候刘大柱在站台上站了很久，他穿着那件深蓝色的旧夹克，风把他的衣角吹起来又放下，像是某种正在被缓慢翻动的旧书页。

火车穿过隧道的时候，窗外的光暗了一瞬又亮了。我靠着座椅靠背，想起他蹲在院子里砌花坛的样子，他弯着腰，把每块砖头放好又调整了一下位置，以确保它们对齐。那个花坛的砖边至今仍然保持着原来的轮廓，没有松动过。火车在夜色中继续向前行驶，车厢里的灯光均匀地铺在座椅和过道上，像一层正在被缓慢拉开的、完整而持续的薄绸。

那棵被移栽到新院子里的指甲花在第二年的夏天开了满墙的红花。刘大柱每天傍晚浇水的时候，会顺手把开败的那几朵摘下来放在花坛边缘的旧砖上，让它们自然风干。那些干花在窗台上积了一层，颜色从红褪成暗褐，但形状没有变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