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一个停车位大？清朝花15英镑买下的英国土地，今天仍属中国

越南能否成为下一个新加坡？越南这个东南亚国家近年来在国际财经议题中的曝光度显著上升，其原因并非单一。若将观察时点

回溯至二零二五年年中前后，可以清楚看到多条线索在这一时期彼此交叠：一是美国新一轮关税政策对全球贸易格局的冲击，二是越南国内治理层面的路线调整，三是既有增长模式所显露出的疲态。理解越南今日的处境，需从这几条线索同时切入。先看外部环境。

二零二五年五月，特朗普集团在河内近郊落成了一处新的高尔夫球场，这一商业动作背后所折射的政商互动，被外界普遍视为越南方面在应对美方压力时的一种务实操作。

同年四月美方推出所谓＂解放日＂关税之后，越南共产党新任总书记是最早与特朗普进行电话沟通的外国政要之一。

这一细节可从两个层面解读：一方面显示出越南在外交路径上具有相当的灵活度，另一方面也间接印证了越南对美方政策变化的高度敏感。

原因并不复杂——越南对美出口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三成，这一比例在主要新兴经济体中相当罕见。由此可以进一步分析越南的贸易结构。

其运作逻辑大致是：核心零部件与中间品由韩国、中国等地运入，越南承担最后的组装环节，成品再销往美国市场。

这一环节虽附加值有限，却是整个东亚生产网络的关键接口。一旦美方对越南加征税率超过百分之四十的关税，这条链条的经济合理性便会

遭到根本动摇。尽管越美之间已进行多轮谈判，从公开信息判断，双方在具体条款上仍存在明显分歧，进展远未达到市场此前期待的水平。

比贸易谈判更值得关注的，是越南内部的治理层面变化。近一两年，越南领导层推动了对国家官僚体系的一轮结构性改革。

长期以来，越南的行政审批链条较长，前一任党的负责人主导的大规模反腐运动虽然在纪律建设上取得成效，但也在客观上抑制了官员的决策积极性，项目审批周期普遍拉

长。现任领导层在此基础上明确调整了取向，强调对基层执行中的失误应有更大容忍度，鼓励官员

系统承担合理的行政风险，以便为民营部门腾出空间。这种调整背后的政策信号值得深入解读。

据其近期规划，希望将民营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由约五成提升至七成左右。对一个长期在意识形态

上对民营资本保持审慎态度的执政党而言，这种表述本身就构成了显著的政策姿态变化。其内在动

因，与其说是理念层面的转向，不如说是对多重外部约束的现实回应。需要指出的是，越南出口导向模式面临的挑战并非仅仅来自关税。

真正结构性的问题在于要素成本与产业分工位置。越南早年吸引外资的核心竞争力是廉价劳动力，加之政府在土地、税收等方面给

予的一揽子优惠。然而经过多年工资上行，越南劳动力成本已与印度大致持平，明显高于孟加拉国与柬埔寨。

越南本土供应链的深度依然有限，外资企业更多是把越南视为末端组装节点，而非完整的产业根据地。

这意味着即便没有关税冲击，这一模式的边际收益也在递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厂的流动，曾是越南工业化的基本动力来源，这一路径在东亚多国都有先

例。但最新的就业结构数据显示，越南农业部门的就业下降速度已经放缓，意味着传统的人口红利正在被逐步消耗。

越南官方设定的目标是在二零四五年前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要实现这一跨越，仅靠现有模式显然不足以支撑。

将越南与中国、新加坡对照，能够更清楚地看出其独特位置。越南与中国在政治体制上有相似之处

，但经济规模差距悬殊——中国人口约为越南的十五倍，中国拥有一个足以自我循环的巨大内需市场，而越南一亿左右的人口规模，加之收入水平仍处于中低位，短期内难以形成同等量级的国内市

场腹地。也正因如此，越南的发展路径在结构上更接近新加坡：全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清障式服务＂提供土地、园区、用工等一揽子配套。

然而新加坡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城市国家，不存在广阔的农村腹地就业压力，越南却面对着截然不同的国情，简单套用新加坡模式并不现实。

一个值得单独讨论的问题是，越南能否复制新加坡在价值链攀升方面的经验。新加坡对外资设有较

为细致的本地化条款，例如对本地员工聘用比例的要求。越南在基础用工层面并不缺乏本地人才，

但如果希望推动技术溢出与管理层本地化，则需要在制度设计上做出更精细的安排，例如对外资在本地设置研发中心、培训中高层管理人员、开放核心技术岗位等提出具体要求。

这类政策的落地难度，远高于普通的招商引资优惠。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当前全球环境对中等收入国家向上跃升的容错空间正在收窄。

高端制造业、半导体、先进材料等领域已被东亚原有的先行经济体牢牢占据，且这些经济体并无退出的迹象。当年

韩国工业化时期所拥有的产业空白窗口，如今已所剩无几。越南若要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精密

制造等新兴赛道谋求位置，就必须在起点较低的情况下与先行者同台竞争，这对制度与人才的要求远远超过传统组装型产业。

尽管挑战重重，长期跟踪越南经济的观察者普遍仍持谨慎乐观态度，其依据主要来自越南自身的历史轨迹。

这个国家在一九八零年代之前几乎不存在正式意义上的民营部门，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民营经济才开始形成一定规模。

也就是说，越南实质意义上的民营部门积累时间不足三十年，其间所取得的产业成长在同类经济体中已属显著。

这一基础意味着即便外部环境趋紧，其内部仍具备一定的调整弹性。不过，越南面临的更深层命题并非它一国独有。

在全球制造业整体呈现资本与技术密集化趋势的当下，如何为一个拥有上亿人口的经济体持续创造就业，是一道并无现成答案的难题。工厂过去承担

了将农村人口转化为工业人口的功能，一旦这一渠道收窄，服务业能否顶替其吸纳作用？高度依赖

机器人与自动化的先进制造业，本身并不具备大规模就业吸纳能力。要真正走出对外部市场的过度

依赖，越南必须在国内消费型经济的培育上取得实质进展，而这涉及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城市化质量等一系列结构性议题。

综合来看，越南既非中国的缩小版，也不可能简单成为下一个新加坡。它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十字路

口：外部环境的压力迫使其加速改革，内部积累的动能又为改革提供了一定基础。至于最终能否实

现向中高收入乃至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取决于其在未来十余年内能否在治理效率、产业升级与内需培育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

这既是越南自身的课题，也为其他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国家提供了一面值得观察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