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李宗仁离开第五战区时，最刺眼的不是官衔变小，而是兵权被抽空。
抗战后期，老河口的第五战区长官部里，交接文书一页页摊开。李宗仁把第五战区的情形向刘峙交代清楚，随后带着原长官部一班人马，西去汉中。
名义上，他升了。
汉中行营主任，听起来比一个战区司令长官更大，辖第一、第五、第十几个战区。可真到办事时，各战区照旧直接向军事委员会报告，汉中那边不过收一份副本。
这就是明升暗降。
李宗仁心里明白。台儿庄打出来的声望，已经不只是战功，也成了他身上的一道影子。
一九三七年十月，李宗仁到徐州，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那时徐州是津浦线的要冲，北面、东面都压着日军。第五战区手里的部队，成分复杂，有西北军，有川军，有桂系，也有中央军一部。军令要下去，未必人人都听。
可台儿庄一仗，偏偏就是这些部队打出来的。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三日至四月七日，台儿庄硝烟遮天。李宗仁坐镇徐州，把日军矶谷、板垣两路力量拖进鲁南战场。城墙被轰开，街巷一段一段争夺，守军和民众把饭、水、弹药往前送。
日军后撤了。
这场胜利，是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重要大捷。对李宗仁来说，它也把第五战区变成了他最能说话的一块地盘。
可仗打赢了，麻烦也跟着来了。
李宗仁不是蒋介石嫡系。他手里有兵，有声望，又能把杂牌部队拢成一股劲。这样的人，前线需要；中枢也忌惮。
老河口的桌上，调令摆在那里。李宗仁没有拍桌子，也没有当场翻脸。
他只能交接。
来接第五战区的，是刘峙。
刘峙早年并非无名之辈。北伐时期，他在蒋介石嫡系中一路升迁，曾任师长、军长，资历很深。蒋介石用他，用得顺手，也用得放心。
可李宗仁看刘峙，看的不是履历。
刘峙到老河口接事，最先关心的，是防空。
长官部设在市区偏僻处，房屋不大，四周有菜圃。李宗仁平日遇上敌机来袭，来得多了就到菜圃里走走；来得少了，便不大理会。
刘峙听完，吃了一惊。
他问李宗仁，有没有别处可迁。
李宗仁提到杨林铺，那是第五战区前干训班所在地，地方还算宽敞。刘峙立刻要去看。两人到了杨林铺，刘峙还是嫌目标大，又觉得背水为阵，不够安全。
后来，长官部果然从老河口移到杨林铺，又移到更远的草店。
人还没坐稳，气象已经变了。
李宗仁多年后回忆刘峙，说得很直：刘峙北伐期间有战功，人也给过他不错的印象；可抗战期间，刘峙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时，屡受不战而溃的指摘。
他给出的判断更重：刘峙的才具，最大不过一位师长，再往上就不是他能胜任的。
这句话狠。
不是一句酒桌牢骚，而是李宗仁在回忆中对刘峙军事能力的定评。
第五战区换人之后，老河口也很快变了样。
李宗仁在前线时，长官部生活简朴，随从人员不多，外人甚至不容易看出哪里是司令长官部。刘峙接掌后，排场重起来，侍从、官佐、夫役一多，衙门气也跟着上来。
更要命的，是仗。
李宗仁离开第五战区后不久，日军发动攻势，老河口、襄阳、樊城相继陷落。这个战略据点，一直到抗战胜利才重回中国军队手中。
炮声不会替任何人遮羞。
刘峙后来还被推到更大的位置上。
一九四八年，国共内战进入决战阶段，徐州成了国民党军在华东、中原之间的重镇。蒋介石任命刘峙为徐州“剿总”总司令，坐镇几十万大军。
徐州是南京的北大门。
可这样的门，交给刘峙守，国民党军内部并不服气。淮海战役打响后，徐州集团很快陷入被分割、被围歼的局面。刘峙的司令部先后南移，前线各兵团各自求生，局势一日坏过一日。
李宗仁当年那句评语，像一根钉子，又露了出来。
一个人能带一个师，不等于能撑一个战区；能在顺风仗里露脸，不等于能在全局崩坏时稳住几十万军队。
蒋介石重用刘峙，自有他的考量。听话，可靠，资历老，不另立山头。可战场要的东西更冷：判断、胆气、担当，还有把复杂部队压成一个拳头的本事。
李宗仁懂这一点。
他自己就是从杂牌军里打出台儿庄的人。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北京首都机场，一架飞机降落。七十多岁的李宗仁走下舷梯，周恩来总理迎上前去，同他握手。
离开大陆十六年后，他回来了。
几年后，李宗仁病逝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里，遗体安放在花圈之间。人们记起他的身份很多：桂系首领、国民党代总统、海外归来者。
可有两件事绕不过去。
台儿庄。
回国。
那一天的老河口交接文书，早已发黄；第五战区的炮声，也早散在汉水边。可李宗仁给刘峙留下的那句判断，仍压在旧史页上：也就当个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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