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电视台捅了马蜂窝，27万人排队查ADHD，医学界为何集体反击？

英国第四频道最近捅了一个不小的“马蜂窝”。

可另一边，英国政府自己的数据又摆出了一组很难绕过去的数字——等待ADHD评估的儿童和青少年，已经从约2.1万人膨胀到27万人。

问题于是变得微妙起来。

如果ADHD只是越来越多的人终于被识别出来，为什么诊断需求会在短短几年内冲得这么快？可如果这是一场“过度诊断”，为什么现有医疗数据又显示，大批真正符合症状标准的人至今没有得到诊断和治疗？

这才是英国这场争论真正烧起来的地方。

8月18日，英国第四频道播出了《The Great ADHD Myth？》，主持人是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精神科医生马克斯·彭伯顿。节目提出的问题相当尖锐：过去几年ADHD转诊和诊断快速增长，到底说明英国过去漏诊了大量患者，还是说明社会正在把注意力不集中、冲动、多动等行为差异越来越多地纳入医学诊断体系？

第四频道在节目播出前的新闻稿中直言，NHS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5年间，寻求ADHD诊断的转诊数量增长了约200%。

这个问题本来不是不能讨论。

真正引爆争议的，是节目把问题进一步推到了“ADHD究竟是不是一种真正的神经发育疾病”这一层。一些受访专家主张，应更多从社会环境、学校制度、屏幕使用和现代生活方式寻找原因，而不是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大脑本身。节目主持人彭伯顿在片中得出的结论是：ADHD是“一种社会建构，而非大脑疾病”。

这一下就踩到了医学界的红线。

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师学会很快公开回应。学会主席苏博德·戴夫教授明确把ADHD称为神经发育性疾病，并表示现有研究估计大约3%到5%的人群存在ADHD。学会认为，英国现实更可能同时存在“未识别、未诊断和未充分治疗”的问题。学会也承认，最近诊断和候诊人数为什么突然上升，确实需要研究——其中既可能存在公众认知提高的因素，也可能存在低质量评估导致的误诊，但不能由此否定ADHD本身。学会强调，“重点应该是改善高质量评估和护理的可及性，解决让许多人多年得不到重要支持的等候名单问题，而不是质疑一个公认的神经发育障碍的合法性”。

随后又出现了一个让第四频道更加尴尬的插曲。

参与纪录片的伦敦国王学院神经发育精神病学荣休教授菲利普·阿舍森对片中内容作出明确回应，指出片中男孩确实是ADHD患者，这“不是神话，也不是社会建构”。认知神经科学家卡佳·鲁比亚教授也公开表示自己的观点遭到了片面呈现。

节目中一个更耐人寻味的细节被曝光。纪录片跟拍了一名停用ADHD药物、尝试通过增加运动、减少屏幕时间等生活方式调整的10岁男孩。节目结尾时男孩的母亲表示他将暂时停药。但片尾字幕显示，拍摄结束两个月后，这名男孩因为学校表现受到影响，又恢复了药物治疗，且学业成绩有所改善。ADHD UK毫不客气地指出：“节目自己的片尾字幕告诉了你它60分钟正片不愿说的事——片中的男孩恢复了用药，学业也进步了。他们的实验推翻了他们的结论，但他们还是按原样播出了”。

如果只看这场舆论战，似乎很容易得出结论：第四频道为了制造话题，把一个已有医学共识的问题故意拍成了“真假之争”。

但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英国政府自己公布的数据，又把另一半问题摆到了桌面上。

英国卫生和社会保健部委托开展的独立审查报告显示，2019年4月，英格兰等待ADHD评估的儿童和青少年大约只有2.1万人；到了2025年12月，这个数字已经达到约27万人。六年左右，增长接近13倍。

这显然不能用一句“公众意识提高了”就轻轻带过。

更值得注意的是增长发生在哪里。

政府审查发现，2020年之后，年轻女性的ADHD诊断增长尤其突出。基于超过1200万名1至24岁人群的英国基层医疗数据，在2020年3月到2022年3月的两年里，女性诊断数量比此前趋势所预测的高出24.7%；其中20至24岁女性最为突出，实际发生率比原有趋势预测水平高出158.6%。相比之下，同期男性整体诊断数量仍低于疫情前趋势推算水平。

一场明显的结构性变化正在发生。

一种解释当然是“补课”。ADHD过去长期按照典型的儿童男性症状来识别——坐不住、冲动、课堂行为明显异常。女性的表现往往没有那么外显，更容易被忽视，甚至被误认为焦虑、抑郁或者单纯性格问题。公众认知提高之后，过去漏掉的人开始进入诊断体系，这完全可以解释一部分增长。

但英国政府的独立审查偏偏又发现了另外一个现象。

从人口调查来看，能够反映ADHD相关症状的基础患病水平，并没有出现与诊断、转诊和候诊人数相对应的暴涨。NICE长期采用的流行病学估计，大致仍是儿童和青少年约5%，成年人约2%至3%。

换句话说，进入医院的人突然多了很多，但整个人群中ADHD相关症状的底层患病率，并没有显示出同样陡峭的上升曲线。

这才是真正值得研究的反差。

这里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说，诊断增加就是“病人突然变多了”；另一个极端则认为，诊断增长就证明“大家都被过度医疗化了”。

英国政府自己的结论恰恰没有选择任何一边。

独立审查明确认为，目前证据既不支持“ADHD真实患病率突然大幅增加”，也不足以证明最近的增长只是一种人为制造出来的假象。更可能的情况，是好几股力量叠加在一起——过去没有被识别的人正在补诊、公众认知在提高、疫情之后年轻人的心理状态和生活环境发生变化、社交媒体提高了疾病标签的传播速度、私人诊断机构迅速扩张。

一旦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诊断就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医学行为，它开始承载越来越多的社会功能。

这也是英国政府审查报告里一个很有意思的判断：部分人申请诊断，并不完全是为了吃药，也可能是为了获得对自身困难的解释、心理上的确认、学校支持或者工作场所调整。至于这些因素分别贡献了多少，目前的数据根本无法准确拆开。

还有一个数字更耐人寻味。

疫情以后，在儿童和青少年群体中，“获得ADHD诊断后继续进入药物治疗”的比例大约下降了一半。也就是说，诊断越来越多了，诊断之后马上接受药物治疗的人占比反而明显下降。

当然，这不能简单理解成“大家只想要一张诊断证明”。原因可能很多——NHS候诊时间过长，可能让治疗跟不上诊断；医生开药更加谨慎；私人机构完成诊断后，NHS未必马上接手处方；不同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也可能发生变化。

但这个现象至少说明了一件事：英国今天所说的“ADHD诊断”，正在承载比过去更多的东西。

它既是医学入口，也是教育资源入口，是工作场所便利措施的依据，有时候还是一个人解释自己为什么长期难以集中注意力、组织生活或者完成任务的重要答案。

于是事情就复杂了。

一旦一个诊断标签同时连接医疗、福利、教育支持、工作调整乃至个人身份认同，围绕这个标签的社会需求必然会上升。反过来，如果英国的学校只有拿到正式诊断才能得到额外帮助，家长自然更有动力把孩子送去诊断；如果成年人只有拿到医学证明才能申请工作环境调整，那么原本可以通过普通支持解决的问题，也会被推向医院。最后所有压力都挤到同一条管道里。

结果就是今天的27万人。

所以第四频道真正碰到的，其实是一个比“ADHD是不是神经发育疾病”大得多的问题。

医学界反击纪录片，并不奇怪。按照目前主流医学标准，把ADHD简单说成“并不存在的疾病”缺乏依据，也可能误导正在接受正规治疗的人自行停药。皇家精神科医师学会的声明说得已经很清楚了——“否定该病症对患有ADHD的人及其护理专业人员是不公平的”。

但反过来，因为担心污名化，就把“为什么诊断增长如此之快”“诊断边界是否发生变化”“社会制度是否过度依赖医学标签”这些问题全部视为禁区，同样解决不了英国面临的现实压力。

尤其是现在，候诊队伍已经从2万多人变成27万人。在一些地区，NHS的ADHD评估等待时间已经长达两到八年。更极端的案例中，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10到15年的等待。

真正需要解决的，也许不是让更多人争论ADHD究竟“真不真”，而是把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拆开：严重影响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人，应该尽快得到专业诊断和治疗；程度较轻、主要需要教育或工作支持的人，是否一定要先排几年队、拿到一个医学标签，才能获得帮助？

这可能才是英国下一轮改革真正绕不过去的一关。

如果所有困难最终都必须通过医院来认证，诊断需求还会继续往上冲；可一旦资源被海量评估需求占满，最需要专科医生、药物和长期干预的重症患者，反而可能排在越来越长的队伍里。

这场纪录片风波真正值得观察的，并不是英国人又为一个医疗名词吵翻了天。

而是一个成熟医疗体系正在遭遇一种越来越普遍的难题：当医学诊断同时成为获取社会资源的“通行证”，医疗系统究竟应该把线画在哪里？

27万人的候诊队伍已经说明，英国留给自己慢慢讨论的时间，恐怕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