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了4分钱把“官司”打到中南海，拉开中国改革开放大幕

1979年，这是深圳经济特区设立的前一年。正是初夏，深圳南头半岛的蛇口还是一片荒滩。风里夹着咸腥味，岸边零散分布着几座渔民村落，远处是起伏的丘陵和杂草。

彼时，谁也不会想到，这块杂草丛生的地方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管”。

当时，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带着一批人，来到蛇口考察。

袁庚

袁庚是广东省宝安县大鹏镇(今深圳市龙岗区大鹏街道)人。少年时期，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历任东江纵队联络处处长、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上校、三野二纵队四师参谋处副处长、两广纵队炮兵团团长、中共驻香港办事处主任、胡志明顾问等。

1978年，已经61岁的袁庚，刚刚结束多年的磨难，被交通部外派到香港主持招商局工作。

招商局是李鸿章1872年创办的老牌企业，但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在香港只剩下一些陈旧资产，业务萎缩，处境艰难。袁庚在香港看到的是一个高效运转的商业社会：码头繁忙，货轮进出，工人计件取酬，时间被精确计算。而一河之隔的内地，计划经济体制仍占主导，企业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

袁庚向中央提出，能否在广东沿海找一个地方，由招商局独立开发，搞一个工业区，既为招商局寻找出路，也为国家探索开放经验。这个想法得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等领导人支持。经过勘察，地点选在宝安县蛇口。

1979年1月，国务院批准设立蛇口工业区。

蛇口工业区

蛇口工业区的第一个大型基础设施工程，就是五湾顺岸码头。没有码头，后面的开发无从谈起。工程由交通部第四航务工程局承担。按说这是本系统施工，应该顺利，但开工后不久，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当时的施工管理沿用内地传统办法：工人按出勤天数领固定工资，没有考核，没有奖惩。推土机、翻斗车来来往往，但工地上的人并不着急。炎热的天气里，司机坐在驾驶室里打瞌睡，装卸工找个阴凉处抽烟。一天下来，一个工人平均只能运二三十车泥。袁庚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算过一笔账：如果按这个速度，码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建成，蛇口的开发计划将全部泡汤。

袁庚找到四航局施工队负责人，了解情况。对方很无奈：

“大家干多干少一个样，谁愿意多出力？”

袁庚说：

“能不能搞个奖励办法，多劳多得？”

对方有些犹豫：

“上级没有规定，怕犯错误。”

袁庚说：

“蛇口就是搞试验，出了问题我负责。”

于是，一项简单的定额超产奖励办法在五湾码头工地上试行：每名工人每天完成定额40车，定额内每车奖2分钱；超过定额部分，每车再奖4分钱。在今天看来，这点钱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工人月工资不过几十元，一天多运几十车，一个月能多挣十几元甚至更多。

效果立竿见影。

改革开放初期的蛇口工业区

第二天，工地上的气氛就变了。天还没亮，就有人提前到岗检查车辆；运输线上，翻斗车来回穿梭，喇叭声此起彼伏。工人们不再磨蹭，有的甚至连喝水都小跑着去。一天下来，人均运泥量从二三十车猛增到八九十车，有人甚至突破一百车。码头的轮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海面延伸。

一位老工人后来回忆：

“那时候觉得有奔头了，多拉一车就多几分钱，汗水流得值。”

四航局的干部也感到惊讶：

“没想到奖励这么灵，工人的劲头像换了一批人。”

但好景不长。

奖励办法传到外面后，引来非议。有人说这是“滥发奖金”，违反财经纪律；有人说这是“物质刺激”，搞资本主义一套。有关部门下文要求停止。奖励制度被叫停后，工地迅速回到老样子：车辆慢吞吞，工人无精打采，日运泥量又跌回二三十车。码头工程再次陷入迟缓。

袁庚得知后非常生气。

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能让效率提高三四倍、工人收入增加、工程进度加快的办法，反而成了错误？他在蛇口的一次会议上说：

“我们搞工业区，就是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多劳多得，有什么错？”

他决定向上反映。

袁庚通过招商局系统，把情况报告给交通部，又通过交通部转报国务院。这件事后来被形象地说成“四分钱官司打到中南海”。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诉讼，而是袁庚为了这几分钱的奖励政策，层层申诉，直到引起中央领导重视。

当时分管对外开放工作的谷牧副总理了解情况后，明确表示支持蛇口的做法。

谷牧

他认为，蛇口工业区是中央批准的改革试验田，在分配制度上可以探索。此后，国务院有关部门同意蛇口继续实行超产奖励。消息传回工地，工人奔走相告。奖励恢复后，运泥量再次大幅上升，码头工程得以如期推进。

这场围绕“四分钱”的争论，表面上是奖金问题，实质上是旧的计划经济观念与新的效率观念之间的冲突。

袁庚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他说：

“四分钱并不多，但它打破了‘大锅饭’，让大家知道，干得多就能拿得多。这个道理现在看很简单，当年却要冒很大风险。”

五湾码头建成后，蛇口工业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全面铺开。袁庚又推行了一系列在当时石破天惊的改革：工程招标、住房商品化、人事制度改革、劳动用工合同制等。蛇口成为许多新观念、新制度的试验场。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大约在1981年，袁庚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这个想法，很快被制成标语牌立在蛇口工业区。1982年，标语牌引起争议，有人批评这是“拜金主义”。袁庚没有让人撤下来。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深圳，在蛇口看到这块标语牌时，予以肯定。

随后，这句口号迅速传遍全国，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最具标志性的话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