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重庆男孩携妹徒步13里，投奔外婆遭驱赶，邻家大娘收留兄妹俩

那条路我后来走了一辈子。

从白市驿到含谷，十三里山路，沿着缙云山的余脉弯弯绕绕地往下走，路窄得错不开两个挑担子的，一边是山坡上的野茶树和蕨草，一边是深沟，沟底常年流着一线浑水，看不到底有多深。那年我十一岁，我妹九岁，我俩一人背一个布口袋，口袋里装着换洗的衣裳和半包供销社买的芝麻饼。饼是头天晚上买的，用牛皮纸包着，搁了一夜有点皮了，但还能吃。

1979年的秋天，重庆的天不肯晴，雾蒙蒙地压在山顶上，空气里一股潮湿的土腥味。爹是六月份没的，井下冒顶，一块石头砸下来人就没救了。矿上赔了两千块钱和一纸抚恤证明。妈拿着那两千块钱哭了两天，第三天早上起来洗了把脸，把我和妹妹叫到跟前说，妈要改嫁了，那边人不同意带孩子，你们去外婆那儿先住着。

我当时不知道"改嫁"是什么意思，但看妈眼睛红着，说话的时候喉咙里像含着沙子，我就知道这是大事。妹妹拉着妈衣角说妈你去哪。妈没说话，蹲下来把妹妹搂了搂，站起来走了。

她走的时候提着一个帆布包，就是那个缝了三块补丁的旧包。在门口她回过头来看了我和妹妹一眼，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转身上了去县城的班车，车屁股喷出一股黑烟，拐过山脚就不见了。

我和妹妹站在路边，两袋芝麻饼挂在肩上压得肩膀生疼。我说走，哥带你去外婆家。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外婆家的确切位置，只记得妈说过外婆在含谷那边，有个小院子，院门口种了一棵无花果树。妈带着我们去过两回，都是坐车去的，沿着弯弯的山路晃一个多小时才到。这回走路，我心里其实没底，但妹妹看着呢，我不能说我不知道怎么走。我就只管顺着大路往下，想着总能找到。

走了大约两个小时，妹妹说累了。我找了路边一块石头让她坐下，从布口袋里掏出芝麻饼掰了一半给她。饼干得掉渣，妹妹嚼着嚼着忽然哭了，说哥我想妈。我说别想了，吃饼。她吃一口饼抹一下眼泪，鼻涕泡都吹出来了。我拿袖子给她擦脸，九岁的小姑娘脸皮薄，擦两下就破了，渗出一丝血丝。我手忙脚乱不敢再擦，就用嘴吹吹，说不疼不疼。

她看着我说哥你腿上流血了。

我低头一看，小腿侧面划了一道口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哪儿刮的。血顺着小腿流下来在脚踝上凝成褐色的印子。我说没事，皮外伤。站起来继续走。走在前头的时候腿一扯一扯地疼，但我不敢停。路越走越窄，两边的草丛没过膝盖，露水把裤腿湿透贴在肉上凉飕飕的。

到含谷镇的时候太阳偏西了，雾散了些，能看见远处屋顶冒出的炊烟。我凭着记忆去找外婆家，走过一条石板路又拐进一条泥巴巷子，巷子尽头果然有个院子，院门口一棵无花果树，叶子巴掌大，墨绿墨绿的挂了一树。

我站在院门口，心跳得咚咚响。妹妹缩在我身后，小手攥着我的衣角攥得紧紧的。

院子里有人声。我喊了一声"外婆"。喊完等了等，没人应。又喊了一声，声音比刚才大一些，喊完觉得嗓子眼里发干。堂屋的门帘动了一下，外婆出来了。

她站在门槛里面，隔着几步远看着我。我三年没见过外婆了，她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背弓着，眯着眼打量我半天才认出来。她说："咋是你？"

我说妈走了，让我们来投奔您。

外婆没让我们进门。她就站在那门槛里面，两只手在围裙上搓来搓去，眼睛从我脸上挪到妹妹脸上，又从妹妹脸上挪开，望着远处冒烟的屋顶，就是不看我。

她说："我这儿没地方住。"

我说外婆我们就住一晚，明天我再想办法。

她摇头。摇头的时候嘴唇抿得紧紧的，嘴角往下撇着，那个表情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院子里又出来一个人，是我舅舅，三十多岁一条瘦高汉子，站在外婆身后看了看我们，又看了看外婆。外婆回头跟他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舅也皱了眉头，然后转身进去了。

外婆又转过头来，手还是在围裙上搓，搓得那块蓝布都起了毛。她说："你们走吧，我这儿真住不下。你舅家孩子多，房子都挤满了，连个打地铺的地儿都没有。"

妹妹忽然从我背后探出头，仰着小脸叫了一声"外婆"。声音细细的，像小猫叫。

外婆看了妹妹一眼，我看见她喉咙动了动，手搓得更快了。但她终究没改口，只是摆了摆手，说："走吧走吧，天快黑了，你们往镇子那头的公社去问问，那边可能有住的地方。"

然后她转身掀起门帘进了屋，门帘落下来的时候拍了一下门框，"啪"的一声。

我站在无花果树底下，头顶的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妹妹还攥着我的衣角，那只小手的温度透过薄薄的衣裳传过来，凉凉的。我不敢回头看她。

我拉着妹妹走了，沿着巷子往回走。石板路坑坑洼洼的，妹妹走得跌跌撞撞。天确实快黑了，西边的山尖上还烧着一片橘红色的光，但巷子里已经暗下来了，几户人家在点煤油灯，昏黄的灯光从门缝里漏出来。

走到巷子口的时候我停住了。我十一岁，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路不认识，天要黑了，身上还剩半块芝麻饼，口袋里一毛二分钱。妹妹站在旁边仰头看着我，那双眼睛在暮色里又黑又亮，她说哥我们去哪。

我说我再想想。其实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就在这时候旁边一扇木门开了。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门缝里传出来："娃儿，你们干啥呢？"

我转头一看，一户人家的门半开着，门里探出一个圆脸的中年女人，头发在脑后拢成一个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衫，围裙上沾着面粉，手里还举着一根擀面杖。她看看我又看看妹妹，皱了皱眉说："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还在外面转？家里大人呢？"

我张了张嘴，舌头打了结。妹妹替我回答了，她嗓子尖尖的："我妈妈走了，外婆不要我们。"

那女人手里的擀面杖停住了。她探头往外看了看，巷子里一个人没有。她又看了看我和妹妹，目光在我腿上的伤口上停了一下，然后她把门拉开了。

"进来说。"

我跟妹妹对看了一眼。我拉着妹妹走进那扇门。院子很小，墙根底下码着一摞柴火，一口水缸靠墙放着，缸沿上搭着半截葫芦瓢。正屋亮着灯，煤油灯的芯子烧得吱吱响，光晕里坐着一个男的，瘦瘦的，手里捧着一本翻得卷了边的书，看见我们进来愣了一下。

女人把擀面杖放回桌上，说："老徐，这俩娃没地方去了。"

那男的合上书，看了看我们。他脸上有胡茬，灰白的，大概五六十岁的样子。他看了几秒，然后说："吃了没？"

我摇头。

他站起来走到灶台边，揭开锅盖看了一眼，回头对那女的说："还有半锅红薯稀饭，够。"

那女的已经蹲下来在给妹妹拍膝盖上的土了，一边拍一边说："这咋弄的，膝盖都磕青了。"妹妹被陌生人碰有点害怕往后缩，那女人笑了一下，说别怕别怕，大娘家有糖，一会儿给你拿。

那天晚上我们吃了一碗红薯稀饭。碗是粗瓷的，豁了个口子，但红薯稀饭熬得稠稠的，里面还放了两颗红枣，甜丝丝的热乎乎的，一碗下去整个人都活过来了。妹妹吃了两碗，吃得鼻尖冒汗。我吃了大半碗就放下筷子，那大娘又给我添了一勺，说你多吃点，长身体呢。

吃完饭大娘打了盆热水让我们洗脸洗脚。水是灶上烧的，兑了凉水，温温的。我蹲在院子里洗脚的时候，大娘搬了张小凳子坐在旁边，端着一盏灯凑近了看我腿上的伤口。她"啧"了一声，起身回屋拿了半瓶红药水和一卷纱布，给我涂了药裹上。她的手很粗，指头短粗粗的，但动作轻，缠纱布的时候一圈一圈绕得很仔细。

老徐靠在门框上看我，抽着旱烟，烟锅子在煤油灯底下一明一灭。他忽然开口，嗓门低低沉沉的："你们家大人呢？"

我把事情说了，妈的改嫁，外婆的拒绝。我尽量说得简单，没说哭。说到外婆赶我们走的时候，大娘缠纱布的手停了一瞬，然后又继续缠。

老徐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说："那今晚就在这儿住下。"

大娘把我们安顿在西边那间小屋里。屋子不大，一张木板床，铺着干净的草席，草席上叠着一条蓝布被子。大娘又抱了一床褥子来铺在地上，说我打地铺你俩睡床上。我说大娘你睡床，我们打地铺就行。她把我摁住了说你别跟我争，你们是客。

那晚上我躺在草席上，褥子是旧的但洗得干干净净，有一股太阳晒过的味道。旁边妹妹已经睡着了，呼吸细细匀匀的，偶尔在梦里咂巴一下嘴。窗外有虫鸣，叽叽叽叽的一片，从墙根底下钻进屋里来。我盯着黑漆漆的屋顶，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今天的事。外婆家的无花果树，门帘落下时的啪嗒声，外婆搓围裙的那双手。还有面前这扇门，门里递出来的擀面杖，和那一碗放了红枣的红薯稀饭。

过了不知道多久，隔壁传来大娘和老徐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我听不真切。断断续续的，好像在说"怪可怜的"，又好像在说"先留下看看"。然后老徐闷闷地嗯了一声，就没声了。

我在黑暗里睁着眼，眼泪淌下来落在草席上，湿了一小片。我赶紧翻了个身把脸埋进褥子里，怕吵醒妹妹。褥子上的太阳味钻进鼻子里，暖烘烘的，我就着那个味道慢慢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被鸡叫吵醒。睁开眼看见大娘已经起来了，在院子里劈柴。柴刀落在木桩上的声音笃笃笃的，扎扎实实。我爬起来去院子里，大娘看见我笑了一下，说醒了？锅里有粥，你和你妹先吃着。

那天早饭是白米粥，配了一碟泡萝卜，脆生生的咬一口嘎嘣响。妹妹吃得很欢实，嘴角沾着米粒冲大娘笑。大娘看着她笑，伸手把她嘴角的米粒拈掉了，顺手搁在自己嘴里。

我端着碗，看着这个圆脸的女人在灶台前忙碌的背影，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想说谢谢您，但那三个字太轻了，搁在嗓子眼里沉甸甸的，就是出不来。

后来我们就留下来了。老徐和大娘一直没有孩子，两口子就靠着老徐在镇供销社上班的工资过日子，日子紧巴巴的，但从来没赶过我们。大娘给我找了件旧褂子改小了让妹妹穿，把堂屋角落那张旧书桌清出来让我写作业。老徐话少，但每天晚上都会把煤油灯芯挑亮一点，推到我们跟前，自己就着灶台那点亮光看书。

我在那儿住了五年。从十一岁住到十六岁，上了初中又考到了县里的高中。大娘每个月给我烙两摞饼，一摞芝麻的一摞红糖的，用油纸包好了塞进书包里。我说大娘你别做了费粮食，她说不费，你带着路上吃。

走的那天是大清早，我要去县里报到。大娘在灶台前忙活了一早上，烙了满满一兜饼，又把攒了半年的鸡蛋煮了十个塞进网兜里。老徐站在院门口，还是那件灰布衫，烟锅子叼在嘴上没点着，看着我把网兜挂上肩头。

我说大娘徐叔我走了。

大娘从灶台前抬起头来，脸上还沾着面粉，眼圈忽然就红了。她用手背蹭了一下眼睛，声音有点哑："好好念书。放假了就回来。"

我点头。走出去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大娘站在院子门口，围裙还系在腰上，两只手在围裙上搓来搓去。

那个搓手的动作让我忽然鼻子一酸。我转过身又走回去，站在她面前。她比我矮了一个头了，我低头看见她头发里的白丝，比她收留我那会儿多了好多。

我说大娘，我放假就回来。

她说好，回来给你做红烧肉吃。

我笑了笑，转身走了。背后的院门吱呀一声关上，老徐在大娘身边低低地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也没回头。

那兜饼的绳子勒在肩膀上，温温热热的，是大娘刚出锅的余温。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工作，成家，日子慢慢好起来。每年过年我都回去，拎着酒和点心，还有给大娘买的羊毛衫和给老徐买的新烟锅。后来大娘老了，走不动了，老徐眼睛也看不清了，我就把他们接到了城里。我结婚那年大娘死活要给我打一对枕头套，红绸面的，绣了两只鸳鸯，针脚密密麻麻的。她说我手笨，鸳鸯绣得不像，你别嫌弃。

我说像，特别像。

她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搓着手说那就好那就好。

那对枕头套我现在还用着。红绸面褪了点色，绣的鸳鸯眼珠子掉了半边，但我舍不得换。每天晚上躺下去的时候，脸贴在上面，有一种淡淡的樟木味，是大娘在柜子里熏过的味道。

有时候半夜醒了，窗外有车声和人声，我躺在床上看着黑暗里的天花板，会想起1979年那个秋天，那条十三里的山路，无花果树下外婆搓着手赶我们走的那一幕，还有那扇忽然打开的木门，门里举着擀面杖的女人。她什么都没问就把我们拉了进来。

那扇门开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关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