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妹俩的阴谋，1980年天津“2·13”天津鞋店货款被抢案侦破始末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天津鞋店是天津市首屈一指的大鞋店，专售全国各地厂家的优质皮鞋，这里时常有鞋贩子来钻空子。他们唇蓄小胡，头留长发，臂刺青龙，从鞋店里套购皮鞋出门加价出售。鞋店内外乱哄哄的。

一九八O年二月十三日，已临近春节。天津鞋店内买鞋的人熙熙攘攘，拥来挤去。销货款像水一样流进收款员的钱柜里。

下午四点半，货款清点数额：三万一千二百六十元九角五分。依照惯例，由女会计岳茗香和女统计员黄云将货款交到锦州道银行。

黄云，同行姐妹们亲昵地称她“大黄”，这不单单因为她三十四岁的年龄长了姐妹们几岁，而是因为她高大的身材、健壮的体魄确实给人以壮实之感。临出鞋店门她瞧了瞧腕上的表：四点三十五分。她右手挽着岳茗香的臂弯，左手提着一口旧而破了一个洞的铝锅，她想顺道将它修理一下。

比起黄云来，岳茗香长得确实娇小了。她有着两只机灵的大眼睛，一个宽而白的脑门，她二十七岁，是名共青团员，上上下下对她印象不错。她担当着会计工作的重任，此时她手中提着装钱的包。

两人穿过滨江道，拐上和平路，向北走，边走边亲亲热热地聊。她们本该一直向北，因为大黄要修锅，所以向右拐上了长春道。那里有个“民用金属修配门市部”，市民俗称它黑白铁修理部，大黄的表妹就在里面工作。大黄为的是“近水楼台先得‘锅’”，立等可取，晚上还要用锅做饭，所以才到表妹工作的门市部来修锅。

“你进去吧，我在外边等你。可快点呀！”在修理部门前，岳茗香对黄云说。

“叮叮当当……”修理部里几位面无表情的老师傅在各自的操作位置前机械地敲打着。

“锅破了，你才想起还有我这个表妹！”大黄的表妹半玩笑半认真地说。

“咦，师傅们，你们听听！”大黄先是朝向众位师傅，然后扭脸面对表妹，“我看你先别补锅补盆的了，还是剪块厚厚实实的白铁补补你的黑心吧！哪次降价处理皮鞋没想着你！”

表姐表妹正互相打趣，岳茗香突然进来伏在大黄耳边悄悄地说：“提包被人抢走了！”

“呀！还不快回单位报案！”

这一下子，天津鞋店就更热闹了。

不过，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热闹。一下子来了几十名警察，他们来自派出所、分局和市局。他们楼上楼下，进进出出经理室。这里显然出了大事，鞋贩子们溜之大吉，顾客也被动员陆续走出鞋店。鞋店总算清静下来。但在贾三立处长和另一位处长的指挥下，一种完全不同于买卖鞋的忙碌开始了。

在一间靠墙堆满鞋的办公室里，两名来自治二处的侦查员对事主岳茗香进行着仔细的询问。

“那位姓黄的统计员——你的那位同事走进修理部多长时间，那个罪犯把你手中装钱的提包抢走了？”

“大约两分钟。”

“不会更长些，或更短些吗？”

“不，就两分钟。”

“那人——抢钱的人，他步行还是骑自行车？”

“骑自行车。”

“从对面？”

“不，是从身后。”

“他下车了吗？”

“没有，从我身后擦身而过。”

“你呼喊了吗？比如高喊‘抓贼’或喊‘抓抢钱的？’

”“没有，我当时吓傻了。”

“三万多元的公款被抢了，你没有任何反应？”

“愣了一下，我追了上去。”

“愣了多长时间？”

“不长，说不准……也就是十几秒钟。”

“追出多远？”

“不到二十米。”

“没追上？”

“没追上。”

“那人什么特征？”

“身高一米七左右，二十一二岁，身穿蓝制服棉袄，头戴灰色鸭舌帽，骑一辆新飞鸽二八自行车，方形后尾灯，长脸，大眼。”

“那人从你身后而来，你怎么会看清他的脸呢？而且还大眼？”

“他边逃边回头看，我当然看清他的脸了。”

“好吧，就算是这样……”

“什么叫就算，本来就是这样。”

“请你不要着急，——后来呢？”

“我返回来到修理部把事跟大黄说了。”

“每次送款都是你俩吗？”

“差不多都是。怕一个人出事，由大黄护送。”

“大黄事先说要去补锅了吗？”

“她手里拿着锅，当然说了。”

“一路上没发现有可疑人尾随你们吗？”

“我们只顾聊买年货的事，没注意，确实没注意。”

“好吧，我们暂时谈到这里。”

岳茗香从容镇静地在笔录上签了字，捺上指印。

“我可以走了吗？”

“去哪儿？”

“我是说下班回家。”

“不，你哪儿也别去。因为随时还会问你一些情况。”

在另一间办公室里。黄云眉宇间挽成一个疙瘩，她满脸悔恨交加之情，不住地谴责自己：“我真该死！我不该去补那口破锅。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也有责任！”

此时，并没有人想责备她。弄清情况是当务之急。可是，她老是没完没了地谈自己的责任。说得客观些，她并没事先想到因为去补锅招来巨款被抢。话又说回来，如果有罪犯已经打上了她们的主意，即使她不去补锅，也会在别的地方和别的时候把钱抢走。民间有句俗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不要老是责备，要想法补救。”

“我明白，你们问吧。”

“每天都是你俩去银行交款？”

“每天。”

“总是四点半？”

“总是。”

“你对什么人提起过你们的这项工作吗？”

“我又不傻。”

“不是说你不懂得提防，是说跟亲戚朋友说闲话，扯闲篇，无意中说走了嘴……”

“到银行送款，不过是一项普普通通的工作，又不像你们搞侦查的，可以当故事讲，干嘛跟亲戚朋友提起这事！”

“你们几点将款装入提包的？”

“四点半。”

“只有你们俩在场？”

“那倒不是。都是同事，互相很了解，也没有特意防备过。”

“你记得很准吗，——四点三十五分走出鞋店？”

“我已经说过了，出鞋店时我看过表。”

“你们出鞋店时没发现有人跟你们出去？”

“出出进进的人很多，没法注意谁特意跟着我们。”

“门口那些鞋贩子，有什么可疑人、可疑举动吗？”

“没在意。”

“你走进修配门市部后，大约过了多长时间，岳茗香进去说钱被抢了？”

“这得算算：四点三十五分我们走出鞋店，回到鞋店是四点五十分。来回道上最多用了十分钟。”

“这么说你和你表妹说了五分钟的话？”

“好像没这么长时间，唉呀，我脑子都乱了！”

两位侦查员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本想能从黄云嘴里多弄到些情况，每次侦查员都是这样。证人或当事人提供的情况总是不尽如人意。他们把笔录让她看过，黄云签了名字，捺上了指印。

长春道是人的海洋，特别是和平路和兴安路之间这一段，人挨人，人挤人，人蹭人。走在后边的人把手掌放在前边人的后背上慢慢向前移动，便道上摆满了出售年货的摊位。

贾三立双手插在警服大衣口袋里，站在民用金属制品修配门市部门前，神情专注地打量着涌动的人潮。足足过了一刻钟，他对身边几位着便衣的侦查员吩咐了几句，侦查员们立即分头行动。

一位高个子侦查员刚刚站到一个水果摊前，售货人忙殷勤地跟他打招呼：“同志，买点什么？你瞧瞧这苹果，正宗山东烟台产品，存放两三个月没问题，来几斤？”售货人说着抄起秤。

“不……我是公安局的。”说着从衣袋掏出工作证给他看。

“公安局的？我没违法，我有照，有占地许可证……”

“我不是来查你照的，我向你打听点事。”

“什么事？”售货人的紧张情绪消除了。

“一个多小时前，也就是四点四十五分左右，你见没见到一个女的追一个骑自行车的男的？如果有人追，一定从你摊前跑过。”

“没这回事。”摊主摇摇头。另外一位侦查员在另一个摊前向摊主提出同样的问题。

“您也不瞧瞧，这马路能骑车跑吗？推车都得走走停停。”

听摊主的口气，仿佛站在他面前的侦查员是个十足的傻瓜。

所有侦查员调查的结果完全相同，没有看见有位女的追一位骑自行车的男的。这里骑自行车逃窜是绝对不可能的。

贾三立摸着下巴思考了一阵，很隐蔽地向侦查员们挥了一下手，一起钻进了民用金属品修配门市部。

“哪位是黄云的表妹？”

“我是，”一位音容笑貌透露着爽快气质的青年妇女说，“找我有什么事？”

“我们是公安局的，请问一个多小时前你表姐来找过你吗？”

“找过，她来补锅。”她举起她表姐的那口铝锅给他们瞧。“怎么了？”她瞪着诧异的眼睛看着面前一个个虎背熊腰、神情严肃的公安人员。

一位上岁数的侦查员首先意识到气氛过于紧张，马上换上一副笑模样，和缓着口气说：“我在家里自己也试着补过锅，不知为什么，那锡说什么也不往上面粘。可是同样一把烙铁、一块锡到了你们手里就像玩一样……”

“三毛两毛的事，您多余费那劲儿。”大黄的表妹笑笑说。

“好，下次补锅就找您了。”

“不过，今天您不是来补锅的吧？”

“说实话——不是。我们想向您打听一下，您表姐进来多长时间又进来一位女同志，跟她‘咬耳朵’？”

“哟，出事啦？”

“可不，出大事了。”

“进来了多长时间？进来了……”她嘴里咕咕哝哝，翻着眼皮瞧着墙上的石英钟，又闭上眼估算了一阵儿，“两分来钟。”说罢偏过头，“韩师傅，差不多吧？”

“嗯，也就这意思。统共你俩才说了两句话。”

“可你表姐说五分钟。”

“她——呀！平时挺精，沾事就蒙！”

出了修配部，贾三立问负责询问岳茗香的两位侦查员：“她说过了多长时间？”

“她只说在外边等了两分钟被抢，没说过了多长时间进的修配部。”

“是她没说，还是你们没问！”贾三立脸色阴沉。他心里明白，一两分钟的差异已经成了侦破这宗特大抢劫案的关键。恰在这关键问题上，他们居然没问。作为一个指挥员，当然不允许有这种疏忽。贾三立强压着火没有发作。

贾三立余怒未息，又把负责询问黄云的两位侦查员叫到身边：“你们二位也算得上是老侦查了，你们制作的笔录我看了，让你们自己说，有没有漏洞？”贾三立说罢，甩开步子只顾前行。

这二位心里敲开了小鼓。他们毕竟经验丰富，头脑灵活，稍经回想，便意识到了自己的漏洞所在，脚下加快了步伐。他们必须马上找到黄云。

第二天下午，又是四点三十五分，黄云和岳茗香挽臂走出鞋店。无论是她俩的神态，还是脚步，绝不会像昨天那样从容。她们是在贾三立的导演下，重现昨天那幕剧，侦查术语叫做“现场实验”。

她俩用昨天的速度来到民用金属制品修配门市部门前，说了昨天说过的话。黄云进入门市部，门市部里已经有侦查员守候。黄云和她表妹见面后重演昨天的场景和台词。侦查员紧张地注视着手中的表。实验结果：岳茗香是过了两分钟进来告诉黄云钱被抢的，黄云修正了上次说的五分钟。

与此同时，门外两名侦查员盯着手表指针，另两名侦查员盯着岳茗香表演。两分钟又五十秒后，一名侦查员下令：“开追！”

岳茗香真的往前跑佯装追案犯，这一追就收不住了。昨天她说追出不到二十米，可现在，从长春道修配门市部门前追到兴安路口已经二十米了，她依然顺兴安路又追出二十多米才住脚，然后顺原路返回，进到门市部，对等在那里的黄云气喘吁吁地说：“钱，钱，钱被人抢跑了。”

岳茗香演完这幕剧用了五分钟。不到两分钟黄云姐妹俩见到的那位岳茗香除非是鬼！昨天她没有气喘吁吁，而今天呼哧带喘。怪不得贾三立对侦查员第一次谈话没问及这两个问题那样大动肝火。还有骑自行车抢了装钱的包又骑车逃跑，这根本是不可能的。除非自行车上长有翅膀。何况根本没人证明那一时刻有位女的追一位骑自行车的男的。至于岳茗香把案犯的特征描绘得那样具体细致，那更是天方夜谭，如同一只蚊子从眼前飞过，立即说出其是公的母的一样离奇！

至此，每个侦查员都有了一个相同的想法：岳茗香监守自盗，而且有一个同伙和她配合。

岳茗香，二十七岁，天津鞋店会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结账，按时到银行交款，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对于她的私生活、家庭经济状况乃至她的内心世界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她在一九七三年开始与一男青年非法同居，当时她年仅二十岁，对生活理解得并不是十分透彻，所以也就带有幼稚状态中的盲目性。他们生了个孩子，不久，那男的离她而去。家庭状况是：父亲母亲，两个妹妹，加上她娘儿俩，共计六口人。父亲的退休金不过几十元钱，母亲没工作没收入。大妹妹十九岁，在街办弹簧厂工作，每月二十四元工资。二妹妹上中学。还有两个弟弟在原籍务农，说白了叫务穷。

钱的必须加上钱的诱惑，一九八O年二月十日中午，这是春节前所剩无几的一个中午。很多年货要买，很多年货没钱买。岳茗香这天中午回家吃饭，趁屋里没人，对她大妹妹岳茗芳说：“要过春节了，咱家挣钱少，我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

“我们每天下午四点多到银行交款，你后面跟着我……”

“不行不行，那多危险！”

“危险是危险，就这一次，危险也值得。”

如果岳茗香的妹妹岳茗芳当时能认识到这事根本不该做，或许还能是一道坚实的堤坝。问题出在她只认为有危险，但没能抵制住诱惑。岳茗香说好，让她在十三日下午四点多装作去买衣服，在冲滨江道的劝业场门前等她。这里正好面对天津鞋店。

四点三十五分，岳茗香和黄云走出鞋店。岳茗芳尾随其后，两眼盯着姐姐手中的包。众广人多，硬抢是不可能的。偏巧统计员黄云要补锅，进了修配门市部。岳茗芳走到岳茗香面前，两人心领神会，一个递一个接。岳茗芳刚离去一分多钟，岳茗香进到修配门市部告诉大黄钱被抢了。

不过，姐妹俩在交代作案过程时是费了一番周折的。

一开始岳茗香是这样说的：“大黄进去补锅，我在外边等她，正看见我妹妹岳茗芳从长春道往大菜市场走。我问她干吗来了，她说到劝业场买上衣。我说你把这个手提包拿回家吧，里面有钱。她接过提包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姐姐不愿意让妹妹担责任，手足之情，用心良苦呀！

岳茗芳却说：“我平时听我姐姐说过，她们每天四点多到银行送钱，我记住了。十三号下午四点多，我到劝业场买衣服，正好碰上我姐姐到银行送款，我从她身后抢了钱就跑……”

妹妹心疼姐姐有个没爹的孩子，想把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

在生活的道路上，岳茗香轻信过别人，也轻信过自己，所以才在本来前程似锦的道路上栽上了荆棘。

贾三立和他指挥的侦查员们不轻信岳茗香，也不轻信自己。责任心和精湛的侦查艺术戳穿了岳茗香的假戏，她成了舞台上的丑角，社会的罪人！

她的父母，她的没爹的孩子，她的妹妹——同案犯，还有在农村务农的两个弟弟……可怜呐，可悲呀……

岳茗香一失足成千古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