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宋明清都比不过？元朝的文化环境到底有多宽松

文/胡铁瓜

话说汉唐宋明清，搁史书里那都是响当当的大一统王朝，文治武功各有各的说道。可单拎出“文网疏密、对读书人折不折腾”这一条来比，有个朝代的表现，可能得颠覆不少人的固有印象——就是那个常被贴上“野蛮”“压迫”标签的元朝。

这话不是张嘴就来。咱从端平二年德安府的死人堆里说起。

那是公元1235年，蒙古大军三路伐宋，阔出太子那一路攻破了德安府。城破之后按蒙古军的老规矩，抵抗过的城池是要屠的。可这一回军前有两个人奉了窝阔台的圣旨，专门在俘虏堆里扒拉人——一个叫杨惟中，一个叫姚枢。诏命写得明白：“求儒、道、释、医、卜者”，只要占着其中一门手艺，就留命，带回北方。

就在积尸堆里，姚枢发现了赵复。这是江西德安的儒生，正经程朱理学的传人，中过南宋的乡贡进士。城破之后全家差不多都死光了，他本人也不想活，趁人不注意挣脱了就往江里跳。姚枢追出去，就见他披头散发，鞋都跑丢了一只，正呼天抢地地哭，赶紧冲上去把人拽了回来。姚枢跟他说，你就这么死了，程朱的学问往后谁传？赵复这才叹了口气，跟着北上了。

到了燕京，赵复干了件影响后世几百年的事。当时南北打了上百年仗，“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南方的程朱理学著作，北方读书人根本见不着，连二程、朱熹的书长啥样都没几个人知道。赵复凭着脑子里的记忆，把程朱各家的经传注解全都抄录下来，交给了姚枢。就这么着，程朱理学才算正式传到了北方。

杨惟中和姚枢一合计，干脆在燕京建了个太极书院，立了周敦颐的祠，把二程、张载、杨时、朱熹这六位配享，搜集了八千多卷藏书，专门请赵复当主讲。这可是北京地界上头一个正经书院。一个南宋的俘虏，在蒙古人的都城里，公开讲授南宋的学问，没人拦着，没人扣“传播前朝邪说”的帽子，反而官方出钱出地给搭台子。《元史》里写“自复至燕，学子从者百余人”，就这一百多号人，成了北方理学的种子。

后来忽必烈还没当大汗的时候，在潜邸召见赵复，问他：“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意思是我要打南宋，你能不能给我当个向导、出出主意？赵复当场就顶回去了：“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

这话搁别的朝代，一个亡国俘虏敢跟未来的皇帝这么说话？轻则流放重则杀头，连带着九族都得遭殃。可忽必烈啥反应？《元史》里写“世祖悦，因不强之仕”——不仅没生气，反而觉得这人有骨气，不逼他做官，该支持讲学还支持讲学。赵复后来还写了《传道图》《伊洛发挥》《师友图》《希贤录》一整套著作，把程朱理学的师承谱系和核心思想系统梳理了一遍。他自己不愿做官，可他教出来的学生、传过去的学问，后来成了元朝的官方学问。

说到这儿就得提元朝的科举了。元朝立国之后科举停了好长一阵子，南方从宋亡算起，停了近四十年。一直到元仁宗皇庆二年才下诏恢复，延祐二年正式开科，就是史上说的“延祐复科”。这一科跟以前历朝历代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考试内容彻底定了调子：四书以朱熹的《章句集注》为核心依据，《诗经》用朱熹注，《周易》用程颐和朱熹的注，《尚书》用朱熹弟子蔡沈的注。

有人可能觉得这就是禁锢思想，可你得先看前提——这学问本来是南宋的正统，蒙古人刚入主中原，没说把南宋的学问都禁了，也没说非得按蒙古人的想法改造，反而直接拿过来就用，连改都懒得改。而且科举分左右两榜，蒙古人、色目人考两场，汉人、南人考三场，虽然考题难度和名额分配上确实有偏向，汉人南人占半数名额，可人口基数差了几十倍，实际考中难度天差地别。但不管怎么说，好歹给了南方读书人一条出路。从延祐二年到元朝灭亡，一共开了十六次科举，取了进士一千一百多人，这里头南人进士占了不小的比例。

元初还有一场吵得沸沸扬扬的大辩论，就是华夷之辩。

改朝换代尤其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华夷”这俩字历来都是雷区。搁清朝你敢瞎议论，文字狱分分钟就找上门。可元朝呢？不仅让吵，还吵得光明正大，吵完了朝廷还真听进去了。

当时朝堂上有一拨人，核心是郝经、许衡、杨奂这几位。郝经是忽必烈的重要谋臣，中统元年奉命出使南宋，结果被贾似道扣在真州整整十六年，跟坐牢似的。可就在被囚的这十六年里，郝经照样写书讲学，坚持他那套观点。他给南宋的两淮制置使写信，明明白白写了一句话：“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意思很直白：谁统治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行不行儒家的道、用不用汉法。他还化用韩愈的话讲：“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苟有善者，与之可也，从之可也，何有于中国于夷？”

许衡更直接，他给忽必烈上书，拿北魏、辽、金举例，说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凡是行汉法的，国运就长；不行汉法的，很快就乱亡了。杨奂则一句话点破：“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也。”

这几位的观点，搁南宋士大夫耳朵里那就是大逆不道。可元朝朝廷啥态度？不仅没说这帮人“混淆华夷、扰乱人心”，反而直接采纳了。元朝后来的官制、礼制、赋税制度，基本都是按这帮人的思路定的。忽必烈身边的重臣刘秉忠，一个汉人和尚，直接参与了元朝国号的拟定——“大元”取自《易经》“大哉乾元”，还有大都城的规划设计，全是他一手操办的。

另一边的反对声也没断过。最狠的就是郑思肖，南宋遗民，自号“所南”，坐卧都不朝向北方，表示不忘南宋。他写《心史》，一口一个“夷狄”“犬羊”，坚持夷夏大防，说元朝是“索虏”，根本不算正统。元军两次征日失败，他专门写了《元鞑攻日本败北歌》，直呼“元鞑”，拍手称快。就这么个人，在元朝活了七十八岁，啥事没有，官府连问都没问过一句。他的《心史》后来封在苏州承天寺的井里，到明末才被发现，里面全是痛骂元朝、怀念南宋的诗文。

跟郑思肖一样的，还有一大批南宋遗民大儒。这帮人心里不认元朝的正统性，可元朝官府也没拿他们咋地。

比如王应麟，南宋的礼部尚书，就是写《三字经》那位，也是文天祥的伯乐。宋亡之后他直接隐居乡里，“深自晦匿，不与世人相接”，自号“深宁老人”，闭门著书二十年。他所有的著作只写干支纪年，从来不题元朝的年号，提到宋朝都叫“本朝”，摆明了不承认元朝。元朝屡次征召江南名士，他都坚辞不就。就这么个人，东南的读书人还都拿他当文坛泰斗，“莫不翕然宗之”，官府也不管，就让他在家踏踏实实写了《困学纪闻》《玉海》等一大堆著作。

再比如胡三省，就是给《资治通鉴》作注的那位。南宋宝祐年间的进士，宋亡之后隐居不仕，花了一辈子功夫注《通鉴》。他的书稿在战乱中丢过一次，又重头再来，前后花了将近三十年。书里提到宋朝的时候，字里行间全是对故国的怀念，遇到宋元交战的地方，注文里常常忍不住感慨。就这么个人，元朝官府也没找他麻烦，他的书该传传，该印印。

还有邓牧，这位更有性格。宋亡之后他隐居在余杭大涤山的洞霄宫里，自称“三教外人”，意思是儒释道都不算他的身份。他写了一本《伯牙琴》，里面的《君道》《吏道》等文章，直接把秦汉以来的君主专制骂了个遍，说皇帝是“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官吏是“取民愈广，害民愈深”。这种话搁明清那绝对是禁书，可在元朝，邓牧一辈子在山里隐居讲学，啥事没有，他的书也流传下来了。

马端临就更不用说了，南宋丞相马廷鸾的儿子，宋亡之后隐居在家，花了二十多年写《文献通考》，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典章制度通史之一。元朝官府多次征召他出仕，他都婉言谢绝了，就在家踏踏实实写书。书写完了，延祐四年朝廷还专门派人去寻访，把他的书抄录上进，等于官方认可了这部由“前朝遗民”写的大部头。

你看，就这么两拨人，一拨说元朝是正统，一拨说元朝是夷狄、我不跟你合作，公开对着干。结果呢？朝廷既没把反对的抓起来杀了，也没逼着所有人都得认同正统说法，你愿意讲学就讲学，愿意写书就写书，愿意隐居就隐居，全凭你自己乐意。

这股子“不掺和”的劲儿，放到理学发展上就更明显了。

咱都知道，南宋的时候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吵得凶，鹅湖之会俩人辩了三天三夜不欢而散，之后两边门徒互相攻讦，恨不得把对方打成异端。搁别的朝代，官方一般得站队，定一个为正统，另一个就成了旁门左道。比如后来明朝初年，程朱理学被定成唯一正统，陆学被压得抬不起头，科举考试只能按朱熹的注来答，谁敢碰陆学就是异端。

可元朝呢？根本没这闲工夫管你学派之争，你们愿意怎么吵怎么吵，愿意怎么融合怎么融合，官方一概不干预。

结果就出了“和会朱陆”的风气。代表人物一个是吴澄，一个是郑玉，还有北方的刘因。

吴澄是江西崇仁人，跟许衡齐名，人称“北许南吴”，是元代唯一能跟二程、朱熹相提并论的大儒。他在国子监当丞的时候，就公开说“朱陆二师之为教一也”，说朱熹和陆九渊本来教的是一回事，都是后世那些庸劣门徒各立门户、互相诋毁，才把学问搞分裂了。他自己治学就是取长补短，朱学的格物和陆学的尊德性他都要，还提出“理在气中，原不相离”，把朱熹“理先气后”的绝对化给纠正了。

可就因为主张和会朱陆，吴澄在国子监遭到了朱学正统派的攻击，有人说他是“陆学”，不是纯正的朱学。吴澄一气之下辞官回了南方，继续讲学著述，活到八十五岁。元朝朝廷也没因为他学术观点“不纯”就治他的罪，后来还屡次征召他，他去了又辞，辞了又被请，来去自由。

北方的刘因跟吴澄路子不一样，但也是“宗朱而不废陆”。他是保定容城人，元朝北方理学的领军人物，元世祖征召他做过右赞善大夫，没多久就辞官回家讲学了。他治学以朱熹为宗，但也不排斥陆九渊的本心说，说陆学“本于六经，可谓约矣”，不应该全盘否定。

郑玉是安徽歙县人，跟吴澄路子差不多，也是主张朱陆各有长短，不能因为推崇朱熹就否定陆九渊，也不能因为陆九渊就贬低朱熹。他说朱熹的“道问学”和陆九渊的“尊德性”是缺一不可的，就像车的两个轮子、鸟的两只翅膀。

就这么着，在元朝没官方干预的环境下，斗了上百年的朱陆两派，居然开始慢慢合流了。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很多人都觉得是明朝突然冒出来的，其实根子早在元朝就埋下了。要是元朝也像后来明初那样，定死了只能学程朱，谁敢碰陆学就是异端，那根本就不会有朱陆合流，更不会有后来的阳明心学。

思想上宽松，落到文艺创作上就更明显了。

很多人都知道元曲和汉赋、唐诗、宋词齐名，可很少有人细想，为啥偏偏是元朝，出了这么个玩意儿？

这里头有个很现实的原因：科举停了。读书人没了科举这条出路，当官的门路又被蒙古人和色目人占着，咋办？一部分人转而去给达官贵人当幕僚，另一部分人干脆扎进了瓦舍勾栏，给戏班子写剧本糊口。这一扎进去不要紧，把中国的通俗文学给扎出了一个高峰。元曲作家大多是落第文人、下层吏员，比如关汉卿就是个太医院的小吏，一辈子没当过大官，天天泡在瓦舍勾栏里，跟戏子艺人混在一起。

元曲的题材，那叫一个宽。写才子佳人的，写帝王将相的，写贩夫走卒的，写神鬼精怪的，啥都有。最关键的是，针砭时弊、影射时政的，照样能写，照样能演。

有一首散曲叫《醉太平·堂堂大元》，作者佚名，写得那叫一个尖锐：“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直接点出了“开河”“变钞”这些元末乱政的根源，连红巾起义都直接写进去了。就这么一首曲子，在元朝末年到处传，也没见官府抓作者，也没说这是“妖言惑众”。

还有睢景臣的《哨遍·高祖还乡》，拿汉高祖刘邦开涮。曲子通过一个跟刘邦同乡的老农的视角，把刘邦当年的穷酸事儿全抖搂出来了，什么“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最后直接喊出“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表面上写的是汉高祖，实际上谁都知道，这是借着古人骂当朝的权贵。就这么个作品，在元朝的戏台上天天演，没人禁，没人管。

还有张养浩，那可是元朝的正经官员，陕西行台中丞，相当于现在的省级高官。他写的《山坡羊·潼关怀古》，“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话等于直接说历朝历代的皇帝，不管你兴盛还是灭亡，倒霉的都是老百姓。搁清朝，这都得算“怨望”，弄不好就是文字狱。可张养浩写完了啥事没有，还成了千古名篇，到现在咱们课本里还学。

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那作品就更不用说了。关汉卿的《窦娥冤》，窦娥临刑前骂“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这都指着天地骂了，实际上骂的是谁，大家心里都清楚。白朴的《墙头马上》写自由恋爱，马致远的《汉宫秋》借王昭君的故事批判朝政，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写女子追求爱情的大胆，搁宋朝那都得叫“诲淫诲盗”，可在元朝，照样是最火的戏。

除了四大家，还有王实甫的《西厢记》，“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直接反对礼教束缚；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写忠义复仇，后来还传到了欧洲，伏尔泰都改编过。这些戏在元朝的大都、杭州、平阳等地的瓦舍勾栏里天天演，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市井百姓都爱看，官府也不来查禁。

而且元曲不是文人雅士的专属，它是真的接地气，用大白话写，老百姓都能听懂。这种白话创作的路子，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明清小说。咱们现在说四大名著，其中仨的故事框架，其实都是在元朝定型的。

比如《三国演义》，现在最早的完整讲史话本就是元朝至治年间建安虞氏刊刻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分上中下三卷，带插图，从桃园结义写到诸葛亮之死，虽然文字粗糙，可刘关张、诸葛亮、曹操这些主要人物和核心故事都有了，甚至还有“司马仲相阴司断案”这种民间脑洞。元朝的戏台上，三国戏更是有十几种，关汉卿的《关大王单刀会》就是其中的经典。罗贯中后来写《三国演义》，基本就是在元朝这些平话、杂剧的基础上加工润色的。

再比如《水浒传》，南宋的时候就有零星的故事，《大宋宣和遗事》里有杨志卖刀、晁盖劫生辰纲、宋江三十六将的雏形，可真正成体系是在元朝。元杂剧里的水浒戏有好几十种，康进之的《李逵负荆》、高文秀的《双献功》都是经典，人物形象慢慢丰满起来，故事情节也越来越完整。没有元朝这百八十年民间艺人的折腾，施耐庵也难凭空写出那么大一本书。

还有《西游记》，南宋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还很简单，猴行者刚有个雏形。到了元朝，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里，猪八戒正式出场了，沙和尚也有了，师徒四人加上白龙马的队伍凑齐了，女儿国、火焰山、鬼子母这些情节都有了。可以说，《西游记》的主要人物和核心故事，在元朝就已经搭好架子了，吴承恩后来是在这个基础上做了集大成的再创作。

可别以为读书人都反元朝，元末帮着朝廷打起义军的汉人士大夫，数量真不少。

比如刘基，就是后来明朝的刘伯温。一开始他可是元朝的官，江浙行省元帅府都事。方国珍起义的时候，刘基极力反对招抚，说方国珍时降时反，必须杀一儆百。他自己招募义兵，采取剿抚兼施的办法，实打实帮着元朝打起义军。后来因为朝廷腐败，他受了委屈才辞官的，一开始他可是真心实意给元朝卖命的。

还有章溢，后来明朝的开国大臣之一。元末起义军打到他老家龙泉的时候，他自己组织乡勇抵抗，起义军把他抓了绑在柱子上，用刀磨他的肋部说“不降就死”，他说“死即死，何畏乎”，硬是不投降。到了夜间他骗过看守逃回家，又召集乡民组成武装，协助元军守城池。后来也是看元朝实在不行了，才跟刘基、宋濂、叶琛一起被朱元璋请去了应天。

最有代表性的是贺惟一，也就是太平。他是汉人，祖上是辽国的汉族大族，在元朝官至中书左丞相，正儿八经的宰相。至正十一年红巾军起义爆发，天下大乱，贺惟一以宰相身份亲自督军镇压，还举荐了察罕帖木儿等人，一度把北方的起义军压了下去。后来他得罪了朝中的蒙古权贵，被罢官流放，最后被逼自杀。临死前他还说“我不负国家”，一辈子都以元朝忠臣自居。

更不用说察罕帖木儿了。这位是乃蛮部人，色目出身，可他手下的义兵队伍里，吸纳了大量汉族地主武装和儒生。至正十二年，红巾军席卷江淮，元廷官军根本顶不住，察罕帖木儿散尽家财，纠集了几百人号称“义兵”，跟罗山县典吏李思齐——一个汉人小官的队伍合兵一处，用计袭破了罗山的红巾军。后来他越打越大，硬生生把北方的红巾军主力给打垮了，一度收复了汴梁。当时好多汉族儒生都投奔他，觉得他是匡扶元朝的功臣。他被降将田丰刺杀之后，朝野震动，元顺帝甚至痛哭失声。

后来朱元璋打大都，至正二十八年闰七月二十八日夜里，元顺帝打开健德门，带着三宫后妃、皇太子往草原上跑。据刘佶《北巡私记》记载，当时“百官扈从者只有百余人”，这里头不光有蒙古贵族，也有汉族官员。比如枢密院的一些汉族属官就跟着一起北去了。按说改朝换代了，汉人干嘛跟着蒙古皇帝跑啊？说白了，就是在朝为官多年，有感情有利益勾连，也认可了这个朝廷。

等明朝建立之后，还有一大批元朝遗老，死活不肯出来给明朝做官。

比如戴良，元末文坛的领军人物之一。元亡之后他隐居四明山，朱元璋好几次召他去京城做官，他都以老病为由拒绝。洪武十五年，朱元璋硬把他召到京师，要给他官做，他还是不干，最后直接下了大狱。第二年四月，戴良在狱中去世，很多人说他是自杀的，宁死也不仕明朝。

还有王翰，西夏人，元朝的进士，在福建当过官。明兵攻下福建之后，他想渡海去交趾没去成，就隐居在永福的观猎山，穿道士服，自号“友石山人”。洪武十一年，官府又来征召他，有司逼着他上路。王翰把幼子托付给友人吴海，写了一首《自决》诗，里面有“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却了君亲恩”，然后引刃自杀，年仅四十六岁。

再就是丁鹤年，回回人，元末诗人。元亡之后他到处流浪，写诗怀念故国，“行踪不异枭东徙，心事唯随雁北飞”，一辈子不仕明朝。还有倪瓒，元四家之一，大画家，元亡之后自称“懒瓒”，拒绝跟明朝合作，朱元璋征召他也不去，最后在亲戚家病逝。

但这宽松不是全天下都一样的，官场上的等级差别明摆着。关于元朝，争议最大的就是“四等人制”，这点咱也不能回避。

首先得说清楚，翻遍元朝的官方法典《元典章》《大元通制》、圣旨条画和行政文书，从来没有“四等人制”这四个字，也没有一条法律明文规定把人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这个说法是清末民国学者屠寄在《蒙兀儿史记》里提出来的，是后世对元朝社会现象的一个总结，不是元朝的法定制度。

但话又说回来，没有法定制度，不代表没有差别待遇。

比如做官，朝廷的核心职位，肯定是蒙古人、色目人占多数，南人能进入中枢宰相班子的，屈指可数。整个元朝，像贺惟一这样做到宰相级别的汉人，大多是北方汉人或者有少数民族背景，纯粹的南人高官少之又少。科举考试也是，蒙古人、色目人的考题简单，只考两场；汉人、南人要考三场，考题难，名额还少。虽然总名额上汉人南人占一半，可人口基数差了几十倍，实际录取比例差得远。

还有法律上，《元典章》里确实有规定：“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注意这里有个限定条件——“因争及乘醉”，也就是因为争斗或者喝醉了酒失手打死，不是说蒙古人随便杀汉人都没事。故意杀人照样判死刑。可反过来，汉人打死蒙古人，那基本就是死罪，没什么商量。量刑上确实有偏向，这是事实。

而且元朝的这种“宽松”，也不是说统治者有多开明、多尊重知识，更多是因为蒙古人是游牧民族出身，对中原那套思想管控、文字狱的玩法不熟悉，也不怎么重视。元朝的皇帝里头，真正汉文水平高的没几个，很多蒙古贵族和色目官员连汉字都不识，公文得靠翻译。你让他们去琢磨一首诗里有没有反意，他们根本没那个耐心，也没那个能力。他们更在意税收、军事、驿站这些实实在在的事儿，至于文人写什么诗、演什么戏、吵什么学派，只要你不公开造反，他们懒得管。

还有一点，元朝的宽松，主要是针对士大夫阶层，也就是读书人。底层老百姓的日子，该苦还是苦，尤其是元朝末年，吏治腐败，天灾人祸，黄河决口，钞法崩坏，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才起义的。咱不能因为文化上宽松，就把元朝吹成什么完美朝代，那也不符合史实。

但就单论文人创作、思想言论的环境，元朝确实有它独一份的地方。

你想啊，秦朝有焚书坑儒，汉朝有独尊儒术，宋朝有乌台诗案，新旧党争互相打压，明清更不用说，文字狱一波接一波，尤其是清朝，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都能掉脑袋。同样的事，搁清朝康熙年间，光是庄廷鑨明史案就杀了七十多人，连刻书的、卖书的、买书的都跟着遭殃。

可元朝呢？从定国号到灭亡，将近一百年，针对普通读书人的成规模文字狱几乎没有。南开大学的查洪德教授就提过这个观点，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觉得这不是元朝主动开明，而是管不过来。可不管原因是啥，结果就是：文人不用担心因言招祸，活得相对坦然。

举个具体的例子。至元末年，有个叫梁栋的南宋遗民词人，在茅山的大茅峰石壁上题了一首诗，跟他有过节的道士许道杞告发他，说诗里“谤讪朝廷，有思宋之心”。这案子从县里报到郡里，从郡里报到行省，最后连墙壁都凿下来当证据送到了京城。结果礼部怎么判的？“诗人吟咏性情，不可诬以谤讪。倘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意思是诗人写诗抒发感情，不能随便扣诽谤的帽子，就算真有诽谤，我堂堂天朝还容不下一个诗人吗？梁栋无罪释放。

甚至连皇帝的家事，文人都能掺和两句而不获罪。元文宗在位的时候，曾下诏说妥懽帖睦尔——也就是后来的元顺帝，不是明宗的亲生儿子，这份诏书是奎章阁学士虞集起草的。后来妥懽帖睦尔即位成了元顺帝，有人拿这份旧诏说事，想借此整虞集。这搁别的朝代，那绝对是灭族的大罪，可元顺帝就说了一句：“此我家事，岂由彼书生耶！”虞集啥事没有，该当官当官，后来还参与修辽、金、宋三史。

历史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儿，它从来不是课本上几个标签就能概括的。你印象里那个野蛮、压迫的元朝，确实有它残暴的一面，屠城、等级差别、吏治腐败都是真的；可也有文化宽松、思想自由的另一面，这也是真的。

汉唐宋明清，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长处，也都有自己的毛病。唐朝开放，可后期党争也厉害，宋朝富裕，可对文人也不是啥都能说，乌台诗案就是例子，明朝集权，可文化也繁荣，清朝疆域大，可文字狱也登峰造极。

反倒是元朝，因为存在感低、统治时间短，大家对它的印象反而特别刻板，好像除了打仗和压迫就没别的了。可真翻开《元史》《元典章》《南村辍耕录》这些书看看，就会发现好多事儿跟你想的不一样。

就比如今天说的这些，赵复被俘还能在敌都讲学，南宋遗民写书怀念故国没人管，朱陆两派自由融合，元曲敢直接针砭时弊，三大名著在元朝搭好架子，元末还有好多士大夫愿意跟着元朝跑，元亡之后还有人宁死不仕明朝。这些都是正史里写得明明白白的事儿，不是瞎编的。

至于元朝的文网宽松程度，在古代到底算什么水平，那就见仁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