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47年2月21日晚，济南，王耀武盯着刚刚拟好的电报，要求李仙洲集团立即收缩兵力，准备从莱芜方向突围。此时的他已经判断出，华东野战军并不是被迫北撤，而是在故意放弃临沂，把主力悄悄调向北线。
这份判断并不突然。王耀武长期经营山东，对鲁中、鲁南的地形和交通十分熟悉。华东野战军主力离开临沂后，沿途部队行动隐蔽，南线却不断制造“取得进展”的声势。越是顺利，越让王耀武感到不安。
国民党军队当时制定的作战设想，是南北两线推进，向华东野战军形成夹击。南线由欧震集团向临沂压迫，北线则由李仙洲集团经新泰、莱芜一带南下，试图与南线会合。
粟裕没有选择固守临沂。
2月10日前后，华东野战军主力开始分路北上，胶东、渤海方向的部队也向莱芜靠近。临沂城内留下部分兵力，修筑工事，继续给南线制造“主力仍在城中”的假象。这个动作看似被动，实际是在给北线布置战场。
2月15日，欧震部队进入临沂。城池拿下了，华东野战军主力却不在城内。南线把一座空城当成战果，急于向上级报捷，蒋介石和陈诚据此认为山东战局已经出现转机。
王耀武却没有跟着庆功。他从各路情报中发现，华东野战军北上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于是得出一个让前线颇为紧张的判断：粟裕真正要打的，很可能不是临沂，而是李仙洲集团。
有意思的是，同一支部队很快收到了两套方向不同的命令。陈诚要求李仙洲继续向南推进，占领新泰、莱芜，与南线形成合围；王耀武则认为必须尽快后撤，至少要把指挥部和主要兵力收回莱芜，避免被华东野战军切断退路。
王耀武甚至提醒李仙洲：“不要再等，迟一步就可能走不了了。”这不是怯战，而是作战判断。此时华东野战军各纵队尚未完全到位，李仙洲若立即撤退，确实可能只损失一部分外围兵力。
然而，前线将领并不愿意接受这个安排。部队一路南下，尚未与华东野战军主力交锋便开始撤退，在军中容易被视为示弱。李仙洲、韩浚等人迟疑不决，并把王耀武的命令转报徐州，请求陈诚裁定。
陈诚得知王耀武擅自改变部署后十分恼火。他的判断建立在南线占领临沂这一表面战果上，认为华东野战军已经被击退，北线只需继续推进。对他而言，后撤不仅打乱计划，也等于否定此前的判断。
蒋介石随后发来手令，要求部队进驻新泰、莱芜，并认为两座城各有一个军驻守，敌军难以攻克。命令中的意思很明确：不要退，要把部队钉在既定位置上，等待华东野战军来攻。
王耀武看到了危险，前线却只能执行上级决定。李仙洲集团重新调整部署，第46军返回新泰，第73军主力回到颜庄一线。原本正在脱离危险的部队，又被推回了华东野战军预设的攻击范围。
这正是莱芜战役中最令人惋惜的一幕。粟裕的部署并非没有风险，如果北线部队快速撤走，华东野战军就必须在兵力尚未完全集中时仓促追击。可国民党军内部反复改令，使这段宝贵时间被白白消耗。
华东野战军抓住机会完成集结，并逐步切断莱芜外围的联系。王耀武并没有就此放弃，又发电要求李仙洲把第46军和第73军集中起来，迅速从莱芜突围，向明水方向靠拢。
“现在不能分散，必须合力突围。”王耀武的判断再次指向了正确方向。
2月21日和22日，突围本来仍有可能。国民党军若立即行动，或许能够冲出一条通道。第12军军长霍守义就曾按王耀武的要求连夜撤走，部队一夜奔行百余里，说明当时并非完全没有机动空间。
遗憾的是，莱芜集团内部又出现了迟延。有人提出部队尚未整顿完毕，有人要求再等一天，突围时间因此被推迟到2月23日。韩练成未能按原定时间出现在部队中，寻找和等待又耗去了关键时刻。
此时的华东野战军已经完成总攻准备。2月23日，莱芜城内外枪声骤密，国民党军试图突围，却发现道路、阵地和兵力分布都已被对手掌握。李仙洲集团很快陷入分割，指挥系统失去有效协调。
莱芜战役最终歼灭李仙洲集团约五万六千人，国民党军在山东战场遭到重大挫折。王耀武并不是没有看出粟裕的意图，他至少两次提出了正确应对：一次是立即后撤，一次是集中兵力突围。
真正造成灾难的，是判断与执行之间不断出现的断裂。徐州方面重视表面战果，前线将领顾虑声誉，部队之间又缺乏统一行动。命令反复之后，士兵仍在原地，华东野战军却在一步步完成包围。
王耀武后来在济南被俘，莱芜战役留下的电报和调令，清楚显示出这场失败并非单纯因为兵力不足。战场上看见危险，只是第一步；能否让命令连续、有效地落到部队，才决定一支军队能不能避开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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