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孙殿英被解放军活捉，刘伯承：此人不可杀，他曾对我们有恩

这句话，不能只从孙殿英后来做过的坏事去理解，也不能简单看成解放军对旧军阀的特殊照顾。刘伯承考虑的，是这个人在抗战时期留下的一笔账。孙殿英的功过，恰恰纠缠在一起，既有让人不齿的污点，也有不能抹去的抗日行为。

孙殿英早年并非名门出身，长期混迹军界，靠拉队伍、占地盘一步步站稳脚跟。1928年，他驻兵河北蓟县一带时，因军饷长期拖欠，竟打起了清东陵的主意。

东陵被炸开后，乾隆裕陵和慈禧定东陵遭到严重破坏，大量珍贵文物被掠走。孙殿英后来以“借用军费”为说辞，实际上却无法改变盗墓的性质。更麻烦的是，他通过权钱交易将部分珍宝送往南京，案件最终不了了之，他本人还因此保住了军队和官职。

这段经历给孙殿英留下了“东陵大盗”的骂名。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很难相信，他后来竟会在抗战中与共产党军队保持某种默契。

1933年，日军进攻热河并向长城沿线推进，华北局势骤然紧张。孙殿英所部装备不佳，训练水平也谈不上精锐，却奉命参加长城抗战。战斗持续多日，部队伤亡不小，孙殿英本人也负了伤。

他的部队没有改变战局，却至少说明了一件事：在民族危亡面前，孙殿英并非完全没有底线。此后，中共方面开始注意这个手握兵力、又与日军存在矛盾的地方军人。

抗战全面爆发后，八路军在华北开展游击战争，部队调动和根据地建设都离不开地方通道。孙殿英控制的区域，正好处在晋冀豫交界的交通要地。中共人员与他接触后发现，这个人性格粗野，办事带有军阀习气，但并不排斥抗日，也不愿轻易同八路军发生冲突。

有意思的是，孙殿英对八路军的帮助，并不是公开发表什么政治宣言，而是落实在道路、粮食和药品上。八路军需要通过他的防区时，他没有派兵拦截，反而让部队避开通道。有回忆材料称，他曾对来人表示：“打鬼子要紧，路可以让。”

这类安排在当时风险很大。国民党方面对共产党军队始终存有戒备，地方部队若擅自放行，很容易被扣上“通共”的帽子。孙殿英却利用自己的身份，在公开场合维持服从，在实际行动中减少摩擦。

1938年至1939年前后，太行山区的抗战条件十分艰苦，药品和军毯都属于紧缺物资。八路军伤员增多，地方采购又受到封锁，只能设法从外部寻找援助。孙殿英部下邢肇棠等人，曾向八路军方面转送药品、棉被等物资，这件事后来被不少八路军干部记住。

孙殿英的态度并不意味着他已经成为共产党人。他没有改变自己的军阀立场，也没有放弃对部队和地盘的控制。可在抗日这一点上，他与八路军确实形成过短暂合作。对当时缺枪少药的敌后部队来说，这种合作价值并不小。

1940年前后，国共关系日益紧张，太行根据地周边的摩擦明显增加。国民党方面要求孙殿英封锁八路军的补给线，他表面上接受命令，实际却没有积极执行。发生冲突时，他有时还通过部下传话，避免双方真的打起来。

这种做法谈不上光明磊落，却符合孙殿英一贯的处世方式：对上级保留余地，对实际利益精打细算。共产党方面看重的，也不是他的政治表态，而是他在关键时刻没有把枪口真正转向八路军。

抗战后期，孙殿英的处境发生变化。1943年，日军对豫北、豫西一带施加压力，孙部在兵力、粮饷和补给都困难的情况下向日军投降，随后被编入伪军系统。投敌是他无法回避的污点。至于他是否曾利用伪军身份保存旧部、暗中联络国民党，相关说法很多，细节并不完全一致，不能把传闻一概当成确证。

日本投降后，孙殿英重新站到国民党一边。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他又参与了对解放区的军事行动。此时的孙殿英，早已不是抗战初期那个可以借道、送药的地方军人，而是国民党军政体系中的一名将领。

1947年，解放军发动豫北攻势，汤阴成为重要战场。孙殿英部遭到重创，他本人被俘。被押解后，他很清楚自己的经历意味着什么：盗陵、投敌、反共，任何一项都足以让他陷入绝境。

但刘伯承没有只按履历给他定性。刘伯承长期在太行山作战，对敌后交通、部队转移和伤员救治的困难了解得很深，也知道孙殿英当年让路、送药，对八路军并非无关紧要。于是，才有了“有救援我军之功，不可杀”的处理意见。

据相关回忆，刘伯承后来接见孙殿英时，并未摆出审判者的姿态，而是谈起了抗战时期的旧事，还表示要同邓小平一起设宴招待他。孙殿英起初惴惴不安，见到这种安排后才慢慢放松下来。

这份宽待并不是替孙殿英洗刷罪责。东陵被毁的事实无法抹掉，1943年的投敌经历也不能被几句“身不由己”带过。刘伯承所保留的，是对历史事实的分寸感：一个人做过错事，不等于他曾经做过的有利于抗战的事情就不存在。

孙殿英晚年身处羁押之中，曾对身边人感叹：“我这辈子做过不少错事，给八路军让过路，算是一件没有做错的事。”这句话是真是假，或许带有自我辩解，但它至少说明，他本人也知道，真正改变命运的不是东陵中的珠宝，而是抗战岁月里那几次没有落下去的枪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