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安战功赫赫，为何在56年才补授上将军衔？54年不肯批此人是主因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王建安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授予上将军衔的名单中。那一年，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众多战功卓著的将领佩戴上将军衔，王建安却被暂时排除在外。这不是因为战功不足，也不是因为资历不够，而是因为一件发生在1954年的往事。

王建安是山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的重要将领，长期在战斗一线担任指挥员。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山东纵队副指挥，参与创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那时的山东，斗争环境复杂，部队既要打击日伪军，也要应对地方上的多种力量，军事指挥和根据地建设都十分艰难。

王建安性格强硬，办事果断，遇到问题喜欢直截了当地讲出来。战争年代，这种脾气往往意味着敢于负责、敢打硬仗。可到了和平时期，干部之间更强调组织纪律和思想统一，过于锋利的性格，也可能带来另一面影响。

真正改变他授衔结果的，是1954年发生的高岗、饶漱石事件。

当时，饶漱石曾任山东军区政委，后来又担任华东军区政委。王建安在山东工作期间，与饶漱石有较多接触。饶漱石比较看重王建安的军事才干，曾提出让他担任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副司令员。两人在工作上关系密切，王建安对饶漱石也有一定信任。

高岗、饶漱石事件发生后，华东军区召开干部会议，要求有关人员联系自身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的重点，不只是检讨个人工作，更涉及如何认识饶漱石的问题。

王建安没有按照会议要求批评饶漱石，也没有作出相应的自我批评。这种态度在当时被认为是组织观念不强，华东军区党委随后对他提出严厉批评，并给予党内记大过处分。与此同时，他的军队级别也由正兵团级降为副兵团级。

这件事的影响并未停留在处分本身。

1955年评定军衔时，总政治部将上将候选名单报请审阅。毛泽东看到王建安的名字后，考虑到他在高岗、饶漱石事件中的表现，作出了“此人骄傲自满，宜授中将”的批示。

“宜授中将”，并不等于否定王建安一生的功劳，而是说明当时对他的政治表现和组织纪律问题仍有明确看法。军衔评定既要看战功、资历和职务，也要考察现实表现，不能只按战场上的功劳简单排序。

负责军衔评定工作的罗荣桓，对王建安的经历和能力十分了解。王建安参加革命多年，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山东和华东部队中都担任过重要职务。如果完全按照中将标准授予，显然难以反映他的历史贡献。

据相关回忆，罗荣桓没有急于给出最终结果，而是暂缓了王建安的授衔。这个处理既考虑了上级意见，也为王建安留下了改正和说明问题的空间。

王建安后来作了检讨，重新认识到自己在组织纪律和政治态度上的问题。到了1956年，他被补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这样一来，开国上将总数成为57人，其中王建安和李聚奎属于后来补授的两位。

李聚奎的情况与王建安不同。1955年授衔时，李聚奎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已经离开军队系统，因此没有参加当年的授衔。1958年，他与余秋里进行职务调整，出任总后勤部政委，之后获得补授上将军衔。

王建安的经历，说明军衔并不是单纯的战功排名。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军队进入正规化建设阶段，干部的政治表现、组织纪律和工作作风，都成为干部评价的重要内容。一个将领能打仗，并不意味着在所有工作环境中都能顺利。

他后来长期担任大军区副职，先后任沈阳军区、济南军区、福州军区副司令员。这些军区的司令员分别是邓华、杨得志、韩先楚，论革命资历和战斗经历，王建安并不逊色于他们。但职务安排还要综合考虑个人特点、历史问题和整体工作需要。

许世友与王建安过去并非没有矛盾，却曾评价说：“老王会上拍桌骂娘，会下从不拆台。”这句话很传神。王建安说话直，脾气急，会上容易把态度摆在明面上；但他不搞背后算计，也不因一时争执影响部队大局。

1975年，王建安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叶剑英接见他时，曾对他说：“新中国成立后，你不计较职务高低，任劳任怨，很不容易。”这番话既是肯定，也包含着对他多年处境的了解。

后来，王建安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中央纪委恢复工作初期，群众来信很多，他坚持认真处理，基本做到来信必复。对干部存在的问题，他敢于指出，不因熟悉或职位高低而改变尺度。

生活中的王建安同样坚持原则。夫人牛玉清年纪大后，希望调一个子女回北京工作，他没有同意，明确表示：“只要我还没有死，一个也别想调回来！”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始终在外地工作。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在北京病逝，享年72岁。他留下遗嘱，要求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不组织遗体告别，也不通知生前好友。由于这一安排，许多老战友直到一个月后才得知消息。

有人到他的住处查看，发现屋内没有地毯和沙发，只有桌子、椅子和床，生活十分简朴。一个战功赫赫的上将，最终把身后之事也处理得极为简单。1956年的补授军衔，正是他复杂人生经历中最容易被忽略、却又最能说明问题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