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参加抗日的土匪武装：河北游击军第九路军李庆锁部简史概述

1937年10月，河北束鹿县河庄，李庆锁把一挺缴来的日军轻机枪架在院墙后，面对前来追查的日军车队，第一次真正尝到了“枪杆子能打出名声”的滋味。几声枪响过后，日军丢下汽车仓皇撤退，消息很快传遍乡里。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刚从死牢里逃出来的旧军人，后来会成为河北游击军第九路军总指挥。

李庆锁的身世，带着那个年代常见的复杂色彩。他是河北安平人，出生年月没有确切记载，约三十多岁时曾在北洋军阀曹锟部下当亲兵。因酒后砸坏曹锟戏园子，被赶出军队。回乡后无以为生，他加入地方盗匪，很快成了头目，最终又被军警捕获，关进束鹿县衙大牢。

1937年10月9日，日军攻占束鹿县城。几天后，日军因军事需要撤离，县长姚龄九也早已逃走，城内秩序顿时崩溃。牢门无人看守，犯人自行逃散，李庆锁就这样捡回了一条命。

逃出县城后，他找到旧日同伙刘玉泽。刘玉泽外号“饼子泽”，当时已经开了一家烧饼铺。两人原本打算趁乱重新闯荡，却先把目标对准了一个掉队的日本兵，将其淹死并夺得步枪。几天后，他们又偷走日军一挺轻机枪，随后在河庄设伏，打退了前来追查的日军。

这场行动的影响，远超过一次抢枪。当地百姓看到李庆锁敢和日军交手，携枪投奔者逐渐增多，有人是无业游民，也有人带着自家武器加入。到1937年10月，李庆锁部已经聚集数百人，并控制了部分村庄，河庄成了他的司令部。

当时的束鹿，并非李庆锁一家独大。郭景惠、杜春、张刚元、李根圈、王老西、孙家臣等地方武装相继出现，旧城商会会长张清晨、地主范捷三、退役军官赵辉楼也以自卫为名组织队伍。各路人马互相防范，收粮、扩充地盘、争夺枪支，乡村百姓夹在中间，日子并不好过。

11月3日，五县联庄会出兵四千多人，进攻占据辛集镇的张安邦部。张安邦原是东北军第五十三军的掉队副官，后来纠集溃兵，与维持会头目赵振廷勾连。就在这场争斗发生时，李庆锁开始整合其他武装，除郭景惠和张清晨两部外，多数队伍被他收拢，麾下扩至千余人。

有意思的是，真正改变这支队伍方向的，并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名教师出身的地下党员。

束鹿县地下党负责人宋孟明，原名宋昭，1907年出生。七七事变后，他接到平汉省委委员肖悌传达的指示，地下党员必须留在当地组织游击战争。宋孟明随即联络边伴山、王雅波、郝化村、陈挹芬、李树动等人，决定进入地方武装内部，争取把这些队伍引向抗日。

边伴山原名边恒，曾任小学教师，还组织过“教育劳动者联盟”。经乡贤推荐，他进入李庆锁部。初见时，李庆锁看重的并不是政治主张，而是边伴山有见识、敢说话。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知识分子，后来成了第九路军转变的关键人物。

一次攻打朱家庄，李庆锁部付出伤亡，攻破村庄后将二百多名男女老幼捆在一起，准备处置几人泄愤。边伴山没有硬顶，而是劝道：“真正的敌人是日本人，村民不能这样杀。”李庆锁沉默片刻，接受了这个意见，下令释放全部俘虏。这件事让边伴山在队伍中的威信迅速上升。

1937年12月初，李庆锁与深县徐二黑联合攻打束鹿县城。徐二黑是深县地方巨匪，势力很大，表面上也挂起司令部招牌，却没有明确使用“抗日”名义。两部人马连续进攻两天，仍未能突破城防。张安邦部有东北军旧部支撑，城墙坚固，土匪武装在攻坚战中暴露出训练和火力不足的问题。

攻城失败后，李庆锁受到张安邦、五县联庄会和徐二黑三方牵制。边伴山趁机提出改换旗号，加入八路军领导的抗日队伍。李庆锁早年与北洋军、蒋军都有接触，听完红军长征和八路军抗日政策后，终于意识到，单靠“占地盘、收粮食”无法走远。

随后，李庆锁部与河北游击军取得联系。1937年12月15日，这支队伍正式改编为河北游击军第九路军，李庆锁任总指挥，边伴山任政治部主任，李根圈、刘玉泽、李进考等担任大队长。队伍换上带红色五角星的臂章，抽调七百余名主力到安平县黄城镇整训。

然而，改编并没有立刻带来安全。李庆锁主力离开后，徐二黑认为自己的势力受到威胁，便勾结张清晨部设局。1938年1月9日，李庆锁带三十多人赴宴，席间与人打麻将，苏佩霖、张俊岭突然翻脸，七八名壮汉冲出，将李庆锁及其未成年的儿子控制。

李庆锁被押到旧城西南角后遭乱枪杀害，牺牲时尚不满四十岁。参谋周选才曾预感到危险，边伴山也试图赶来营救，但终究晚了一步。李庆锁留在司令部的部下遭到袭击，死伤数十人，刘玉泽闻讯后立即召集人马，安平县整训的李根圈部也火速回援。

前来支援的还有赵承金所部。赵承金原属东北军第五十三军起义部队，后被改编为人民自卫军第一团，奉吕正操命令进剿徐二黑。三路力量会师旧城后，徐二黑部被迫撤退。随后，第九路军余部与郭景惠部合编为人民自卫军第九团，李根圈任团长，边伴山任政治部主任。

徐二黑逃走后投降日伪，曾参与冀中扫荡，1944年因民愤过大被日伪逮捕枪毙。苏佩霖被收编后又叛逃日伪，抗战胜利后逃往日本。边伴山后来担任冀中军区军法处处长，李根圈等人继续留在抗日武装中。至于李庆锁，他从盗匪头目走到抗日部队总指挥，时间不足三个月，留下的并不是一份完整履历，而是一段在乱局中发生的艰难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