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十位大将中谁的级别最高？答案并非粟裕、陈赓，而是另有其人！

1935年春，川陕苏区，王树声正在红四方面军的指挥序列中处理军务。此时的他，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一军主官，而是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31军军长。若只看红军时期担任过的正式职务，1955年授衔的十位大将中，王树声的起点和位置确实最为突出。

这件事容易被忽略，是因为人们谈起大将，往往先想到粟裕的战役指挥，陈赓的传奇经历，或者徐海东在陕北的关键作用。但“贡献最大”和“红军时期职务最高”并不是同一个问题。把范围限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树声的职务层级很难绕开。

王树声1905年出生于湖北麻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回到家乡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鄂豫皖地区的斗争迅速转入武装反抗。王树声参与领导麻城、乘马岗一带的武装斗争，逐步成为鄂豫皖红军的重要骨干。

鄂豫皖根据地的形成，并不是一支部队突然出现的结果。地方武装、农民协会和早期党组织经过多次整合，才逐渐发展为红军正规部队。王树声长期扎根其中，经历了从地方游击队到主力红军的转变，这种资历不是短期任职能够替代的。

1931年，红四方面军成立后，王树声担任红四方面军第31军军长。红四方面军下辖多个军，兵力和作战区域都相当可观，军长已经是方面军核心指挥层的重要成员。更关键的是，他并非只掌握一军事务，而是进入了方面军副总指挥这一层级。

当时的红军编制与后来的解放军不同，军、军团、方面军之间的关系也随着战争形势不断变化。有的军长后来成为军团长，有的方面军领导人同时兼任军长。因此，不能简单用一个职务名称判断高低，还要看这个职务在具体组织中的位置和实际权限。

有意思的是，王树声的高位并非来自一场偶然的胜仗，而是同鄂豫皖红军长期建设紧密相连。他既参加地方根据地创建，也担任过主力部队指挥员，还在方面军层面负责军事行动。这种“地方起家、主力作战、方面军统筹”的经历，在十位大将中并不多见。

1935年，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王树声继续担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红三十一军军长。此后，部队在川西地区活动，并于1936年执行西渡黄河、打通河西走廊的任务。王树声担任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红九军军长，继续处在西路军的高级指挥层。

西路军行动失利后，部队遭受严重损失，许多干部和战士牺牲、失散。王树声后来辗转返回陕北，这段经历对他的军事生涯造成了影响。若西路军能够完成既定任务，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的历史评价和职务安排，或许会出现另一种局面，但历史不能假设。

相比之下，粟裕在红军时期的职务也不低。他参加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后来在闽浙赣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担任过红七军团、红十军团参谋长以及闽浙边临时省军区司令员。只是他没有经历中央红军长征，也没有进入方面军副总指挥这一层级。

陈赓的情况则更特别。1931年进入红军部队后，他很快担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长征前又任干部团团长。干部团成员多为红军中的军事、政治骨干，任务十分重要。不过从红军正式编制看，干部团团长仍不能与方面军副总指挥等量齐观。

徐海东在红军时期的职位和战功同样突出。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担任军团长。1935年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前后，他率部提供了重要支持，并拿出经费帮助中央红军渡过困难。这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关键贡献，但军团长的层级仍低于方面军副总指挥。

黄克诚、萧劲光、张云逸等人的红军经历也各有特点。黄克诚长期在红三军团和总政治机关工作，萧劲光先后担任多个军级、军区职务，张云逸则担任过红七军军长和红八军团参谋长。他们后来授予大将军衔，依据的不只是红军时期的职务，还包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整体贡献。

许光达的经历更不能只看红军时期。1932年负伤后，他赴苏联治疗和学习，直到1937年才回国，因而在红军后期长期离开国内部队。罗瑞卿主要在红一军团和中央红军政治保卫系统任职，谭政则以政治工作见长。两人的影响都很重要，却不是方面军军事副职的路线。

张云逸年龄较长，革命经历早，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后来领导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可在红军长征阶段，他担任红八军团参谋长，抵达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职务虽重要，仍与王树声的方面军副总指挥存在差别。

因此，若题目问的是“谁在红军时期级别最高”，答案应当是王树声，而不是粟裕或陈赓。这个判断指的是当时的正式职务层级，并不意味着王树声在后来的战争中贡献一定超过其他大将。1955年授予大将军衔时，中央综合考察的是革命资历、军队建设、政治工作、战役指挥和历史贡献，不能只拿红军时期一个职位作全部解释。

1955年9月，王树声被授予大将军衔。授衔名单中的位置，既记录了个人经历，也保留着人民军队从地方武装、根据地红军发展为统一军队的历史痕迹。王树声的特殊之处，恰恰在于他长期处在这条发展链条的关键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