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70年代中期，福建某部队驻地，王建安到基层了解情况，坚持不让部队领导陪同。对方担心他的身体，他却说：“你们一到场，战士就不敢讲真话。”说完，独自乘车去了连队。
这件小事，恰好说明了王建安的性格：不看重排场，也不把“副职”当成委屈。可就在1972年，周恩来为这位老将安排职务时，却着实遇到了难题。
当时，中央正在着手解决一批老干部的工作问题。许多将领长期担任军政主官，资历深、战功大，重新安排时既要考虑职务层级，也要顾及彼此关系和工作实际。位置低了，容易让人觉得不合适；位置高了，又未必有相应岗位。
王建安的问题，难就难在这里。
他参加革命很早。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黄麻起义和鄂豫边苏区斗争，走过长征，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长期战斗于山东。毛泽东曾把他和许世友并称为山东战场上的“两雄”。
这两个“雄”并非一开始就配合默契。1937年，许世友受张国焘影响，曾考虑离开延安到四川打游击。王建安得知后向组织反映，使中央能够及时处理这一问题。许世友后来留在延安，但对这件事始终有些介意，两人因此多年少有交谈。
真正改变关系的，是济南战役。
1948年，华东野战军准备攻打济南。毛泽东考虑由许世友担任攻城部队总指挥，同时安排王建安担任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明白其中的用意，也知道这场仗不能夹杂私人情绪，便表示：“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许世友当时正在养伤，战役部署和部队协同需要王建安承担大量工作。后来两人见面，终于坐下来喝酒。许世友直截了当地说：“过去的事不再提。”一句话，化开了多年的隔阂。
济南战役自1948年9月16日发起，至9月24日结束，人民解放军经过八昼夜激战攻克济南，俘虏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许世友和王建安的配合，也成为山东战场上一段颇有代表性的往事。
新中国成立后，王建安又参加抗美援朝。1952年秋，他赴朝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先后在东线、中线承担防务。长期劳累使他的身体严重透支，1954年离开朝鲜回国治疗，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195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时，王建安因当时没有明确职务，未能参加授衔。次年，他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并被授予上将军衔。此后，他又担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始终处在重要岗位，却很少计较名次高低。
偏偏到了1972年，岗位安排成为摆在周恩来面前的一道难题。王建安离开济南军区后，若重新回去，过去的老部下已经成为主官，彼此相处容易尴尬；若安排到其他军区，又要找到一个既合适又能发挥作用的位置。
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奉命寻找方案。周恩来先让他去征求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的意见。韩先楚此前已经接纳陈再道担任副司令员，对老同志的工作和生活照顾得很周到，因此周恩来认为他能够妥善处理这类问题。
没想到，韩先楚听完后却犯了难。他对田维新说：“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别的军区也可以安排嘛！”
这不是推诿。
红军时期，王建安就是韩先楚的老上级。1933年，韩先楚还是红二二四团副连长时，王建安已经担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政治委员。让昔日上级到自己手下任职，韩先楚担心双方都不自在。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福州军区已经有陈再道这样的老将。倘若把多位战功赫赫的高级干部集中安排到同一军区，工作分工、上下关系以及日常协调，都会更加复杂。韩先楚的顾虑，实际上也是对组织工作负责。
田维新将情况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没有改变决定，只说：“就把人放在韩先楚那里，开会时我同他谈。”
几天后，两人在北京见面。周恩来当面说明中央的考虑，韩先楚听后没有再坚持。1972年，王建安出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韩先楚后来调往兰州军区，王建安则继续留在福州军区工作。
即使身体状况已经很差，王建安仍坚持到基层调查。他不愿让随行人员替自己“铺路”，更反对只听汇报、不看实情。有老部下替他抱不平，说他资格这么老，不能总当“配角”。王建安当即严肃起来：“那大家都把位子占着，还怎么培养接班人？”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病逝。按照他的遗愿，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不组织遗体告别，也不通知生前好友，更不请负责同志护送遗体火化。遗愿简朴而明确，和他一生对待职务的态度一样，不争名位，只问工作是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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