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加协议，针对的是伊朗还是以色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安莫然】

今年夏天，对土耳其外交而言是一个异常繁忙的季节。短短数周之内，安卡拉先后在三个看似彼此并不直接相关的方向上取得进展：北约、东盟，以及由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共同参与的新安全合作机制。

它们似乎属于完全不同的外交议程。但把它们放在一起，我们会发现土耳其正在尝试适应一个日益区域化、网络化的国际体系，并通过同时参与不同地区、不同性质的制度安排，扩大自身的战略回旋空间。

安卡拉似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外交逻辑：它并不准备简单地在“西方”与“东方”之间进行选择，而是试图同时进入多个网络。这或许可以称为一种“多向连接性”。

首先进入国际舆论视野的是7月北约峰会。作为北约第二大军事力量，土耳其通过此次峰会再次确认了自己在跨大西洋安全体系中的位置。然而颇具戏剧性的是，峰会结束之后，国际媒体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并不是会议公报本身，而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赠送给部分外国领导人的枪支。这个看似属于外交礼仪的小插曲，反而意外折射出了欧洲安全政治中的某种矛盾：一些欧洲领导人甚至因为本国法律限制而难以将这份礼物直接带回国内。

当欧洲正在讨论重新武装、增加国防预算以及建立更加自主的防务能力时，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法律制度和威胁认知依然存在巨大差异。虽然北约拥有统一的集体防御条款，却并不意味着成员国已经形成完全一致的安全观。

如果说北约代表着土耳其长期以来嵌入西方安全体系的一面，那么7月发生的另一件事，则展示了安卡拉向亚洲延伸的另一面。

2026年7月21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第59届东盟外长会期间，土耳其正式获得东盟对话伙伴地位。早在2019年，土耳其便正式提出“新亚洲倡议”（Yeniden Asya），试图重新整理其与亚洲国家之间长期以来相对分散的政治、经贸和社会联系。

因此，对话伙伴身份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并不仅仅在于一个外交头衔，而在于它使土耳其进一步进入亚洲正在形成的区域合作网络。东盟拥有近7亿人口，其周边又连接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以及澳大利亚等主要经济体。对于长期面向欧洲市场、同时希望扩大在亚洲经济影响力的土耳其而言，进入这一网络具有长期战略意义。

与此同时，在另一条轴线上，土耳其采取了更加引人注目的行动——与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签署三边防务协议。

“伊斯兰北约”？

自2023年10月7日危机爆发以来，中东地区的军事、地缘和政治格局经历了深刻震荡，并由此进入根本性的战略转型期。地区安全架构、各方力量关系以及全球大国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布局，都在这一过程中被重新调整。自杀式无人机、代理人力量、非国家行为体以及地区国家不断更新的安全战略，这些因素与危机向整个中东扩散的风险相互叠加，使地区安全环境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非对称特征。

面对快速变化且日趋复杂的安全环境，从东地中海到波斯湾乃至南亚，各方都面临重新定义地区力量平衡的需要。在这一背景下，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找到了共同的战略支点。2026年8月7日，三国在麦加举行会晤，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正式签署了《麦加联合防务协议》。

三国签署《麦加联合防务协议》

协议公布之后，很快出现的一种说法是：“伊斯兰北约”。但这一称呼多少具有误导性。三国走到一起，并非仅仅基于所谓的“伊斯兰团结”，真正推动合作的是共同面对的地缘政治现实与安全需求。与此同时，麦加协议也可能比传统军事联盟具有更强的经济属性：未来随着贸易走廊、国防工业合作和投资项目的推进，这一安全机制很可能逐步获得更加清晰的经济与贸易内涵。

如果仅仅观察三个国家所拥有的资源，它们之间确实存在明显的互补性。沙特拥有强大的资本和能源实力；巴基斯坦拥有核威慑能力以及长期积累的军事经验；土耳其则拥有北约规模第二大的军队，同时在无人机、导弹、装甲车辆、军舰、弹药以及电子战等领域建立起越来越成熟的国防工业体系。这种互补性尤其可能体现在国防工业领域。沙特资本如果与土耳其成熟的军工体系结合，不仅能够为一些高投入、长周期的项目提供新的融资和共同投资空间，也可能通过扩大订单和生产规模，摊薄研发与初始投资成本。

但与其简单地将其称为“伊斯兰北约”，或许更值得关注的是，麦加协议可能正在释放一个新的信号：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正在尝试进入一个“集体战略自主”的新阶段，共同参与塑造地区安全秩序。其核心并非摆脱所有外部力量，而是在不把地区秩序完全交由某一个域外大国主导的情况下，保留战略选择、分散安全风险，并调动三国之间具有互补性的资源。

从这个意义上说，麦加协议可能成为地区安全架构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协议宣布，对任何一个成员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的共同攻击，这使三边关系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防务合作，并开始具备集体威慑的制度基础。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机制并不一定停留在三个国家。目前，埃及、叙利亚和卡塔尔等地区国家未来逐步加入这一安全框架的可能性也已被纳入讨论。如果这一机制继续扩员，其性质也可能由三边防务合作逐步向更广泛的地区安全机制演变。如果这一设想最终成为现实，它的地缘政治分量无疑还将进一步上升。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个联盟究竟针对谁？伊朗、以色列，还是美国？不同观察者已经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一种观点认为，这一机制的形成将进一步孤立伊朗。特别是在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伊朗又将报复范围扩大至海湾地区之后，中东国家对地区安全秩序的担忧明显上升。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则认为，从中长期来看，这一安全框架真正需要应对的可能并非伊朗，而是以色列不断扩大的地区军事行动能力。

最近发生在叙利亚北部的事件似乎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判断。8月18日，以色列空袭了伊德利卜省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与以色列过去主要集中在叙利亚南部的军事行动不同，此次袭击直接指向了土耳其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北部地区；以色列方面并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土耳其军队可能在该基地部署，并将其视为安全威胁。这表明，随着土耳其在叙利亚以及更广泛地区的安全角色上升，以色列已经越来越公开地将安卡拉视为需要加以限制的地区竞争者。

这背后既有以色列国内政治因素，也涉及其维持在叙利亚军事行动自由的战略考虑。尤其是在土耳其通过升级F-16机队、推进“可汗”（KAAN）战斗机项目，并寻求重返F-35计划来增强空中力量的背景下，以色列可能更希望在地区空中力量平衡进一步变化之前，尽可能维持目前的行动优势。

还有一种观点更加宏观：麦加协议意味着中东国家对美国安全保护伞的信心正在下降。这些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只从“这个联盟针对谁”的角度来理解麦加协议，可能仍然低估了它的意义。因为比寻找一个具体敌人更加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三个国家认为现在有必要建立这样一个机制？

中等强国正在寻找自己的空间

过去数十年的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大国主导的制度框架之上：安全领域依赖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经济领域依赖全球化形成的市场体系，国际规则则主要由二战后建立的一系列制度和国际机构塑造并维护。但今天，这套体系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的崛起无疑是这一变化中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之一，其不断扩大的经济与外交影响力，也为越来越多国家提供了新的合作空间和相对稳定、可预期的选择。而当国际体系中的选择变得更加多元，大国之外的行为体也获得了更大的战略空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等强国”的作用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关注。

加拿大总理在那场引发广泛讨论的达沃斯演讲中，就曾特别强调中等强国在新国际环境中的重要性。这个概念对于理解当前国际政治越来越重要。在一个大国竞争重新加剧的世界里，中等强国面对的选择并不一定只有两个：加入A，或者加入B。第三种可能也正在出现：彼此连接。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恰恰都是具有较强地区影响力、但又不足以单独塑造全球秩序的国家。它们都与美国保持重要关系，却又都在不同程度上寻求扩大自己的战略自主空间。从这个角度看，麦加协议最值得关注的地方，或许不是它是否会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伊斯兰北约”，而是它体现了一种更加普遍的趋势：中等强国正在尝试建立属于自己的制度性网络。这也是为什么麦加协议与土耳其加入东盟对话网络值得放在一起观察。

表面上看，东盟与麦加协议几乎没有关系。东盟位于东南亚，核心是经济合作、外交协调和区域治理；麦加协议则连接中东、南亚和安纳托利亚，更加强调安全与防务。但对于土耳其而言，它们实际上代表着同一种外交逻辑的两个不同方向。东盟代表经济与外交连接。麦加协议代表安全连接。一个向东延伸至亚太地区，一个向南和向东连接中东与南亚。

实际上，如果借用土耳其学者穆拉特·耶希尔塔什（Murat Yeşiltaş）和费尔哈特·皮林奇（Ferhat Pirinççi）在《土耳其大战略》一书中提出的“战略圈层”框架，这两项外交行动恰好位于不同的战略层级。两位学者将土耳其的地缘战略空间划分为五个圈层，其中第三战略圈层涵盖与土耳其没有直接陆海边界、但能够直接影响其核心利益的地区，包括中东、北非、欧洲、巴尔干和中亚；第四圈层则进一步延伸至非洲之角、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

按照这一框架观察，麦加防务协议主要发生在土耳其第三战略圈层，而东盟对话伙伴关系则属于第四战略圈层。两者同时推进说明，安卡拉当前的战略自主并不是向某一个方向进行单线扩张，而是在不同地缘层级上采取不同工具：在第三圈层更多运用安全、防务和战略合作，在第四圈层则更多依靠外交、经贸与制度性连接。索马里则提供了第四战略圈层的另一个典型案例。

作为非洲之角的重要国家，索马里近年来已成为土耳其安全与能源合作的重要支点，两国先后于2024年签署防务协议、2025年签署能源合作协议。由此来看，土耳其的第四战略圈层并不仅仅向亚洲延伸，也正在印度洋另一侧的非洲之角形成新的支点。

“区域化的全球化”

过去人们习惯讨论“全球化”。但近年来出现的趋势可能更加准确地被描述为“区域化的全球化”。世界并没有完全脱钩，但单一的全球安全与经济体系正在被越来越多彼此重叠的区域网络所补充。东盟、海合会、金砖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不同形式的小多边安全机制，都体现了这种趋势。未来的国际秩序可能越来越不像一个金字塔，而更像一张网络。对于土耳其这样的中等强国而言，这意味着一种新的机会。关键在于尽可能占据更多网络节点。这就是所谓的“多向连接性”。

当然，如果把麦加协议仅仅理解成军事联盟，同样可能忽略另一个重要维度。安全架构最终可能产生经济外溢效应。资本不喜欢战争，供应链不喜欢封锁，物流也不喜欢不可预测的海峡。近年来，从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到曼德海峡发生的一系列危机已经反复证明：现代经济中的“全球供应链”，实际上高度依赖少数极其脆弱的地理节点。中国领导人在讨论安全与发展关系时经常强调一个观点：安全是发展的前提。

土耳其阿纳多卢号航空母舰

这种安全与经济相互交织的趋势已经开始在能源领域显现。8月1日，土耳其与伊拉克签署为期一年的原油运输协议，将伊土原油管道每日75万桶的运力用于伊拉克原油输送。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条管道每天拥有约150万桶的技术输送能力，安卡拉希望未来不仅运输伊拉克石油，还将来自科威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原油经土耳其输送至杰伊汉港，再进入世界市场。这意味着，地区安全合作背后的经济逻辑并不只是投资和军工合作，还涉及能源与贸易通道的重新布局。在霍尔木兹等传统能源通道面临更高地缘政治风险的背景下，连接海湾、伊拉克、土耳其与地中海的陆上能源走廊，其战略价值也在上升。

从这个角度看，麦加协议未来真正值得观察的，也许不仅是联合军演、武器合作或者军事协调，更重要的是它能否逐渐产生更加稳定的区域经济合作环境。沙特的资本、土耳其的工业基础和物流位置、巴基斯坦连接南亚与印度洋的地理条件，如果能够通过安全合作进一步形成经济联系，那么麦加协议的意义就可能超出传统军事联盟的范畴。

地缘政治正在重新定义“距离”

安全环境的变化最终都会反映在商业世界中。过去企业计算一笔跨境贸易是否划算，首先考虑的往往是价格、运输距离和物流成本；但今天，安全风险、金融结算和供应链稳定性正越来越多地进入这套成本公式。

这种变化在实际商业活动中也十分明显。以我自己的工作经历为例，冲突发生后，一些原本经迪拜进行的银行结算受到影响，而土耳其银行在部分跨境业务中提供了更直接、更灵活的解决方案。类似的变化也出现在供应链端。过去，土耳其从中东采购的一些石化产品很少考虑中国供应商，因为从中国运输距离更远、物流成本更高。但战争带来的风险上升以及运输、交易成本变化，改变了原有的成本结构和比较优势，中国供应商由此开始进入更多土耳其企业的选择范围。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实：地缘政治不会改变地图上的距离，却可以改变商业意义上的距离。当安全、金融和物流风险被计入成本之后，原本遥远的供应商可能变得更近，而原本具有地理优势的市场也可能失去部分优势。

把地图拉远一点，一个更加有趣的画面就出现了。世界贸易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之一，从东亚出发，经南海进入马六甲海峡，再穿过印度洋，经过阿拉伯海、曼德海峡和红海，最终抵达地中海与欧洲。而土耳其最近的外交动作，恰好出现在这条巨大海上走廊的不同节点。

麦加协议的意义也就不再局限于三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在全球秩序加速区域化、大国竞争重新塑造贸易与安全网络的时代，它更像是中等强国寻找新型合作方式的一个缩影。

当大国竞争重新成为国际政治主线时，世界并没有简单地回到两个阵营彼此对抗的时代。相反，越来越多的中等强国开始寻求战略自主，通过地区合作、小多边机制和跨区域网络来分散风险、扩大选择空间。全球秩序也因此正在从一个由少数大国主导的“金字塔”，逐渐演变为一张由不同地区力量、经济走廊和安全机制相互交织的“网络”。如果说过去几十年全球化的关键词是“相互依赖”，那么未来国际秩序的关键词，或许将越来越多地变成——在相互依赖中保持自主，在多极化中建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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