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构立储使出“各赐皇子10个美女”妙招，借检查试探人心，最终从中慎选太子

宋高宗做出那个决定的时候，其实已经没有太多时间犹豫了：一代王朝的存亡，就卡在他那张迟迟按不下去的玉玺上。

一个没有儿子的皇帝，要怎么选太子？他最后想出了一招：给两个候选人各送十个绝色少女，半个月后收回，让人检查谁动得少，谁就当未来的皇帝。

听上去有点儿荒诞，但放在当时的语境里，却是一个极其现实、甚至残酷的筛选方式。

这个故事发生在宋朝中后期，背景是人人都会背的“靖康之耻”。

公元1127年，金兵南下，长驱直入，北宋的东京汴梁在兵荒马乱中沦陷。两位皇帝徽宗、钦宗被一并掳走，宗室、嫔妃、公主大批被押往北方，整个北宋可以说一夜之间折了腰。原本排在继承序列里并不靠前的康王赵构，在战乱中侥幸逃出，辗转南走，到南京（应天府）一带，凭着残存的朝臣和地方势力，硬是撑起了一支“半壁江山”，建立了南宋。

南渡之初，宋高宗赵构的处境说好听点是“守成之君”，说难听点，是顶着“亡国之耻”的牌子重新开张。他既要安抚流离失所的士大夫，又得应付紧追不舍的金兵，还要安置无数宗室、难民、军队，整个人被折腾得身心俱疲。

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对他个人来说几乎是致命打击的事——他失去了生育能力。

这件事在正史里没有用特别露骨的字眼写出来，但从后世对他的记载，以及当时人的说法中，可以推断：在逃亡、战乱、惊吓、营养不良、病痛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下，他后来的确再也没有子嗣。他宫中嫔妃不少，按常理说不会“这么巧都没怀孕”，加上他唯一留下来的儿子赵旉，三岁时早夭，五个女儿都在靖康之变时被掳北，这意味着——南宋的开国皇帝，几乎是“断子绝孙”地坐在龙椅上。

对一个普通男人来说，这种打击已经够重了；对一个皇帝来说，这简直是“天命不继”的信号。

皇帝可以没钱，可以打不过敌人，甚至可以被人骂昏庸；但不能没继承人。因为一旦没有明确的嫡系太子，朝堂就会乱，“宗室拥立”“外戚干政”“大臣争储”这种戏码，历史上演了太多遍，结局往往是血流成河。

所以，赵构很清楚，自己必须立太子。但问题是——立谁？

在没有亲生儿子的前提下，只能从宗室里面挑。

南宋立国后，宗室人口不算少，赵氏一族枝枝杈杈，早就从太祖赵匡胤那一支繁衍了好几代。赵构看来看去，最后锁定在两个年纪差不多的小男孩身上：一个六岁，一个七岁，都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后人。

其中那个六岁的，原名赵伯琮，后来改名赵昚（读作“shèn”），是太祖的七世孙。另一个七岁的，原名赵伯玖，被改名为赵璩，也是赵匡胤的七世孙，出自秉义郎赵子彦一支。两人血统、辈分都说得过去，有资格进入皇帝的视线。

当时的赵昚，因为体形清瘦，看上去有点单薄；赵璩则相对肥圆，白白胖胖的那种，很符合老一辈人眼里“有福气”的形象。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胖娃娃”就是家里的福星，代表富贵和好运。尤其是赵构的母亲韦太后，对赵璩一眼就看顺眼，觉得这孩子憨厚、可爱，长得喜气，将来当个皇帝也撑得起来场面。对那边略显清瘦的赵昚，则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可能确实长得不讨喜，也可能是性格内向，不太会讨长辈欢心。

赵构自己一开始，其实也偏向那个胖一点的赵璩。理由很简单：在颠沛流离、食不果腹的记忆里，他太知道“能吃能长肉”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了。瘦孩子就让人担心抗不抗得住风雨，胖孩子多少让人有点安全感。

本来按这个走向发展下去，很可能赵璩就顺理成章成了“准太子”。可偏偏有一次，小小的日常插曲，悄悄改变了两人的命运轨迹。

那天，宋高宗在宫中闲坐，招来两位养子，一起说话。大概是聊些诗书、家常，也顺便观察观察两个孩子的言谈举止。皇帝不可能像我们今天测智商那样做题，但他通过聊天，看一个孩子的反应、眼神、专注度，其实也在判断：这孩子未来适不适合坐在那个位置上。

正说着话，忽然一只猫闯了进来。

皇家内苑并不缺猫，主要是用来抓老鼠，保护书画典籍和粮仓。猫在宫里晃，按理也不算稀罕。但那只猫偏偏闯入了皇帝说话的当口，也就成了一个“即兴测试”。

猫一进房，赵昚依旧坐得端端正正，目不斜视，眼睛始终看着宋高宗，像是没看见那只猫一样，全程保持注意力在皇帝身上。整个人既不紧张，也没有表现出好奇嬉闹，似乎已经习惯在“重大场合”里控制自己。

而另一边的赵璩，就没这么淡定了。

胖孩子的注意力往往比较容易被外界吸引，这次也不例外：一看到猫，他立刻惊了一下，脸上明显露出恐慌与不安。那只猫可能又不偏不倚地从他脚边绕过去，他更紧张了，甚至下意识地抬脚去踢猫，想把这“不速之客”赶走。结果可想而知，他再也静不下心听皇帝说话，注意力完全被猫占据。

这一幕，落在宋高宗眼里，就成了一张“性格测评卷”。

他要找的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而是未来要坐在风雨飘摇的江山之巅的人。那位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每天面对的，是金兵压境，是大臣争吵，是民间饥馑，是任何一个消息都可能撼动天下的瞬间。在这样的环境里，连一只猫都能让你乱了阵脚，那将来面对大事，岂不是更难稳住？

赵构心里很清楚，他需要的是那种“天塌下来也不改脸色”的沉稳。而那天的表现，让他第一次在心里给两个孩子打了分：赵昚明显比赵璩更沉得住气。

这件事之后，他对赵昚的印象有了明显改观：虽然瘦，虽然外形上没那么讨喜，但有帝王该有的冷静与专注。赵构从那时起，大概已经隐隐觉得：这孩子，将来未必不会是个好皇帝。

可是，一件事情能改变一时的好感，却改变不了一个巨大现实——他的母亲韦太后始终站在赵璩那边。而当时的赵构，还没有到可以完全无视母后感受的程度。

更何况，他自己内心深处，又一直抱着一丝侥幸：也许哪天，命运回心转意，他还能再得一子？一旦有了亲生儿子，那自然就是唯一的法定继承人。立哪位宗室养子为太子的事，就可以往后拖，甚至完全作废。

这种一边不想得罪母后，一边暗暗指望自己有一天“老来得子”的心理，让“立太子”这件事被他一拖再拖。

时间一晃，就是二十多年。

二十年前，两个小男孩还是六七岁；二十多年后，他们都已长成二十多岁的青年。一个国家的未来，居然就这么被生生拖成了一条长线。朝臣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因为大家都知道：皇帝年纪越来越大，身体再硬朗，总也架不住岁月；一旦那一天猝不及防地到来，而“太子之位”仍空着，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不用想都知道会很可怕。

于是，随着宋高宗年龄渐长，“立储”的呼声在朝堂上不断响起。文武大臣轮番上奏，说得既有尊君之辞，也有“社稷安危”的大道理：陛下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天下黎民着想。

赵构这一次，终于无法再躲。他再清楚不过——该来的始终要来，不能再靠一丝虚无缥缈的“奇迹”拖下去。

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极其现实的二选一：立赵昚，顺自己的心；立赵璩，顺母亲的意。两边都有理由，两边都不好得罪。

就是在这样的夹缝里，他想出了那招看起来“荒唐却又精细”的办法——送美女试人心。

他下令，从宫中挑选出二十个姿色出众的年轻女子，严格挑选，确保“首度入宫”，然后把她们分成两组，每组十人，分别送往赵昚与赵璩的住处。送去的时候，他没有明确交代这十个女子的用途，也没说这是测试，更没提前通知这两个养子。

对外看，这像是一种赏赐：皇子成年，赐侍女，符合礼法；对内则是一场毫无预警的试验：在没有约束、没有人提醒、又完全拿不准皇帝意图的情况下，这两个年轻人，会怎么面对突然从天而降的美色？

半个月后，赵构命人把这二十个女子全都召回。接着，让宫中的老嬷嬷、太监仔细查验她们的身体状况，统计结果：哪些人保持完璧，哪些已经被“宠幸”。

这一幕，听上去有些残忍，甚至带有强烈的物化色彩，但放在当时的权力结构中，他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面对欲望，这两个养子有没有自制力？在判断不出“天子的真实意图”时，他们更相信什么，是眼前的享乐，还是背后的规矩？

结局很快出来。

被送到赵昚那边的十个女子，查验后发现，全部仍是处女；而送往赵璩那边的十个，则无一例外，都已经失身。

换句话说，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赵昚没有碰任何一个女人；赵璩则把皇帝赏赐的所有美女当作享乐的工具，毫无保留地一一“品尝”。

这个结果摆在那儿，连一向力挺赵璩的韦太后，都一时无话可说。因为这已经不再是“胖瘦”“喜不喜欢”的问题，而是一个极度直白的事实：一个青年，在无人在场、没有人监督、也不知道有人在观察时，如何对待“突然到手的权力与享乐”。

赵构心里，其实瞬间就有了答案。

他最终正式立赵昚为皇太子。这个曾经被嫌瘦、不讨喜的小孩，凭着一次“见猫不动心”、一次“面对美色还能自持”，在夹缝中脱颖而出，站上了那个决定南宋未来的位子。

几年后，赵构选择禅位，把皇位正式交给赵昚。赵昚即位，就是后来的宋孝宗。

从今天回头看，很难说“十个美女半个月”的测试有多么“圣明”，但至少可以肯定一点：赵构在那一刻，确实在用他能想到的方式，去寻找一个“在欲望面前还有刹车的人”。

因为他太清楚，皇帝这个职业，如果连基本的克制都没有，很容易重演北宋末年的覆辙——奢靡、无度、沉迷声色，最后把一个原本不算太差的国家，挥霍到山穷水尽。

宋孝宗继位之后，历史给了他还不错的评价。很多史书直接说，他是南宋时期“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这个评价并不是空口夸，而是有具体事件撑着的。

首先，他上台后，明显跟他那位“谨小慎微”的养父不太一样。宋高宗在位时，经历靖康之变的巨大阴影，对金人一向偏向保守，能和则和，能忍则忍，最典型的就是和金人签订“绍兴和议”，把淮河以北大片土地割让出去，只要对方承认南宋皇帝的合法性，给个喘息空间，他就心满意足。

可宋孝宗上台后，态度很快向“收复失地”一侧倾斜。他开始重用那些主战派的将领与大臣，比如曾经力主北伐的张浚等人，加大军费投入，试图通过军事行动，改变南宋长期偏安的局面。这一系列操作，虽然最终没能真正收回中原，但至少让南宋在军事上不再是一味挨打，而是在局部战场上取得过不小的胜利，也提升了士气。

其次，还有一件被历代广泛称道的事：他为岳飞平反。

岳飞在宋高宗时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背后操盘者是秦桧。他死时背负骂名，家属受牵连，忠臣成了“罪人”。这件事，在当时就已经引发不少人的不满，只是政治压力之下，很多人不敢公开质疑。

宋孝宗继位后，很快着手“昭雪旧案”。他重新审视岳飞的功过，强调其抗金之功，下诏平反，恢复岳飞名誉。后来铜像、庙宇、香火，几乎都是从这一波开始。这一举动，不仅仅是替一个冤死的将军说话，更是在向天下士大夫释放信号：朝廷愿意承认过去的错误，愿意给忠臣一个交代。

有了这样的态度，很多心怀不满的读书人，重新对朝廷产生了一点信任感——至少，他们觉得这个皇帝是有羞耻心、有道德尺度的。

再加上宋孝宗在位期间，在政治、经济上也做了一些调整，比如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整顿吏治，改善财政结构等等，使得南宋政权的根基比之前稳了不少。虽然从宏观来看，南宋终究没能翻回中原，最终在百多年后亡于元人之手，但如果没有宋孝宗这几十年的整顿与振作，很有可能南宋早在他之前，就在金人的压力下垮掉了。

用一句略带夸张的话说：宋高宗选太子那一刻，没有选错人，至少没有选到一个“只想着享乐的皇帝”。

当然，站在今天，我们就更容易看出那套“测猫”“测美色”的逻辑背后的局限。

皇帝是不是好皇帝，不是凭一次看猫不动声色、一次忍住美色就能完全确定的。人性复杂，人生漫长，在权力运行过程中，一个人的判断、价值观会不断被环境改变，所谓“初衷”，也很容易在现实中被磨掉。宋孝宗也不是什么完人，他的北伐一度因为策略、决心摇摆，而错过了机会，他对内部政治的掌控，也并非一直理想。

但至少可以说，赵构那套粗糙而直观的测试，确实帮他筛掉了一种“最危险”的可能——如果当年站上那个位置的是赵璩，那么南宋可能在某个你想象不到的时间点，就被一个沉迷声色、毫无自制的皇帝折腾得更惨。

站在更高一点的角度看，这个故事其实折射了一个朴素但现实的问题：在缺乏现代制度、缺乏透明机制的时代，一个皇帝挑继承人，只能靠个人感受、直觉和一些“临时开发”的手段。而这些手段，往往粗糙得近乎残忍，却又在当时那种环境里，有其残酷的合理性。

你可以说，皇帝用女人来测继承人，是对女性的极大不尊重，是把人当工具；这批评完全成立。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那样一个时代，权力决定一切，连皇子自身都不过是权力结构里的棋子，更何况那些被送来送去的宫女。

故事传到今天，我们不必为那套“妙招”鼓掌，更不用把它当成什么“圣君智慧”；但它至少提醒人们：真正决定一个人可不可靠的，很多时候不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说了多漂亮的话，而是他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做了什么选择。

这点，在九百多年前和现在，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