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建长城是为了防范匈奴？没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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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来到长安朝见，获汉元帝赏赐宫中良家子王昭君为妻。呼韩邪单于遂向汉帝国称臣，表示愿替汉帝国守护边境：“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1]呼韩邪单于提及的边塞，指汉帝国在北方边境的重要防御设施——长城。
战国长城。图片来源于网络
长城始建于战国时代。秦始皇为防范匈奴，又堑山填谷，将魏、秦、赵、燕等诸国长城联为一体，西起临洮，东至辽东，长达数千里。
汉长城在秦长城的旧体量上有较大规模新造。
秦长城。图片来源于网络
汉武帝攘匈奴于漠北，夺取河西走廊，设置武威、酒泉、张掖等郡，新增了光禄塞、居延塞等重要据点，使西北地区的长城防线大幅北移。汉宣帝时，汉长城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有吏卒数千人”[2]。经当代学者实地考察，“西汉王朝所修缮和新筑长城约有二万里。”[3]
这漫长的北方城墙，几乎等同于中原政权与匈奴部族的分界线。以长城为界，基本形成了北方引弓之国（游牧）归单于统率、南方冠带之国（农耕）由汉廷统治的政治地理格局。

呼韩邪单于的意思，是希望元帝将自上谷（今河北怀来一带）以西至敦煌的边防事务，交给已称臣内迁的南匈奴。如此，汉帝国便可撤除配置在长城沿线的诸多吏卒，汉帝国百姓的负担也可因之减轻，得到休养生息。元帝召集群臣商议，赞成者居多，但郎中侯应极力反对，并总结了十条理由。
第一、大汉北方边境东西千余里，有阴山等草木茂盛、禽兽丰富之地，匈奴垂涎已久，撤除边塞戍卒，是在用大利益诱惑匈奴南侵。第二、匈奴困顿则卑顺，强盛便骄逆，边塞长城已罢外城省亭燧，目前仅保留烽火警戒功能，不可再做裁撤。第三、单于无力约束部众，裁撤定会出事。第四、边塞长城也有防备匈奴降人外逃的功能。第五、西羌保塞时，羌人与汉人杂居生活，汉人侵盗羌人的牲畜乃至妻儿子女，引发西羌叛乱，迄今未息，撤除边塞让匈奴保塞，必会重蹈覆辙。第六、大汉有许多军人失落在匈奴，其留在大汉的子孙后代贫困潦倒，常欲翻过长城去投靠亲人。第七、边地百姓与奴婢生活愁苦，常抱怨“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也多欲翻过长城逃亡。第八、大汉境内的盗贼与罪犯无处可逃时，也欲翻过长城遁入匈奴。第九、长城建造历时百余年，耗费巨大，撤除后无人修缮，将迅速破败，万一有变，非一朝一夕可以恢复。第十、让匈奴保塞会让单于产生有恩于大汉的念头，继而生出各种要求，若不能满足便会有不测之祸。
汉长城。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十条理由，全部围绕长城的功能展开。扼要总结起来，其实无非两个维度：对外，长城是抵御游牧政权南侵的重要军事设施；对内，长城是控制汉帝国百姓用脚投票的重要统治工具。前者众所周知，后者则因史料缺载而长期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未能如前者那般成为中国人关于长城的普遍认知。反倒是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旁观者清，曾如此定性长城：“（长城）是防御性的、用以隔绝少数民族的帝国界线，实际上有两种作用：它不但防止外面的人进来，也阻止里面的人出去。”[4]
今人大多遗忘了长城的内控功能，但对汉人来说这是常识。汉文帝与匈奴和亲后，便布告天下宣示过这项功能。内中说：自此之后，汉匈政权皆不再接受来自对方统治区域的逃亡者，“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今约者杀之”[5]，偷越长城者杀无赦。
居延汉简书。图片来源：央广网
在出土居延汉简中，“亡人”“亡人越塞”等是极常见的词汇，可见偷渡长城跑去匈奴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地方官府与边塞军吏常联手搜捕逃亡者，若未搜捕到，参与搜捕的官吏与百姓须联名作证，以公文形式向上级部门汇报存档；若事后查出逃亡者被放跑，官民要连坐担责。编号“居新E.P.T68”的汉简便记录了一次发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六年（30年）的逃亡案。偷渡长城逃入匈奴的五人是：居延常安亭长王闳、王闳儿子王同、攻虏亭长赵常、客民赵闳与范翕[6]。亭长是汉帝国统治集团的末梢，本负有抓捕逃亡者的职责。连亭长都要跑去匈奴，当地普通百姓的生存境况可想而知。

汉长城因年代久远损毁严重，多已不存或仅剩面目模糊的遗址。
今人见到的万里长城，主要是始建于十四世纪的明长城。明长城西起甘肃嘉峪关，东至鸭绿江，横跨宁夏、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北、北京等省区市，全长一万三千余里。
其建造始于明太祖朱元璋，至明朝灭亡前仍在修缮，可谓与明帝国相始终。与汉长城常就地取材——或以夯土版筑，或以片石垒砌，或以芦苇等混合黄泥浇固——不同，明长城多以条石与青砖构筑而成，质量比汉长城高出许多，耗费的人力物力也更甚。
明长城。图片来源于网络
与汉长城一样，明长城也负有御外与控内两大作用。为将长城变为隔绝南北的要塞，朱元璋曾大规模强制迁徙塞外之民进入关内。如洪武四年三月，明军移“山后之民”一万七千户至北平；六月，又移“山后之民”三万五千八百户至北平各处卫所与州县[7]。这样做既是为了让长城以北出现大面积空旷地带，也是要将塞外之民同化为汉人，避免他们在蒙古军队入侵时成为内应。朱元璋勒令蒙古色目人“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8]，也是出于相似目的。
长城未能挽救明帝国衰亡的命运。正如秦长城没挡住匈奴、隋长城没挡住突厥、金长城（界壕）没挡住蒙古那般，明长城也没挡住鞑靼、瓦剌与女真。正统年间，瓦剌的铁蹄突破长城防线，而有土木堡之变。嘉靖年间，鞑靼的铁蹄再次突破长城防线，掠怀柔、围顺义、逼通州，京师震骇，紧闭城门坚守不出，任由鞑靼军在城外烧杀抢掠达八日之久，史称庚戌之变。崇祯末年清军入关，长城同样未起到多少阻遏作用。
土木堡之变明朝军队和瓦剌作战路线图。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可以说，有明一代，长城虽越修越长，越修越宏伟，但游牧政权对京城的威胁始终都在，且相当严重。故此，参与策划了珍珠港袭击事件的日本军官源田实，在1943年如此说道：“世界上有三大笑话，万里长城，金字塔与大和武藏（战列舰）。”
源田实的讽刺不无道理，但他忽视了一个问题——罗列长城无力抵御外敌的事实很容易，但史料中同样有许多中原政权依赖长城成功拒敌于国门之外的记载。有学者统计了明长城的御外数据，得出如下结论：“明朝从洪武至天启年间的259年里，长城沿线共计发生1498次冲突和掠边事件，平均每年5.8次，而依托长城防御系统击退或击败对方的次数占侵袭总次数的50%，加强防御的次数占总数的2.7%，防御失败的次数占总数的37.7%。从统计数据上看，长城防御体系在北部边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0]
北方铁骑突破长城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与恐慌，易在中原史料中留下大篇幅记载。反之，若中原军队依赖长城成功拒敌，史料记载便往往流于简略。前者易给后世造成深刻印象，后者易被忽略，可说是一种典型的幸存者偏差。

与汉长城重在防范人口逃亡不同，明长城内控方面的作用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即利用长城严厉打击走私贸易，试图通过扼制某些特殊商品的流通，来削弱北方游牧政权的实力。游牧部族出产肉类、皮革，但无布帛、粮米、锅、釜等，后者便成了明帝国的卡脖子利器。长城沿线关隘，则是此类卡脖子活动得以付诸实施的关键要素。
其中，铁器是明帝国最关注的禁售商品——游牧骑兵需要铁制武器装备，而草原上没有冶铁产业。只要卡住了铁制品的流通，不让铁制品越过长城进入草原，便可大幅削弱游牧政权的军事实力。
明末女真分布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当时的东亚地区，明帝国外，朝鲜也有能力冶炼铁器。为防止朝鲜向女真、蒙古诸部输送铁器，明宣宗曾严禁建州卫与朝鲜直接贸易，明英宗也严禁朝鲜铁器输入女真部落。该政策一度导致女真各部陷入“男无作铲，女无针剪”的困境，对明帝国极为怨恨。蒙古各部情况亦是如此。1449年，瓦剌部太师也先率军南侵，于土木堡俘虏了御驾亲征的明英宗朱祁镇。后双方讲和，明廷派特使杨善前往漠北接明英宗回国。也先告诉杨善，此次南侵与明帝国对铁锅的严厉管控有直接关系[13]。
或许是为了缓解北方游牧部族因无铁锅可用而生出的怨恨，明帝国在隆庆年间放开了针对“广锅”的管控，允许原产自广东佛山的这种铁锅越过长城，销往蒙古、女真各部。首倡此事者是总督山西、宣、大军务的王崇古。据王崇古给朝廷的奏章披露，之所以主张解禁广锅，是因为明帝国已与漠南蒙古首领俺答汗达成了封贡协议，将在长城下定期举办互市，而蒙古部落也确实严重缺乏铁锅来维系日常生活，已到了“分子嫁女，有一锅而各分其半”的程度。为安抚漠南蒙古，使其不生怨恨之心，有必要开放铁锅交易。之所以选择解禁广锅而非其他铁锅品类，则是因为“广锅生铁不受炼炒”，游牧部族若想将之熔炼改做武器，会得不偿失。王崇古还汇报了奉旨熔炼各类铁锅的结论：十斤重的广锅，熔炼后仅得铁五斤；十斤重的潞锅（另一种拟放开的铁锅，产自山西潞州），熔炼后仅得铁三斤。简言之就是这两种铁锅含有许多杂质，游牧部族买了去没法直接锻造，熔炼了改铸武器又极不划算，最适合拿到长城下作互市贸易。[14]
张居正。图片来源于网络
王崇古的主张得到了朝中大臣张居正、高拱等人的认可。张居正写信给王崇古，将朝廷的最终决定告知：“今闻广锅毁则不可复为兵，宜稍市之，来岁责令如数更换。”[15]——既已验证了广锅损毁后没法用于铸造兵器，便不妨由官府收购一批卖给俺答部。不过，来年俺答部再买广锅，须让他们拿破损的旧锅来换，还回一口旧锅，才能买走一口新锅。王崇古与张居正们精于盘算，不但约束哪些锅可以越过长城，哪些锅不可以，还试图控制锅的总量，以实现对长城以北地区的“数目字管理”。
[1]班固《汉书·匈奴传下》；[2]班固《汉书·赵破虏传》；[3]白音查干《汉长城考察与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4]（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4页；[5]班固《汉书·匈奴传上》；[6]李永平《汉代“捕亡”问题研究之二——以简牍资料为中心》，收入《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页；[7]《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六；[8]《大明律》卷六，《户律·婚姻》；[9]《明太宗实录》卷九十；[10]李大伟《“应时顺势”：明长城建造的内在驱动力与作用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11]《明史·余子俊传》；[12]吴思《长城的投资与收益——“战、守、和”及抢劫的政治经济学往事》；[13]李贤《古穰杂录》；[14]罗一星《帝国铁都：1127-1900年的佛山》，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23-124页；[15]张居正：《与王鉴川计四事四要》。
文 | 言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