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一游客不听劝，喝了苗族女孩给的酒，结果确实有些尴尬

贵州一游客不听劝，喝了苗族女孩给的酒，结果确实有些尴尬

文/平叔

1.

我在苗寨醒来的第一个早晨，就闻到了酒味。不是那种寡淡的啤酒，也不是矜持的红酒，是一种混着粮食和火塘气息的、莽撞的甜香。气味穿过吊脚楼木板的缝隙，钻进我临时借宿的客房，把我从城市带来的失眠里拽了出来。

客房是阿婆收拾出来的，她儿子在城里打工，一年回不来两趟。我给了她比民宿标准多一倍的房钱，她执意每天给我煮一碗酸汤面当早餐。面里总卧着一个荷包蛋，蛋白煎得焦脆，蛋黄还是流心的，跟城里讲究“溏心但定型”的那种精致不同，这里的火候靠的是经验，靠的是阿婆用筷子尖轻轻戳一下蛋清边缘就知道什么时候该起锅。

我坐在门槛上吃面，面前是整个寨子的清晨。雾气还没散透，对面山坡上的梯田一层一层叠上去，像谁把镜子摔碎了又重新拼贴，每一块都反射着不同的天光。远处有鸡叫，近处有狗在石板路上小跑，脚步声碎碎的。空气凉丝丝的，吸一口，肺叶里都是草木被露水浸透的味道。

“你吃快点，”阿婆从灶间探出半个身子，“今天有‘九碗’。”

“什么九碗？”

“就是吃饭。寨子里有人家办喜事，杀猪，摆九碗。你去看看，热闹。”

我想说我不太习惯凑这种陌生人的热闹，但阿婆已经把她的蓝布围裙解下来抖了抖，意思很明确——围裙都准备好了，你不是来体验生活的吗？

我是来体验生活的。三个月前，我在公司年会上喝多了，把积攒了三年的不满当着全部门一百多号人的面，从KPI考核骂到部门主管的发际线。第二天人事找我谈话，很客气，说公司考虑到我的精神状态需要调整，建议我主动申请一个“职业间歇期”。我签了字，拿了N+1，走出写字楼的时候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十年。我在那栋楼里待了十年。出门右拐是地铁口，左拐是便利店，我每天走右拐，十年里左拐的次数不超过二十次。

那天我站在路口犹豫了三秒钟，然后左拐了。便利店买了包烟，又退了——我戒烟五年了。最后买了两瓶矿泉水，坐在路边的花坛沿子上看车流，看了整整一个下午。晚上回家跟妻子说，我被优化了。她正在辅导儿子写作业，头都没抬，就“嗯”了一声，然后继续讲解鸡兔同笼那道题。儿子倒是抬头看了我一眼，说爸爸你明天能送我去上学吗？

我说能。

那个月我天天接送儿子，给他做早饭，煎蛋的水平突飞猛进。妻子开始还担心我消沉，后来发现我除了不太爱说话之外一切正常，也就放下了心。其实我也没想好下一步怎么办，简历投了几家，对方一听说我上一份工作的离职原因，就礼貌地表示“我们再看看”。我就想，那就先看看吧。看什么呢？看什么都行。正好有个朋友在贵州做乡村旅游的公众号，说某个苗寨缺个短期帮忙拍照写文案的人，管吃管住没工资，问我干不干。我干了。出发那天儿子抱着我的腿说爸爸你早点回来，我说爸爸不是去打仗，爸爸是去山里给你拍好看的照片。

2.

喜事那家在寨子东头，吊脚楼比别家都大一圈，门口已经搭起了临时的灶台，三个大铁锅冒着热气，一个炖肉，一个炒菜，一个煮饭。帮忙的都是寨子里的妇女，穿着深蓝色的对襟上衣，袖口和领口绣着繁复的花纹，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插着银簪子。她们手脚麻利，切菜的切菜，烧火的烧火，彼此之间用苗语大声说着什么，时不时爆发出一阵笑。

我站在人群外面，举着相机不知道怎么拍。镜头里都是活色生香的人，我像个入侵者。有个年轻姑娘注意到我，端着一碗什么走过来，笑盈盈地说：“你是阿婆家的客人吧？来，喝一碗。”

碗里是浑浊的米酒，颜色像淘米水，漂着几粒没滤干净的米糟。我犹豫了一下，她说：“没事的，我们寨子的酒度数低，跟饮料差不多。”

我信了。或者说我想信。来之前朋友跟我说过，苗寨有“拦门酒”的习俗，客人进门要喝酒，主人家越热情酒就越多。但他说那都是仪式性的，点到为止。我就端起来喝了一口。甜的，糯糯的，有点像南方的酒酿，但更冲一点，一股热气顺着食道滑下去，在胃里暖融融地散开。

“好喝吧？”姑娘笑，“再来一碗。”

第二碗来得比第一碗快。我还没来得及把碗放下，她已经把第三碗递过来了。周围几个妇女围过来，用生硬的普通话喊：“喝！喝！喝！”男人们坐在堂屋里抽烟说笑，时不时朝门口瞥一眼，眼神里带着看热闹的愉悦。

那天天气很好，太阳从东边山头翻过来，把吊脚楼的阴影一寸一寸往西边推。我站在光和暗的交界处，端着第三碗酒，突然觉得这场景有点不真实。三个月前我还在写季度述职报告，逐条逐条地解释为什么本季度的转化率比上季度低了0.7个百分点。而现在我站在一个陌生的苗寨里，被一群我不认识的人灌酒，他们说这叫“九碗”，是祝福。祝福什么呢？祝福新婚的人？还是祝福我这个迷路的过客？

我喝完了第三碗。第四碗来了。

到第五碗的时候我已经站不太稳了。胃里翻涌着甜和辣混合的热流，脑门上有汗沁出来，太阳晒着后脖颈，整个人像一株被浇了热水的植物，蔫蔫地往下塌。姑娘还在笑，露出两颗小虎牙，说阿哥你酒量不行啊，我们寨子里的男娃能喝九碗才过门呢。我摆摆手，说不行了不行了，真的不行了。旁边一个大姐抄着锅铲过来，用苗语对姑娘说了句什么，姑娘这才收了碗，指指堂屋：“进去坐嘛，坐一下就好了。”

我踉跄着进了堂屋，在靠墙的长凳上坐下。屋里光线暗，适应了好几秒才看清里面的情形。正中摆着八仙桌，桌上已经上了几道菜：一盆白切肉，一碟炒腊肉，一碗酸汤鱼，还有几样我叫不出名字的野菜。新郎官穿着靛蓝色的长衫，胸前别着红绸花，正给几个长辈敬酒。看见我进来，冲我点点头，笑得憨厚。

“外地的？”旁边有人递了根烟。

我接过来别在耳朵上，说戒了。那人也不勉强，自己点了，吸一口，吐出一团青白的雾。“第一次来我们寨子？”

“第一次。”

“酒怎么样？”

“……后劲大。”

他嘿嘿笑，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九碗’嘛，九碗下肚，是人是鬼都分不清了。你才喝五碗，不算啥。”

我问：“为什么是九碗？”

“九是最大的数嘛，九九归一，喝了九碗，就是一家人了。新娘进门前要喝，新郎接亲要喝，来的客人都要喝。喝得越多，情分越重。”

他说话的时候，阳光从堂屋敞开的后门照进来，在地上切出一个亮堂堂的梯形。空气里浮着细小的尘埃，在光柱里慢慢旋转。我突然觉得眼眶有点热。可能是酒劲上来了，也可能是别的什么。我在那个梯形光柱里坐了很久，看新郎敬完了一圈酒，看女人们端着菜进进出出，看孩子们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抢掉在地上的花生米。没有人在意一个外地人红着眼眶坐在角落里，他们自顾自地热闹着，这种热闹从他们出生起就存在着，不需要解释，不需要欢迎，也不需要告别。

3.

我是被阿婆的孙子扶回去的。那孩子大约十三四岁，瘦得像根竹竿，胳膊架在我腋下却稳当得很。他叫阿明，在镇上的中学念初二，周末回寨子帮奶奶做事。我半挂在他身上走过寨子里的石板路，午后的太阳已经有点毒了，晒得石板发烫，隔着鞋底都能感觉到。

“你爸爸在城里做什么？”我舌头有点大，但脑子还算清楚。

“修车。”阿明说，“在贵阳。”

“想他吗？”

阿明沉默了一会儿。“还好。他在的时候老打我。”

我酒醒了一半。“打你？”

“我做错事就打，用皮带。”阿明说得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我妈走了以后他就更爱打人。后来出去打工了，一年回来一次，就不怎么打了。”

我不知道该接什么。阿明把我扶到阿婆家的竹椅上，倒了一大碗凉茶放在我手边。“喝了，解酒的。我奶奶泡的，加了很多薄荷。”

我端起碗灌下去，清凉的液体从喉咙一直凉到胃里，果然把那股翻涌的恶心压下去不少。阿明蹲在门槛上看院子里的鸡，一只花母鸡领着几只小鸡在刨食，母鸡刨出什么就咯咯叫着啄碎了喂给小鸡。阿明看得很认真。

“你妈呢？”我问。

“跟人跑了。”他头也不回，“我三岁的时候。我不记得她长什么样了，家里连照片都没有，我爸把所有照片都烧了。”

院子里安静了一会儿。母鸡带着小鸡走远了，阿明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你要是没事干，我带你去看寨子后面的瀑布吧。走路二十分钟，水特别凉。”

我跟着他出了门。酒劲还在，但凉茶压着，走路不再歪歪扭扭。寨子的后山有一条土路，两边种着成片的包谷，叶子在风里哗啦啦地响。穿过包谷地就是一片竹林，竹子又高又密，把天遮得只剩一条缝。阿明走在前头，步子轻快，我踩着满地的落叶和竹箨跟在后面，脚下沙沙地响。

瀑布不大，从十几米高的岩壁上挂下来，在底下冲出一个浅浅的水潭，潭水清得能看见底部的鹅卵石。阿明脱了鞋把脚伸进去，龇牙咧嘴地喊凉。我也脱了鞋，试探着把脚放下去，冰凉的触感从脚底蹿上来，一路蹿到天灵盖，整个人打了个激灵。

“你为什么要来我们寨子？”阿明问。

“来散心。”

“散什么心？”

“大人的事，说了你也不懂。”

阿明撇撇嘴。“我什么不懂？我们班上早恋的好几对，我还帮他们递过情书呢。”

我笑了。水潭边的石头被太阳晒得温温的，我往后仰靠在石壁上，闭上眼睛。水声就在耳边，哗哗地，从高处落下来砸在水面上，又碎成无数细小的水珠溅在脸上。竹林里有鸟在叫，叫一声停一会儿，像在等谁回应。

“其实也没什么，”我说，“就是我丢了工作，不知道接下来干什么。”

“那就再找呗。”阿明说，“我爸在城里修车，他说只要人勤快，饿不死的。”

“你爸……打你，你不恨他？”

阿明盯着水里的脚丫子看了半天。“恨啊。但他是我爸嘛。上次过年他回来，给我买了一双球鞋，安踏的，三百多块钱。他穿的那双鞋底都磨平了还舍不得换。”

我睁开眼。水潭的水面在风里皱起来，阳光碎成一片一片，晃得人眼花。我想到我儿子。我走的那天早上他抱着我的腿，说爸爸你早点回来。我妻子站在门口，头发随便扎着，眼底下是陪儿子熬夜背课文的乌青。临走前她往我背包里塞了两包饼干，说路上饿了吃。饼干是儿子平时吃的那种动物形状的，她买的时候特意挑了我儿子喜欢的熊猫款。

我们之间已经没什么话说了。不是感情不好，是十年婚姻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每天早晚在餐桌边碰面，聊的都是儿子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周末要不要去上补习班，下个月水电费该交了。偶尔想说说工作上的事，看她疲惫的神色又把话咽回去。她在一家私立幼儿园当园长，每天面对几百个孩子和同样数量的焦虑家长，回到家只想安安静静地待着。我们睡在同一张床上，中间隔着半个手臂的距离，有时候半夜醒来，听见她平稳的呼吸，会觉得这个城市里还有一个人跟你共享同一个屋檐，已经是很大的幸运。

4.

我本来只打算在寨子里待一周。拍些照片，写些文案，给朋友的公众号交个差，然后就回城。但一周过去之后我又续了一周。阿婆没问我为什么，只是每天早上继续给我煮酸汤面，下午给我泡凉茶。阿明周末回来带我去寨子各处转，给我讲梯田什么时候放水，讲山上的野果哪种能吃哪种有毒，讲他们学校那个最漂亮的女老师上周调走了，全班男生都很伤心。

有天傍晚我们在寨口的石桥上坐着，看太阳往山后面沉。天边的云烧成橘红色，一层一层铺开，像谁把暖水瓶打翻了，泼了一整片天。寨子里升起炊烟，细细的几缕，淡蓝色，在晚风里慢慢散掉。阿明突然问我：“你觉得我以后能考上大学吗？”

“能啊。”

“可是我英语很差。我们镇上的中学，英语老师自己都念不准音。”

“那你就多听多练，网上有很多资源。”

阿明沉默了一会儿。“我爸想让我初中毕业就去跟他学修车。他说读大学没用，出来也找不到工作，还不如早点学门手艺。”

“你想修车吗？”

“不想。”他踢了一下桥栏上的石狮子，“我想学计算机。我们学校机房有电脑，虽然很破，但是能上网。我跟着视频学过一点点编程，特别有意思。我想写游戏。”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阿婆家客房的木板床上，窗户开着，山里的夜风穿堂而过，带着草木和泥土的味道。隔壁房间传来阿婆均匀的鼾声。我想起十年前我大学刚毕业，揣着一张三流大学的文凭来这座城市，住在城中村十平米的隔间里，每天晚上对着二手笔记本电脑投简历。那时候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只要我够努力，什么都能争取到。后来我争取到了一个工位，争取到了一张工资卡，争取到了一套七十平米的房子的首付，争取到了一个妻子和一个儿子。然后呢？然后我站在公司年会的酒桌上，把积攒了十年的不满喷薄而出，像一个憋了太久的气球终于炸了。

也许不是气球。是阿明说的那种包谷，到了秋天自然要掰下来的。我在那个位置上待太久了，久到忘记了自己还会走。

5.

第二次喝“九碗”是在我准备离开的前两天。寨子里有个老人过八十大寿，大半个寨子的人都聚在他家的晒谷场上。这回我学聪明了，端了碗只抿一小口就转手递给旁边的人。旁边的人接了碗又递回来，说你喝嘛，老人家过寿，喝了长寿。我喝了一口。碗又递回来。再来一口。

后来我数了，那天我喝了七碗。比上次还多两碗。

喝到第六碗的时候我看见了小杨。就是上次第一个给我递酒的那个姑娘，她今天换了件粉红色的对襟衫，领口绣着石榴花，银项圈在脖子上亮闪闪的。她挤过人群端了碗酸汤递给我，说你喝点汤，光喝酒伤胃。我接了汤，她在我旁边的矮凳上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瓜子开始嗑。

“你几时走？”她问。

“后天。”

“这么快？寨子后面还有片枫树林你没去过呢，秋天叶子红了特别好看。”

“现在也不是秋天。”

“那也可以去看啊。绿叶子也好看着呢。”

我说好，明天去。她嗑了一颗瓜子，把壳吐在手心里攒着。“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拍照片的？”

“以前做销售，现在……失业了。”

“失业是啥？”

“就是没工作了。”

“那就不干呗。”她满不在乎地说，“我们寨子里的人也不是天天都有活干。农忙的时候种田，闲了就去镇上打点零工，日子照样过。你那么愁干啥？”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怎么跟她解释城市里的那套逻辑：房贷、车贷、孩子的补习费、老人将来的医药费、三十五岁这道坎、简历上那行“离职原因”怎么写才能让HR不皱眉头。这些事堆在一起，就是一座山，你每天背着走，不觉得沉，放下的时候才发现肩膀早就压弯了。

“你们这里的人，”我斟酌着词句，“活得真轻松。”

“轻松啥呀？”小杨把瓜子壳拍掉，“我哥去年在工地上摔了腿，老板赔了几千块钱就打发回来了，现在走路还一瘸一拐的。我阿妈胃不好，去县城医院看病要坐两个小时的班车，去了还挂不上专家号。我初中毕业就不念了，在镇上的小饭馆端了两年盘子，攒了钱买了个手机，才学会用微信。你说这轻松？”

她说完这些，又掏出一把瓜子来嗑，表情平淡得像在说别人家的事。旁边有个大姐喊她去帮忙端菜，她应了一声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瓜子壳碎屑。“明天去看枫林不？不去我可不等了。”

“去。”

她笑了一下，小虎牙又露出来。“那说定了。早上八点，寨口桥头。”

那天晚上我回阿婆家的时候月亮很亮，照得石板路白花花的。酒劲在胃里慢慢烧着，但不难受，反而有种暖融融的踏实感。阿婆还没睡，坐在灶间就着一盏小灯择明天要炒的青菜，绿叶子在她粗糙的手指间翻飞，黄的摘掉，老的撕掉，嫩的全留下来。我在她对面坐下，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喝酒了？”

“喝了一点。”

“明天还喝不？”

“不喝了。”

她笑起来，脸上的皱纹挤成一朵晒干的菊花。“城里来的娃娃，第一次都这样。多来几次就习惯了。”

“阿婆，”我说，“您去过城里吗？”

“去过。阿明他爸接我去贵阳住了半个月。”她择着菜，头也不抬，“不好。到处都是车，走路要看来来回回的灯，哪像我们寨子，闭着眼睛走都不会绊跤。而且菜不好吃，都是大棚里种的，没味。”

“那您想不想搬去城里跟儿子住？”

“不想。”她把择好的青菜放进竹篮里，动作利索。“我在这里住了六十年，这房子是我公公盖的，这灶台是我婆婆砌的，这些木头都认得我。我走了，它们怎么办？”

夜深了。我回屋躺在床上，听见阿婆在灶间轻轻哼着什么调子，大概是苗语的歌谣，听不懂词，但曲调婉转悠长，像山间的溪水绕了九道弯，最后汇进一片宽宽的水面里。我在那个调子里慢慢睡过去，一夜无梦。

6.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准时出现在寨口桥头。小杨已经等在那里了，背了一个竹篓，篓子里装着几个饭团和两瓶水。她换了双解放鞋，裤腿卷到小腿肚，露出结实的小腿。看见我来，招招手说走了走了，晚了太阳晒得慌。

枫林在山坡背面，穿过一片茶园就到了。茶树一行一行整整齐齐，叶子绿得发黑，几个女人在采茶，动作飞快，手指在茶尖上跳跃。小杨跟她们用苗语打了个招呼，对方回了几句，笑得很响。我问她们说什么，小杨说她们问你是我什么人。

“你怎么说？”

“我说是寨子里的客人，来拍照片的。”她走了两步，又补了一句，“不然她们该误会了。”

枫林果然好看。树都不高，但长得匀称，叶子在早上的光线里绿得透明，边缘镶着浅浅的金色。地上落了去年的枯叶，踩上去软绵绵的。有一条小溪从林子中间穿过，水声叮叮咚咚的。小杨把竹篓放在溪边的大石头上，掏出饭团递给我一个。饭团里包着酸菜和腊肉丁，米饭是紫黑色的，糯糯的，带着烟熏的味道。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小杨边吃边问。

“回城，找工作。”

“找不到呢？”

我咬了一口饭团，酸菜的咸和腊肉的香在嘴里混在一起。“那就再找。”

“那你之前那么愁干什么？”她歪着头看我，“找得到就做，找不到就做别的。你们城里人总是把一件事想得跟天塌了一样。”

“不是一件事，”我说，“是好多件事堆在一起。房子、孩子、老婆、爹娘，每一样都要你兜着。”

“那就兜着呗。”她啃着饭团，腮帮子鼓鼓的，“我们寨子里谁家不是一堆事？我阿妈胃病要治，我哥的腿要养，我弟弟明年要上高中了，学杂费还不知道在哪。我每天早上起来，该喂鸡喂鸡，该下地下地，事一件一件做嘛。你做不完的，愁也没用。”

阳光从枫叶的缝隙里漏下来，碎碎地洒在溪水上，亮晶晶的。我坐在大石头上，把小杨的话翻来覆去嚼了几遍。事一件一件做。做不完的，愁也没用。好像确实是这样。三个月前我觉得天塌了，现在天还在头顶上，蓝得不像话。

“小杨，”我说，“你有没有想过离开寨子？”

“想过啊。”她把最后一口饭团塞进嘴里，“等弟弟考上大学我就去城里打工。但不是去贵阳，我想去广州，我有个表姐在那边的电子厂，说一个月能挣四五千。攒够了钱我就回来，把寨子里的老房子翻修一下，开个小卖部。”

“不留在城里？”

她摇摇头。“城里的房子太贵了，买不起。而且我阿妈肯定不习惯，她连电梯都不敢坐。我就在寨子里待着，反正现在有手机，想看什么都能看。等以后通了高铁，去广州也快。”

她说这些的时候眼睛亮亮的，是真的在打算，不是随便说说。我掏出相机给她拍了一张，她正蹲在溪边洗手，阳光把她的侧脸勾出一道金边。快门响了一声，她抬头看过来，冲我做了个鬼脸。

“别拍我，拍树。”

我拍树。拍枫林的绿，拍溪水的亮，拍山风从树梢吹过的形状。镜头里的一切都安静而饱满，每一片叶子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一道光都有它该去的地方。我突然有点不想走了。但我得走。儿子下周过生日，我答应给他带礼物回去。

7.

回寨子的路上碰到了阿明。他今天没去上学，周末在家里帮阿婆劈柴。看见我和小杨一起回来，眼神闪了闪，低头继续抡斧头。小杨跟他打了个招呼就走了，说家里还有猪要喂。

我蹲在阿明旁边看他劈柴。一块圆木立在地上，斧头下去，“咔”一声脆响，木头从中间裂开，分成两半，露出新鲜的、浅黄色的截面。空气里弥漫着木头的清香。

“阿明，”我说，“你想学编程的事，我回去帮你看看，有没有什么网上的课是免费的。你不是说学校机房能上网吗？”

他停下斧头，抬头看我。“真的？”

“真的。我有个朋友就是做程序员的，我问问他有没有什么给初学者看的资料。”

他垂下眼睛，脚尖蹭着地上的木屑。“我爸……不让我学。”

“你先学。等你学出点成绩了，再给你爸看。”

“万一他打我怎么办？”

“他不会的，”我说，“你爸在城里修车修了那么多年，他见过世面。他知道读书有用。他只是怕你读了书也找不到好工作，还不如早点学门手艺稳妥。但你如果真能把编程学好，他不会拦你的。”

阿明没说话，又劈了一根柴。“咔”的一声，木头应声而裂。他蹲下去把劈好的柴码整齐，背影瘦瘦的，后颈上有一道浅浅的白痕，大概是上次被皮带抽的。

晚上吃完饭，阿婆在灶间洗碗，我坐在门槛上看星星。寨子没有路灯，天一黑就全黑了，只有家家户户窗户里透出的暖黄色灯光，像撒了一地的碎金子。头顶的星星多得吓人，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城里的夜空最多能数出几十颗，这里几千几万颗都打不住。银河横亘在天上，白蒙蒙一道，看得人心里又空又满。

阿婆洗完碗出来，在我旁边坐下。她身上有洗洁精的味道和柴火灶的余温。她指着天上一颗特别亮的星，用生硬的普通话说：“那颗，我们叫‘阿婆星’。晚上看见它，就知道第二天是好天气。”

“有阿公星吗？”

她笑了。“有。旁边那颗，暗一点的，就是阿公星。它们挨在一起，分不开的。”

我仰头看着那两颗星，一明一暗，确实挨得很近。阿婆又说：“我阿公走了二十年了。他走的那天晚上，天上就这两颗星特别亮。我跟自己说，他没走远，就在天上看着我呢。”

她的声音很平，像在说今天菜市上的萝卜多少钱一斤。但我的喉咙一下子紧得说不出话来。我想到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我还在上大学，家里人怕影响我考试，瞒了我一个月。等我寒假回去，爷爷的坟头草都长出来了。我在坟前跪了一下午，哭不出来，就盯着墓碑上的照片看。照片是他六十岁那年拍的，穿着白衬衫，笑得很拘谨。我爷爷是个木匠，做了一辈子板凳桌子，走的时候柜子里还攒着几块上好的樟木，说等我结婚的时候给我打张新床。

后来我结婚的时候买了商场里的席梦思。那几块樟木不知道被谁处理掉了。

8.

走的那天早上下了点小雨。阿婆执意要送我到寨口，我拦不住。她打着把黑布伞，伞面上破了个小洞，雨水从洞里漏下来，打在她肩膀上，她浑然不觉。阿明也来了，背着书包要去镇上坐车回学校。他塞给我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条，说是他的QQ号，让我加了之后把编程的资料发给他。

“你别忘了啊。”他说。

“忘不了。”

小杨没来送。阿婆说她去镇上买菜了。但我在桥头等车的时候，远远看见一个穿粉红色对襟衫的人影在寨子后面的坡上站着，隔得太远，看不真切。车来了，是一辆灰扑扑的面包车，司机探出头来喊“走了走了，到县城十五块”。我上了车，从后窗往回看，阿婆的伞还立在雨里，越来越小，最后成了一个黑点。

到县城转大巴，到市里转高铁，傍晚的时候我已经坐在了回家的地铁上。车厢里挤满了下班的人，每个人脸上都写着疲惫和麻木，低头刷着手机。我靠在车门旁边，看着窗外的隧道壁飞速后退，灯光连成一条模糊的线。背包里装着阿婆塞给我的几块糍粑，还有小杨在枫林里给我摘的一把野果子，路上颠簸，果子已经有些烂了。

到家的时候快九点了。我用钥匙开门，客厅的灯亮着，妻子在沙发上辅导儿子背古诗。儿子看见我，扔了书跑过来抱住我的腿，仰着脸喊爸爸爸爸你回来了。我蹲下去抱住他，闻到他还带着奶香的气味——其实早该没了，但他从小用惯了一个牌子的沐浴露，那个味道一直留在他身上。

妻子站起来，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风尘仆仆的行李。“吃饭了吗？”

“没。”

她去厨房给我热饭，我听见灶火打开的声音，锅铲碰着锅沿的声音，水龙头打开又关上。儿子挂在我脖子上不肯下来，叽叽喳喳地问我山里面有没有猴子，有没有大老虎，有没有住着神仙。我说有猴子，有大老虎，神仙没看见，但看见了一颗阿婆星，亮得很。

吃完饭，儿子去洗澡了。我坐在餐桌边，妻子在收拾碗筷。她背对着我，肩膀微微塌着，是累了一天的样子。三个月前我走的时候，她还是一副“你爱去哪去哪”的冷淡。三个月过去，她瘦了一点，颧骨显得比以前高。

“工作找得怎么样？”她问，声音平静。

“还没找。明天开始投简历。”

“嗯。”

她把碗放进水池，开了水龙头冲。水声哗哗的。我走过去，从后面抱住她。她的身体僵了一下，然后慢慢软下来。我们就这样站着，没说话。水龙头还开着，水漫过碗沿溢出来，她伸手关掉了。

“山里怎么样？”她问。

“挺好的。有个寨子的酒特别厉害，叫‘九碗’，喝了就成一家人了。”

她转过身来看我。“你喝了几碗？”

“加一块儿，十二碗。”

“你以前半瓶啤酒就上脸。”

“练出来了。”

她笑了一下。我很久没见她笑了。那笑意浅浅的，从嘴角开始，慢慢漾到眼睛里。我低头吻了她的额头，她的皮肤上有洗洁精的味道和一点点油烟味，跟阿婆身上柴火灶的味道有点像，又不太一样。但都是家的味道。

9.

后来我找了份新工作，在一家做农产品电商的公司当运营经理，工资只有以前的一半，但不用再对着冷冰冰的KPI发愁。公司卖的都是各地乡村的特产，我负责对接贵州那边的几个寨子，隔三差五能往山里跑一趟。阿婆家的酸汤面我后来又吃了好几次，每次回去阿婆都念叨我瘦了，要多吃点。

阿明加了我的QQ，我把朋友给的编程入门资料打包发了过去。过了两个月，他发来一段代码，说是自己写的一个小游戏，贪吃蛇，在DOS窗口里跑的。我打开运行了一下，蛇跑得磕磕绊绊，吃到食物的时候还会闪一下。我回他说很不错，继续加油。他回了个呲牙笑的表情。

小杨真的去了广州。她在电子厂干了半年，攒了点钱，给阿妈买了个足浴盆寄回去。她在朋友圈发照片，穿着厂服站在流水线旁边，比在寨子里白了一些，但精神头还是那么足。她说攒够钱就回去开小卖部，还说要进那种城里娃爱喝的奶茶粉，在寨子里卖奶茶。我评论说等你开业我去捧场。她回：那你可得把之前欠的“九碗”补上。

我偶尔会想起在寨子里那个喝多了酒的下午，阳光从后门照进来，在地上切出一个亮堂堂的梯形。尘埃在光里旋转，人们在我身边忙忙碌碌，没有人催促我做什么。那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唯一一个觉得“可以不用着急”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终于明白有些事急不来，有些路绕一点反而能看见更好的风景。

儿子生日那天我送了他一个芦笙，从寨子里带回来的，竹管上刻着细密的花纹，吹起来呜呜的，像山风穿过竹林。他爱不释手，天天在家里吹，吹得左邻右舍来敲门。妻子说你再惯着他，整栋楼都要投诉了。我说没事，让他吹，长大了就不一定喜欢了。

晚上睡觉前儿子缠着我讲寨子的故事。我给他讲阿婆和阿公星，讲九碗酒的规矩，讲阿明用学校破电脑写贪吃蛇。他听得眼睛亮晶晶的，说爸爸我以后也要去山里。我说好，等你放假了就带你去。

他睡着了。我关了灯，走回客厅。妻子在阳台上晾衣服，月光照在她身上，轮廓柔和。我走过去帮她递衣架，她接过去的时候手指碰到了我的手指。温的。

“老公，”她说，“你有没有觉得，你变了一点。”

“哪变了？”

“说不上来。”她把最后一件T恤撑上衣架，抖了抖，“就是……不那么绷着了。”

我想了想。“可能是喝了酒的关系。”

“什么酒？”

“苗寨的‘九碗’。喝了就是一家人那种。”

她笑了一声，把晾衣杆举起来挂到天花板的钩子上。月光在她仰起的脸上停了一瞬，像阿婆说的那种好天气的光。

很多年以后我还会记得那个苗寨的清晨，雾气从梯田上慢慢散开，鸡在石板路上跑，阿婆在灶间煮面，荷包蛋的焦香从厨房飘出来。那时候我站在人生一条看不见的岔路口上，前面是雾，后面也是雾。然后有人端了一碗酒过来，说喝吧，喝了就是一家人了。

我喝了。然后我往前走，雾慢慢散开，路就出来了。

我后来常想，如果不是那十二碗酒把我整个人从里到外泡了一遍，我大概不会在第二年春天做出那个决定。但酒就是酒，喝下去的时候只觉得辣，等那股劲慢慢从骨头缝里渗出来，你才知道它把你的哪根筋给泡软了。

决定其实很简单：我想把阿明接到城里来读书。

那天晚上我跟妻子说这事的时候，她正在给儿子织一件毛衣。儿子长得快，去年的秋衣已经短了一截手腕，她买了毛线自己打，说外面的成衣穿不了两季就起球。她听了我的话，手里的针停了一瞬。

"谁？"

"阿婆的孙子，就我跟你提过的那个，想学编程的男孩。"

"他爸同意吗？"

"还没跟他说。先问问你的意思。"

妻子把针线搁在膝盖上，认真地看了我一眼。我们结婚十二年，她太了解我什么时候是随便说说，什么时候是当真。那一眼看完她就知道，我是真的在盘算。

"我们家就两间卧室，儿子一间我们一间，他来了住哪？"

"客厅可以隔个小间，我跟儿子睡，他那间让给阿明住。"

"你儿子半夜要喝水要上厕所，都是你起夜？"

"我起。"

"你早上六点半出门上班。"

"那就早点起。"

她沉默了一会儿，把毛衣举起来对着灯看了看针脚是否匀称。"你跟阿明他爸通过气了再说吧。人家把儿子托付给你，不是一件小事。"

我没有立刻联系阿明的父亲。先给阿明打了个电话，用的是我妻子的手机，因为我的号在寨子里信号总是不太好。阿明那边背景音嘈杂，应该是课间，操场上有人在喊叫。

"我这边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我说。

"什么事？"

"你愿不愿意来城里读书？我可以帮你联系学校，你住在我家。"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然后阿明的声音闷闷的："我爸不会答应的。"

"你先说你想不想来。"

又是几秒钟的空白。操场上那个喊叫的声音渐渐远了，大概是上课铃响了。阿明压低了嗓子说："我想来。但是……我奶奶。"

"阿婆那边我去说。你先跟你爸提一下，就说有个朋友愿意帮忙，看他什么意思。"

"他肯定骂我。"

"骂就骂。你先探探口风。"

挂了电话我靠在阳台上发了一会儿呆。城市的三月还是冷的，风从楼与楼的缝隙里灌进来，带着街道上潮湿的汽车尾气。我想起阿婆家灶间那盏小灯，暖黄色，照亮她择菜的粗糙手指。如果阿明来了城里，阿婆就是一个人了。虽然她习惯了一个人生活，但她习惯的是阿明每个周末回来的那种一个人。如果阿明连周末也不回去了，她灶间那盏灯会不会显得太亮？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妻子已经睡了，侧身朝着窗户，呼吸均匀。月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一条白线，正好落在她后颈上。我伸手把她滑到肩膀下面的被子拉上去盖好，她动了动，嘴里含糊地嘟囔了一句什么，又沉沉睡去。

妻子的态度比我想象中平静。她第二天早上煮粥的时候主动提起这件事，问我打算怎么安排学校。我说托了以前公司的同事打听，郊区的公立中学可以办借读，但要交借读费。她问多少钱，我说大概一年两三千。她说那就交，反正你以前喝酒应酬的钱比这多。

"你同意？"我端着粥碗有点愣。

"你都想好了，我不同意有用吗？"她把咸菜碟推过来，"再说那孩子也不容易。但你跟人家爸说的时候态度好点，别搞得像你在施舍。"

我出发去贵州的前一天晚上，儿子问我是不是要去山里接那个会写贪吃蛇的哥哥来我们家。我说是去商量，不一定能接回来。儿子说那哥哥来了能教我写游戏吗？我说能。儿子高兴地在床上翻了个跟头，脑袋差点磕到床头柜。妻子进来骂了一句，让他赶紧睡觉。

2.

再见到阿婆的时候是清明前后。寨子里的雨比城里多，细蒙蒙的，落在石板路上悄无声息。阿婆还是坐在灶间择菜，看见我进来，眯着眼睛辨认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又来了。这次住几天？"

"住两天，阿婆。有件事想跟您商量。"

我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阿婆听着，手里的青菜一把一把择好放进竹篮，动作比上次慢了一些。我说完的时候，她已经把一整把青菜都择完了，正低头把最后几根黄叶子揪下来。

"阿明他爸……你怎么说动他？"

"我先去跟他说。他要是同意，就办手续。他要是不同意，我再想办法。"

阿婆把择好的菜端起来放进水盆里，搓洗了两遍，沥了水，放在案板上准备切。菜刀落下的时候发出有节奏的"当当"声，像在敲一面很小的鼓。她切完了半把青菜才开口。

"他爸那个人，犟。以前我劝他别打阿明，他不听。后来去城里打工了，回来倒是好了一些，但脾气还是那个脾气。你去跟他说，他肯定觉得你看不起他。"

"阿婆，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知道你没那个意思。"她把切好的青菜收进碗里，"但他爸不知道。你在城里待久了，说话跟我们就不是一个路数。你得让他觉得，这事是他拿主意，不是你替他拿主意。"

我在阿婆家住了两夜。第一夜雨没停，打在吊脚楼的木板屋顶上，密密匝匝的，像无数粒黄豆在跳。我躺在那张熟悉的木板床上，想起上次来的时候阿明就睡在隔壁，半夜起来上厕所会踮着脚走路，怕吵醒我。现在那间房空着，阿婆把阿明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上面，枕头底下压着一本翻卷了边的旧课本。

第二天天晴了。阿婆煮了一锅腊肉糯米饭，让我带在路上吃。她把饭用粽叶包好，扎上棕绳，一个一个小枕头似的码在我的背包里。临走的时候她从柜子深处摸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对银手镯，花纹繁密，看得出有些年头了。

"这是阿明他妈当年留下的。你拿给阿明，让他留着。以后想他妈了，看看这个。"

我接过来，手镯沉甸甸的，在早上的光线里泛着柔润的银光。我小心地收进背包内层，拉好拉链。阿婆站在门槛上送我，这次没打伞，太阳出来了，照在她青黑色的头巾上，让她整个人都亮了一个色号。

"阿婆，"我走出去几步又回头，"您一个人……"

"我一个人几十年了。"她摆摆手，"你走吧，路远。"

3.

阿明的父亲在贵阳南边一个城中村的汽修店里。我按照阿明给的地址找过去，穿过一条窄巷子，两边是密密麻麻的出租屋，晾衣绳横七竖八搭在头顶，滴着刚洗完的衣服。汽修店的招牌是一块铁皮，红油漆写了"老杨汽修"四个字，风吹日晒掉了一半漆。

老杨正在修一辆面包车的底盘，整个人仰躺在滑板上滑进车底，只露出两条腿。我在店门口站了一会儿，旁边一个学徒模样的少年喊了声"杨叔有人找"。他从车底滑出来，手上全是黑乎乎的机油，拿一块脏得看不出底色的抹布擦了擦手，打量着我。

"你是？"

我自报了家门，说我是阿明奶奶家那个借宿的客人，这次来是有件事想跟您商量。

老杨四十出头的年纪，脸瘦，颧骨高，眼窝深陷，一看就是长年累月缺觉的人。他听完我说的话，没有立刻回答，又滑回车底继续拧螺丝。我站在一边等着，巷子里有人骑电动车过去，喇叭按得又长又响。修车铺门口蹲着一只瘦猫，眯着眼睛晒太阳，对周遭的一切漠不关心。

过了大约十分钟，老杨从车底出来了，躺在地上把工具举到眼前看了看，才坐起来。

"你说你让阿明去你家住？"

"住我家，在我那边读中学。他成绩不错，在镇上可惜了。"

"花多少钱？"

"借读费我来出，生活费不用您操心。"

老杨把抹布扔在工具箱上，摸出一盒皱巴巴的烟，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大口才开口。"你是做啥的？为啥要对我儿子好？"

我料到他会这么问。换作我是他，一个陌生男人跑来说要把我儿子接走，我也要问个明白。

"我在阿婆家住过几次，跟阿明熟。他有天份，爱学计算机，学校里条件跟不上。我正好有条件，能帮一把。"

"你老婆知道这事？"

"知道。她同意。"

老杨又吸了一口烟，喷出来的烟雾在他面前散开，遮住了半张脸。那只瘦猫跳到他脚边蹭了蹭，他用鞋尖轻轻拨开。

"你知道我为啥打他吗？"他突然问。

我没说话。他说下去："他妈走的时候他才三岁，站都站不稳，哭着要妈妈，哭了一个月。我那时候在工地上扛水泥，一包一百斤，一天扛两百包，晚上回来还要听他哭。我跟他讲，你妈不要我们了，以后就咱爷俩。他听不懂，还是哭。我哄不住，就打了。后来打顺了手，一着急就动手。"

他的声音很平，像在报修车清单。"去年过年回去，我看他长高了，瘦，低着头不怎么说话。我问他学校怎么样，他说还行。我问他有没有被同学欺负，他说没有。我就想，这孩子跟我没什么话说了。"

烟烧到了烟屁股，他摁灭在水泥地上，手指被烫了一下也没缩回去。"你要接他去，行。但咱得说好，他要是给你惹麻烦，你送回来。他要是想回来，你也别拦。"

"行。"

"还有，"他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别让他学他妈。我跟他妈是在厂里认识的，她嫌我穷，嫌我没本事，孩子三岁就跟一个卖服装的跑了。你跟阿明说，男人要有本事，但不能有了本事就忘了根。"

我点了头。老杨没再说什么，又滑回车底去了。那只瘦猫重新蹲回原来的位置眯起眼。我走出巷子的时候太阳正烈，空气中飘着机油和炒菜混在一起的怪味。路边一个卖烤红薯的老人推着三轮车过去，吆喝声拖得老长。

4.

阿明来的那天是五月。学校那边的手续办得比我预想中顺利，郊区那所中学的校长是我以前客户的亲戚，看在我的面子上免了半年的借读费。我跟儿子挤了一个星期，把书房腾出来布置成阿明的房间。妻子去家具城挑了一张单人床，一个书桌，还买了一盏护眼台灯。儿子吵着要帮忙刷墙，结果把白漆刷到了地板上，气得妻子举着抹布追了他半个客厅。

阿明从贵阳坐高铁过来，我去车站接他。他从出站口走出来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来，穿着一件崭新的白色T恤，背着一个半旧的双肩包，头发剪短了，露出清瘦的脸。看见我，快步走过来，喊了一声"叔"。声音还是闷闷的，但眼睛里有一层薄薄的亮光。

回家的地铁上他一直扭头看窗外，隧道壁上的广告灯箱一个接一个划过，他眼睛都不眨。我说以后天天坐你就习惯了，他说县城里没有地铁，镇上的公交一个小时才一班。我问他要不要给他爸打个电话报平安，他说上了车已经打过了。

到家门口的时候儿子已经趴在猫眼上往外看了半天，门一开就扑出来，仰着脑袋打量阿明。阿明比他高一个头，低头看着他。两个人像两只互相试探的小动物，停顿了几秒。

"你会写贪吃蛇？"儿子问。

"会。"

"能教我吗？"

"能。"

儿子一把拉住阿明的手往屋里拖。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们的背影，妻子从厨房探出头来，围着围裙，手里还攥着锅铲。她冲我笑了笑，那个笑里有种"你看，就这样了"的意味。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儿子把自己碗里的鸡腿夹给阿明。妻子瞪了他一眼，阿明把鸡腿夹回去，说"你吃，我够"，两个人推了两个来回。最后是我把鸡腿一分为二，一人一半，两个小的才消停。妻子给阿明盛了第二碗汤，他接过去的时候小声说了句谢谢阿姨。妻子说多吃点，长个子。

阿明在我们家安顿下来之后，日子比我想象中平静。他话不多，除了吃饭基本都在书房里对着电脑，键盘敲得噼啪响。我从朋友那里给他找了几套系统性的教程，他像一块干透了的海绵，每天往里面吸水，晚上我下班回来问他今天学了什么，他能给我讲上半节课的内容。

但平静之下有些东西在慢慢松动。有天半夜我起来上厕所，看见书房的门缝底下还透着光。我推门进去，阿明趴在桌上睡着了，电脑屏幕还亮着，上面是一段写到一半的代码。我轻轻把他推醒，让他上床睡，他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揉着眼睛爬上床。

"叔，"他爬到一半突然说，"我想我奶奶了。"

"周末带你回去看她。"

"不是，"他把被子拉到下巴，"就是有时候半夜醒了，觉得这个房间不是我的。我奶奶睡觉打呼噜，以前在家隔着一堵墙都听得见。现在太安静了。"

我坐在他床边，不知道说什么。他来城里快两个月了，第一次跟我说想家。这城市对他来说太大了，地铁线路图像一团乱麻，学校的同学说着他听不太懂的本地口音，课堂上老师讲的东西比镇上的进度快了半本书。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赶公交，晚上回来吃了饭就钻进书房，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忙。

"过阵子就习惯了。"我说。

"嗯。"他翻了个身，背对着我，"叔，你别跟我爸说我想家。"

"不说。"

我关灯出去，轻轻带上房门。客厅里妻子还在改儿子的作业本，红笔在纸上划拉的沙沙声在夜里格外清晰。我坐过去，把头靠在沙发靠背上。

"怎么了？"她问。

"没什么。在想当初是不是太想当然了。"

她把红笔放下，揉了揉手腕。"这才哪到哪。你当初从城中村搬到这套房子，不也适应了半年？慢慢来。"

"你不嫌麻烦？"

"嫌。"她笑了一下，"嫌就不做了？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做事之前瞻前顾后，做了之后又反复琢磨。你当初跟我求婚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

"那没有，我求婚的时候很坚决。"

"是吗？那我怎么记得你那天喝多了，跪下去的时候差点摔了一跤，戒指盒子掉地上滚到了沙发底下，找了半天才摸出来。"

我老脸一红，闭嘴了。她轻笑着拿起红笔继续改作业，头顶的吸顶灯把她的一小缕白发照得分明。我盯着那一缕白看了很久，白得坦坦荡荡，不像以前她还会去理发店盖一盖。

5.

阿明第一次月考成绩出来那天，他放学回来脸色不太对。我问他怎么样，他把成绩单往桌上一拍，全科加起来不到四百分。数学勉强及格，英语五十多分，语文刚过及格线。

"镇上学校的进度跟这边不一样，"他说，"前面好多东西我没学过。"

我看了成绩单，也看了他攥紧的拳头。晚上妻子做了他爱吃的糖醋排骨，他扒了两口饭就不吃了，回书房关了门。儿子偷偷拿筷子戳了一块排骨塞进嘴里，被他妈拍了一下手背。

"你去看看他。"妻子说。

我端了一碗汤敲书房的门。阿明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英语课本，但眼睛盯着窗外出神。窗外是一栋挨一栋的居民楼，很多窗户亮着灯，像一片倒悬的星空。我把汤放在桌上，坐在他旁边。

"叔，"他说，"我是不是不行？"

"你才来两个月。"

"别人学了两年的东西，我两个月怎么可能补得上。"

"补不上就慢慢补。又不是只有一次考试。"

他把脸埋进手臂里，声音闷闷的。"我爸要是知道我考这个分数，肯定说我根本不是读书的料。"

"你爸现在不知道。他下次问起来，我就说你进步很大，老师都夸你。"

阿明从手臂里抬起头，眼角有点红。"你骗他。"

"善意的骗。等你下次考好了，我就不是骗了。"

他端起汤喝了一口，又一口，喝完了一整碗。我把碗收走的时候，他在后面说了一句："叔，谢谢你。"

"谢什么，汤是你阿姨熬的。"

"不是汤。"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他已经翻开英语课本在背单词了，后颈上那道浅浅的白痕在台灯下还是很明显。我走出去，轻轻带上门。

那之后阿明开始拼命追进度。他把闹钟调到五点半，每天多背一个小时的英语单词。妻子发现他早餐吃得太急，怕他胃不舒服，每天提前起来给他煮粥，粥里放红枣和桂圆，说是补脑的。儿子也受了影响，吵着要跟阿明一样早起，结果坚持了三天就放弃了，每天被妈妈从被窝里揪出来的时候都闭着眼睛喊"我再睡一分钟"。

第二个月月考，阿明的总分提高了五十多分。英语还是拖后腿，但数学冲进了班级前二十。他把成绩单拍在桌上的时候，脸上难得露出一点笑。我拍了他的肩膀说继续加油。妻子当晚做了顿大餐，连儿子都分到了一杯果汁，高兴得在椅子上转圈。

那天晚上我加班回来晚了，大概十点多才到家。客厅的灯关着，阿明的书房门缝底下透出一条光。我走过去想催他睡觉，刚要敲门，听见里面有人在说话。

是阿明在用手机跟他奶奶视频。声音开得外放，阿婆的大嗓门从手机里传出来，讲的苗语我听不太懂，但能听出她在笑。阿明也用苗语回着，说着说着就笑起来，那笑声很轻，像山涧里的一小股泉水，哗啦一下就过去了。

我没有敲门，退回自己房间。妻子已经睡了，侧身朝里，我轻手轻脚地脱了衣服躺下。黑暗中她的声音突然响起来："阿明睡了？"

"还没，跟他奶奶视频。"

"那孩子想家了。"

"嗯。"

她翻了个身面对我，黑暗中看不清她的表情，但她的呼吸离我很近。"你下个月要不要带他回去一趟？趁暑假。"

"他爸那边……"

"他爸怎么了？你把人家的儿子接过来了，就不让人家父子见面了？"

我想了想。"你说得对。"

"还有，"她又翻了个身，"你儿子昨天跟我说，暑假想去山里捉萤火虫。你问问阿明，他老家有没有萤火虫。"

6.

七月我们回了趟寨子。还是坐高铁转大巴转面包车，但这次是四个人。儿子一路上趴在车窗上往外看，每过一个隧道就惊呼一声，从隧道里出来看见山就拍手。妻子坐我旁边，手机里存着还没回完的工作消息，但她也放下了，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飞驰的田野。

阿明一路很安静。但他安静的方式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把自己缩起来的那种安静，这次是身体朝前倾着，像一根绷紧的弦，等着到站的那一刻松开。

寨子还是那个寨子。吊脚楼、石板路、梯田、炊烟。阿婆站在门口等我们，还是那件蓝布褂子，头巾扎得齐齐整整。儿子下车就跑过去喊阿婆，阿婆蹲下来搂着他，脸上的皱纹挤成一朵晒得更干的菊花。阿明走在最后，慢吞吞地挪到门口，叫了一声"奶奶"。阿婆站起来，伸手摸了摸他的脸，就摸了一下，然后转身说"进屋吃饭，饭好了"。

那天晚上的饭是我在寨子里吃过最丰盛的一次。阿婆杀了一只鸡，炖了一大锅，又炒了腊肉、蕨菜、酸汤鱼，摆了满满一桌子。儿子第一次吃糯米饭，手抓得满脸都是饭粒。妻子在一旁又气又笑地给他擦脸。阿明坐在阿婆旁边，阿婆一直往他碗里夹菜，碗里堆得冒了尖。

吃完饭天已经黑透了。阿婆在灶间洗碗，儿子缠着阿明问萤火虫在哪里看，阿明说寨子后面的包谷地里就有。两个人拿了手电筒往外跑，妻子在后面喊"别走远了"。我在灶间门口站着，看着阿婆佝偻的背影在水汽里晃。

"阿婆，"我说，"阿明在城里挺好的，成绩在往上走。"

阿婆把洗好的碗摞起来。"他瘦了。"

"长个儿呢，瘦正常。"

"他爸打电话来问过，说阿明有没有想家。"

"您怎么说的？"

"我说想是想，但孩子总要往外走的。"她把最后一个碗擦干放进柜子里，转过身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你们城里人不是常说么，树挪死人挪活。"

我笑了。"阿婆您还会说这个。"

"电视里学的。"她走到门口仰头看天。我也跟着仰头，满天的星星扑面而来，比上次来时看到的还要密。银河横亘头顶，像一条发光的河流缓缓流淌。

"阿婆星还在。"我说。

"在。一直都在。"她指给我看，"旁边那颗也亮着。你看，分不开的。"

儿子和阿明回来了，在包谷地里没捉到萤火虫，但儿子用矿泉水瓶装了一瓶子的星星——其实是满天的星光映在水瓶的透明壁上，他举着喊"我抓到了我抓到了"。阿明跟在他后面，脸上带着那种很淡很淡的笑。妻子从屋里拿了条薄毯出来，把儿子裹进去抱起来，儿子手里的水瓶晃了晃，里面的星光碎了一片。

那晚我和阿明睡在阿婆家客房的上下铺上。阿明睡上铺，我睡下铺。木板床硬邦邦的，但我睡得很沉。半夜隐约听见上铺有轻微的动静，是阿明在翻身，翻了两下安静了。然后我听见他很小声地说了一句话，用苗语说的，我听不懂，但那个语气像在叫谁。

第二天一早我们去了镇上的汽车站。老杨在汽修店门口等着，穿着干净的蓝衬衫，头发也理过了，比上次见面精神了些。阿明走过去，父子俩面对面站了几秒，然后老杨伸手拍了拍阿明的肩膀，拍了两下，收回去了。

"成绩单呢？"老杨问。

阿明从包里掏出月考的成绩单递过去。老杨摊开看了半天，他识字不多，但分数还是认得的。看完他把成绩单折好还给阿明，说了一句"还行"。阿明嗯了一声。

我站在几步之外没上前。老杨抬头看了我一眼，冲我点了点头。那个点头的意思我知道，是"交给你了"。

回去的车上午十点发。阿明上车的时候老杨还站在店门口，太阳把他的人影缩成小小一团。车开动的时候阿明靠窗坐着，没有回头看，但我知道他能从车窗玻璃的反光里看见他爸。他一直看到那个小小的影子拐过街角看不见了才转过头。

车上妻子靠着我的肩膀睡着了，儿子趴在我膝盖上打盹，阿明坐在过道另一边，耳朵里塞着耳机听英语。山间的风从开着的窗缝里灌进来，带着草木被太阳晒透的气味。

我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路还长，车在走。

7.

日子像山里那条溪水一样往前淌，不起眼地淌着，等你回头才觉得已经走了很远。阿明在我们家住了整整一年之后，整个人拔高了一截，瘦条条的站在那儿，后颈那道白痕还在，但颜色淡了许多，大概是不再挨打的缘故。他的英语从五十多分爬到了七十多分，数学进了班级前十，还代表学校参加了一次区里的编程比赛，拿了个三等奖。奖状拿回来那天，儿子比他还要高兴，举着奖状在客厅里跑了一圈又一圈，嘴里喊着"我哥得奖了我哥得奖了"。

妻子把奖状贴在客厅的墙上，旁边是儿子的各种画作和一排小红花。那张奖状在一堆歪歪扭扭的儿童画中间显得格外正式，又格外合适。阿明每次从那张墙前面经过，都会偏过头看一眼，不说什么，就是看一眼。

儿子的暑假又到了，今年不用再缠着我讲山里的故事，因为阿明就在隔壁，随时可以给他讲。阿明教他用电脑画简单的图形，儿子画了一堆歪七扭八的圆圈和方块，自称那是城堡。阿明很有耐心，每次儿子喊"哥哥你看"他就凑过去，认真地看那些涂鸦，然后说"挺好的，这里再加个窗户更好看"。

有天傍晚我下班回来，客厅里只有妻子一个人在叠衣服。我问儿子和阿明呢，妻子朝书房努努嘴。我推门进去，两个小的都趴在桌上，屏幕上是儿子刚画完的一幅画——歪歪扭扭的吊脚楼，前面站着三个人，一大两小，画得很丑但能认出来是谁。儿子指着屏幕说"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是我"，然后画了个箭头指向旁边一个火柴人，"这是哥哥"。

阿明在给那幅画上色，把吊脚楼的木墙涂成深褐色，房顶涂成灰色。他用鼠标很仔细地描边，每一笔都像在描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儿子趴在他胳膊旁边看着，两个人都不说话，房间里只有鼠标点击的哒哒声。

我退出来，轻轻把门虚掩上。妻子已经把衣服叠完了，抱着站起来往衣柜里放。她从书房门口经过的时候往里看了一眼，嘴角翘了翘，没出声。

那个周末我带阿明去了趟图书馆。他借了三本编程相关的书，厚墩墩的，拿在手里沉得很。回来的地铁上他翻着其中一本，车厢晃荡，他看得入神。旁边有个老太太凑过来看了看封面的字，转头对旁边的人小声说"这孩子多好学"。阿明耳朵红了，但眼睛没离开书页。

下了地铁走回家那段路上，阿明突然开口："叔，我明年想考个好高中。"

"那就考。"

"要是考上了，还能住你们家吗？"

我站住了。他也站住了，抱着那三本书，眼睛看着脚下的人行道砖缝。

"你这说的什么话，"我说，"你住到大学毕业都行。"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太阳快下山了，光线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的嘴角动了动，像是在憋什么东西，憋了半天只说出一个字："嗯。"

那个"嗯"很轻，但我听懂了。就像阿婆说的那种糯米酒，初喝只觉得甜，后来那股劲才慢慢往上泛。

8.

八月的时候老杨来了一趟城里。他在电话里说想看看阿明，顺便给阿明送点东西。我告诉他地址，他去的那天早上阿明起得比平时还早，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被子叠得方方正正，书桌上的课本码得整整齐齐。儿子难得没赖床，自己穿好了衣服坐在沙发上等着，说"哥哥的爸爸要来我们家了，我要有礼貌"。

老杨来的时候拎了两个塑料袋，一个装着腊肉和干笋，另一个装着一双新球鞋。他站在门口有点拘束，往里面看了看，看见阿明站在客厅里，父子俩又对上眼了。这回老杨先开口："瘦了。"阿明说："长高了。"

老杨在客厅沙发上坐着，我给他倒了杯茶。他端着茶杯看了半天，没喝，放在茶几上。阿明坐在他对面，两个人中间隔着一整个茶几的距离，像隔了一条小河。儿子凑过去坐在阿明旁边，仰着脸打量老杨，说"伯伯好"。老杨僵硬地笑了一下，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糖递给儿子。

中午妻子留饭。老杨推辞了几句，但阿明说"吃了再走吧"，他就留下了。饭桌上儿子叽叽喳喳地说阿明得了奖状的事，老杨听了，筷子停了一下，转头看了阿明一眼。阿明埋头扒饭，耳朵尖又红了。老杨没说什么，但那天他吃了三碗饭。

走的时候老杨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阿明，像有什么话要说，又咽回去了。最后只拍了拍阿明的肩膀，说"听你叔的话"。然后转身走了，步子比上次见面的时候慢一些，肩膀也塌了一点。阿明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道拐角，关了门回房间，过了十来分钟才出来。

妻子在厨房洗碗，我帮她收拾桌子。她压低声音说："他爸看着老了不少。"

"修车累的。"

"你下回跟他爸说说，让阿明寒暑假回去多住几天。"

"嗯。"

生活就是这样，你以为是自己在帮别人，其实走到最后说不准谁帮了谁。那天我坐在办公桌前处理那些农产品的订单数据，突然接到阿明学校班主任的电话，说阿明得了区里编程比赛二等奖，下周去市里领奖。我在电话里连说了好几声谢谢老师。挂了电话发现自己在笑，笑得旁边的同事好奇地看了我一眼。

晚上回家我把消息告诉全家，儿子最先蹦起来，在沙发上弹跳，喊着"哥哥又要拿奖状了"。妻子把阿明的被子抱出去晒了晒，说"盖着太阳的味道睡觉，明天考试能多考十分"。阿明站在书房的灯下面，手扶着椅背，脸被灯光照得微微发红。

那天夜里我坐在阳台的椅子上抽烟——其实没抽，就是捏在手里转着玩，烟丝的味道在夜风里散开。妻子出来收晾了一天的衣服，看见我，把衣服搭在胳膊上走过来。

"想什么呢？"

"想以前。"

"以前怎么了？"

"以前觉得日子一天一天就是熬。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不知道在忙什么。现在回头一看，也做了些事。"

她把衣服换了个胳膊继续搭着。"所以你以后还愁不愁了？"

我笑了一声。"愁啊。房贷下个月又涨了，儿子要报个游泳班，好几百块钱。你妈上次打电话说腰不舒服，我琢磨着什么时候带她去做个检查。还有阿明上高中的学费，虽然是公立但也得准备着。"

"那你还笑？"

"愁归愁，又不耽误笑。"

她把衣服收完转身进屋，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你这个人是真的变了。以前你愁的时候，那张脸拉得跟马脸似的。"

"现在呢？"

"现在像驴脸。"

她进去了。我在阳台上笑得差点把烟掉地上。抬头看天，城市的夜空照例只有稀稀拉拉几颗星，但有一颗特别亮，挂在西南方的低处，发着柔和的白光。

我盯着那颗星看了很久。也许是阿婆星，也许不是。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天上确实有星星，不管你身在何处，抬头总能看见一两颗。重要的是我坐在这座城市的阳台上，夜风温温的，屋里亮着灯，有人在等我进去。

后来那年秋天我又去了一趟寨子。替阿明给阿婆送一对新买的护膝，说山里凉，阿婆的膝盖到了冬天就疼。阿婆收下护膝，当场拆了套在腿上试了试，满意地拍了拍，转身进灶间给我煮面。灶膛的火光映在她脸上，橘红色的，照着她眉眼间那些细密的褶子。

面端上来的时候还是那个老样子，荷包蛋卧在正中间，蛋白焦脆，蛋黄流心。我低头吃面，阿婆坐在对面择一把晒干的红辣椒，辣椒籽落了一桌面。她跟我说寨子里谁家又办了喜事，谁家盖了新房子，谁家的小娃娃会走路了。说得很慢，讲一句择一个辣椒，跟数日子似的。

我吃完面把碗推过去，她接过去洗了。我坐在门槛上看梯田，秋天的稻子已经黄了，一层一层铺上去，风一吹就涌起金色的浪。远处有人赶着牛从田埂上走过，吆喝声慢悠悠地飘过来。炊烟升起来，青灰色的，被风拉成一条细线，慢慢地散到天上去。

那一刻我心里很安静。像山里的水潭，上面漂着几片落叶，底下清凌凌地映着天光。那些纠结过的、焦虑过的、辗转反侧睡不着的夜晚，都被此刻的一碗面、一阵风、一层田给抚平了。日子还在往前走，该来的烦恼一个都不会少，但你知道自己脚下有路，身边有人，兜里还揣着半壶没喝完的酒。

那酒是甜的，后劲绵绵的。喝过了，就是一家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