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信息:
- 前Meta安全工程师作证称,扎克伯格无视青少年网络风险警告,管理层长期未采取足够行动。
- 29个州起诉Meta,索赔最高2000亿美元,并要求法院推动Instagram和Facebook算法改革。
- 原告称Meta故意让年轻用户沉迷,并不当收集13岁以下儿童数据,内部数据早已示警。
- 贝哈尔称,青少年调查中51%曾遇有害经历,但相关内容实际删除比例仅0.02%。
- Meta辩称已推出家长控制等工具,并停用超100万个低龄账户,否认各州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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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联邦法院,一场备受瞩目的民事审判中,前Meta安全工程师阿图罗·贝哈尔作证,称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曾无视有关青少年面临严重网络风险的直接警告。
这起诉讼由美国29个州的总检察长提起。贝哈尔指出,这家社交媒体巨头在青少年保护问题上长期奉行一种“不问不说”的政策。尽管他多次向高层详细汇报,但管理层始终未采取足够行动。
原告寻求最高2000亿美元赔偿,并要求法院推动大范围算法改革。原告声称,Instagram和Facebook在设计上故意让年轻用户沉迷,尽管公司内部数据早已显示,平台上普遍存在情绪困扰和“诱骗接触”风险。Meta坚决否认这些指控,并准备在陪审团面前为其家长控制和年龄验证机制辩护。
随着这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审理展开,案件的焦点集中在企业公开承诺的安全措施与其内部实际做法之间是否存在落差。
贝哈尔告诉联邦陪审团,他多次向高层汇报,并与扎克伯格直接交流。
目前代表各州出庭的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起诉方指控Meta故意将Facebook和Instagram设计成吸引年轻用户的平台,误导公众低估安全风险,并不当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数据。
贝哈尔在Meta工作约8年,分两个阶段:2009年至2015年在Facebook任职,2019年至2021年又以独立承包商身份回归,负责安全和青少年福祉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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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陪审员表示,过去的职责之一是就产品问题向扎克伯格作简报。他估计,至少与这位首席执行官谈过100次。
贝哈尔表示,2021年,扎克伯格公开坚称公司没有把利润置于安全之上后,他曾直接发邮件警告平台上年轻用户频繁遭遇有害经历。
贝哈尔作证说:“他制造了一种关于Facebook如何对待年轻人的虚假且误导性的印象。”随后,州政府律师问扎克伯格是否回复过这封邮件。贝哈尔回答:“没有。我没有收到他的回复。”
这名前工程师说,他之所以直接向扎克伯格反映问题,是因为“根据我的经验,只要马克把一件事列为优先事项,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都能推进”。这表明,首席执行官并非没有采取行动的权力,而是这种权力并没有被使用。
贝哈尔还指控Meta的推荐系统将儿童推向性掠夺者、暴力内容和露骨图片。他说,自己曾多次向Facebook和Instagram高管提出担忧,但这些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妥善处理。
他的证词不仅涉及内部邮件。贝哈尔还介绍了有关青少年使用Instagram体验的研究,其中一项调查显示,51%的受访者表示,在此前7天内曾遭遇某种有害或负面经历。他作证称,这类内容实际被删除的比例只有0.02%。
这些数据是各州论点的核心之一。起诉方认为,Meta对外公布的安全衡量方式,并未真实反映年轻用户的实际遭遇。贝哈尔说,公司关注的是违反平台政策内容的“出现率”,而不是用户自己报告的伤害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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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段证词中,他还指出,内部调查显示,公司公开发布的数据与青少年描述的实际体验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贝哈尔说,他开始认真审视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是自己十几岁女儿在Instagram上的经历。他告诉法庭,女儿曾收到不受欢迎的性挑逗、男性生殖器照片以及带有厌女色彩的辱骂。
他说,当女儿试图举报这些骚扰时,平台的举报系统要么不起作用,要么根本无法使用。贝哈尔在交叉询问中说:“她确实积累了不少关注者,但代价是受到伤害。”这一私人经历让他的证词更具冲击力,不过Meta的律师也借此质疑他的结论。
Meta律师强调,贝哈尔与公司一直保持良好工作关系,离职时并无不快,而且至今仍为自己在那里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对于这些问题,贝哈尔都回答“是”。
这一交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Meta预计将主张,贝哈尔的证词更多反映了一名前员工的批评,而非公司的整体做法。
Meta律师保罗·施密特告诉陪审员,“毫无争议”的是,确实有人会在使用社交媒体时遇到困难,但Meta“已经推出了一些工具,试图应对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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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密特还表示,13岁以下儿童不被允许创建账户,Meta已经停用了超过100万个属于低龄用户的账户。Meta称,各州的指控缺乏依据,证据将显示,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支持年轻用户。
该公司的辩护重点很可能包括家长控制、时间管理功能,以及识别和删除低龄用户账户的措施。不过,贝哈尔称,至少有一种“休息提醒”功能“从设计上就注定无效”,因为它并非默认开启,而且很容易被忽略。
他还表示,Meta其实拥有能够标记疑似低龄用户的技术,但并没有积极推进这一问题的处理。
这起案件的利害关系极大。各州寻求的赔偿金额可能高达2000亿美元,同时还要求法院下令修改Meta产品的设计。审判预计至少持续6周,扎克伯格和Instagram负责人亚当·莫塞里等高管预计都将出庭作证。
在贝哈尔看来,这场争议最终指向一个令人不安的计算逻辑。他对陪审团说:“用户滚动得越多,浏览量越高,广告卖得越多,收入也就越高。”而这一点,而不是某一条具体违规内容,或许才是本案真正的核心。
作者:罗伯特·戈尔戈尼奥
来源:'I Didn't Hear Back From Him': Whistleblower Testifies Mark Zuckerberg Ignored Child Pred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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