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星　冯磊｜迈向以人为本的知识生产：英国大学“参与式研究”变革探析

摘　要：英国自20世纪末开始鼓励研究人员在科学研究中加强社会参与，推动大学参与式研究变革，提升大学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利益的贡献。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看，参与式研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知识生产特征，包括以追求共同利益为导向、强调组织异质性、倡导建立持久对话关系、鼓励超学科研究合作以及采用更加多元化的质量评价标准等。英国通过制定战略协定、加强项目资助、改革外部评价以及重构职业标准等方式推动大学参与式研究行动。英国大学参与式研究变革对我国提升大学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发展贡献，推进以人为本的知识生产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以人为本；参与式研究；大学社会服务；知识生产模式；英国

一、问题的提出

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大学被赋予全方位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大学亟需进一步提高研究创新质量及社会影响，提升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和贡献力。大学既要追求知识和真理，也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研究创新落脚点，切实惠及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正如教育部所强调，在“十五五”期间将大力推动大学从注重学科发展向服务国家使命转变，深度融入国家现代化发展大局。这一新的使命迫切需要以新的理念对大学知识生产进行变革，推动大学从以学科发展为中心的知识生产走向以社会服务为导向的知识生产，促进大学研究人员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在此背景下，大学知识生产应向何种具体形态变革以及如何变革值得深思。

近年来，参与式研究（engaged research）作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兴起，正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研究创新的使命。参与式研究强调研究人员与利益相关者之间持续不断地互动，从研究议题的形成到研究的实施，再到成果的应用，都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这种“参与”具有双重意涵，一方面指研究者真正参与到对社会现实问题解决当中，另一方面指利益相关者真正参与到研究活动当中。参与式研究既能提高研究自身的质量，又能提升研究成果的积极影响。由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推进大学参与式研究变革作为重要政策目标，许多大学在参与式研究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其中，英国在此方面采取了较为系统的推进策略，并取得显著成效。英国自20世纪末就开始强调大学研究创新的社会影响与社会责任，持续推动大学参与式研究变革，促进大学吸纳利益相关者特别是社会公众及组织参与研究过程，迈向以人为本的知识生产。当前，参与式研究已成为英国所有地区大学日益重视的工作内容，是英国大学通过研究创新履行社会责任、回应社会需求的重要途径。目前，相关文献已从多方面对参与式研究进行了探讨，一是概念内涵研究，涉及参与式研究的理论渊源及其与相近概念的关系；二是学科实践研究，包括教育学、人类学、艺术学、生命科学等各学科参与式研究实践案例分析；三是推进路径研究，主要探讨政府、资助机构、大学在推进参与式研究中的行动及其所面临的挑战。具体到英国大学参与式研究，相关文献还探讨了参与式研究的设计，大学研究人员的角色转变，不同学科研究人员开展参与式研究的意愿和行为，以及促进大学参与式研究的路径，等等。总体来看，已有文献尚缺少从政策层面对英国大学参与式研究变革进行系统分析，同时国内也缺乏有关参与式研究的专门讨论。本研究围绕英国大学参与式研究变革何以兴起，参与式研究向何变革，以及英国如何推动大学参与式研究变革等问题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推进大学知识生产变革，提升大学研究创新质量及社会贡献提供参考。

二、为何变革：英国大学“参与式研究”兴起的背景

英国大学参与式研究的兴起源于双重背景，一是国内科研公共危机的应对，二是国际“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RRI）新倡议的发布。

（一）科研公共危机应对与英国大学“参与式研究”变革

英国大学参与式研究的兴起首先始于国内对科研公共危机的应对。“科学至上”长期主导着英国研究活动，但到20世纪末，疯牛病危机、转基因技术以及克隆技术等的出现激起了英国社会对科学促进人类发展这一命题的质疑。针对这一公共危机，英国皇家学会在1985年发布的《博德默报告》（Bodmer Report）中明确提出“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理念，认为“若要提升社会公众对科学的支持态度，就必须让公众深入了解科学背后的问题”。随后英国皇家学会、皇家研究院和英国科学促进会联合成立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CoPUS），支持科学家向社会公众传播科学研究与成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界进一步认识到需要在科学界和社会公众之间建立一种双向沟通机制，主张通过让社会公众参与到科学研究之中，以增强社会公众对科学研究的认同感。2000年，英国上议院科技委员会在《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报告中主张以“社会参与”替代“公众理解”，并提出重视社会公众在科学议题中的价值和态度，构建新型科学参与文化。在此之后，英国政府通过多项政策工具推动社会公众与科学家互动，促进英国大学参与式研究变革。

（二）RRI倡议与英国大学“参与式研究”变革

英国大学参与式研究变革始于科学研究公共危机应对，但其背后反映的是社会对研究责任的新要求。进入21世纪，这种要求在世界范围内被更广泛地强调，诸多新理念及其实践涌现出来，一方面，参与式研究与其一道构成了国际研究新趋势，共同回应社会对科学研究公共责任的新要求；另一方面，参与式研究的实践也被其他理念实践所加强，内涵也得以丰富。其中，对英国大学参与式研究变革推动最大的是欧盟委员会关于“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的倡议。

RRI强调科学研究要充分发挥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增进人类共同福祉的作用。2009年由欧盟委员会支持设立的欧洲研究区域委员会（European Research Area Board，ERAB）发布了成立后的首份报告——《为实现欧洲新复兴做准备》，呼吁建立科学研究、政策与社会的新契约，确保研究活动在思想自由的基础上，能够真正对社会有益。这一声明标志着科学研究从置身“世”外的“学术共和国”模式迈向深度嵌入社会、经济与政治世界的建构主义模式，ERAB将这一变革比作科学研究的“新文艺复兴”。此后，欧盟委员会将RRI纳入政策框架，并将“参与”作为RRI六大支柱之一，承诺通过让社会公众参与创新的各个环节来促进符合社会共同利益的创新。2014年，欧盟委员会第八个研究创新框架明确将RRI作为欧盟研究共同体的重要准则，进一步推进社会公众参与科学研究的进程。在此背景下，英国各类科研资助计划明确要求贯彻RRI准则，更多纳入社会参与、关注公共利益的研究项目得到支持和资助，英国大学参与式研究变革得到进一步加强，变革也从最初的科技领域扩展至整个学术领域。

总体来说，参与式研究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源于多方面相互交织的共同背景，包括重建学术研究社会公信力的需求、应对全球复杂挑战的要求，以及信息技术发展对知识共享与合作生产的助力等。而在此基础上，英国大学参与式研究兴起则具体由国内外政策议程所推动，国内政策议程主要是20世纪末以来英国由应对科研公共危机而产生的一系列“参与”政策，国外政策议程则主要体现在2009年以来欧盟RRI准则对科研资助机构的政策影响。

三、向何变革：知识生产视角下的英国大学“参与式研究”内涵

当前，学界尚未对参与式研究形成较为统一的定义。在英国政策背景下，参与式研究指研究人员在研究中以有意义的方式与各类利益相关者持续互动的研究方式，其中，利益相关者包括以某种方式参与研究过程的非学术主体，尤其强调各类社会公众及组织等服务使用者或产品使用者，相关互动要贯穿问题提出、新知识的共创、知识的评估与传播等研究全过程。英国大学参与式研究主张以“社会参与”的方式实现大学研究与社会的协同发展，就是强调社会公众及组织对大学知识生产的全过程参与。对于参与式研究的概念，还需要特别说明以下几点。参与式研究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政策背景下有多种不同的表述，如参与型研究（participatory research）、社群参与式研究（community-engaged research）、社会参与研究（public engagement with research）等。参与式研究及其同等术语皆属于一类研究方式的统称，其在不同情境、不同学科下表现出不同的实践路径，从而衍生出更多下位概念，但这类研究方式共享相同的核心原则，即积极推进研究的利益相关者特别是研究成果的受益者及使用者参与整个研究过程。参与式研究具有长久的历史源流，包括20世纪中叶勒温（Kurt Lewin）的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弗莱雷（Paulo Freire）的批判性教育学、20世纪90年代博耶（Ernest Boyer）的参与学术（scholarship of engagement）等，这些理论皆致力于打破现实世界问题与学术界、非学术人员与学术人员之间的人为隔阂。参与式研究融合了以上理论思想，并体现出科研与社会关系的新进展。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看，英国大学参与式研究与知识生产模式2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有一定区别。参与式研究无疑属于模式2的范畴，吉本斯（Michael Gibbons）等所提的模式2是对二战后诸多知识生产新方式的综合提炼，其中就包含参与式研究的一些特点。而且无论是程度上还是广度上，参与式研究都是充分体现模式2特征的知识生产方式，但同时参与式研究又超越了模式2的一般特征。基于知识生产分析框架，英国大学参与式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解析。

（一）参与式研究强调共同利益情境下的知识生产

长期以来，模式2之下的大学知识生产往往成为一种市场导向的研发活动。进入21世纪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市场导向的大学知识生产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在讲求效率和效益的市场化运作模式下，那些在短时期内不能实现知识转化，但却关乎人类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福祉的研究越来越让位于私营公司所投资的应用研究。参与式研究将社会责任作为知识生产的第一原则，认为知识生产的重要性不仅取决于竞争力和生产力，还在于将“人”作为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通过对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医疗健康、生态环境、文化教育等领域进行变革，增进人类福祉与利益。

（二）参与式研究注重知识生产组织的异质性

与许多模式2研究强调政府与企业的知识生产参与不同，参与式研究更加侧重于多元社会主体在知识生产中的参与，其组织异质性更加突出，旨在打破“自上到下”的传统组织路径，建立一种“平等互动”的组织方式。知识并非天然重要，其重要性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自中世纪大学所筑起的高墙将墙内之人逐渐固化为知识持有者，而墙外之人则逐渐沦为“无识之辈”，这一过程本质是“知识的圈地行为”。参与式研究承认社会公众及组织在知识生产中的主体地位与权利，他们通常是在以往知识生产中被忽视，但又是最接近现实问题本身、最可能受研究结果影响的群体及其组织。在参与式研究框架下，社会公众及组织通过更广泛地参与知识生产和创新过程，可以更好地促进知识转化及技术应用。

（三）参与式研究倡导建立持久的知识生产对话关系

模式2虽然也强调对话、沟通与反思，但在实践中大学研究往往缺少与利益相关者开展实质性的互动，忽视研究所能产生的长期利益。参与式研究倡导研究人员与利益相关者通过对话建立长久的合作伙伴关系，创造对问题解决具有针对性的、可持续的“遗产”，构建具有本土化和多样化的知识体系。参与式研究要求研究人员与利益相关者进行经常性的充分沟通、接触，基于特定现实问题所达成的共识进行研究设计，并在研究过程的各个环节开展持续的、情境化的对话，其中，尤其要与社区管理者、志愿服务人员或是医疗护理人员等保持互动，他们长期与某一特定群体接触，占据大量与研究密切相关的知识与经验，是参与式研究重要的“知识中介”。

（四）参与式研究充分体现超学科研究属性

超学科思想的主要奠基者尼科列斯库（Basarab Nicolescu）指出，“学科知识已经触及其自身局限，其影响不仅波及科学领域，更深刻影响着文化与社会生活，……而认知主体与现实之间的完全分离将导致极端后果，潜藏着人类物种自我毁灭的危机”。模式2下的大学知识生产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解决复杂应用问题，而参与式研究则在跨学科基础上采用超学科理论与方法，倡导哲学、历史、文学、建筑、戏剧等人文艺术领域的理论、方法与其他领域的研究与实践进行对话，并积极鼓励通过多元的人文艺术作品形式扩大研究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对真实状况的改善。正如尼科列斯库所强调的，超学科研究的唯一目标是“共同解决问题”，这种解决问题意味着要落实到社会行动，参与式研究就是将知识生产视为推动社会变革的行动策略，认为知识生产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解释世界，更是为了通过影响人们的认知和行动来改变世界。

（五）参与式研究对研究质量的评价标准趋向多元化

“实践”是检验参与式研究质量的重要方式，社会公众及组织在研究过程中的体验以及对研究所产生影响的反馈成为评价研究质量的多元依据。模式2已经强调研究质量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并指出社会问责的重要性，但只有在参与式研究下，当多元化的社会公众及组织成为知识生产的一部分，研究质量的评价标准才能真正呈现多样化。除了论文、报告、实物等传统意义上的研究产出之外，参与式研究的价值还体现为以下5种类型：对参与者能力、情感、事业发展等方面的影响，通过项目所建立的新关系和网络，新概念在学术、政策和实践领域所获得的认可，对大学自身和外部机构的影响，以及对未来合作条件的影响。参与式研究强调大学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力、包容性与伦理责任，而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术成果形式，研究价值呈现方式的多样性就决定了研究质量评价标准和方式的多样化。

综合来看，英国大学参与式研究突出强调了以人为本的知识生产，将更广泛的“人”纳入知识生产中，保障与实现“人”的多元利益，提升“人”的共同福祉。霍利曼（Richard Holliman）在构建英国大学参与式研究设计框架时提出“7个P”（People, Politics, Preparedness, Purposes, Processes, Performance, Participation）作为关键维度，包括人（即广泛的利益相关者）、政治背景（涵盖研究所处的广泛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研究准备、研究目的、研究过程、研究表现、研究参与，居于核心位置的就是广泛的“人”，“人”是参与式研究理念和设计的核心，如图1所示。英国国家社会参与协调中心（National Co-ordinating Centre for Public Engagement, NCCPE）从研究与人的关系出发为参与式研究提出了一个最简洁的定义，即参与式研究是由社会公众参与、为社会公众服务并依靠社会公众完成的研究，同样充分说明了英国大学参与式研究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及社会公众及组织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

四、如何变革：英国大学“参与式研究”的推进策略

自英国发布《科学与社会》以来，英国政府及各类组织通过战略引领、项目示范、评价引导、职业标准等多种策略支持和推进大学参与式研究变革。

（一）制定战略协定，达成新的科学研究契约

英国政府及相关机构通过持续的战略规划与协定规约来引导大学加强参与式研究。首先是政府行政部门的战略规划与实施。如2004年，英国财政部等联合发布《2004—2014年科学与创新投资框架》，强调大学及研究机构要加强参与式研究，回应社会公众对通过科学技术解决社会各领域问题的期望。随后相关部门持续推进战略落地。

其次是科研资助机构的协定与战略引导。作为全英范围内最重要的科研项目资助机构，英国研究理事会（Research Councils UK, RCUK）联合多部门于2011年共同发布《促进社会参与研究协定》，提出大学与研究机构参与式研究变革的基本路径。RCUK改组为英国研究创新署（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UKRI）后进一步部署战略。2022年3月，UKRI发布《2022—2027年战略：共同改变未来》，提出将英国打造为超级科学大国的目标，并将“参与”作为实现变革的四项原则之一。同年，UKRI发布《社会参与战略》，将“面向社会公众的研究创新”作为战略目标，促进社会公众参与研究，承诺让研究惠及社会公众。

最后是专门机构的倡议宣传。2008年，RCUK与各地区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共同成立英国公众参与国家协调中心（National Co-ordinating Centre for Public Engagement, NCCPE），使英国大学参与式研究变革有了专业指导机构。2010年，NCCPE发布《大学社会参与宣言》，倡议英国大学开展基于社会参与的知识生产，引领大学通过知识生产变革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截至2025年12月，包括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在内的90余所大学已签署宣言。NCCPE还发起“参与式未来”（Engaged Futures）项目，旨在重构大学在知识生产中的角色，重塑未来大学与社会的互动方式。

（二）加强项目资助，引导形成参与式研究文化

基于战略要求，英国高等教育及科研资助机构通过持续不断的项目资助，以及在科研项目评审过程中强调申请项目与社会的互动来支持参与式研究的实践改革，如表1所示。除此之外，英格兰科研局（Research England）还在2022—2025年战略规划中将大学参与式研究作为重点资助方向。通过项目实施，英国意图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进全英各地区、各类型大学积极投入参与式研究实践并形成社会参与的研究文化。

首先，推进大学研究文化转变。相关项目一方面专项支持大学参与式研究项目以形成示范，另一方面也旨在推进大学参与式研究制度与文化的转变。“社会参与研究催化剂”“催化剂种子基金”等项目都明确提出要在大学研究中形成社会参与的“文化变革”，参与项目的大学认为项目的实施为其研究文化变革奠定了基础。其次，推进各类地区均衡参与。相关项目强调大学结合学校优势与地区特色开展研究项目，既注重地区全覆盖，如“社会参与领航”项目在全英范围内建立6个地区领航伙伴，也关注发展落后地区的研究与社会互动，“加速基于地区的社会参与”旨在提升发展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对研究创新的参与度和关注度。最后，推进多元机构共同参与。相关项目既吸引世界一流的综合研究型大学加入，如“催化剂种子基金”项目专注于在“罗素集团”大学内部形成社会参与的文化，也吸引规模较小的非研究密集型大学参与，如“加快社会参与研究的战略性支持”项目所支持的大学中就包括基尔大学、林肯大学等小型非研究密集型大学。另外，许多项目由多所大学及其他类型的公共机构联合实施。

（三）改革外部评价，推动参与式研究广泛实践

评价具有重要的行为引导作用，英国大学外部评价改革对大学参与式研究变革发挥着重要作用。英国“科研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 REF）与“知识交换框架”（Knowledge Exchange Framework，KEF）分别评价大学科研与社会服务，均在实践迭代中越来越注重考察大学研究对社会的贡献和影响力，直接促进更多大学研究人员通过开展参与式研究来提升研究的社会影响力。

一是REF对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与参与的考察。首轮REF即REF2014将研究成果的影响作为三大评价维度之一，使更广泛的“非学术性影响”作为界定卓越科研的重要依据。REF2021将研究影响的权重从20%提升至25%，进一步提高了研究“非学术性影响”在卓越科研评价中的重要性，内容侧重研究成果的社会参与性。2023年启动制定的REF2029评价方案再次做出较大调整，直接将“参与”一词体现在评价维度当中，以“战略、人与环境”，“对知识与理解的贡献”和“参与与影响”三个维度来重新界定卓越科研内涵。“参与与影响”维度着重对研究影响形成的具体过程进行评价，要求参评学校除了提交“影响力案例”之外，还要提交一份基于过程导向的“影响力解释说明”材料。“参与与影响”维度旨在进一步强调“参与”作为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促进研究与社会影响之间的联系。

二是KEF对大学合作研究与社会参与的考察。KEF旨在促进大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2021年3月，英国发布首轮KEF评价结果，截止到2025年底英国已完成五轮KEF评价。KEF虽然主要针对大学社会服务活动进行评价，但其评价方案设计和评价指标等方面都体现了扩大研究合作伙伴、提升研究影响力等理念，其七大评价维度中有两个维度意在引导大学参与式研究变革。其中，“与其他部门共同工作”重点评价大学与公共部门的合作研究，“公众和社区参与”则更直接地强调大学参与式研究所作贡献，要求大学提交有关“公众与社区参与”战略目标、实施情况及成效的材料。在REF和KEF引导下，更多英国大学将参与式研究提升到战略高度，更系统地将知识生产与应用同广泛的社会发展和公共利益相联系。

（四）重构职业标准，加强参与式研究能力培养

大学研究人员是参与式研究的实践主体，参与式研究的有效实施要求研究人员具备专门的参与能力。英国专业机构通过重构研究人员职业发展框架，以及开展形式多样的能力培训等为研究人员提升参与式研究能力提供支持，其中专注于研究人员职业发展的组织Vitae与NCCPE在此方面作用尤为突出。

Vitae开发的“研究人员发展框架”（Researcher Development Framework，RDF）不仅强调了“参与”作为研究人员基本能力的重要性，也为研究人员提升参与式研究能力提供了发展路径。2010年首版Vitae RDF中从4个维度对研究人员职业发展进行定义，其中“参与、影响与影响力”要求研究人员具备“通过与他人合作以扩大研究影响的知识和技能”，引导研究人员通过多种方式让大学外部组织与人员参与研究。2025年，Vitae对RDF进行了全新改版，Vitae RDF2025围绕“研究人员、研究实践和研究共同体”3个维度逐层阐释研究人员的能力和素质要求，每个维度均强调“参与”的重要性。Vitae RDF2025每个维度均有4个不同能力层级的描述，研究人员可以对照能力层级要求开展自我评估与能力提升。

NCCPE作为促进英国大学公众参与的重要组织，通过开展一系列培训课程促进大学研究人员参与式研究能力发展。培训课程聚焦于提升有效参与的基本技能、通过评估提升参与效果、开展高质量参与以及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等4个方面，由具有丰富经验的培训师和社会参与领域的专家担任主讲。除了提升大学研究人员的社会参与能力之外，NCCPE对在大学中专门从事社会参与支持服务工作的专业人员能力提升也尤为关注，建立了“社会参与专业人员网络”，该网络在促进社会参与项目实践分享、促进支持服务人员专业发展以及获取社会参与最新项目信息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五、对我国大学知识生产变革的启示

综上，英国以战略为导向，以项目作示范，以评价改革为牵引，以能力提升作保障，推动英国大学参与式研究变革取得显著成效。首先，英国大学普遍将社会参与作为大学发展战略的优先事项，从战略层面重视参与式研究开展。其次，英国大学通过治理结构的调整，从组织层面促进参与式研究开展，许多大学成立社会参与指导委员会、设立校级社会参与专职机构、在院系设立社会参与负责机构等。再次，英国大学持续完善教师评聘等制度，从制度层面激励参与式研究开展，剑桥大学、华威大学、利兹大学、约克大学、伯明翰大学、南安普顿大学等都已将社会参与表现纳入教师职称评聘标准当中。最后，大学也通过师生参与能力培训促进参与式研究开展，帝国理工学院、伦敦国王学院等在此方面已形成完备的培训体系，剑桥大学也建立了专门的参与式研究人员培训课程。调查显示，几乎所有英国大学的研究人员都开展了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参与式研究活动。

但与此同时，英国大学参与式研究变革仍面临一定挑战，其中最突出的是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加速的科研环境。参与式研究变革不仅要求大学转变观念、制度与文化，也要求整体的科研环境发生改变。当前，英国在科研评价方面虽然越来越强调影响力及社会贡献评价，但加速的科研环境并没有显著变化，政府对大学密集的量化问责仍然使大学及学术人员面临巨大的时间压力，学术人员必须加快研究成果发表并迅速证明其影响力，而参与式研究往往需要持续的、长时间的研究周期，且面临更多外部不确定性，这一矛盾限制了参与式研究的发展空间。二是薄弱的外部参与指导。英国在提升大学及其研究人员参与能力方面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体系，但对利益相关者参与能力提升的专业指导仍显不足，由此可能使参与式研究的合作关系无法启动或因关系失衡、能力不均而中途受阻。为了推进大学参与式研究深入变革，英国未来需要进一步创建可持续的参与式研究生态系统，考虑所有参与主体在能力建设、职业发展和基础设施方面的需求，以更加整体协同的方法来支持参与式研究。

英国大学参与式研究变革并非要取代传统知识生产，而是在此基础上推进一种能更好回应社会需求、切实解决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方式。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我国大学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使命，需求导向、聚焦服务贡献，也成为“双一流”建设评价的重要原则之一。推动大学从注重学科发展向服务国家使命转变，就需要推动大学知识生产变革，而需求与服务贡献的核心是“人”，大学知识生产只有真正关注成果的最终影响者和受益者，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将政府、企业以外更广泛的社会公众及组织纳入知识生产过程，使知识生产不只是关于某一群体，更是切实为了某一群体利益且紧密依靠某一群体来实施，才能将科研贡献落到实处，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需求。把握参与式研究的根本特征，将以人为本作为科学研究活动的价值取向和行动方向可成为我国大学知识生产变革的重要路径。

（一）勇担社会责任，将“人”作为大学研究创新的归宿

现代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常常基于学科发展逻辑开展科研活动，其在知识生产方面是“卓越”的，但却忘记了知识生产的目的——如何更好地为未来发展负责。只有将科学研究的目的回归到促进人类福祉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视野，才能有效应对人类所面临的社会复杂问题与可持续发展危机。以人为本的知识生产要求大学科研将社会责任置于首位，突破单纯的知识增长与经济贡献的目的，将科学研究的影响扩展至整个人类社会生活，既关注社会各类人群面临的真问题，也关注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复杂问题，而事实上两类问题往往互相关联，前者在很多情况下是后者的具体表现，而后者的解决需要基于对前者的广泛认识。基于此，我国教育与科技部门要加强对大学知识生产方向的引导，加大对解决真实社会发展问题与应对人类社会共同挑战的科研项目的资助力度，要求大学在应用型研究项目申请中说明多元主体参与选题的过程与作用，推动大学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与提升人民幸福生活作为研究创新重要使命，从源头上促进“以人为本”研究文化的形成。

（二）增强社会交互，将“人”作为大学研究创新的后盾

随着人口素质的提升与数字技术的发展，知识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社会弥散状态，社会公众同样可以具备知识生产所需要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这为社会参与科学研究提供了现实基础。进一步而言，多元主体所构成的“知识网络”将更有利于大学产出符合现实需求的创新成果，打破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对社会需求回应不足等研究局限性，切实发挥科研成果的社会影响力。因此，大学研究人员需要转变对社会参与者的固有认识，加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实质性互动，将不同类型的社会专长视为补充资源以丰富整体研究工作。当然，我们要认识到在传统学术训练下的研究人员在与社会合作互动过程中必然存在种种障碍，社会公众及组织作为非传统知识生产者，在参与知识生产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因此，专业协会及大学要合作建立完善的培训体系，通过课程教学、案例库、工作坊等多种形式提升大学科研人员及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参与能力，大学还需在研究生课程中设置社会参与的相关课程，为未来研究人员开展参与式研究奠定基础。在未来社会中，大学只有在知识生产中与社会其他领域能够开展经常且富有意义的对话，才能有效应对各种挑战。

（三）突出社会贡献，将“人”作为大学研究创新的标尺

在推进以人为本的知识生产变革过程中，研究创新的评价标准应超越学科导向和市场导向，回归到以人为本的评价尺度，将人的自身发展与人类福祉作为评价标准，更加注重人文关怀、文明进步、社会可持续发展等评价内容，并重视社会公众作为评价主体对研究成果所产生影响的评价反馈。为此，我们需打破加速的单一的科研评价制度，打造有利于大学服务社会的科研生态环境。一方面，在“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学科评估等评价过程中增加能够表征科研非学术影响力的评价指标，进一步构建以社会发展贡献为导向的大学科研评价体系，丰富科研成果的呈现形式，并通过多元的社会评价衡量大学科研成果的价值；另一方面，推动大学改革教师评价制度，将科研的社会贡献纳入教师聘任、考核及晋升标准中，激励对社会发展具有突出科研贡献的师生，形成面向社会真实问题解决的科研制度。无论在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最终我们要确立的新观念及相应的制度是超越学术发展的内部逻辑，以对人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来评判研究创新的价值。

【马星，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冯磊，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