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飞机爬升至万米高空,机舱内的每一个人都暴露于比地面更强的宇宙射线中。
对于常年飞行的飞行员与乘务员而言,这种暴露正转化为一项致命的职业风险。
哈佛医学院领衔的最新研究发现,飞行员与乘务员因辐射相关癌症死亡的比例,在美国503种职业中位居前两位。
这项成果发表于《JAMA内科学》,结论甚至超过了需要主动接触放射性物质的核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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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机组人员长期被认定为美国所有职业中平均接受电离辐射剂量最高的群体。
但要证明额外辐射暴露确实转化为更高的癌症死亡率,此前始终困难重重。
哈佛研究员帕特尔解释,以往研究多针对单一航空公司或单一癌症类型,样本量有限,且存在"健康工人偏差"——机组人员整体比普通人群更健康、教育水平更高。
这次研究的突破,得益于一项政策变化:美国死亡证明从2020年起常规记录死者生前职业。
团队分析了2020年至2024年间1270万份死亡数据,覆盖503种职业,其中包括约1.4万名飞行员与7000名乘务员。
结果显示,乘务员与飞行员的辐射相关癌症死亡占比分别高达6.9%与6.7%,在所有职业中排名第一与第二。
这类癌症包括淋巴瘤、乳腺癌、甲状腺癌、前列腺癌等。
团队设置了两组关键对照。
核技术人员的辐射相关癌症死亡率排名仅第12位,符合"电离辐射是罪魁祸首"的预期。而地面机械维修人员完全没有表现出这种升高,排除了航空化学环境的干扰。
在与辐射无关的其他癌症死亡比例上,机组人员排名处于中游。这说明问题恰恰集中在辐射相关癌症上。
研究无法完全排除时差、节律紊乱等因素,但即便是每年乘坐十次跨国航班的普通乘客,累积辐射量也远低于职业人群。
许多辐射环境工作的职业群体,早已享有多重防护机制,但在美国航空机组人员中尚未普及。
这些措施包括个人剂量计、累积暴露记录、明确辐射上限。
辐射剂量率随飞行高度急剧上升,高纬度地区屏蔽作用较弱,极地航线与超长途航线剂量最高。
可行的应对手段集中在排班调度层面:设定年度飞行时长上限、轮换执飞高辐射航线、怀孕期间调整任务、太阳粒子事件时改变航线或降低高度。
这些措施完全不需要依赖新技术。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虽承认机组人员属于职业性电离辐射暴露群体,但既未设定任何剂量上限,也未强制要求辐射监测。
相比之下,欧盟地区的航空机组人员多年来早已享有相关剂量限值和孕期保护机制。
研究团队建议,建立个人剂量估算体系,让每一位机组成员的辐射暴露记录能跨越不同雇主、贯穿整个职业生涯持续追踪。
这些守护天空的职业人群,理应获得雇主与监管机构更多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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