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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人有个传统:做过什么、见过谁、吃过什么,喜欢随手记下。
蔡澜如此。当年做制片人,忙得没空落笔;退休后,一餐饭、一个人、一件琐事,信手小记,读者读来只觉举重若轻,诙谐有趣。
林青霞亦然。
五六年前,我连读她三本书——《窗里窗外》《云去云来》《镜前镜后》。那时她已六十多岁,从零开始学写文章。书中多是闺蜜、朋友、女儿与日常,却也常因某个瞬间的触动,写下大段心事。
人常说经历是财富。若将人生视作一个“丰”字,三条横线是不同的活法,中间一竖则是能否将经历“记下来、连起来、想明白”。林青霞正是那种既有横线、又有纵线的人。
一位拍过百余部电影、横跨港台影坛、见证整个黄金时代的女性,落笔的文字,天然自带力道。
十七岁,在台湾街头被星探发掘,一部《窗外》,就此踏入影坛。很长一段时间,她是琼瑶笔下的清纯玉女,温柔纤细,仿佛不食人间烟火。
后来去了香港。
初抵那几年,人生地疏,每日工作十余小时,毫无喘息。太红了,红到没有自己的时间。
她在书中写那段日子,孤苦无依,没有朋友,满心乡愁。银幕上英姿飒爽,私底下的烦恼丝毫未减。
拍《新龙门客栈》时眼睛受伤,她一路哭着回香港;三十到四十岁,情感纠缠未了。直到四十岁嫁给邢李源,息影生子,她才算真正放下前尘,体验了从光鲜A面到烟火B面的人生。
然而某天,她惊觉家里“一个字都没有”。好友金圣华登门,只见厨房无泡面,冰箱无矿泉水,“连一个字都没有”。
于是,她决定开始写作。
写作的起点是黄霑。2004年黄霑离世,她写下《沧海一声笑》,“一下笔就没停过,写了两个多月,仿佛黄霑带着她写。”
她恭恭敬敬地学。每写完一篇,便四处寻人指正。金圣华是她的把关人;董桥教她:“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龙应台直言:别写“我觉得”,别教训人;倪匡说,文章只分好看的与不好看的;马家辉夫妇半夜常被传真声吵醒,一看便知是她又传稿件来了。
她用稿纸书写,写不顺就揉成团丢在地上。满地纸团滚作一团,她自嘲像电影里的落魄作家,倒也成全了一场戏。写了四年,董桥对她说:你毕业了。
在她的文字里,写人最出彩的,是写施南生。
读那篇《闺蜜》前,我并不清楚施南生是谁。但林青霞写得真好,读罢便觉那人已站在眼前。
她写施南生永远比她漂亮,永远会穿衣,腰杆笔直,每次相见都像从时尚杂志走出来。初到香港不懂合约,施南生逐条为她梳理,分文不取,退回支票说:“帮朋友,不求回报才好。”这句话,林青霞记了四十年。
施南生精通数语,投身事业,是港女典范,也是亦舒《流金岁月》里蒋南孙的原型——干练,极具主体性。一个人有了主体性,走到哪里都会发光。
但林青霞写的不仅是女强人。她写施南生在凌晨泳池边哭泣,因与徐克的纪念日分隔两地;哭完擦干眼泪,拉着她去逛街,买下一只化妆箱相赠。那只箱子,林青霞留了三十五年。
她们旅行时常同床而眠,半夜聊初恋,咯咯笑声盈满空气。林青霞说:“喜欢一个朋友容易,尊敬一个好朋友并不多见。我对南生是超越了尊敬。”
追思会上,林青霞致辞数次哽咽,膝上放着施南生送的小铜铃。那是相识四十四载的家人。
重读《闺蜜》,那种温度与精度,不是明星写友,而是一个写作者在对一个人作最后的挽留。友情之所以珍贵,是因为那个人陪你数十年,见过你每个阶段的模样,参与了你人生的每一段路。有些事你自己忘了,对方替你记得。
她的书里有一幅女性群像,也是一个黄金时代的侧写。不止施南生,还有三毛、张叔平、王家卫、琼瑶——永远整洁的长发,永远笔直的背脊。这些人的故事拼在一起,便是那个时代。
大明星各有各的课题。她们在某处登顶,也渴望安定;彷徨过,失落过,哭泣过。然后,在人生后半程,找到了另一件事安放自己。
林青霞找到了写作。
这就是“写作疗法”。
伍尔夫说,痛苦时,就写下来。写作与艺术表达,是一种正向的自我防御。它不是逃避,而是将那些混杂、内耗的情绪转化成可以审视的客体。
那些脑海中缠绕的毛线——漂泊的孤独、受伤的痛楚、失友的悲戚、对故土的思念——经由书写,渐次成形,终获秩序。文字能将飘荡的思绪拉回地面,完成一场温和的“着陆”。落地的过程,就是理清自己、理解自己的过程。
写作带来的也不仅是自我整理。文字逼你理清思绪,将模糊的感受铸成确切的句子。那些稍纵即逝的念头,不写便散了,写下便留住了。你写出的东西,能抵达他人内心,完成一种深层的链接。
六十岁后,林青霞不再依赖婚姻去支撑自我,反而极为珍视身边的人。
如果说写作是向内探索的一端,那么良好的支持系统就是向外延展的另一端。
金圣华、董桥、白先勇、施南生、马家辉……这些人,是她一个一个用心“交”来的朋友。不是年少时轰轰烈烈的过客,而是能陪你成长、为你改稿、相遇时彼此照拂的“成长型伙伴”。
她们各自面对人生与婚姻的困局,互相倾诉,但也明白有些重力般无解的问题,终究要向内求,借由自我成长去消化。谁痛苦,谁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反而收获了充盈的自我。
林青霞并非天才型写手,文笔未必圆熟,胜在真诚质朴。一字一句地改,一个标点一个标点地推敲,从被退稿,到听见一句“你毕业了”。
一个大明星,六十岁提笔,不为证明什么,只是想把那些人与事记下来。
一如蔡澜。做了一餐饭,见了一个人,随手记下。
记下来,便是对抗遗忘的方式,也是与这个世界和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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