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上海男子退亲，丈母娘不在家，未婚妻拉他进屋反锁门

93年上海男子退亲，丈母娘不在家，未婚妻拉他进屋反锁门

一九九三年春天，我拎着一只牛皮纸袋，去了梅家。

纸袋里装着三样东西：当初定亲时梅家给我的一只金戒指、两张百货公司的布票，还有我妈写好的退亲话。

那年我二十五岁，上海杨浦人，在一家电器厂做维修工。梅家住在虹口一条老弄堂里，楼梯窄得两个人错身都费劲，墙皮一到梅雨天就往下掉灰。

我和梅晴的婚事，是我妈和她妈在食品店排队买肉时说成的。

两家都不是有钱人。我爸早年病没了，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梅晴她爸走得更早，家里就她和她妈。两个寡妇一合计，觉得孩子都老实，知根知底，凑一块过日子不会差。

我第一次见梅晴，是在她家那间十二平米的亭子间里。

她穿一件米色开衫，坐在窗边给旧毛衣拆线。见我进来，她抬头笑了一下，没多说话。那笑不热，也不冷，像弄堂口早晨刚开锅的白粥，清清淡淡的。

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这姑娘安静，适合过日子。

可定亲之后，事情就不对了。

梅晴对谁都客气，偏偏对我像隔着一堵墙。我下班绕路给她送厂里发的苹果，她说太贵重，转手分给邻居孩子。我约她去四川北路看电影，她说账本没做完。我妈让我陪她去买结婚用的被面，她半路说头疼，自己坐车回了家。

最让我难受的，是她从来不提婚期。

我妈急得夜里睡不着，翻来覆去叹气：“小宋，人家姑娘是不是瞧不上咱家？”

我叫宋建平。

我嘴上说不会，心里却越来越没底。

后来厂里来了个消息，说深圳那边一家电子厂招熟练维修工，工资是上海的两倍多，还包住。我师傅偷偷把名额留给我，说年轻人出去闯闯，不丢人。

我动心了。

可我已经定了亲。要是娶了梅晴，我走不了。要是不娶，我总不能拖着人家姑娘。

真正让我下决心退亲，是三月底的一个晚上。

我加班回来，在四川北路一家照相馆门口，看见梅晴和一个戴眼镜的男人站在一起。男人提着公文包，穿得体面，像机关单位的人。梅晴手里拿着一摞纸，两个人低头说话，说着说着，她忽然笑了。

那笑我没见过。

不是敷衍，不是客气，是眼睛里有光的那种笑。

我站在马路对面，手里还拿着给她买的葱油饼。风一吹，饼凉了，我的心也凉了。

第二天，我就跟我妈说：“这亲，退了吧。”

我妈坐在床沿上半天没说话，最后抹了一把眼睛：“你想好了？退亲不是小事，人家梅家脸上也不好看。”

我说：“妈，强扭的瓜不甜。她心里没我，我也不能拦着她奔好日子。”

我妈把纸袋递给我，声音哑了：“那你自己去说。话说软一点，别伤人。”

我点点头。

到了梅家门口，我敲了两下门。

没人应。

我又敲了一下，门忽然从里面开了。梅晴站在门后，头发扎得乱，眼睛红红的，像刚哭过。

我愣了一下：“阿姨呢？”

“去菜场了。”她看了一眼我手里的纸袋，脸色一下变了，“你来干什么？”

我没敢看她眼睛，只说：“有点事，等阿姨回来我再说。”

我转身要下楼，她突然伸手抓住我袖口。

她力气很大，我完全没防备，被她一下拉进屋里。

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关上。

紧接着，锁舌“咔哒”落下。

我整个人僵在那里。

那间亭子间本来就小，一张床、一张折叠桌、一个木衣柜，再加上我们两个人，连转身都困难。窗外是弄堂里晾着的衣服，风一吹，竹竿吱呀吱呀响。

我压低声音：“梅晴，你把门打开。你妈不在家，这样不好。”

她背靠着门，手还按在锁上，胸口起伏得厉害。

“宋建平，你是不是来退亲的？”

我没说话。

她盯着我手里的纸袋，眼泪一下滚了下来：“戒指也带来了？布票也带来了？你倒是挺周到。”

我心里一阵发酸，把纸袋放到桌上：“梅晴，我不是来闹的。我知道你不愿意这门亲事。咱们趁还没办酒，把话说清楚，对你也好。”

她忽然冲过来，把纸袋扫到床上。

戒指盒掉出来，滚到我脚边。

她弯腰捡起来，攥在掌心里，手指都发白。

“谁告诉你我不愿意？”

我被她问住了。

她往前一步，我往后退一步，后背撞上了衣柜。

她声音抖着：“我不收你的苹果，是怕你妈觉得我还没进门就会花你钱。我不跟你看电影，是因为我晚上在夜校补课。我不提婚期，是因为我妈身体不好，我怕结了婚以后她一个人撑不住。”

她抬手擦了一把眼泪，越说越急。

“你有没有问过我一句？你有没有认真问过我一句，我到底愿不愿意？”

我喉咙像堵住了。

我想起照相馆门口那个男人，忍不住说：“那天晚上，我看见你跟一个男的在照相馆门口。他给你看东西，你笑得很高兴。”

梅晴怔了一下，随即气得发笑。

那笑里全是委屈。

“那是夜校的周老师。他帮我改报名表，劝我考会计证。”她把桌上的一叠纸拍到我胸口，“我为什么考会计证？因为你妈说过，你家以后要是买房，账得有人会算。因为你说过厂里效益不好，怕以后日子紧。我想多学一点，嫁过去不拖你后腿。”

纸张散了一地。

最上面一张，写着“上海市成人中专报名表”。

姓名栏里，是梅晴两个字。

我低头看着那几张纸，脸上一阵发烫。

她吸了吸鼻子，声音低了下去：“宋建平，我是要面子。我从小没爸，最怕别人说我妈巴着人家儿子。我不敢太主动，怕你看轻我。可我没想到，你连问都不问，就要把我退了。”

屋里忽然安静下来。

弄堂外有人喊卖馄饨，声音拖得很长。楼上传来收音机里的评弹声，咿咿呀呀的。

我弯腰，把地上的报名表一张一张捡起来。

梅晴站在门边，眼泪还挂在脸上，却没有再拦我。

我捡到最后一张，发现背面写着一行小字。

“宋建平去深圳的话，我也可以去，哪怕先做营业员。”

那几个字很小，写得很用力，纸背都被笔尖划出了痕。

我握着那张纸，突然不知道该把眼睛放哪儿。

“你知道我要去深圳？”

她偏过头：“你师傅老婆跟我妈一个菜场买菜。她说你有机会出去。我等你自己告诉我，可你没有。”

我张了张嘴，半天才说：“我以为你不在乎。”

梅晴看着我，眼神又红又亮。

“我在乎。”她说，“就是因为在乎，才不知道怎么开口。”

这句话像一盆热水，慢慢浇在我心口。

我忽然明白，我们两个都太要脸了。一个怕配不上，一个怕被看轻。明明都往对方那边走，却偏偏低着头，谁也不肯先喊一声。

我把戒指盒打开。

那枚细细的金戒指躺在里面，灯光一照，有一点暗黄的光。

我拿起来，手有些抖：“那现在我问你。梅晴，你愿不愿意跟我结婚？”

她没马上答。

她盯着戒指，嘴唇动了动，眼泪又掉下来。

“你不是来退亲的吗？”

“刚进门的时候是。”我说，“现在不是了。”

她看着我，像怕我反悔似的：“那深圳呢？”

“我要是去，会先跟你商量。”我说，“你要是不想去，我就不急着走。你要是想去，咱们一起想办法。以后这种事，我不替你做主。”

梅晴慢慢伸出手。

我把戒指套到她手指上。

她手很凉，指尖还有洗衣粉泡过后的粗糙。我握住她的时候，她没有躲。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

梅阿姨的声音在外面响起来：“晴晴，门怎么反锁了？”

梅晴吓得脸一下红透，赶紧抽回手去开门。

门一开，梅阿姨提着菜篮子站在门口，看看我，又看看梅晴红肿的眼睛，再看看床上摊开的纸袋，脸色变了。

“建平，你今天来，是……”

我没等她问完，先站直了。

“阿姨，我今天原本糊涂，是来退亲的。”我说，“但刚才梅晴把我拉进屋里反锁了门，把话说清楚了。是我误会她，也是我没担当。”

梅阿姨愣在门口，菜篮子差点掉下来。

梅晴急得跺脚：“你别什么都说！”

我却看着梅阿姨，继续说：“这亲我不退了。要是您同意，我想把婚期定下来。房子暂时没有，我妈那边能腾出一间小屋。深圳的事我也不瞒着您，以后我和梅晴商量着办。”

梅阿姨慢慢放下菜篮子，眼圈也红了。

她没有骂我，只问梅晴：“你自己想好了？”

梅晴低头摸了摸手上的戒指，声音不大，却很稳。

“妈，我想好了。”

那天晚上，我妈也来了梅家。

两个当妈的坐在折叠桌两边，先是各自抹眼泪，后来又一起翻黄历。梅晴给我们倒茶，手上那枚戒指一晃一晃的。

婚期定在五月。

我最后还是去了深圳，不过不是一个人去的。梅晴考完夜校，把工作辞了，跟我一起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绿皮车南下。

刚到深圳那阵子，我们住在厂区外一间铁皮棚里。夏天热得像蒸笼，晚上蚊子多得能把人抬走。她白天在商场卖电风扇，晚上趴在小桌上看会计书。我修完机器回来，她总给我留一碗青菜面，上面卧一个荷包蛋。

有一次我问她：“当年我要是真走了，你会怎么样？”

她把账本合上，想了想说：“我可能会气一辈子。”

我笑：“幸亏你那天把门反锁了。”

她也笑，伸手在我胳膊上拧了一下：“那是你欠收拾。”

很多年后，我们回上海看梅阿姨。

老弄堂拆了，原来的亭子间没有了，门上那把旧锁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梅晴站在新小区楼下，看着一排排一样的窗户，忽然说：“建平，你还记不记得九三年那天？”

我说：“记得。丈母娘不在家，我去退亲，你把我拉进屋里反锁门。”

她笑了一下，眼角已经有细纹，可眼神还是当年那样亮。

“那天我要是不锁门，你是不是就跑了？”

我握住她的手。

她手上的戒指早就磨得不亮了，可还戴着。

我说：“是。可你锁住的不是门，是我那点自以为是。”

她低头笑了笑，没再说话。

风从小区花坛吹过来，带着一点桂花香。我忽然觉得，人这一辈子，有些门关上，是为了挡住误会；有些门反锁，是为了逼两个胆小的人，把真心话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