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想夜市热闹，又想晚上睡好，怎么办？

深夜的施工轰鸣声搅碎睡意，小区广场的音乐声扰了清静，改装车“炸街”声划破夜空……这些家长里短的烦恼，正成为城市治理绕不开的民生考题。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显示，全国22个超大特大城市的噪声投诉总件数接近全国总量的一半。噪声污染已然是亿万群众身边最具象的烦心事。

一夜安眠——必须答好的“关键小事”

从指标看，我国城市声环境总体保持良好。2025年，全国4005个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稳定运行，昼间、夜间达标率分别为93.3%和87.8%。但达标率总体较高与投诉量持续增长同时存在，说明噪声治理不能只看一张监测报表。

同样的声音，白天可能只是城市运行的背景音，夜间却可能成为令人难以入睡的干扰；连续稳定的声音或许容易监测，突然出现的撞击声、低频振动和反复启停的设备声，却未必能被平均数完整反映。

区域性监测结果与个体化生活感受之间的差异，背后是群众对宜居生活的需求升级。当基本的环境质量得到保障，老百姓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自然从“没污染”迈向“更舒适”。

4月11日，山东德州一公园内设置“噪音有害”警示牌

不同于测出超标就处罚整改的工业噪声治理路径，一些城市更新中产生的噪音频繁且长久，对城市治理逻辑与方式方法提出了更高要求。例如，城市更新过程中，由于道路拓宽使住宅距离道路更近了，交通噪声开始影响居住。

在上海，一套噪声投诉处置闭环管理机制已经运行两年：每月从12345热线、110接警平台全量归集数万件噪声投诉，按照噪声类型、所在区域进行梳理，把重复投诉5次以上的案件作为重点攻坚件，持续调度、督办和复核。“我们要把老百姓反复投诉、持续解决不了的问题，作为攻坚方向。”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大气处有关负责同志说，这套机制推行的当年，全市噪声投诉量就同比下降了17%，“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治理资源真正沉到了群众最关心的具体问题上”。

给“烟火气”装上“消音器”

城市不能没有声音，更不能没有烟火气。沿街商铺的喇叭叫卖、深夜排档的推杯换盏、特色夜市的欢声笑语，承载着无数摊贩的生计，也点亮了城市的夜间经济。然而，当这些“买卖声”溢出边界，便成了周边居民不胜其烦的“紧箍咒”。

“好消息，特价促销！”在许多街区的商业网点，高音电喇叭循环播报曾是商家揽客的“标配”。《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规定，禁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采用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法招揽顾客。但在基层执法实践中，一味地罚款、强拆不仅容易激化执法矛盾，也可能伤了小微商户的生活底气。

真正的精细化治理，是让每一种声音在合适的时间、空间里“降调”运行，在商业、娱乐与居住安宁之间寻找平衡。

在沿街零售的日常场景中，柔性引导正在取代生硬执法。上海闵行区莘庄镇莘松街区曾因噪音扰民问题频上热搜，如今成了居民口中的“静音模范地”。面对沿街店铺小喇叭叫卖扰民的顽疾，除了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之外，基层网格员还帮商户想出了替代方案——推广电子显示屏、手写板和线上团购群等“无噪宣传”方式。“以前商户和居民为了声音总是‘对着干’，现在大家坐在一起想办法，成了‘合伙人’。”一位社区网格员说。

在人群集中的夜市商圈，机制与技术的融合让烟火气“便民而不扰民”。作为全国最长的潮汐式宵夜特色街，广州花都田美夜市采用“白天通车、晚间摆摊”的潮汐式运营，并严格实行22点后静音经营制度，全面关停背景音乐，严控商户喧哗噪音。通过精细化管理，该夜市常规周末日均客流量超2.5万人次，月均投诉却仅有2宗。

在公共休闲与娱乐街区，弹性规范则划出了和谐边界。福建省武平县对28处广场舞活动点逐一排摸，与活动团队协商时间和音量，把“60分贝”称为白天的“快乐线”，把“50分贝”称为夜晚的“温柔线”。上海市黄浦区的“日咖夜酒”街区，则推出“红黄绿灯”分级管理制度，引导行业自律，在活跃夜间经济与保障居民安宁之间找到平衡点。

用“源头防控”告别“九龙治水”

噪声治理之所以难，难在污染源分散、涉及部门多。按照分类，工业、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社会生活四类噪声，分别归属不同行业主管部门。仅社会生活噪声一类，就牵扯公安、生态环境、城管、房管、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还离不开街道社区的调解。权责边界模糊，很容易让群众投诉陷入“都管又都管不好”的困境。

法治建设，正是破局的根本依托。从2022年噪声污染防治法正式实施，到生态环境法典将噪声污染防治纳入其中，顶层设计不断完善，既明确了污染防治的总体要求，也为地方细化权责、落地执行留下了空间。目前，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已全部明确噪声污染防治部门的职责分工。跨部门联动提升协同监管效率，噪声治理告别了单打独斗，治理边界日渐清晰。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八条的重大突破在于首次引入行政拘留措施，对于屡教不改、恶意扰民的行为，实现了从警告+小额罚款到拘留+高额罚款的质变，极大提高了违法成本。

重庆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九大队和学成社区工作人员在一小区向商户宣传减少噪声

从“末端救火”转向“源头防控”，正在成为各地构建“安静城市”更长效的治理路径。

规划源头管控，是治本之策。放眼全国，越来越多的城市把噪声管控要求嵌入国土空间规划环节，避免因布局不合理留下先天噪声隐患。上海市通过开展轨道交通等专项规划环评，在选址选线阶段避免下穿居民区、预留主动降噪措施。探索将噪声管控纳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与规划编制做好管理衔接，将居民区退界等噪声管控要求融入区域规划，从城市布局层面减少“住宅紧贴高架”类似情况。严把准入关，在项目环评中落实交通干线声屏障、低噪声路面和轨道等减振降噪措施，确保将交通噪声影响降到最低。

从“治”到“防”，还要依靠数字化手段。2025年，我国声环境监测迈入了自动化、常态化、标准化的新阶段——全国4005个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稳定运行，首次实现了以自动监测替代传统的手工监测。不仅如此，国家噪声声纹数据库也已初步建成，各地持续推进噪声监测网络的构建，为城市建设规划、声环境质量研判、噪声污染溯源等提供数据支撑和科学依据。

“安静城市”从来不是要打造无声的城市，而是让每一种声音都有边界、有秩序，让安居的权利与发展的活力各得其所。降低的分贝，体现的是城市治理的温度，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安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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