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外派非洲快3年，我半夜给儿子盖被子，他突然说梦话：妈妈，爸爸昨天又在窗户外看我。我听完后背直冒冷汗，一夜没敢睡

凌晨两点。我起来给儿子盖被子，手刚碰到被角，他突然开口：“妈妈，爸爸昨天又在窗户外看我。”

声音清楚得像白天说话，眼皮却闭得紧紧的。

我整个人僵住了，月光透过窗帘缝，落在小宝脸上，他的睫毛还在微微颤动。

我转头看窗户，外面空荡荡的，对面楼顶那盏霓虹灯不知道什么时候灭了。

孤零零的夜，连风声都停了。

“小宝，你醒了？”我压低声音。

他没有回答，呼吸又均匀起来，翻了半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我坐在床边，后背一阵一阵冒冷汗。

我家住七楼，窗外没有任何可以站立的地方。

他爸爸远在非洲，三年了，中间只回来过两次。

孩子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我翻身下床，光着脚走到窗边，指头拨开窗帘一角。

楼下小区路灯昏黄，南围墙外那棵老樟树被风吹得簌簌响。

一个人影都没有。

我拉上窗帘，回到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旁边小宝又翻了个身，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爸爸说，让我听妈妈的话。”

那一夜，我睁着眼睛等到了天亮。

01

第二天早上，热牛奶的时候，我盯着厨房窗户看了好一会儿，外面什么异样都没有。

小宝穿着校服从卧室出来，揉着眼睛，坐到餐桌边，一边喝牛奶一边发呆。

“小宝，你昨晚做梦了没有？”

他抬起头，认真地想了想：“我梦见爸爸了。”

“梦见爸爸在哪儿？”

“在窗外。”他回答得很自然，“他就站着，不进来，也不说话，一直看着我笑。”

我心里堵了一下，不知道该说什么。又听到他补了一句：“爸爸瘦了，头发也短了，鼻子这里有一道红印子。”

他指了指自己鼻梁的位置。

我愣了一下，手不自觉地抓住水杯。

半年前，丈夫视频时确实剃了短发，鼻梁上有一道被安全帽带子压出的红印，当时他还笑说晒得像个癞皮狗。

那段时间的小宝从来不会出现在视频画面里，他在房间写作业，每次我让他跟爸爸打个招呼，他都猫着腰躲掉，说不好意思。

他不可能知道。

“小宝，你什么时候见过爸爸？”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静。

“就昨晚啊。”他咬着包子，“在窗户外。他说等他回来了就教我骑自行车。”

我攥着杯子的手指头微微发白，然后松开，尽量不让他看出来。

送他上学的路上，他一路蹦蹦跳跳的，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

我一直在想那截红绳的事。

昨晚收衣服的时候，我在丈夫那件旧白衬衫的袖口发现了一截红绳，系得很整齐，结扣是那种双环扣。

我认得那种扣法，是他教我的——他说非洲那边绑帐篷绳用这种结，不容易松脱。

可那件衬衫是我上个月从衣柜里翻出来的，之前洗了叠好放在柜子里，连袖子都没展开过。谁系上去的？

晚上下班，我推开家门，看到小宝蹲在阳台上，抱着膝盖，盯着楼下南围墙的方向发呆。

我叫他两声，他才回过神，转过头来，眼睛有种很奇怪的情绪：“妈妈，爸爸说他想回来。”

“什么？”

“他说礼物在月亮底下埋着。”

我愣在原地，心头像被人泼了一盆凉水。

望着小宝那双清澈的眼睛，我忽然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三年来，他爸爸在非洲，一个月最多视频两次，每次小宝都躲着不看镜头。

可是他对“爸爸”这个人的记忆，比我以为的要具体得多。

那之后第三天，我收到了他爸的一条消息。

消息很简短：“挺好，勿念。”四个字，连标点都没有。

他平时发消息从来不会这么简洁，一般情况下，他会打一串，比如“小宝今天乖不乖，转学的事情怎么样，你的腰还疼不疼”之类的。

我看着那四个字，总觉得哪里不对。拨他的电话，没人接。响了七八遍，转到语音信箱。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我放下手机，心跳得有些发慌。

晚上我翻出他走之前在手机里存的最后一张照片，是他在机场候机厅拍的，一个蓝色的行李箱靠在座位旁边。

他站在行李箱旁边，比了个“耶”的手势，笑得没心没肺的。

我盯着他的脸看了很久，把手机屏幕锁上，又点亮，又锁上。

02

周二中午，学校没课的时候，我去了一趟物业管理处。

“你好，我想查一下最近小区的监控记录。”

管理人员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姓张，大概是小区里的老住户了，认得我。他点点头，带我去监控室。

“查哪个时段？”

“这几天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两点左右，南门围墙外那段。”

他调出来，屏幕上画面切换，一个视角正好对着南围墙和那棵老樟树的位置。画面黑白的，光线不太清楚，能看到路灯把树影拉得很长。

“你慢点放。”我盯着屏幕。

他看着监控记录，一帧一帧地翻。

前两天的晚上，确实什么都没有，只有空荡荡的路面和树影。

第三天晚上，画面里忽然出现了一个模糊的影子，在围墙外边，身高不矮，身形壮实，晃了一下就消失在监控的盲区里。

我按住椅子扶手站了起来：“等等，倒回去。”

他往回倒了几秒，定格。画面中的人影很模糊，只有半个轮廓，像是被画面边缘切掉了大半，露出来的那一点儿，后背、肩膀，轮廓确实像袁德彪。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张队长也凑过来看了一眼，“这谁？”他问我。

“不知道。能把画面放大吗？”

他放大了一下，像素有限，比之前更模糊了，只能隐约看出来是个男人，穿深色外套，低着头，像是刻意在躲着摄像头。

我从物业出来的时候，太阳很好，但我觉得浑身发凉。

我不是一个疑神疑鬼的人，平时同事们都说我心大，什么事都看得开。

可现在，监控里的那个人影就像一根刺，扎进我脑子里拔不出来。

下午去接小宝放学，我问他：“小宝，你最近这几天在阳台看什么？”

他看着地面，踢了踢脚边的石子：“看爸爸。”

“爸爸在哪？”

“那里。”他指了一下小区的南围墙方向，又补了一句，“他站一会儿就走了。他不进来。”

我蹲下来，握住他的肩膀：“小宝，那个人不是爸爸。爸爸在非洲，很远很远的地方，他回不来。”

小宝抬起头，看了我好一会儿，眼睛里没有任何犹豫：“那就是爸爸。”

放学回家的路上，他在我前面蹦蹦跳跳的，我走在后面，脚底像踩在棉花上。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袁德彪站在客厅门口，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旧工作服，袖口破了一个洞，头发剃得很短。

他对我笑了笑，像平时视频里那样，不紧不慢地说：“你瘦了，别舍不得吃。”他站在那儿，也不走进来，好像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拦住了。

我伸手去碰他，指尖碰到了空气，什么都没碰到。

我醒了，身上一层冷汗。

旁边小宝翻了个身，没有醒。

我打开手机，屏幕上的时间是凌晨三点零四分。

我想给他打电话，又不敢。

03

周五下午我提前下班，去了一趟婆家。婆婆许苑正坐在客厅里择豆角，看见我来了也不惊讶，只是放下手里的菜，站起来去倒水。

“妈，德彪最近有跟你们联系吗？”

她背对着我，倒水的手微微抖了一下，水溅到桌面上：“有吧……前几天打的电话。”

“他有没有说什么？”

“没说什么。”她端着水转过身来，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就是问家里好不好，让咱们注意身体。”

她低下头，把水杯放在我面前，又坐回去择豆角。她挑出一根老豆角，撕了半天没有撕开，手指头一直在发抖。

“妈，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她愣了一下，摇摇头：“没有。有什么事可瞒的？”她低下头，又开始择豆角，手上的动作明显乱了。

这时候公公袁文强从里屋走出来，看到我坐在沙发上，也没什么表情，只“嗯”了一声算是打招呼。他在门口换鞋，像是要出门。

“爸，您去哪？”

“出去走走。”他说，“闷得慌。”

他走了以后，屋里安静下来。婆婆低着头，择豆角的手还在抖。

“妈，德彪真的没事吗？”

她没有抬头，声音闷闷的：“他一个大男人，在外面能有什么事？你别乱想。”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卡了一下，像是一种竭力抑制的哽咽。

我没再追问，坐在那儿心里堵得慌。

快到中午，小宝放学回来，一进门就看见婆婆坐在沙发上一愣一愣的。

他跑过去，喊了一声“奶奶”。

婆婆抬起头，看见小宝，眼泪“啪”一下就掉下来了。

“哎，小宝来啦。”她抱住他，把孩子搂进怀里，“奶奶想你了。”

我看见她搂着小宝的肩膀一直在抖，像是在极力忍着什么。那一刻我心里隐约觉得，她一定是知道什么。她只是不说。

周六下午，小宝在院子里玩，无意中翻到一个旧盒子。

我正准备捡起来，他已经打开了，里面是一本相册。

封面是灰色硬壳，边角磨白了。

翻开，第一页就是我和袁德彪的婚纱照，那时候他头发比现在长一点，穿着白衬衫，笑得傻里傻气的。

小宝指着照片：“妈妈，爸爸好小啊。”

“那是爸爸年轻的时候。”

他翻了两页，忽然停住了，盯着一张照片看了半天。

那张照片是我们一家三口在公园拍的，当时小宝才一岁多，被袁德彪举在肩膀上，笑得口水都流出来了。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的？”小宝问。

“这张照片是上个月拍的。”小宝指着照片里的背景，是公园的那个蓝色滑梯，“这个滑梯新装的，我们学校旁边那个公园也有一个一样的。”

我愣住了。

我仔细看了那张照片，背景里的人虽然模糊，但确实是那个蓝色的新滑梯。

我回忆了一下，这张照片确实是最近才拍的。

可是袁德彪已经三年没回来了，我怎么可能会有一张他和小宝在公园里的合照？

我翻到相册最后一页，一张照片从夹层里滑了出来，掉在地上。

小宝捡起来递给我。

那是一张两个人的照片，背景是工地的活动板房，袁德彪身边站着一个穿红色安全帽的男人，圆脸，个子不高，笑得很憨厚。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和李工，摄于临建现场。”

我把照片翻过来，看了很久。

那个穿红帽子的人，我没见过。

可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如果这张照片真的是他外派前在工地拍的，为什么照片上的人穿着那种白色的短袖工服，而背面写的“临建现场”却是在赤道几内亚那种整年三十度的地方？

这种衣服分明是国内工地的工装。

他到底什么时候回过国？

04

那天下午，我接到了曹建新的电话。他在电话那头声音温和：“邓老师，你上周申请的那个培训名额批下来了，下周去省城报到。”

“谢谢曹校长。”

“你最近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没休息好？”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该说什么。他顿了顿，又说：“邓老师，你要是家里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说，组织上能帮忙解决的，一定帮你解决。”

“没什么事。”我说，“就是小宝最近晚上睡得不太好，我跟着也没睡好，过几天就好了。”

“那你自己注意身体。”他犹豫了一下，“如果需要帮忙，随时找我。”

我挂了电话，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的花坛。

花坛边上那块泥地，昨天我下楼的时候看了一眼，上面有两枚清晰的脚印，泥土翻得很新，像是从哪里踩了泥过来，又踩到花坛里站了一会儿。

小区遛狗的人多，但狗脚印和人的脚印很好分辨。

那是四十一码左右的男鞋，鞋底花纹很深，是工装鞋。

周一晚上，我给小宝洗完澡，他坐在床上看绘本，我坐在旁边叠衣服。他翻了一页，忽然说：“妈妈，爸爸说他想教我骑自行车。”

“爸爸什么时候说的？”

“昨天。”他头也不抬，“他说等他回来就要教我。”

我把衣服放在床上，看着他：“小宝，爸爸在非洲，他回不来。”

“他回得来。”小宝声音轻轻地说，“他说等他忙完了就回来。”

他翻了一页绘本，又说：“爸爸说他瘦了，怕妈妈认不出他。”

我手里的衣服又落回床上，孩子已经钻进被子里，闭着眼睛，像是又准备做梦了。

我坐在床边，看着他的睡脸，心里翻来覆去，找不到一个安放的地方。

半夜，我再一次被小宝的梦话惊醒。这次他没有说爸爸。他翻了个身，声音又轻又脆：“爸爸身上有血……爸爸说他不疼。”

我瞬间清醒了，撑着手坐起来，黑暗里什么都看不见。

我伸手摸到手机，屏幕的光亮刺得眼睛疼，显示凌晨两点五十三分。

我拨那个熟悉的号码，那头还是关机。

我攥着手机坐在床沿，小宝在旁边睡得沉沉的，呼吸均匀。

窗外传来一阵风，把窗帘刮得鼓起来，我起身去关窗，手碰到玻璃，手指冰凉。

就在合上窗户的那一瞬间，楼下南围墙外的老樟树底下，好像有一个人影闪了一下。

我屏住呼吸。盯了半天，什么也没有。

大概是我眼花了。

05

小宝的高烧来得很突然。

夜里还是好好的，凌晨我摸到他额头，滚烫。

他整个人蜷缩在被子里，嘴唇干裂，烧得说起了胡话。

我吓坏了，手忙脚乱地给孩子裹上外套，抓了包就往外跑。

出租车里小宝在我怀里打着哆嗦，嘴里含含糊糊不停地说着什么，我凑近了才听清楚：“爸爸流血了……爸爸……腿断了……”

我抱紧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咬住嘴唇。

到了医院，急诊医生给小宝挂了吊瓶，我坐在留观室的椅子上，看着他烧红的小脸，心里一阵一阵发慌。

我给丈夫打了十几次电话，无一例外都是“暂时无法接通”。

我坐在走廊里，背靠着冰冷的墙壁，眼睛看着输液管里一滴一滴往下落的药水。

那晚的留观室很安静，偶尔有护士走过，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很轻。

我把手机握在手里，屏幕亮了又暗，暗了又亮。

凌晨四点刚过，走廊那头传来脚步声。

不是护士的脚步，是有些重的、带着泥的步子，一步比一步慢。

我抬起头，看到公公袁文强站在拐角的灯下，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旧棉衣，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

他的头发乱糟糟的，眼睛肿着，像是一夜没睡。

“爸？”我站起来，“你怎么……”

“小宝咋样了？”

“高烧，医生说是病毒性的，可能昨天在外面着凉了。”

他点了点头，走到旁边的塑料椅坐下，把保温桶放在地上。他没有说话，目光看向留观室的门，像是要透过那扇门看到小宝。

“爸，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我看着他。

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终还是咽了回去。

“没啥事瞒你。”他说，“你一个女人家，照顾好自己和小宝就行了。”

他站起来，把保温桶递给我：“里面是鸡汤。你熬了一宿，喝点。”我伸手接过来，碰到他手背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指冰凉，而且一直在抖。

他转身走了，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

走了几步，他停下来，似乎想回头，又忍住了，快步走掉了。

天亮的时候，小宝退了一点烧。我坐在床边，给他擦了擦脸，他看着我的眼睛，忽然开口：“妈妈，爸爸是不是死了？”

我整个人僵住了。他看着我，眼神平静得出奇。

“你为什么会这样问？”

“爸爸在梦里跟我说。”他说，“他说他回不来了，说我想他的时候就看看月亮。”

“他说他会在月亮上看着我。”

我盯着儿子的小脸，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张开嘴，嘴唇动了几动，最后什么声音也没有发出来。

06

小宝退烧出院那天，我刚回到家门口，就看到一个陌生女人在楼道口站着。

四十来岁，黑瘦，穿一件褪了色的紫红外套，头发扎得松垮垮的，看起来风尘仆仆。

她看到我，迟疑了一下，然后走过来，声音干哑：“你是袁德彪的爱人吧？”

“你是？”

“我姓孙，叫孙秀芬。”她顿了顿，“你丈夫救过我女儿的命，这个事情，我必须当面告诉你。”

我看着她，心跳忽然乱了一拍，像是有某种预感从脚底升上来，攥住了我的嗓子。她递过来一个牛皮纸信封：“你打开看看。”

我接过信封，没有马上拆。她站在原地，风吹起她外套的衣角，她也没急着走。我低头，拆开封口，里面的纸折了两折，展开，几行字刺进眼睛：“语琴，我要是回不来了，别怪任何人。替我多亲亲儿子的额头，等他大一点，你告诉他，爸爸不是不要他，是真的走不动了。”

纸的右下角有一滴干涸发黄的痕迹。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久到旁边的女人忍不住说了一句：“你还好吗？”

我抬起头，声音出奇地平静：“他什么时候走的？”

“上个月三号，”她说，“工地升降机缆绳断了，他从高处摔了下来。救援队找了三天。”

她垂下眼睛：“他出事前，留了这封信，托人带出来，想寄给你。那段时间工地乱，信在路上转了几手，最后到了我手上。”

她顿了一下，像是下了很大决心：“我在那边医院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有意识。他跟我说，他爱人一个人带孩子在老家，如果将来哪天他有什么事，让我帮他传句话。”

我攥着那张纸，指节发白，嘴唇干得像砂纸。

“他说什么？”

“他说……”孙秀芬停了停，“他说，你等他这么久，对不起。”

她说完，站了一会儿，像是等我开口。我什么都没说。她又站了站，转身下楼了。

我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那封信，像是攥着一块冰。

信纸上的字被捏得皱巴巴的，我展开又叠上，叠上又展开。

楼道里很静，能听到对面人家厨房传来炒菜的声音，很香。

我站在门口，忽然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

我把小宝安顿好，出门打了辆车，去了他单位的驻外项目部。

电梯到了十一楼，门打开，走廊尽头是间会议室。

接待我的自称是项目部协调主任，姓方。

他给我倒了一杯水，我没接。

“我的丈夫袁德彪，上个月三号，在你们非洲项目工地上出了事。”

他愣了一下，垂下眼睛：“嫂子……”

“我就想知道，他出事的具体情况是什么。”

他沉默了一会儿，手里握着笔，像是在斟酌措辞：“袁工是项目上的技术骨干……那天塔吊上有人违规操作，缆绳超载断裂，袁工当时正从下面经过。”

“他当场就走了？”

“救援队找了三天，找到他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为什么没有通知我？”

对方低下头，没有说话。

“我丈夫的紧急联系人，写的是他爸爸。你告诉我为什么。”

他抬起头，声音有些艰难：“嫂子，袁工的档案，入职的时候填的家属联系人是他父亲。这件事我们确实有责任，应该核实，及时更新信息……但是当时的情况比较特殊，工地塌方，事故还在调查，加上袁工父亲的电话一直在联系，我们就没有通过其他方式核实……”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很累，累得连生气都没有力气了。

方主任又把一张纸推过来：“嫂子，情况已经这样了，人死不能复生，赔偿方案我们出了初稿，你先看一下。”

我没看那张纸。我站起来，转身走到门口，停了一下：“我丈夫的遗物呢？”

“在法务那边，还在整理。”

“整理好了给我电话。”

我走出会议室，走了两步，停下来，扶着墙，弯下腰。我扶着墙壁，弯着腰喘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07

高铁一个多小时，我回了婆家。

门虚掩着。我推开，堂屋的灯没开，昏暗一片。婆婆许苑坐在角落里，像一座石雕，脸上的泪痕干了又湿，湿了又干。

公公袁文强跪在堂屋正中央。

我站在门口，没有进去。

他抬起头，看见我，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涌出浑浊的眼泪。声音像是沙石碾压出来的：“语琴。”

我只觉得自己的手发抖：“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当天就知道了。”他说，“第二天我就去了，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车，见了他最后一面。”

他说不下去了，低下了头。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每天给他打电话，每天打，打了一个月，你知道我打多少次吗？”

他跪在地上，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压弯了，肩头剧烈地抖动着。

过了很久，他用一种近乎祈求的声音说：“我怕你受不了。语琴，我怕你垮了，小宝就没人管了。”

“那你觉得我现在受得了？”

他没有说话。

我站在门口，站了很久，然后转身往外走。走了两步停下来。

我没有回头，声音很轻：“小宝住院那几天，烧到三十九度八。他一直在说梦话，说爸爸来公园了，说爸爸教他系鞋带了。”

“我是他妈妈。他所有的梦话，我都听见了。可我不知道他爸爸已经死了。”

我走了。一直走到小区门口，我才停下来，蹲在花坛边上，哭出了声。

那几天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

我睡不好，也吃不下去，整个人像一团影子，飘在屋子里。

小宝很懂事，没有闹我，自己吃饭，自己写作业，晚上睡觉的时候轻轻拉着我的手说：“妈妈不哭，爸爸在月亮上看着你呢。”

我搂着他，眼泪打湿了他的头发。

几天后，我收到一个快递。

是他单位寄来的，一个瓦楞纸箱子，里面是他留在非洲宿舍的东西。

一件厚外套，两条裤子，一个旧钱包，一叠工地的手册。

最底下，是一部旧手机。

屏幕碎了一角。

我充上电，开了机，屏幕亮起来的时候，我屏住呼吸。

里面没有多少应用。

相册，备忘录，通话记录。

我点开备忘录，一条一条地看，大多和工作有关，记录着各种数据、现场情况、材料型号。

翻到最下面一条，录音文件，时间显示是事故发生前第十一天。

我按下播放。

他的声音从那个破损的小扬声器里传出来，沙哑，压得很低，像是怕被什么人听见：“这个工地的升降机缆绳型号不对，我找人查过，供应商换了。如果我发出去，项目会停工，会得罪人。但我不发的话，出了事，没有人负责。”

录音停了一会儿，他叹了一口长气，又说了几个字：“算了。等我再确认一下。”

录音到这里就断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把这段录音听了不知道多少遍。

窗外风大，老樟树的叶子被刮得哗啦啦响，像是有人在窗外一遍遍走着。

我没有哭。

我把手机锁上，握在手里，坐到天亮。

08

第二天一早，我把小宝送到学校，去了丈夫的公司。我没有跟他们吵架。我把死亡赔偿金全额捐给了工地安全基金。

接待我的人很惊讶，反复问我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我说不用考虑了，我丈夫说设备有问题，你们不查，我替他查。

那个基金的用途写着：用于工地安全生产设备的检测与更换。

我填好表格，签了名字，离开了那栋楼。

出了门，太阳很大，明晃晃的，晒得人眼睛发酸。

我站在马路边，抬起头，天空很蓝。远处一架飞机划出一道白线，像一根细细的绳子，慢慢地消失在风里。

09

清明前那一周，我一直在整理他的东西。

旧衣服分了几类，几件能穿的送给了他单位的同事，剩下的一些收进了储物箱。

他的旧钱包里还有一张皱巴巴的超市小票，上面的日期我认得，是他上次回国探亲时我们一起去超市的日子。

他连小票都留着。

后来我在床头柜的最下层翻出一个旧铁盒，里面放着十几封信。

信纸是那种工地便签，写满了却没有寄出去。

一封一封打开，上面全是他平时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

“老婆，小宝的玩具坏了，我找了好几天才找到一个一模一样的，快递费比玩具还贵。你收到了记得跟他说，是爸爸买给他的。”

“老婆，食堂今天的土豆炖牛肉不好吃，我就会想着你做的那道红烧肉。等我回去了，你做给我吃。”

“老婆，你上次视频的时候说腰疼，我查了天气，你那边要下雨了。你贴个膏药。”

信纸的最后一张，只有两句话。字迹比前面的都要潦草：“最近工地事情多，有点乱。等我回来，有话跟你说。”

我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重新放回铁盒。

盖上盖子，又打开看了看。

铁盒里最下面还有一支笔，笔帽已经裂了，是他在工地上常用的那款水性笔。

10

清明节那天，下了一点小雨。我带小宝去公墓。墓碑是新的，照片上的他穿白衬衫，笑得很干净。小宝蹲下来，把一盒牛奶放在碑前，仔细地摆正。

“爸爸，牛奶给你喝。”他说，“我上次自己喝了你的牛奶，对不起。下次你还回来，我不跟你抢了。”

他说着，又蹲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到我身边，牵住我的手。

我站着，看着墓碑上的照片，眼眶干涩。

我把那笔款项的捐赠回执纸压在碑前的石台下面，被风掀起一个角，又落下。

“妈妈，爸爸在月亮上。”小宝说。

“他在上面能看到我们吗？”

“能看到。”他说，“他跟我说了。”

雨丝细细的，落在我脸上，落在碑前的石台上，落在那盒牛奶的包装盒上。我低头看了看小宝。他没有哭，眼睛很亮，像映着雨水洗过的天空。

我牵起他的手，往回走。

走了几步，我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风掠过墓碑，好像有个人站在那儿，轻轻朝我挥了挥手。

我转过头，没有再回头。

路边的老樟树落了一地叶子，被风卷起来，追着我们走了好远好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