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万五千里征途上的“口粮答卷”

徐 平

谈及长征中的红军饮食，不少人会脱口而出：草根、树皮，乃至煮皮带充饥。这固然是长征艰苦卓绝的真实写照，却远非全部。在漫漫两万五千里的征途上，红军的食物来源与种类经历了特殊的演变过程，既有筹措到的粮食、肉类，也有极端困境下用以维持生命的野菜、野果、草根、树皮等物，构成了长征历史中极具代表性的一段记忆。

长征出发时：

严格按标准配备数日干粮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夕，中革军委向各军团下达命令，要求迅速按编制配齐人员，补足武器、弹药、粮秣、服装等各类行军物资，明确要求每名指战员随身携带4天的粮食，每个伙食单位按人均1斤油、1斤盐的标准统一携带。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踏上长征征途前，就统一组织筹备了行军粮秣，要求部队指战员和随军民工每人随身携带3至5天的粮食。这些粮食主要包含大米、苞谷等品类。之后，大家将这些粮食自行加工制作干粮：大米先煮至半熟，捞出沥干水分后，再入锅加食盐翻炒制成干米；苞谷则先整体炒熟，添加适量食盐后再磨成细面。这类干粮轻便易携，既可以直接干食，也能加水冲泡后食用，还能长期储存、不易变质，完全适配长途行军的特殊作战需求。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向平汉铁路以西实行战略转移。出发前，部队要求每名指战员备好3天干粮、2双草鞋。当时，每名战士配备2条米袋，1条装生米，1条装熟食干粮，每袋可盛四五斤粮食，多余部分由马夫队的驮畜统一运输。

1935年11月19日，红2、红6军团主力由桑植地区撤离向西转移。出发前，部队专门组织行装检查，明确要求每人必须携带的3样物品中，排在首位的就是装满3天粮食的粮袋。

尽管各路红军在长征出发前都做了尽可能充分的物资筹备，可随身携带的干粮仅能支撑数日，对于跨越万水千山的漫长征途而言，这些储备不过是杯水车薪。很快，各部队就不得不就地自主解决给养问题。

离开苏区后：

依规依纪就地筹措粮食

长征初期，红军的给养补充主要通过没收征发和公平购买两种方式推进。脱离中央根据地后，失去稳固后方依托的红军，粮食等物资补给难度持续加大。针对这一情况，1934年10月22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关于筹粮、捐款暂行细则规定的通知》，明确要求各部队在白区行动期间，应随时注意开展筹款及征集资材工作，主要是没收地主反动分子财物，向富农和城市商人捐款，严格禁止任何损害工农群众利益的行为，坚决杜绝无组织、乱没收的现象。

同年11月12日、15日，中革军委连续向各军团、各纵队首长发出指示电，部署野战军筹粮工作：鉴于野战军即将向郴宜线以西挺进，沿途多为山地，村落稀少、粮食匮乏，各部队要抓住行军间隙，在途经区域全面搜寻土豪留存的谷米及其他食物，将没收所得的谷子迅速加工成米下发给部队，要求每人至少携带5天的粮食，其中包含1天用量的炒米，同时尽可能多准备干菜或盐炒豆子。指示同时明确，部队自身无法携带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全部留给后续跟进的部队；后卫部队可将多余的米谷、衣物等，全部分发给当地群众，从源头上破坏敌军的给养补给条件，迟滞其前进速度。

四渡赤水期间，红军每占领一处集镇和村庄，都会按政策开展打土豪、开仓分粮工作，既补充部队自身给养，也救济当地穷苦群众。1935年4月下旬，红军进占宣威和东川。宣威是滇东久负盛名的富庶之地，当地特产宣威火腿享誉全国。红军在此休整期间，没收了官僚资本经营的火腿公司，获得大批物资，有效改善了伙食，补充了指战员的体力。

与此同时，红军始终坚持通过公平购买的方式从当地群众手中获取食物。巧渡金沙江时，作为先头部队的某连整夜行军作战，随身携带的干粮全部耗尽。为解决给养问题、继续前进，连队将途经村镇私人点心铺里的饼干全部买下，全连100余名指战员每人分到一小份。红军这种公平交易也经常在当地群众家中进行，始终严守群众纪律。

过雪山草地：

珍惜每一块可利用的食物

翻越雪山、穿越草地，是红军长征中最为艰难的阶段。红军3个方面军先后翻越数十座高海拔雪山，穿越茫茫草原，历经千难万险，付出了巨大牺牲。

多位亲历长征的老战士在回忆中提到，长征途中除作战之外，粮食问题是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尤其是进入四川西北部藏族聚居区域后，粮食短缺的问题愈发严峻。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也曾提到：“这一带人烟稀少，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部队严重缺粮，我们几乎天天为粮食问题发愁。”

为做好过雪山草地的物资准备，1935年6月20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关于筹办、节省及携带粮食办法的通电，要求各部队除预留5天休整所需的粮食外，必须额外筹足7天的粮食随身携带；各部队要尽一切可能，抽调专门力量在指定区域通过没收征发和公平购买的方式，收集所有麦子、苞谷、杂粮、油盐及牛羊猪等食物；将牛羊肉烘烤成肉干替代干粮；同时调整作息饮食制度，将每日三餐改为两餐，一稀一干，最大限度节约粮食。

红军各方面军过草地的行进路线和时长各不相同，用时最短的约7天，最长的则接近两个月。中央红军前卫团团长杨得志在回忆中提到，当地藏族同胞告知他们穿越草地需要5至7天时间，因此部队提前备足了7天的粮食。

1935年8月，中共中央率领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穿越松潘草原向甘南进军。过草地前，部队曾要求每人带足10天粮食(约10斤)。但受筹粮条件限制，大部分指战员都没有带够，有的仅携带了两三斤，除少量肉干外，主要口粮是煮熟的青稞麦粉，也有部分是煮过甚至未煮的青稞麦粒。每到休整地点，战士们就以班为单位，用搪瓷盆或搪瓷杯烧开水，冲泡青稞麦粉食用，或是直接煮麦粒充饥。进入草地的第4天，部队就出现大范围断粮的情况。许多指战员只能四处寻找野菜果腹；野菜被吃光后，就挖草根、剥树皮充饥；陷入极端困境时，甚至把腰间的皮带、枪背带削成小片，用水浸泡后煮熟食用。

红二方面军过草地前仅准备了七八天的粮食，原本预计10天就能通过草地，实际行军却长达20多天。行军初期规定每人每天只能吃3小碗炒面，两天后减为两碗，再过两天减为一小碗，数日后又缩减至半小碗，最终完全断粮。指战员们把仅剩的一点炒面掺上野菜熬成糊糊充饥，到后来就完全依靠野菜、草根维持生命。加之红二方面军行进于红四方面军之后，前面的部队已经把沿途的野菜基本采光，作为后卫的红二方面军甚至连野菜根都很难找到，最后只能杀掉驮运帐篷、物资、武器的牦牛和战马充饥。一头牛或马，全团指战员要分着吃好几天，大家还把骨头收集起来，连同草鞋上的牛皮、枪皮带、腰带等物品一起煮汤充饥。

红四方面军派骑兵师筹集到二三万头牛羊和四五万斤粮食，在安曲地区留下1000多头牛羊，专门供给后续跟进的红二方面军。朱德特意对兵站负责人叮嘱道：“这个任务很重要，我们后卫还有几万红军，总指挥部决定把四方面军直属队所有驮帐篷、行李的牦牛留下来供应部队。从这里走出草地还得6天，咱们每人每天发的牛羊肉，连皮带肉不能超过1斤，其余的都留下，否则，后卫部队就过不了草地。”他还强调：“羊子杀了用开水烫，牛皮用火烧，肠肚子也要吃掉，要珍惜每一块牛皮!”

红四方面军在过草地前做了更为细致的准备，按每人每天4两的标准，筹备了全程所需的粮食，同时号召各部队学习识别可食用的野菜、野果，征集了一批牦牛作为运输工具，明确在粮食极度短缺时可宰杀牦牛补充给养。部队还专门组织炊事员开展牛羊肉烹调训练，要求以班、排为单位携带一口行军锅。左路军过草地前，在朱德的主持下，专门举办了一次野菜展览会，指导指战员掌握识别可食用野菜的方法，尽可能减少因误食有毒植物造成的非战斗减员。

抵达陕甘后：

改善伙食恢复部队战斗力

1935年8月下旬，右路军经过艰苦卓绝的草地行军，抵达半农半牧的巴西、班佑、阿西一带，部队伙食得到明显改善，每天都能吃到萝卜、胡豆、甜菜、麦子等食物，基本可以吃饱，指战员的体力开始逐步恢复。休整期间，各级政治部广泛组织开展筹粮工作，红军的给养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充。

随后，红军彻底脱离雪山草地的藏族聚居区域，进入甘肃南部的大草滩、哈达铺一带。哈达铺是甘陕川三省交界的商贸集散地，当地物资充足、物价低廉，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白面、食盐和食用油。和此前数月在雪山草地中以野菜青草为食、长期缺油少盐的处境相比，这里的条件可谓天壤之别。

老红军杨定华回忆道：“因为估计到物质条件的可能，红军总政治部特别提出‘大家要食得好’的口号。这个新奇的口号，是我到红军几年来第一次听到的，这大概是因为红军体力急待恢复的缘故吧。这也就是红军政治工作的特点和无微不至的地方。一时‘大家要食得好’的口号传遍了整个部队。各个连队伙食单位，都割鸡杀鸭，屠猪宰羊，每天三顿，每顿三荤两素，战士们食得满嘴是油，光溜溜的，简直像过年一样!”

一句看似朴素平常的“大家要食得好”，在红军大会师前夕，极大地鼓舞了官兵的士气，也预示着中国革命新的高潮即将到来。

(来源：中国国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