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凌晨五点半，天还没亮透，我已经站在厨房里了。
手比脑子先动。从冰箱里拿出那袋绞肉，还是老分量，两磅。洋葱照例切一整颗，胡萝卜三根，不多不少。这些动作我做了几十年，闭着眼睛都不会错。
等锅里的肉末开始滋滋作响，我才突然意识到——今天又是一个人吃晚饭。
我叫老周，今年72岁。四个孩子都长大了，两个住在邻镇，成了邻居，这让我挺高兴。一个在加州，还有一个在阿姆斯特丹，已经待了两年。上一次全家六口人围坐在一起吃顿家常便饭，我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大概是某个节日吧，但那不算数。
可我几乎每天晚上还是照常做饭，而且从来没学会怎么只做一人份。
所以我不学。肉糕照做，意面照煮，鸡肉照烤，一切跟从前一模一样：够六个人吃的量。
孩子们在家的时候，晚饭根本不需要计划。每天到点就开饭，因为人饿了，总得有人喂他们。我还没开火，就听见客厅里传来那个永恒的问题："今晚吃什么？"总有人在厨房晃悠，趁我切面包时顺走一片，或者在我需要用奶酪丝的时候，直接从袋子里偷吃。
我从来没写过菜谱。所有的配方都长在我的手上。
少许这个。一整颗洋葱。用大锅，不用小锅。该抓多少意面，我心里有数，因为我已经抓过一千次了，分量从来不变——因为吃饭的人数也从来不变。
孩子们陆续搬走后，这个分量依然说得通。我和老伴两个人吃晚饭，剩下的菜刚好够第二天中午的午饭，有时候还能再撑一顿晚饭。房子是安静了些，但这笔账还算得过来。
直到三年前，老伴走了。
那笔账突然就怎么也算不过来了。菜谱还是老菜谱，可明天不会再有人来消灭剩菜了。餐桌对面不再有人提醒我"别忘了把鸡肉收起来"，也不会有人在我还没吃完第一轮的时候，就伸手去添第二碗。就剩我一个人，面对我做的那一大锅东西——够养活我从前那个家的一大家子。
我还是拿出那口旧锅。还是买同样多的绞肉。还是切同样多的胡萝卜。大部分动作都是下意识的。我的手记得那个配方，而配方不知道：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
最让我难受的时刻，永远是同一个。饭做好了，我盛到自己盘子里，然后看着锅里剩下的那五份。没人会来吃。
孩子们离家，是让餐桌一个座位一个座位地慢慢空下去，花了十年时间。而失去她，是一夜之间，这张桌子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有时候我会想，这到底是在给谁做饭呢？
邻居家的老太太偶尔会端着自己烤的苹果派过来，说"太多了吃不完"。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她也是在用这种方式，给自己找个理由，把日子过下去。
我尝过一口她的派，甜得恰到好处。我说："这比我老伴做的好吃。"她笑了，说："你这话要是让她听见，她得从坟里爬出来找我算账。"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眼睛就有点发酸。
你看，我们这把年纪的人，连悲伤都得找个伴儿。
其实我心里明白，我做的不是饭，是那顿永远等不齐的团圆饭。
每切一颗洋葱，每翻一次锅铲，我都在假装孩子们放学后还会冲进厨房问"今晚吃什么"，假装她还在客厅里喊我别忘了关火。我做的每一顿饭，都是在跟那个已经散了的家，做一次无声的对话。
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傻。一个72岁的老头子，每天做六人份的饭，然后一个人对着锅发呆。但这就是我的日子。我改不了，也不想改。
因为一旦我学会只做一人份，就等于承认了那个我还没准备好面对的事实：那个家，真的回不去了。
所以我还是会继续做六人份的饭。也许明天，也许下个星期，也许哪个周末，会有一个孩子突然打电话说"爸，我回来吃饭"。到时候，我只需要多摆一副碗筷，就够了。
锅里的肉糕还在冒着热气。我盛了一盘，坐到餐桌前。对面空着，但我还是习惯性地把盐罐推过去——就像她还在那里，等着往自己的盘子里撒盐。
这顿饭，我依然做了六人份。
不是因为我忘了怎么算数。是因为我还在等，等那个六个人围坐一桌的夜晚，再回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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