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我带8斤猪肉去相亲，姑娘家穷，她红着眼问：你嫌弃我家穷吗

八斤猪肉换来的媳妇

一九八一年的冬天，冷得格外早。

腊月初八那天早上，天还没亮透，我就被母亲从被窝里拽了起来。炕烧得滚烫，屋里却还是凉飕飕的，窗户上糊着的旧报纸被风吹得哗啦啦响。母亲一边往灶膛里添柴火，一边絮絮叨叨地嘱咐我：“到了人家家里，嘴甜点儿，别跟个闷葫芦似的。见了姑娘她爹叫叔，见了她娘叫婶儿，记住了没？”

我坐在炕沿上穿棉裤，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母亲把一碗热乎乎的红薯稀饭端到我面前，又从柜子里翻出那件压箱底的蓝布褂子，抖了抖上面的樟脑味儿，递给我说：“换上这件，你那件破袄子上全是补丁，让人看了笑话。”

我接过衣服，心里头有点儿发酸。这件蓝布褂子是父亲在世的时候买的，就穿过一回，后来一直舍不得穿，压在箱子底下了。父亲走了三年了，母亲一个人拉扯我们兄弟三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是老大，今年二十三岁，在农村已经是老小伙子了，村里跟我一般大的后生，孩子都会打酱油了，我却连个对象都没谈过。不是我不想找，实在是家里太穷，拿不出彩礼钱，媒人都不愿意上门。

前几天，隔壁村的王婶突然跑到我家来，说要给我介绍个姑娘。王婶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媒婆，嘴皮子利索，腿脚也勤快，经她说成的亲事少说也有几十对了。她一进门就扯着嗓子喊：“他婶子，大喜事啊！我给大壮说了门亲事，姑娘是刘家庄的，模样周正，手脚麻利，跟你家大壮正般配！”

母亲一听，高兴得合不拢嘴，赶紧给王婶倒了碗红糖水，又把我从地里叫回来。王婶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点点头说：“这孩子长得壮实，一看就是个能干活的。就是这衣裳……算了，到时候换件体面点的就行。”她又转向母亲说，“不过有一桩事我得先跟你们说清楚，这姑娘家里条件不太好，她爹前些年摔断了腿，干不了重活，她娘身子骨也弱，底下还有两个弟弟妹妹，全靠她一个人撑着。所以彩礼方面，怕是拿不出什么陪嫁。”

母亲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又说：“只要姑娘人好，穷点儿不怕，我们家也不富裕，谁也别嫌谁。”

王婶一拍大腿：“这话说得敞亮！那就这么定了，腊月初八，你带着大壮去刘家庄相看相看。记着，头回上门，不能空着手，多少得带点儿东西，这是规矩。”

母亲犯了愁。那年头家家户户都穷，别说买礼品了，就是日常吃喝都得算计着来。母亲把家里的积蓄翻了又翻，总共也就十几块钱，还得留着过年用。最后她一咬牙，决定去镇上赊几斤猪肉。镇上卖肉的张屠夫跟我们沾点儿远亲，母亲跟他磨了半天嘴皮子，总算赊了八斤猪肉，说好了年后结账。

我骑着自行车驮着那八斤猪肉往刘家庄去的时候，心里头七上八下的。自行车是借邻居家的，二八大杠，车链子哗啦哗啦响，骑快了还掉链子。一路上坑坑洼洼的土路冻得硬邦邦的，车轮碾过去咯噔咯噔颠得屁股疼。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我把棉帽子往下拉了拉，缩着脖子使劲蹬车。

刘家庄离我们村有二十多里地，骑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进村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个老头儿在下棋，看见我这个生面孔，都抬起头来打量。我停下车子，按照王婶说的路线，找到了姑娘家的门口。

那是一扇破旧的木门，门板上的漆早就掉光了，露出灰白的木头本色，门框歪歪斜斜的，好像随时会倒下来。院墙是用土坯垒的，有的地方已经塌了半截，用树枝和稻草胡乱堵着。我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深吸一口气，抬手敲了敲门。

里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谁呀？”

“是我，李家庄的李大壮，王婶介绍来的。”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中年妇女探出头来。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很多，头发花白，脸上布满皱纹，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袖口处露出发黄的棉花。她打量了我一眼，脸上堆起笑容：“是大壮啊，快进来快进来，外头冷。”

我推着车子进了院子。说是院子，其实就是一块不大的空地，角落里堆着些柴火和农具，几只母鸡在地上刨食吃。三间土坯房，屋顶上的茅草已经发黑，有些地方塌陷下去，用瓦片压着。窗户上没有玻璃，糊着塑料布，被风一吹鼓起来又瘪下去。

我把自行车支好，从后座上解下那八斤猪肉，递给中年妇女：“婶儿，这是我妈让我带的，一点儿心意。”

中年妇女接过去，掂了掂分量，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声音有些哽咽：“你这孩子，来就来吧，还带这么多东西干啥？快进屋坐，屋里暖和。”

我跟着她进了堂屋。屋子不大，光线昏暗，只有屋顶上一盏十五瓦的电灯泡发出昏黄的光。墙壁被烟熏得乌黑，地面是夯实的泥土，踩上去硬邦邦的。靠墙摆着一张缺了条腿的桌子，用砖头垫着，桌上放着几个粗瓷碗。墙角堆着几袋子粮食，大概是今年的收成。

中年妇女让我坐下，给我倒了碗热水，然后朝里屋喊了一声：“秀兰，出来吧，客人来了。”

里屋的门帘掀开一条缝，一个姑娘探出头来。她大概二十岁左右，梳着两条麻花辫，穿着一件碎花棉袄，虽然洗得有些褪色了，但是干干净净的。她的脸型很好看，五官端正，就是皮肤有些粗糙，大概是常年在地里干活晒的。一双眼睛很大，睫毛长长的，看人的时候有点儿怯生生的。

这就是王婶说的那个姑娘，叫刘秀兰。

她从里屋走出来，低着头站在那儿，两只手绞在一起，不知道该往哪儿放。她娘瞪了她一眼：“傻站着干啥？还不给客人倒茶？”

秀兰这才回过神来，赶紧去拿暖水瓶。她走路的时候我才注意到，她的右腿似乎有点儿跛，走起来一瘸一拐的，虽然不太明显，但还是能看出来。我心里咯噔一下，之前王婶可没说过这事。但我很快就释然了，我自己家条件也不好，哪有资格挑三拣四的？

秀兰给我倒了杯茶，茶叶是最便宜的那种碎末子，泡出来的茶水颜色发黄，喝在嘴里涩涩的。但她倒茶的动作很轻柔，小心翼翼地把杯子放到我面前，轻声说了句：“你喝茶。”

我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气氛一时有些尴尬，两个人都不说话，就那么坐着。她娘在旁边急得不行，一个劲儿地使眼色让秀兰说话，可秀兰就是不开口，只是低着头摆弄自己的衣角。

最后还是她娘打破了沉默：“大壮啊，你在家排行老大是吧？底下还有两个弟弟？”

“对，二弟今年十八，三弟十六，都在念书。”

“念书好啊，”她娘叹了口气，“不像我们家秀兰，一天学都没上过，大字不识几个。她爹身体不好，家里头全靠她撑着，地里的活儿都是她一个人干，还要照顾弟弟妹妹……”

说着说着，她娘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她抹了一把眼泪，继续说道：“大壮，我也不瞒你，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看到了，穷得很。秀兰这孩子命苦，从小就没享过福，跟着我们吃苦受累。你要是嫌弃我们家穷，这事儿就算了，我们不怪你。”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秀兰突然抬起头来，直直地看着我。她的眼睛里含着泪花，嘴唇微微颤抖着，用一种近乎哀求的声音问道：“你嫌弃我家穷吗？”

那一刻，我的心像是被人狠狠揪了一下。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有自卑，有倔强，有不甘，还有一丝微弱的希望。她大概已经习惯了被人嫌弃，习惯了被人看不起，但她又不甘心就这样认命，所以才会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像是在等待一个判决。

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脱口而出：“我不嫌弃。”

说完这句话，我自己都有点儿愣住了。其实我来之前心里也没底，想着先看看再说，要是姑娘长得丑或者脾气不好，我就找个借口推了。可是看到她那双眼睛，听到她那句话，我突然觉得，别的什么都不重要了。

秀兰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赶紧低下头，用手背擦了擦，肩膀微微耸动着。她娘也哭了，拉着我的手说：“大壮，你是个好孩子，秀兰跟了你，肯定不会受委屈。”

我也有些动容，但还是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婶儿，您别这么说，我们家条件也不好，就怕秀兰跟着我受苦。”

“受苦不怕，”秀兰突然抬起头，声音虽然小，却很坚定，“只要能吃饱饭，不受气，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这句话让我对她刮目相看。一个姑娘家，能有这份心气，不容易。

接下来我们又聊了一些家常，气氛渐渐融洽了些。秀兰也不再那么拘谨了，偶尔会抬头看我一眼，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她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两个小酒窝若隐若现，让人看着心里暖暖的。

中午的时候，秀兰她娘非要留我吃饭。她把那八斤猪肉切了一半，炖了一锅白菜粉条，又炒了几个鸡蛋，蒸了一锅白面馒头。这在当时算是很丰盛的招待了，我知道她们家平时肯定舍不得这么吃。

吃饭的时候，秀兰她爹也从里屋出来了。他是个五十来岁的瘦老头，拄着一根木棍，走路一瘸一拐的。他的右腿是在山上砍柴的时候摔断的，没钱去大医院治，找了村里的赤脚医生随便接上了，结果落下了残疾，干不了重活。他话不多，坐在桌边默默地喝酒，偶尔抬头看我一眼，眼神里有审视，也有认可。

吃完饭，我帮着秀兰收拾碗筷。她洗碗的时候，我站在旁边看着她。她的手很粗糙，指关节粗大，手掌上全是老茧，一看就是常年干农活的手。但她洗碗的动作很麻利，三两下就把碗筷洗干净了，然后又用抹布把灶台擦得干干净净。

“你平时在家都干些什么？”我问她。

“什么都干，”她一边擦灶台一边说，“种地、喂猪、做饭、洗衣裳，还要照看弟弟妹妹。春天种玉米，夏天锄草施肥，秋天收庄稼，冬天也不能闲着，要纳鞋底、织毛衣，一家人穿的鞋子都是我做的。”

她说着，指了指墙角的针线筐，里面果然放着几双纳了一半的鞋底。我走过去拿起一只看了看，针脚密密麻麻的，又匀又细，一看就是手艺活。

“你手真巧。”我说。

她脸一红，低下头去：“乡下姑娘，没什么本事，就会这些粗活。”

“这可不是粗活，”我认真地说，“能把一家人的穿戴都包了，这本事可不小。”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嘴角又浮起了笑意。

下午三点多，我该回去了。临走的时候，秀兰她娘把那剩下的四斤猪肉又塞回我手里，说什么也不肯全留下。我推让了半天，最后只好又带了回去。秀兰送我到村口，一路上两个人都没怎么说话，就是默默地走着。到了村口的老槐树底下，我停下脚步，回头看她。她也停下来，看着我，欲言又止。

“你回去吧，外头冷。”我说。

她点了点头，却没动。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开口问：“你……还会来吗？”

我看着她的眼睛，认真地说：“会的。”

她笑了，这次笑得比之前灿烂多了，眉眼弯弯的，脸颊上泛起两团红晕。她转身往回跑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冲我喊了一句：“路上慢点儿骑！”

我骑上自行车，迎着寒风往家赶。一路上，脑子里全是她的影子，她的眼睛，她的笑容，她低头摆弄衣角的样子，她洗碗时专注的神情。我觉得心里头有什么东西在发芽，暖暖的，痒痒的，说不清是什么感觉。

回到家，母亲正在院子里喂鸡，看见我回来，赶紧迎上来问：“怎么样？姑娘好不好？人家看上你没有？”

我把自行车停好，把那四斤猪肉拎进屋，往桌上一放，一屁股坐到炕沿上，端起桌上的凉白开灌了一大口。

母亲急了：“你倒是说话呀！”

我放下碗，嘿嘿一笑：“挺好的，姑娘挺好的。”

母亲眼睛一亮：“真的？那姑娘长啥样？个子高不高？胖还是瘦？脾气好不好？”

“个子到我肩膀这儿，”我比划了一下，“不胖不瘦，挺好看的，就是皮肤黑了点儿，大概是在地里晒的。脾气也好，就是不爱说话，有点儿害羞。”

“不爱说话好，嘴碎的媳妇惹人烦。”母亲越听越满意，“那她家里人呢？她爹她娘咋样？”

“她爹腿不好，干不了重活，她娘身子也弱，家里确实挺困难的。”我如实说，“不过秀兰能干，家里地里都是一把好手，人也踏实。”

母亲沉吟了一下：“穷不怕，咱们家也不富裕。只要姑娘人品好，能过日子，那就行。那她对你啥意思？有没有看上你？”

“应该……看上了吧。”我挠了挠头，想起秀兰送我时的那句话，心里又暖了几分。

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当天晚上就去王婶家报信，让王婶帮忙撮合这门亲事。王婶听说双方都有意，也很高兴，拍着胸脯说包在她身上。

接下来的日子，我又去了刘家庄几次。每次去，我都带点儿东西，有时候是几个鸡蛋，有时候是一袋子面粉，有时候是从镇上买的几尺布料。虽然都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对秀兰家来说，已经是雪中送炭了。每次我去，秀兰她娘都热情得不得了，又是杀鸡又是宰鸭的，恨不得把所有好吃的都拿出来招待我。秀兰虽然还是不爱说话，但看我的眼神越来越温柔了，有时候还会偷偷给我做双鞋垫，绣上几朵小花，针脚细密，花样精巧。

一来二去，我们的婚事就定下来了。按照当地的规矩，男方要给女方一笔彩礼，女方则要置办一些嫁妆。可我家里实在拿不出多少钱，母亲东拼西凑，也只凑了两百块钱。这点钱在当时的农村，连最寒酸的彩礼都不够。我跟母亲商量，要不先把婚事往后推推，等我攒够了钱再说。母亲不同意，说我已经二十三了，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就成老光棍了。

最后还是秀兰替我想了个办法。那天我去她家，她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大壮，彩礼的事你别着急。我跟我爹娘商量过了，不要你的彩礼，只要你对我好就行。”

我一愣：“那怎么行？哪有娶媳妇不给彩礼的？传出去别人会笑话你们的。”

“笑就笑呗，”秀兰满不在乎地说，“日子是自己过的，又不是给别人看的。再说了，你家的情况我也知道，何必为了面子把自己逼得那么紧？只要咱俩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我一把抓住她的手，紧紧地握着：“秀兰，你放心，我这辈子一定对你好，绝不让你受委屈。”

秀兰的脸腾地红了，想把手抽回去，我没松。她羞得低下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哼：“你放开，让人看见了不好。”

我这才松开手，心里头甜滋滋的，比吃了蜜还甜。

彩礼的事就这么解决了。秀兰她爹娘虽然有些不情愿，但架不住秀兰坚持，最后也就同意了。不过他们提了一个要求，说秀兰出嫁以后，每个月得给她娘家寄五块钱，补贴家用。这个要求并不过分，我一口答应下来。

婚事定在了第二年的春天，农历三月十六。那时候地里的活还没忙起来，正好有时间操办婚礼。母亲找人看了日子，说是黄道吉日，宜婚嫁。

婚礼前一天，我把攒了大半年的工钱拿出来，买了些糖果瓜子，又托人从镇上买了一块红绸子，给秀兰做了一身新衣裳。我自己也做了套新衣服，深蓝色的中山装，四个口袋，穿在身上精神了不少。

三月十六那天，天气很好，太阳暖洋洋的，柳树发了新芽，田埂上的野花开了一片一片的。我一大早就起来了，穿上新衣服，对着镜子照了又照，总觉得领子不够平整，又让母亲帮我整了整。

迎亲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我们那边有个习俗，新郎官要去新娘家接亲，一路上要放鞭炮，撒喜糖，热热闹闹的。我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车头上扎着红绸子，后面跟着十几个亲戚朋友，有的骑着车，有的步行，说说笑笑地往刘家庄去。

到了秀兰家门口，发现大门紧闭着。这是当地的风俗，叫“拦门”，新娘的亲戚朋友会把门关上，不让新郎轻易进去，新郎得说好话、发红包，才能把门叫开。我早有准备，从兜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红包，从门缝里塞进去，又说了几句好话，门才开了。

秀兰已经打扮好了，穿着一身红衣裳，头上戴着红花，脸上抹了胭脂，比平时好看多了。她坐在床沿上，低着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紧张得手指都在微微发抖。我走到她面前，叫了一声：“秀兰。”

她抬起头来看我，眼睛里亮晶晶的，嘴角带着羞涩的笑。那一刻，我觉得她是天底下最好看的新娘子。

按照规矩，新娘出门的时候要由哥哥或者弟弟背着出门，表示舍不得离开娘家。秀兰没有哥哥，只有一个十二岁的弟弟，背不动她。最后还是她自己走的，走出房门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这个住了二十年的家，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她娘站在门口，也是泪流满面，拉着秀兰的手说：“闺女，到了婆家要好好过日子，孝顺婆婆，跟大壮和和气气的，别吵架。”

秀兰哭着点头，说不出话来。

我在旁边看着，心里也不是滋味。我走上前去，对秀兰她娘说：“婶儿，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待秀兰的。”

秀兰她娘抹了把眼泪，拍了拍我的手：“大壮，我把秀兰交给你了，你可不能让她受委屈。”

“您放心，绝对不会。”

迎亲的队伍吹吹打打地往回走。秀兰坐在我自行车的后座上，一只手搂着我的腰，另一只手紧紧攥着一个布包袱，里面是她的全部嫁妆——几件换洗的衣服，两双自己做的布鞋，还有一套崭新的被褥。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了。这在当时算是最寒酸的嫁妆了，但我不在乎，只要人来了，比什么都强。

回到村里，鞭炮噼里啪啦地响起来，孩子们追着捡地上的哑炮，大人们围过来看新娘子。秀兰有些不好意思，一直低着头，脸红红的。我拉着她的手，把她领进了家门。

婚礼很简单，没有大摆宴席，只是请了几个亲近的亲戚朋友吃了顿饭。菜也不丰盛，就是些家常菜，但大家都很高兴，一个劲儿地劝酒。我喝了不少，脸红脖子粗的，但心里头高兴，来者不拒。

闹洞房的时候，村里的年轻人起哄，让秀兰唱首歌。秀兰死活不肯，躲在我身后，脸红得像个熟透的苹果。最后还是我替她解了围，说了几个笑话，把大家逗乐了，才算过关。

夜深了，客人们陆续散去，屋里只剩下我和秀兰两个人。红烛燃了一半，烛光摇曳，映在墙上，影影绰绰的。秀兰坐在床沿上，低着头不说话，两只手不停地绞着衣角。

我走到她面前，蹲下身，握住她的手：“秀兰，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眶里含着泪花：“大壮，你会一辈子对我好吗？”

“会的，”我郑重地点了点头，“我发誓，这辈子绝不负你。”

她扑进我怀里，哭了起来。我知道她哭的是什么，她哭的是这些年受的苦，哭的是终于有了一个依靠，哭的是对未来既期待又忐忑的心情。我轻轻拍着她的背，没有说话，任由她在怀里哭了个痛快。

婚后的日子平淡而甜蜜。秀兰是个勤快人，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烧火做饭，打扫院子，喂鸡喂猪，忙个不停。我心疼她，让她多睡会儿，她总是说睡不着，躺床上也是浪费工夫。母亲对秀兰也很满意，说她懂事能干，比我强多了。

那一年，生产队已经解散了，土地承包到户，各家各户都铆足了劲儿种地。我家分了几亩地，加上秀兰娘家的地也归我们种，加起来有十来亩。我一个人忙不过来，秀兰就跟着我下地，锄草、施肥、浇水，什么活都干。她虽然腿脚不太方便，但干起活来一点都不含糊，比我这个壮劳力也不差多少。

村里有些人背后议论，说秀兰是个瘸子，配不上我。我听见了，气得想跟他们打架，被秀兰拉住了。她说：“嘴长在别人身上，让他们说去，咱过咱的日子，不理他们就是了。”

我看着秀兰平静的脸，心里头又酸又暖。她受了那么多委屈，却从来不抱怨，总是默默承受着一切。我暗暗发誓，一定要让她过上好日子，不能让那些瞧不起她的人看扁了。

那年夏天，地里的玉米长势很好，绿油油的一片，看着就让人欢喜。我和秀兰每天天不亮就到地里干活，直到天黑透了才回家。虽然累，但心里头充实，因为知道每一滴汗水都不会白流，到了秋天就能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有一天傍晚，我们从地里回来，秀兰突然说头晕，脸色苍白得吓人。我吓了一跳，赶紧扶她坐下，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可能是中暑了，休息一下就好。我不放心，跑去叫了村里的赤脚医生来看。医生问了问情况，又给秀兰把了脉，然后笑着对我说：“恭喜你，你要当爹了。”

我愣住了，半天没反应过来。医生拍了拍我的肩膀，又说了一遍：“你媳妇怀孕了，两个月了。”

我猛地回过神，一把抓住医生的手，激动得语无伦次：“真的？真的吗？你没骗我？”

“我骗你干啥？”医生笑着说，“你媳妇身体底子不错，就是有点贫血，要注意营养，多休息，别干重活了。”

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冲着秀兰大喊：“秀兰，你听到了吗？你有孩子了！我要当爹了！”

秀兰也笑了，摸着肚子，眼睛里闪着泪光。她嗔怪地看了我一眼：“看你，高兴成这样，也不怕人笑话。”

“笑话啥？我高兴！”我围着院子转了好几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心里的兴奋。最后我跑到鸡窝跟前，抓了一只老母鸡，说要杀了给秀兰补身子。秀兰拦住我，说鸡留着下蛋，不用杀。我说不行，现在你肚子里有孩子了，得吃好的。

那天晚上，我炖了一锅鸡汤，看着秀兰喝了两大碗，比自己喝了还高兴。母亲也知道了这个消息，高兴得合不拢嘴，连夜给未出生的孙子或孙女做了几件小衣裳。

秀兰怀孕的消息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那些以前说闲话的人也都闭了嘴。有人羡慕我，说我找了个好媳妇，又能干又贤惠，还怀了孩子。我听了心里得意，走路都带风。

日子一天天过去，秀兰的肚子也一天天大起来。她依然闲不住，总想帮着干点活。我不让她下地了，她就抢着做饭洗衣裳，怎么说都不听。我只好由着她，但尽量把重活累活都揽到自己身上。

秋天到了，地里的玉米成熟了，金灿灿的一片，煞是好看。我一个人忙着收割，秀兰非要来帮忙，被我拦住了。我说你现在身子重，不能干重活，万一动了胎气怎么办？她不听，说哪有那么娇贵，乡下女人生孩子前还在田里干活呢。最后拗不过她，只好让她做些轻便的活，比如掰玉米棒子，剥玉米皮什么的。

那年收成不错，玉米堆满了半个院子，金黄金黄的，看着就让人心里踏实。我把一部分玉米卖了，换了钱，给秀兰买了些营养品，又给未出世的孩子准备了些尿布和小衣裳。

入冬以后，秀兰的预产期越来越近了。我让她不要再干活了，安心养胎。她这回听话了，每天就在屋里走走，做些针线活，给孩子准备衣裳和鞋子。她的手很巧，做的衣裳又好看又实用，针脚细密整齐，比商店里卖的还好。

腊月十八那天夜里，秀兰突然肚子疼，疼得满头大汗。我慌了神，赶紧去叫接生婆。接生婆姓赵，是我们这一带最有经验的接生婆，经她的手接生的孩子少说也有上百个了。赵大娘来了以后，看了看秀兰的情况，说宫口还没开全，还得等一会儿。

那一夜特别漫长。秀兰疼得死去活来，抓着我的手，指甲都快掐进肉里了。我心疼得不行，却又帮不上忙，只能在旁边干着急。赵大娘让我烧热水，准备剪刀和纱布，我手忙脚乱地跑来跑去，心里头七上八下的。

天快亮的时候，秀兰终于生了，是个男孩。孩子的哭声很响亮，穿透了黎明前的黑暗，像是在向这个世界宣告他的到来。赵大娘把孩子洗干净，裹上小被子，抱到我面前：“看看你儿子，多壮实！”

我接过孩子，手都在发抖。小家伙闭着眼睛，皱巴巴的小脸还没长开，看起来像个红彤彤的小猴子。但他的小手紧紧攥着拳头，有力得很。我看着他，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我把孩子抱到秀兰面前，她虚弱地躺在床上，脸色苍白，额头上全是汗。看到孩子，她笑了，笑得那么满足，那么幸福。她伸出手，轻轻地摸了摸孩子的脸，柔声说：“宝宝，我是妈妈。”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母亲给孙子取了个小名，叫铁蛋，说是贱名好养活。大名是我起的，叫李志强，希望他将来有志气，坚强勇敢。

铁蛋的到来给我们家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他长得很快，一天一个样，满月的时候已经白白胖胖的了，一双大眼睛像极了秀兰，忽闪忽闪的，可爱极了。秀兰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喂奶、换尿布、洗澡、哄睡觉，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我看在眼里，心里头既感动又愧疚。感动的是她对孩子的那份母爱，愧疚的是我没能给她更好的生活条件。

铁蛋半岁的时候，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我要去南方打工。

那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全国，沿海地区发展很快，很多人南下打工，挣了不少钱。我们村里就有好几个年轻人在广东深圳那边的工厂里上班，每个月能挣几百块钱，比在家里种地强多了。我也想出去闯一闯，多挣点钱，让秀兰和孩子过上好日子。

我把这个想法跟秀兰说了，她沉默了很久，然后问我：“要去多久？”

“不知道，可能一年，也可能两年。等我攒够了钱就回来。”

“那铁蛋还这么小……”她的声音有些哽咽。

我握着他的手说：“我知道你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你和孩子。但我想让你们过上好日子，不想让你们一辈子待在这个穷山沟里。你放心，我在外面一定会好好干的，挣了钱就寄回来，一有空就回来看你们。”

秀兰最终还是同意了。她知道我是为了这个家好，为了她和孩子好。她默默地给我收拾行李，把我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又给我做了几双鞋垫，塞进包袱里。她什么都没说，但我看得出来，她很难过。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秀兰抱着铁蛋，坐在炕沿上，一句话也不说。我坐在她旁边，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过了很久，她才开口：“大壮，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别太省了，该吃的要吃，该穿的要穿。”

“我知道。”

“到了那边记得写信回来，报个平安。”

“我会的。”

“要是实在干不下去，就回来，别硬撑。家里有我，饿不死。”

“嗯。”

第二天一早，我背着包袱，踏上了南下的火车。站台上，秀兰抱着铁蛋来送我。她没有哭，只是红着眼眶，一遍遍地叮嘱我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我上了车，从车窗里探出头，看着她抱着孩子在站台上越来越远的身影，心里头酸溜溜的。

火车轰隆隆地向前驶去，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我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脑海里全是秀兰和铁蛋的影子。我知道，从今天开始，我的人生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个充满未知和挑战的阶段。

广东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到处都是工地和工厂，到处都是在寻找机会的人。我下了火车，看着眼前高楼林立的景象，心里既兴奋又茫然。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个最便宜的旅馆住下，然后开始找工作。

因为没有技术，也没有学历，我只能找一些体力活。我先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干了几个月，搬砖、扛水泥、搅拌混凝土，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工钱倒是不少，一个月能挣三四百块，比在家里种地强多了。但工地的活实在太累了，而且危险，经常有人受伤。我亲眼看到一个工友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摔断了腿，老板只赔了点医药费就把人打发了。

干了半年，我攒了一些钱，决定换个工作。一个老乡介绍我去一家电子厂上班，流水线上的活，虽然枯燥，但比工地轻松多了，工资也差不多。我进了厂，成了一名流水线工人，每天的工作就是把零件组装到一起，重复同一个动作上千遍。刚开始很不适应，手指头都磨出了血泡，后来慢慢习惯了，速度也越来越快。

在厂里，我认识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友，大家都跟我一样，为了生计背井离乡。下班以后，大家聚在一起聊天，说各自的家乡，说各自的故事。有人说家里的老婆孩子，有人说父母的身体，说着说着，有的人就哭了。我也哭过，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宿舍的铁架床上，看着窗外陌生的城市，想着远方的秀兰和铁蛋，眼泪就不争气地流下来。

我每个月都给秀兰寄钱，少的一两百，多的三四百。我自己舍不得花，除了吃饭和必要的开销，其余的都攒起来寄回去。秀兰每次收到钱，都会写信给我，说家里一切都好，铁蛋会叫爸爸了，会走路了，会说话了。她还随信寄来铁蛋的照片，小家伙虎头虎脑的，笑起来跟我一模一样。我把照片贴在床头，每天睡觉前都要看几眼。

有一次，秀兰在信里说，她想我了。就这三个字，让我一个大男人躲在厕所里哭了半天。我也想她，想得发疯，想得晚上睡不着觉。但我不能回去，因为我还没有挣够钱，还没有实现我的承诺。

在电子厂干了两年，我攒了将近一万块钱。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足够在老家盖一栋新房子了。我决定回家，不再打工了，用这笔钱做点小生意，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回家的那天，我没有提前告诉秀兰，想给她一个惊喜。我从深圳坐火车到县城，又从县城坐汽车到镇上，最后步行回了村里。一路上，我心情激动得不行，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家门口。

走到村口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炊烟袅袅升起，空气中飘着饭菜的香味。我加快了脚步，远远地就看见自家院子里亮着灯。走近了，听见屋里传来铁蛋的笑声和秀兰说话的声音。

我推开院门，走进院子。秀兰正在厨房里做饭，铁蛋坐在门槛上玩泥巴。我喊了一声：“铁蛋！”

铁蛋抬起头，看着我，眨了眨眼睛，有些陌生。他已经三岁了，对我的印象已经很模糊了。秀兰听到声音，从厨房里探出头来，看见是我，手里的锅铲“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她愣在那里，半天没动，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我走上前去，一把抱住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她也抱着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一边哭一边捶打着我的后背：“你个没良心的，你还知道回来！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

我也哭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我说：“对不起，秀兰，对不起，我回来了，再也不走了。”

铁蛋站在旁边，看着我们哭，吓得也跟着哭起来。我松开秀兰，蹲下身，把铁蛋抱起来，亲了亲他的脸蛋：“铁蛋，叫爸爸。”

铁蛋怯生生地看着我，小声叫了一句：“爸爸。”

那一刻，我觉得这两年受的所有苦都值了。

回来的头几天，秀兰寸步不离地跟着我，生怕我又跑了。她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把我养得白白胖胖的。我也享受着久违的家庭温暖，陪着铁蛋玩耍，帮着秀兰干家务，日子过得安逸又幸福。

我用打工攒的钱，在村里盖了三间新瓦房，红砖青瓦，宽敞明亮，在村里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搬家那天，秀兰高兴得合不拢嘴，里里外外地忙活，把新家布置得温馨又舒适。母亲也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帮忙照看铁蛋，一家人其乐融融。

新房盖好后，我又琢磨着做点什么生意。村里有人建议我开个小卖部，说村里没有商店，买东西都要去镇上，不方便。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用剩下的钱进了些货，在自家院子里开了个小卖部。刚开始生意一般，后来慢慢好了起来，特别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来买东西的人络绎不绝。

秀兰负责看店，我负责进货和送货。她脑子灵活，算账又快又准，把小卖部打理得井井有条。有时候遇到赊账的乡亲，她也不催，总是笑眯眯地说不急，什么时候有了再还。乡亲们都夸她人好，愿意到她这里买东西。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们家的生活水平在村里也算是中等偏上了。但我心里始终有一个遗憾，那就是铁蛋的户口问题。当年结婚的时候，因为手续不全，秀兰的户口一直没有迁过来，铁蛋的户口也一直拖着没办。那时候农村对户口管理不是很严格，大家也没太当回事，觉得只要孩子能上学就行了。

铁蛋六岁那年，到了上小学的年纪，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我去镇上的学校给铁蛋报名，老师说没有户口不能入学。我急了，去找村委会，村委会说这事他们管不了，得去派出所。我又跑到派出所，户籍警告诉我，要办户口得有结婚证、准生证、出生证明等一系列证件，缺一不可。

我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年我跟秀兰结婚，只是按农村的习俗办了酒席，并没有领结婚证。那时候农村很多人都不领证，觉得办了酒席就算结婚了，法律上的手续可有可无。可现在，这个疏忽却成了最大的障碍。

我赶紧回家找秀兰商量，她也急了，说无论如何也要把铁蛋的户口办下来，不能耽误孩子上学。我们翻箱倒柜地找各种证明材料，找到了一张当年村里开的证明，还有几张秀兰在娘家的户口本复印件。我拿着这些材料，又跑了一趟派出所。

户籍警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姓陈，人还算和气。他看了我的材料，皱着眉头说：“你这材料不全啊，没有结婚证，没有准生证，连铁蛋的出生医学证明都没有，这怎么给你办？”

我赔着笑脸说：“陈警官，您通融通融，我们那时候农村条件差，这些东西都没办。您看能不能想想办法？”

陈警官摇了摇头：“不是我不通融，这是政策规定的，我也没办法。你先回去把结婚证补办了，然后再去计生办补办准生证，最后去医院补办出生医学证明。把这些手续都补齐了，再来找我。”

我听了头都大了，这么多手续，得跑到什么时候？但为了孩子，再难也得办。我回到家，跟秀兰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去民政局补办结婚证。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秀兰就骑着自行车去了镇上的民政局。民政局的同志告诉我们，补办结婚证需要双方的身份证、户口本，还要有村委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身份证和户口本都好办，就是婚姻状况证明有点麻烦，因为我们当年没有领证，村里怎么证明我们是合法夫妻呢？

我们又跑回村里，找村委会开证明。村长是个老实人，二话不说就给开了，还盖了村里的公章。可当我们拿着证明再次来到民政局时，工作人员又说，这张证明只能证明我们在村里举办了婚礼，但不能证明我们没有重婚或者近亲结婚等问题，需要再做一次婚前检查。

我差点没气晕过去，补办个结婚证还要做婚检？这不是折腾人吗？但没办法，人家是按规定办事，我们只能服从。我和秀兰又跑到县城的妇幼保健院，做了婚检，花了好几十块钱。拿到婚检报告后，第三次来到民政局，这才把结婚证办下来。

拿到结婚证的那一刻，我和秀兰都松了一口气。但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准生证和出生医学证明要办。准生证要去计生办办，计生办的人说，铁蛋属于计划外生育，要罚款。我问罚多少，他们说按政策要罚两千块。两千块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我辛辛苦苦打工攒的钱，盖了房子、开了小卖部，剩下的已经不多了。但为了孩子，我还是咬咬牙交了罚款，拿到了准生证。

最后是出生医学证明，这个最麻烦。铁蛋是在家里出生的，根本没有医院的记录。我去找当初接生的赵大娘，让她出具一份证明。赵大娘已经七十多岁了，耳朵有点背，我跟她说了半天她才明白。她颤巍巍地写了份证明，说铁蛋是她亲手接生的，时间地点都对。我又拿着这份证明去医院，医院说这种民间接生婆的证明不能作为依据，需要做亲子鉴定。

我彻底崩溃了。为了一个户口，我已经跑了无数趟，花了不知道多少钱，现在又要做亲子鉴定，这不是要把人逼疯吗？我蹲在医院门口，抽了一根又一根的烟，心里头又憋屈又无奈。

秀兰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在医院门口的石阶上发呆。她在我身边坐下来，轻声问：“怎么了？又不行？”

我把情况跟她说了。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就做吧，反正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总不能半途而废。”

“可是做亲子鉴定要好几百块钱呢！”我心疼地说。

“钱没了可以再挣，孩子的户口耽误不起。”秀兰的语气很坚定，“铁蛋马上要上一年级了，再拖下去就要错过开学了。”

我看着秀兰坚毅的脸庞，心里头五味杂陈。这个女人，跟着我没享过几天福，却一直在为我分担着生活的重担。我握紧她的手，说：“好，听你的，做。”

亲子鉴定的结果当然没问题，铁蛋就是我亲生的。拿到鉴定报告后，我又跑了一趟医院，终于补办到了出生医学证明。拿着这一摞厚厚的材料，我第四次来到派出所。陈警官看到我，都有些惊讶了：“你还真是执着啊。”

我把所有材料摊在他面前：“陈警官，您看看，还缺什么？”

他仔细地翻看了一遍，点了点头：“齐了，可以办了。”

我差点当场哭出来。等了这么久，跑了这么多趟，花了这么多钱，终于等到这句话了。陈警官很快就把铁蛋的户口办好了，还把秀兰的户口也迁了过来。拿到新的户口本，我看着上面“家庭成员”一栏写着：户主李大壮，妻子刘秀兰，儿子李志强。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当着陈警官的面就哭了出来。

陈警官递给我一张纸巾，拍了拍我的肩膀：“不容易啊，老李。不过总算办下来了，恭喜你。”

我擦了擦眼泪，连声道谢。走出派出所的时候，阳光正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抬头看了看天空，觉得天特别蓝，云特别白，一切都那么美好。

铁蛋顺利入学了，背着我给他买的新书包，高高兴兴地去了学校。他学习很用功，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每次考试都能拿奖状回来。我把他的奖状贴在堂屋的墙上，贴了满满一面墙，谁来串门都要夸几句。

日子就这样平静地流淌着。小卖部的生意越来越好，我又扩大了经营范围，增加了农药化肥种子之类的农资产品，方便村里的乡亲们购买。我还买了一辆三轮摩托车，专门用来送货，十里八乡的人都来找我买东西。

秀兰依然是那个贤惠能干的妻子，把小卖部打理得井井有条，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她还在院子里种了些蔬菜瓜果，养了些鸡鸭，一年到头都有新鲜的菜吃。母亲的身体也还不错，虽然年纪大了，但还能帮着干些轻便的活。铁蛋更是我们的骄傲，聪明懂事，从不让我们操心。

我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幸福地过下去，直到铁蛋上五年级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这个家的平静。

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我正在店里整理货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的声音：“请问是李大壮吗？你爱人刘秀兰出事了，现在在县医院抢救，你快来吧！”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炸开了，手里的电话差点掉在地上。我强作镇定地问：“怎么回事？她怎么了？”

“她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突然晕倒了，被送到医院，医生说可能是脑溢血，情况很危急，你快来吧！”

我挂断电话，冲出店门，骑上三轮摩托车就往县医院赶。一路上，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秀兰不能有事，她绝对不能有事！

赶到医院的时候，秀兰已经被送进了手术室。医生告诉我，秀兰是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情况非常严重，需要立刻做开颅手术。我颤抖着手签了手术同意书，然后瘫坐在手术室门口的椅子上，整个人像被抽空了灵魂一样。

手术进行了整整六个小时。那六个小时，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六个小时。我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眼睛死死地盯着手术室门上那盏红色的灯。我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祈祷，求老天爷保佑秀兰平安无事。我愿意用自己的寿命去换她的平安，只要她能活着，让我做什么都行。

手术室的灯终于灭了，门打开的那一刻，我几乎是扑上去的。医生摘下口罩，满脸疲惫，但眼神里带着一丝欣慰：“手术很成功，出血点已经止住了，病人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

我的心又悬了起来：“但是什么？”

“但是病人的情况还很复杂，脑出血对她的神经系统造成了一定的损伤，具体恢复情况要看后续的治疗和康复。她可能会留下一些后遗症，比如肢体麻木、言语不清、记忆力下降等等。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连连点头：“只要能保住命就行，其他的都不重要，不重要……”

秀兰被推出了手术室，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昏迷不醒。我跟着病床一路小跑，握着她的手，那只曾经为我洗衣做饭、为铁蛋缝补衣裳的手，此刻冰凉而无力。我的眼泪又一次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秀兰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那一个多月，我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她身边，喂她吃饭，帮她翻身，给她擦洗身体。小卖部暂时关了门，母亲在家照顾铁蛋，我全身心地投入到照顾秀兰的事情上。

刚开始的那几天，秀兰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医生说这是正常的，脑部手术后需要一个恢复的过程。我每天坐在床边，跟她说话，给她讲我们以前的往事，讲铁蛋在学校里的趣事，讲村里发生的新鲜事。我相信她能听见，只是暂时无法回应而已。

终于，在手术后的第七天，秀兰醒了。她睁开眼睛的那一刻，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她看着我，眼神有些迷茫，嘴巴动了动，想要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我赶紧按住她：“别急着说话，你刚醒，身体还虚着呢。”

她眨了眨眼睛，眼角流下一滴泪水。我帮她擦掉眼泪，轻声说：“没事了，一切都过去了。你好好养病，等你好了，咱们就回家。”

秀兰的恢复过程比医生预想的要好一些。她的肢体功能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只是说话还有些含糊，记忆力也有所下降，有时候会忘记刚刚发生的事情。但医生说，这些都是暂时的，通过康复训练可以慢慢改善。

出院那天，我用三轮摩托车载着秀兰回家。她坐在后座上，靠在我的背上，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我知道她心里难受，一个原本健健康康的人，突然变成了这个样子，换谁都接受不了。

回到家，母亲和铁蛋已经在门口等着了。铁蛋看到秀兰，扑上来抱住她，哭着喊妈妈。秀兰摸着他的头，眼泪也流了下来。母亲在一旁抹眼泪，嘴里念叨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从那以后，我对秀兰更加细心了。每天早上，我帮她洗漱，给她梳头，扶她到院子里晒太阳。她的右手还是有些麻木，拿东西不太稳，我就把饭菜切成小块，喂她吃。她走路也有些踉跄，我就搀着她，一步一步地在院子里练习走路。

秀兰的情绪一度很低落，常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有时候还会莫名其妙地流泪。我知道她是觉得自己成了废人，拖累了我。有一天晚上，我帮她洗完脚，正准备去倒水，她突然拉住我的手，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大壮，你……你把我送回娘家吧，我……我不能拖累你。”

我心里一酸，蹲下身，看着她的眼睛，认真地说：“秀兰，你说什么呢？什么叫拖累？你是我老婆，是我儿子的妈，我照顾你是天经地义的。当年你嫁给我的时候，我穷得叮当响，你嫌弃过我吗？没有。现在你生病了，我能嫌弃你吗？那不是人干的事。”

秀兰的眼泪哗哗地流下来，她扑进我怀里，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我抱着她，拍着她的背，任由她在怀里哭了个痛快。哭完之后，她的情绪似乎好了很多，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说过要回娘家的话。

为了让秀兰尽快康复，我四处打听治疗脑出血后遗症的方子和方法。听人说针灸有效，我就带着她去县城的中医院做针灸，每周两次，风雨无阻。听人说按摩有效，我就自己学会了按摩手法，每天晚上给她按摩手脚和头部。听人说食疗有效，我就变着法子给她做好吃的，鱼汤、鸡汤、骨头汤，轮着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年之后，秀兰的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她的右手恢复了知觉，虽然还不能干重活，但拿筷子、写字已经没有问题了。她的言语也清晰了很多，虽然偶尔还会卡壳，但基本的交流已经不成问题。走路也比以前稳当了，不用人搀扶也能自己走了。

铁蛋很懂事，知道妈妈生病了，放学回家就帮着干活，扫地、洗碗、喂鸡，什么活都抢着干。他还经常给秀兰讲故事，讲学校里发生的趣事，逗她开心。秀兰看着儿子这么懂事，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日子又慢慢地回到了正轨。小卖部重新开业了，我一边经营着小卖部，一边照顾着秀兰。虽然比以前辛苦了，但看着秀兰一天天好起来，我心里就充满了希望。

铁蛋初中毕业那年，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消息传来，全村人都来祝贺，说我们李家出了个秀才。秀兰高兴得合不拢嘴，非要亲自下厨给铁蛋做一顿好吃的。我拦不住她，只好在旁边打下手。她做了一桌子菜，虽然味道不如从前了，但铁蛋吃得津津有味，一个劲儿地说好吃。

铁蛋去县城读书以后，家里就剩下我和秀兰两个人了。白天我忙小卖部的生意，秀兰就在家看看电视、听听收音机，或者在院子里种种花。她的身体恢复得越来越好，已经能做一些简单的家务了。我们俩的相处方式也变了，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轰轰烈烈，而是变得平淡而温馨。有时候晚上没事，我们就坐在院子里乘凉，看着天上的星星，聊着过去的往事，说着铁蛋的未来。

有一回，秀兰突然问我：“大壮，你说咱们这一辈子，是不是就这么过去了？”

我想了想，说：“是啊，一晃几十年就过去了。当年我去你家相亲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子，现在头发都白了。”

“那你后悔吗？”秀兰又问，“后悔娶了我这个穷人家的姑娘，后悔我后来生病拖累了你？”

我握住她的手，认真地说：“不后悔，从来没后悔过。如果让我重新选一次，我还是会去刘家庄，还是会带着那八斤猪肉去你家相亲，还是会娶你做我的媳妇。”

秀兰笑了，笑得像个少女一样，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来。她靠在我的肩膀上，轻声说：“我也是，从来没后悔嫁给你。”

铁蛋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临去报到的那天，秀兰给他整理行李，一边整理一边唠叨，让他好好学习，别谈恋爱耽误学业，注意身体，按时吃饭。铁蛋不耐烦地说知道了知道了，但我看得出来，他眼里也含着泪花。

送走铁蛋，家里又只剩下我们老两口了。小卖部的生意我已经交给了一个亲戚打理，自己退居二线，专心陪着秀兰。我们俩一起做饭，一起散步，一起去镇上赶集，日子过得悠闲自在。

秀兰的病情没有再复发过，虽然留下了些许后遗症，但对她来说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她常说，是老天爷可怜她，给了她第二次生命，让她能多陪我几年。

二零二四年冬天，秀兰六十三岁生日那天，铁蛋特意从城里赶回来，带着他的女朋友。姑娘是铁蛋的大学同学，长得清清秀秀的，说话温温柔柔的，一看就是个好脾气的姑娘。秀兰拉着姑娘的手，左看右看，越看越喜欢，笑得合不拢嘴。

那天晚上，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铁蛋举起酒杯，说：“爸，妈，这些年你们辛苦了。儿子敬你们一杯。”

我和秀兰也举起酒杯，三个人碰了一下，一饮而尽。秀兰喝的是饮料，但也呛得咳嗽了几声。我赶紧拍她的背，她摆摆手说没事，然后看着铁蛋和他的女朋友，眼里满是慈爱。

吃完饭，铁蛋和他女朋友去河边散步了。我和秀兰坐在院子里，冬天的夜晚很冷，但我们依偎在一起，倒也不觉得冷。月亮很圆，挂在树梢上，洒下一地清辉。

秀兰突然说：“大壮，你说咱们这一辈子，值不值？”

我搂着她的肩膀，想了想，说：“值。怎么不值？咱们有了铁蛋，有了这个家，虽然吃了不少苦，但也享了不少福。最重要的是，咱们一直在一起，这就够了。”

秀兰把头靠在我的肩上，轻声说：“是啊，一直在一起，这就够了。”

我低头看着她，月光下，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脸上的皱纹也多了，但在我的眼里，她还是当年那个梳着两条麻花辫、穿着碎花棉袄的姑娘，还是那个红着眼眶问我“你嫌弃我家穷吗”的姑娘。

我忽然想起了第一次去她家的情景，那八斤猪肉，那间破旧的土坯房，那双含着泪花的眼睛。谁能想到，那一面之缘，竟成就了我们一辈子的缘分。

我低头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轻声说：“秀兰，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嫁给了我，谢谢你给我生了铁蛋，谢谢你陪了我这么多年。”

她笑了，伸手捏了捏我的脸：“傻瓜，说这些干什么？都老夫老妻了。”

我也笑了，把她搂得更紧了。

夜空中有流星划过，我默默地许了个愿：希望下辈子，还能遇见你，还能娶你做我的媳妇。

全文完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