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哲学丨“死”具有的三重意义——从苏格拉底之死说起

从苏格拉底之死说起

作者丨戴茂堂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苏格拉底之死

死亡问题或许是所有人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的最大威胁和挑战，所以自古以来也就成为了作为人生哲学的伦理学绕不开的大问题。

公元前399年春，伟大的伦理学家苏格拉底以“慢神”和“蛊惑青年”的罪状受控，结果雅典法庭以281票对220票判处他死刑。本来，苏格拉底可以赎走，或者逃狱。但他没有这样，而是慷慨陈词、情感激越地反驳了法庭对自己的指控后，谨慎而又极富哲学意味地做出了饮鸠而死的选择。换言之，苏格拉底的死与其说是法庭判处的，不如说是他自己选择的。苏格拉底几乎是毫无痛苦地迎接了他的死亡。

黑格尔认为，苏格拉底的遭遇是高度悲剧性的。说它是高度悲剧性的，是因为苏格拉底的死不是一种偶然的灾祸，而是雅典的悲剧、希腊的悲剧、人生的悲剧。于是，苏格拉底的死便成了一个哲学事件，成了西方文化史上仅次于耶稣的死的第二个最著名的死。

罗素说：“柏拉图所描写的面临死亡的苏格拉底，无论在古代的还是在近代的伦理上都是重要的。”[1]我们力图通过诠释苏格拉底的死来说明“死”在西方人生哲学中特有的三重意义。

1

“死”是必然的

与神相比照

在苏格拉底看来，阿波罗神殿前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之所以如此重要，恰恰在于它提醒着每个人必须明了人生的有限性。一个自以为是的人是不会明了人生的有限性的；而一个苏格拉底意义上“自知其无知”的人当然是最懂得人生的有限性的人，并且他还懂得死亡是对人生有限性的最严肃的说明和提示。

苏格拉底之所以被神认定为雅典最智慧的人，其实就在于他能自知其无知，而不是像那些自作聪明的人自以为是，傲慢无比。苏格拉底是神的仆人，生活在对神的完全服从之中，并总是带有几分幽默地讥讽这个他十分操心的人的世界。苏格拉底实现了希腊哲学从自然世界向人的世界的转向之所以显得格外瞩目，其实就在于他确定了人生哲学的真实主题恰好是死，并且以人尤其包括他自己的“必死性”揭示和诠释了什么叫“认识你自己”。显然，是通过与神的比照，苏格拉底才发现：只有神是无限的，而人是必然要死的。在古希腊，尽管人神同形同性，但人神又很不一样。其中神是不死的，人是要死的；神知道一切，而人却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阿波罗神殿前的箴言“认识你自己”的深刻寓意在于：尽管人神同形同性，但人要认识自己不是神而是人。而一旦人认识到自己是人不是神，人就得让神来规划自己生成的道路。

其中，人“必然要死”就是神对人生做出的重大规划。可谓在劫难逃。“对我们人类来说，宗教意识实际上是一种有限的人生意识。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是有限的，不是无所不能的。所以，人应当谦卑一些，宽容一些，仁慈一些。”[3]因此，苏格拉底之死就颇有了宗教式的殉道意味，因为他对信仰的坚贞不渝表明，他具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具有的崇高德行。

死不是游离于人生之外的东西，而是内在于人生之中的东西。人总是“要”死的。在这里，“要”至少有两个意思：“要”一是表示“必要”、“必然”，在这个意义上“要死”就是说死不可回避、不可逃离；“要”二是表示“要求”、“索要”，在这个意义上“要死”就是说死是主动的寻求、渴望、意愿，而不是被动的给予。死本是普遍现象，只是战争把它的意义凸现出来。战争中的死亡提示人们，死居然可以选择。战士之所以为战士，正在于他是为一个比生命更高的原则自愿去死的。通常称为慷慨就义。费尔巴哈曾经在比较动物之死与人之死时讨论了触及到这两个意思：“正是因为人预见和预知他自己的死，所以，虽然他也像动物一样地死去，但他与动物不同，甚至能够把死提升为他意志的一个对象。我必然要死；但是，我不仅必然要死，而且，我也愿意死。”人人都必然会实际上遭遇死亡，尽管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死亡的必然性。

知道并理解了死的必然性，人生就能做到宁死勿辱、视死如归和大无畏，就能做到像对待生活一样对待死亡，而不至于“把死亡当作一个妖怪”。面对死亡，就能表现出一种坦荡荡的大丈夫气概，而不是忐忑不安和心怀恐惧。柏拉图在《申辩篇》记录了苏格拉底这样的言词：“怕死只是不聪明而以为自己聪明、不知道而自以为知道的另一种形式。没有人知道死亡对人来说是否真的是一种最大幸福，但是人们害怕死亡，就好像他们可以肯定死亡是最大的邪恶一样，这种无知，亦即不知道而以为自己知道，肯定是最应受到惩罚的无知。显而易见，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逃避死亡，而在于究竟应该怎么去面对死亡。知道了“必死无疑”的道理，人就能镇定自若、泰然处之，就能以乐观主义的态度去面对，勇敢地、努力地去抗争，而不是抱怨死亡、贪生怕死。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是这样描述苏格拉底之死的：“他不但不想乞求免死，反而认为自己现在死去，正是时候。他的这种想法，在他被判刑以后，就越发清楚了”、“当时苏格拉底年事已高，即使那时不死，以后不久，他的生命仍然是要了结的；其次，他所失掉的只是所有的人都感到智力衰退的人生中最累赘的一段时期，而他所获得的则是：他显示了自己的精神力量，而且胜似任何人。他通过对于自己的案件所作的最真诚、最坦率和最正直的申诉赢得了光荣；并且最镇定、最勇敢地忍受了所判处的死刑。人们一直承认，直到目前为止，还想不起有任何比他更好地忍受了死的人”、“他表现了英勇不屈的精神；因为自从他认定了，对他来说，死比继续活下去更好以来，他就一直坚定不移地面向着死亡迎上前去，即使是对别的美好的事情也没有这样坚定，他从来没有对于死亡表示过任何软弱，而是极其高兴地、耐心地等待着，终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麦金太尔说：“苏格拉底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对自己的命运毫不感到惊恐。”

德谟克利特把怕死的人叫做“蠢人”，并宣称“愚蠢的人怕死。” [9]塞涅卡在《论幸福》中说：“只有在死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在他看来，认识了死亡是新生的必要条件，就会滋生对死亡的冀望和追求心理，对死亡的恐惧心理就会化为乌有。在费希特看来，一切死亡都是诞生，正是在死亡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生命的升华。费希特说：“在自然的人常常视为罪过的那一切事情中，死亡对我来说是最微不足道的。我根本不会对我自己死亡，而只会对别人，对那些依然留下来的、我脱离其结合的人们死亡，对我自己而言，死亡之时就是一种崭新的、更壮丽的生命诞生之时。”

黑格尔哲学把死亡看成是对生命的扬弃和提升。亚历山大·科耶夫在他的《『黑格尔读本』导言》中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或人类学归根到底是一种死亡哲学。”这是因为在黑格尔那里，精神这一黑格尔哲学最基本最高贵的概念自在地就是运动，就是自身返回到自身的运动。精神何以能够自身回复到自身？这就要靠它自己内蕴的否定力量。离开了精神的自我否定，就没有精神的自我超出，就没有精神本身。精神所拥有的这种自我否定力量不就是死亡吗？正因如此，精神生活既是充满否定的生活，也就是充满死亡的生活。

他在《精神现象学》里强调说：“精神的生活不是害怕死亡而幸免于蹂躏的生活，而是敢于承当死亡并在死亡中得以自在的生活。”

真正的精神生活必定要求具备一种敢于承担死亡的勇气。所谓承担死亡就是不要害怕死亡，也不要躲避死亡，要敢于直面自己应当被否定的方面，敢于去否定自己应当被否定的方面，不管自己经受怎样的风险和精神痛苦也在所不辞。这与中国伦理学“贵生”、“乐生”很不一样。中国古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经》），指的是宇宙间最高的法则是生命法则。

↑黑格尔

其实，人生就是一个去与向你不断逼进的死抗争的过程，人生的意义也在这一抗争的过程当中来展现和完成。

别尔嘉耶夫说得好：人如果永远不死，那生命便没有意义。对于死的理解决定着个人一生的信念，也决定着个人赋予他的生活以怎样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说，死亡观恰好是人生观的核心，死亡哲学恰好是人生哲学的深化，因为恰恰是死亡之光照亮了生活的意义，构成了生存的条件，标示了事业的完成。死亡并不能理解为人生的一个消极的或否定的阶段，而是要理解为一个积极的或肯定的阶段。

赫拉克利特说：“在我们身上生与死始终是同一的东西。”

黑格尔说：“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种子”、“生命的活动就在于加速生命的死亡。”

费尔巴哈说：“死本身不是别的，而是生命的最后的表露，完成了的生命。”

海德格尔说：“只要此在生存着，它就实际上死着”、“死亡是一种此在刚一存在就承担起来的去存在的方式”。

这反过来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希腊哲人的言论：“以正确的方式真正献身于哲学的人实际上就是在自愿地为死亡作准备”、“实际上终生都在期待死亡。”从事哲学即是学习死亡。

死亡问题不仅是哲学讨论的中心问题，更是哲学讨论问题的前提。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叔本华说：“死亡是给予哲学灵感的守护神和它的美神”、“如果没有死亡的问题，恐怕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哲学了。”

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讨论的重大问题恰好只是死，为什么他的代表作叫《存在与时间》，为什么有人甚至称他的哲学叫“死亡哲学”。暂且撇开这么多的为什么，在他的存在论或者说死亡哲学中，至少有一点是确信不疑的：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把死接了过来，因此存在是死亡的开始，人是向死而生的，大可不必终日惶惶于死亡，只有死亡才能排除任何偶然和暂时的选择，只有自由地去就死，才能赋予存在以至高无上的目标。

在基督教看来，最初人是被造得既非有死也非不死，人本可以在有死与不死之间做出选择。但是因为人受蛇的诱惑偷吃了禁果，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从而有了原罪，变成有死的了。《圣经·创世纪》第2章第16-17节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死似乎可以理解为对人的罪的惩罚。

《圣经·罗马书》第6章第23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根据奥古斯丁的见解，死可以归因于罪，是罪的工价。孔子不仅淡化了天的人格神意义，而且也反对各种鬼神观念。“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篇第七》）。

孔子关注的是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问题，而不是那种超出了这个世界的各种奇异和神秘的现象。孔子最基本的态度是人与鬼神世界相分离。“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篇第六》）因此，不是鬼而是人，不是死而是生，才是孔子思考的主题。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先进篇第十一》）

在生活世界，人比鬼具有优先性，生比死具有优先性。只要解决了人和生的问题才能解决鬼和死的问题。人及其生活才是最根本的事情。在孔子那里只有一个世界就是人生活的世界。

孔子不相信此岸和彼岸两个世界的分离，既没有一个与人对立的鬼的世界，也没有一个在生之后的死的世界。“由于知晓生存之无可逃脱，中国传统思想相反地倒是干脆肯定、赞赏、欢庆肉体的生存和人世的生活。如我曾经多次说明，中国文化以肯定生、欢庆生为基调，包括朱熹、王阳明甚至刘宗周，也并不以‘人欲’（“正当的”、“合适的”、“适度的”衣食住行）为罪恶，即仍然承认和肯定肉体的‘活’的必要性。”

2

“死”是幸福的

与物相比照

↑苏格拉底之死

一般说来，“人类对死亡不可避免性和死亡终极性的思考，实质上是一个对灵肉关系或身心关系问题的思考。”

苏格拉底关于死的哲学理解，是和他对身体与灵魂的区分息息相关的。在他看来，灵魂显然与神圣的事物相似，是不朽的，身体与可朽的事物相似。

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指出：“当死亡降临一个人的时候，死去的是他的可朽部分，而他的不朽部分在死亡逼近的时候不受伤害地逃避了，他的不朽部分是不可灭的。”因此哲学家并不需要特别留意身体方面的情况，而是应尽可能把注意力从他的身体引开，指向他的灵魂。有了这样的认识，哲学就没有必要去为身体的死亡而苦恼。事实上，哲学家的事业完全在于使灵魂从身体中分离出来。如果灵魂按正确的方式追求哲学，并且真正地训练自己如何从容面对死亡，就等于是在“实践死亡”。而死亡就意味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出来了。所以苏格拉底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告诫雅典人，首先要关注的不应是他们的身体而应是他们灵魂的最高幸福。

对于世间万物来说，死是一个很外在的东西。事物可以消亡和灭迹，但却没有死亡意识。如果人仅是由物质所构成，人反倒不会有实质上的死。然而，人是会死者，这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去死的。人终有一死，终会断灭。这是因为人恰恰不只是由物质所构成，而是超越于物质之上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在海德格尔眼里，作为“此在”的人是一会死者，是一能死者，他会以死为死，他能以死为死。但动物没有人类意义上的死亡，它们生命的完结不过是倒毖。明明白白地愿意去死、选择去死，这是人与自然界的根本不同。帕斯卡解释说：“人只是一片芦苇，自然界中最脆弱的生命，但却是会思想的芦苇。要想毁灭他无需动用整个宇宙的力量，一缕烟，一滴水，便足以杀死他，但是尽管宇宙会毁灭人，人依然比他的毁灭者更崇高。因为人明白他将死去，明白宇宙比他强大，而宇宙对此则一无所知。”

死的问题因此也就不再仅仅是一个自然现象，而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通过与自然之物的比照，恰好凸现死具有哲学的意义。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通过硬汉桑提亚哥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尽管可以消灭一个人的自然身体，但你就是本能打败他。在一切伟大悲剧的斗争中，毁灭了的有价值的一方身体的力量失败了，但他们的精神力量却获得了胜利并往往获得了加倍的补偿。他们是肉体上的失败者，但却是精神上的胜利者。因为其精神的坚不可摧、顽强不屈，还是让人感到由衷的惊奇和赞美，感到人生的胜利。相反，有的人虽然肉体上活着，却从来感觉不到生活德愉快，享受不到生活的快乐。这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谁做出了在永恒意义上的更有益、更高尚的事情，谁才是真正的胜利者。”正确地理解了死亡问题，我们在面临人生有死这个事实时也就能幸福起来，愉快起来。

所以，苏格拉底死的时候并不显得凄惨和悲痛，而是显得从容、幸福和愉快。色诺芬说：“他的眼光、容貌和姿态，都表现出非常快乐的样子。”他曾对身边希望他申辩的人说：“难道你不知道，到目前为止，我不承认有任何人生活得比我更好或更幸福吗？因我认为，生活得最好的人是那些最好地努力研究如何生活得最好的人；最幸福的人是那些最意识到自己是在越过越好的人。”

在柏拉图的《申辩篇》中苏格拉底说：“我以为我碰上的这件事是一种福气，而我们极为错误地认为死亡是一种恶。”

在柏拉图的《斐多篇》中苏格拉底说：“在我看来一个真正把一生贡献给哲学的人在临死前感到快乐是很自然的，他会充满自信地认为当今生活结束以后，自己在另一个世界能发现最伟大的幸福。”又说：“真正的哲学家为他们的信念而死，死亡对他们来说根本不足以引起恐慌。”

在苏格拉底看来，死亡无非就是两种情形之一：或者是一种湮灭，毫无知觉；或者是灵魂从一处移居到另一处。如果人死时毫无知觉，而只是进入无梦的睡眠，那么死亡真是一种奇妙的收获；如果死亡就是灵魂从一处迁往另一处，如果所有死去的人包括赫西奥德和荷马都在那里，那么我们到哪里还能找到比死亡更大的幸福呢？

色诺芬谈及苏格拉底之死写道：“当时苏格拉底年事已高，即使那时不死，以后不久，他的生命仍然是要了结的；其次，他所失掉的只是所有的人都感到智力衰退的人生中最累赘的一段时期，而他所获得的则是：他显示了自己的精神力量；而且胜似任何人，他通过对于自己的案件所作的最真诚，最坦率和最正直的申诉赢得了光荣；并且最镇定、最勇敢地忍受了所判处的死刑。人们一致承认，直到目前为止，还想不起有任何比他更好地忍受了死的人。……所有和他在一起的人都清楚地看出，苏格拉底生活得和以前的时候没有一点两样，其实在这以前，人们对于他比任何人都生活得愉快而恬静就已经非常赞叹了。任何人怎么能死得比这更好？有什么样的死比这样最英勇地死去更高尚呢？有什么样的死比这样最英勇地死去更幸福呢？有什么样的死比最幸福的死更为神所喜爱呢？”

伊壁鸠鲁谈及死亡也显得格外豁达：“一切恶中最可怕的——死亡——对于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而当死亡时，我们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死对于生者和死者都不相干。因为对于生者来说，死是不存在的，而死者本身根本就不存在了。”

基督宗教靠的是对基督的信仰和厚爱，来保证在死亡面前做到镇定和达观的。狄德罗靠的是对真理的热诚，来保证在死亡面前做到“愉快无比”的。在西方历史上，不仅苏格拉底的死是幸福而安详的，还有伊壁鸠鲁也是坐在盛满温水的澡盆里手捧着酒杯“幸福”地走了，弗兰西斯·培根也是在对知识的热烈搜求中“静静地死去”的。他们都平静地甚至是有风度地离开了人生宴会。

活着与活得高尚、活得正当并不是一回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说：“人的生存的秘密不在于仅仅为了要活着，而在于为什么而活着。不为自己提供应当为什么而生活的明确认识，人就不值得生活，自我毁灭也比留在世上好，虽然他四周到处都是面包。”追求好的生活远远超过生活本身。人应该最高尚、最勇敢、最体面地活着，卑贱地活着是极其可悲的。没有根据地活着，将是“大地的负担”。而高尚的死去，在苏格拉底看来，不是正在进入死亡，而是正在进入生命，一种“更加丰富的生命”。

正因如此，苏格拉底临死时守候在他身旁的忠诚的学生斐多向厄刻克拉底谈及他当时的感觉时说道：“这种感觉非常特别，我竟然没有为他感到难过，而你们可能会想我会有那种面对临死前的亲密朋友的那种感觉。苏格拉底当时的行为和语言都显得相当快乐，厄刻克拉底，他高尚地面对死亡，视死如归。我禁不住想，甚至在他去另一个世界的道路上都有神的旨意在指引，如果人可以去那里的话，那么他到达那里时一切都会很好。所以我一点都不感到难过，而你们会认为在这样庄严的时刻应当感到难过。”活就活得充实，死要死得愉快。让死的恐怖缠住活人的心，是一种奴役。令人恐怖的不是死亡，而是对死亡的恐怖。苏格拉底以一种欢愉恬淡的心情向朋友、学生、过去告别，从死中得到了一个幸福安宁的归宿。黑格尔说：“死使希腊人想到生活的享受……死亡对于希腊人来说意味着生活。”

3

“死”是独立的

与人相比照

通过与神的比照与区分，可以发现，对于人来说，死是必然的。这是人类自我认识的第一步。通过与物的比照与区分，可以发现，对于人来说，死是幸福的。这是人类自我认识的第二步。仅仅进展到人与动物这种区分，对人的认识显然还是不完整的。人要做到彻底地认识自我，还必须进一步将人与人自身加以比照与区分。人的世界的建立和历史的发展不是通过人与动物的分离，而是通过人与自身的分离而实现的。这种分离就是人与自身的区分，即与人自身的现实给予性的区分。

通过与他人的比照，可以发现，对于人来说，死是独立的。也就是说，尽管每个人都必死无疑，但每个人的死都只能自己去完成，不能由别人来代替。死本质上只能是不可替代的“我”的死。死是世上最私有的东西，谁也帮不了谁，是和别人毫无关联的，因而是“最本己的可能性”。因为在死亡中，我们的实存被切断，这最能使我们有可能从死亡处境出发来认识实存的局限性，返归本原，达到本己，成为真人。所以雅斯贝斯说，体验死亡这一边缘处境和去生存是一回事，只要我们睁着眼睛迈进边缘处境，我们就成为我们自己了。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此在的可能性依借死亡而最为鲜明地绽露出来”、“死亡总只是自己的死亡”、“最本己的可能性是无所关联的可能性。”

因此，死亡是此在本身不得不承担下来的存在可能性。只有死亡才能使人自身个别化，从而本真地作为他自己而存在。只有在死亡这个时候，人才能真正把自己与他人、集体、社会完全分离开来，从非本真生存走向本真生存。海德格尔断言，死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只有它才能把此在之“此”带到明处。为此，海德格尔提出“为死而在”、“先行到死亡中去”的著名论断。西方学者L.兰兹伯格在《死亡的经验》一书中指出：“死亡意识是同人的个体化齐头并进的，是同单一个体的确立齐头并进的。”

因为正是死对生命的意义构成了最大威胁和根本挑战。于是，死的独立性成为一条最高的原则和理由，要求人必须好好地筹划自己的生活，使之更加紧张、深刻、积极和充实。有了死亡意识，人就能获得人生的整体观念和有限观念，体悟出人生的有限性和短暂性，明确树立起自己生命的端点意识，把自己的生命如实地理解为一条有始有终的线段。有了死亡意识，人就能对自己的人生做出合理切实可行的总体筹划，萌生出一种生活的紧迫感，从而双倍地享受和利用自己的有限人生，把自己的生命安排得更加紧张热烈。死亡的惟一性彰显出生命的内在价值和紧迫感，使每个人尽可能地去爱惜并享受自己的生命，使单个人从芸芸众生中分离出来，从日常共在的沉沦状态中超拔出来，走向超越的精神追求，使人为生命寻求高于生命本身的意义和根据。费尔巴哈说：“正是因为我们明天就要死去，所以，我们不愿意在今天就大吃大喝，直到死了为止；正是因为我们不会永远活下去，所以，我们不愿意……在‘吃喝嫖赌，杀人放火’中虚度年华，不愿意由于愚蠢和恶行而使我们的生活更为苦恼。”

在某种意义上说，死既毁灭了人，又成全了人；既断灭人生，又成就人生；既剥夺人生的意义，又赋予人生以意义。人大多数时间沉湎于日常的世俗生活中，不懂得筹划生活，更不懂得生活的价值。这就是斯宾诺斯所说的：“世俗的一般人所追逐的名利、肉欲等等，不但不足以救济人和保持生命，而且反倒有害；凡是占有它们的人——如果可以叫做‘占有’的话——，很少有幸免于沉沦的，而为它们所占有的人，则绝不能逃避毁灭。”

有了死亡意识，人就极其容易摆脱俗累，毫无偏见地反思人生，并体悟人生不朽的真谛，从而把人生的有死性转换成为不死性。大凡对死亡无所意识的人，对生活也总是心不在焉。只有面临苦难特别是临近死亡的边缘时，那些无所用心的人才会突然醒悟过来，感到豁然开朗，明白很多事理，开始懂得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珍惜自己不可重复的生命，珍惜自己独一无二的本色。可见，人更容易从反面、从否定自己的一面来深刻而清晰地认识自我。死使自己觉悟起来，死中断了也终止了自己沉睡般的日常生活，并使自己从普通人和普通人的生活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完全自由、完全独立的自己。所以苏格拉底强调：“我从来没有过过普通人的平静生活。”

海德格尔强调，此在有一个基本性质，就是“此”。也就是说“这个存在者为之存在的那个存在，总是我的存在”。

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绝不是一个抽象的类概念，而是涵指单一的、具体的和不可替代的个人。如果此在在日常共在中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就是此在的沉沦。而死亡对于人之所以“性命攸关”，就在于只有“先行到死”才能使此在震惊不已，才能使人由“自己的死”充分鲜明地意识到“自己的在”。

在黑格尔看来，一个人要达到独立的自我意识，非有死亡意识不可。因为死亡必然是对事物世界和功利世界的否定，正是依凭死亡，我们才能摆脱当下的欲望，而达到独立的自我意识。黑格尔还以生死态度区别了主人意识和奴隶意识。他在《精神现象学》“自我意识的独立性与依赖：主人与奴隶”一节中指出，存在两个“正相反对的意识的形态”，一个是主人意识，另一个是奴隶意识。所谓主人意识是指那种“独立的意识”，那种纯粹的自我意识，其本质是自为存在，也就是敢于拼命，敢于承担死亡甚至乐于一死的意识；所谓奴隶意识是指那种“依赖的意识”，那种不是纯粹自为的，而是为他物的意识，其本质是为了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也就是“死的恐惧在他的经验中曾经浸透进他的内在灵魂，曾经震撼过他整个躯体”的那种人的意识。因为主人可以激发奴隶为自由而战，把奴隶提升为主人，而追求自由——使人成为主人——的斗争恰好是历史的根本内容，所以在黑格尔看来，死亡不仅是精神超越意识达到自我意识的重要契机，不仅是主观精神达到客观精神、道德世界，成为伦理实体的重要契机，而且也是精神超越有限制的伦理实体达到更为普遍的“世界精神”乃至绝对精神的重要契机。

俗话说：“不自由毋宁死”。活着，就要有自由。人之为人的本质在于精神，精神的本质在于自由，自由的本质在于超越。有了自由，人才有生死之间的超越，人才有死的苦闷与焦虑，才有生的执着与期待。人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人的精神的发展，是人的精神的不断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自我提升。人只有在精神世界才可能超越必然限制获得真正自由，并找到人生的全部尊严和自信品格。当精神获得自由而不受它的眼前状态影响的时候，人才是真正不死的和永恒的；人也只有不贪生怕死，才能活出自由。活着就要活出自己的精神、自己的风格、自己的品位，不能依附别人，不能屈服他人。如果能够为生命本身留出更多的自由空间，人就可以收获一份内在的悠然和充实，就能与身边的境遇保持一种欣赏的距离。

苏格拉底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苏格拉底申辩说：“我宁可去死也不愿用别的方法来换得活命。在法庭上，就像在战场上一样，我和其他任何人都不应当把他的智慧用在设法逃避死亡上。”宁愿体面的和英雄的死亡，也不要苟且和卑鄙的胜利。苏格拉底像一位艺术家一样热情地塑造着自己的人生，以致于黑格尔赞美苏格拉底是“一件完美的古典艺术品”[45]。面对死神，伊壁鸠鲁高傲地宣布：“我已经预感到了你——命运，我已经以壕沟防卫自己以免你的全部偷袭。我们决不会像俘虏一样屈从于你或任何别的机遇。但是当我们走的时刻到来的时候，我们将蔑视人生，蔑视那些徒劳迷恋人生的人，我们将听任人生高唱我们生活得很好的光荣凯歌。”

每个人死的机会与活的机会一样，都只有一次，加之不能替代，所以特别值得珍惜。孔子讲“杀身成仁”强调的是人应当为仁而死，孟子讲“舍生取义”强调的是人应当为义而死，似乎都没有死得其所。看来，人生既要学会如何去活也要熟思如何去死。蒙田指出：“对死亡的熟思也就是对自由的熟思，谁学会了死亡，谁就不再有被奴役的心灵，就能无视一切束缚和强制。”

海德格尔说过，向死而生是人的自由原则。死和每个人的自由之所以如此关联（海德格尔称为“向死的自由”），仅仅在于每个人都得把死亡这一最本己的可能性自己承担起来，面对自己的死亡，凭借自己的良心，自己选择自己，自己筹划自己，自己把自己的可能性开展出去。这样，死亡也就第一次获得了生存论－本体论的意义。

戴茂堂｜著，文章原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文章仅用于分享交流不作商业用途

如有侵权请联系后台删除

听哲学独家资源

↓文史哲福利群↓

上图扫码回复：福利资源

哲学史新书

《哲学100问》

三联生活书店出品

一部通俗易懂的西方哲学史

从古希腊到后现代丨跨越2500年思想历程

69位哲学家丨16大篇章｜20大流派｜155张思维导图

梳理人类思想演变的脉络

提升逻辑思维丨治愈心灵焦虑

5折特惠

↓点击订购↓

从以上链接

订购三季图书

赠送哲学史脉络图1份

领取方式

订购三本书收货后

发截图给小助手领取

阅读全文订购《哲学100问》（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