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走后的第三天,我才拉开那个抽屉。
抽屉在书桌最下面一层,用一把生锈的小铜锁锁着,我找了三把钥匙才捅开。拉出来的瞬间,樟脑丸和旧宣纸混在一起的气味猛地扑过来——那是爸爸的味道。里面有他年轻时记的账本,我小学时得的三好学生奖状,还有几摞用牛皮筋扎好的信。全翻出来,最底下压着一个蓝色硬壳文件夹,塑封皮已经发黄卷边。
打开。里面夹着一张存单。
是张手写的定期存单,老式的那种,红蓝两色油印,边角都磨毛了。我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三个字,工工整整地写在“户名”那一栏,是爸爸的字——他的“陈”字右耳刀总是写得特别大。金额那一栏,小写是“¥1,200,000.00”,大写是“壹佰贰拾万元整”。
日期是三年前。
我的脑子“嗡”了一下。爸爸生前是中学语文老师,每月工资卡上的数字我都知道,加上妈妈的退休金,这个家满打满算攒不出这个数。我没告诉过任何人,妈妈去世早,我是独子,爸爸这些年省吃俭用,冰箱里永远冻着超市打烊前买的打折排骨,他穿的那件深蓝夹克洗得发白,袖口都起了毛边。这钱哪来的?
我没声张。把存单原样放回文件夹,把文件夹塞回抽屉,重新挂上那把生锈的小锁。第二天照常去上班,跟同事吃了午饭,晚上回家煮了碗面,看了会手机,十点准时睡觉。
第三天,我请了半天假。
银行柜台的小姑娘接过存单,翻来覆去看了两遍,又抬头看了看我,低头在键盘上敲了一串什么。“陈先生,这笔定期今天刚好到期,您是要……”
“全部转走。”我说,“转到这个卡号。”
我递过自己的储蓄卡。她接过去操作,屏幕上的光映在她脸上,她忽然停下来,又仔细看了看系统里的信息。“陈先生,这笔钱是您父亲三年前存的,当时留了您的身份证号和联系方式。不过……”她顿了一下,“系统备注里有一条记录,说是存单设立时有一份单独的说明文件,您稍等。”
她转身进了后面的办公室,过了几分钟出来,手里多了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口贴着银行的蓝色封条。“这是当时存单对应的存档材料,按照规定,转存或支取时需要一并交给存款人。”她把信封推过来,“您看一下。”
我撕开封条。里面是一张A4纸,对折两次,纸页已经有些发脆。展开,是爸爸的笔迹,黑色水笔,写得比平时慢,每个字都端端正正:
“小陈:你看到这张存单的时候我应该已经不在了。这笔钱是你妈留下的。她走之前跟我说,那套老房子的拆迁款下来,不要告诉任何人,单独给你存着。她怕你那时候年轻,手里有钱反而不好。我们商量好了,等你过了三十五岁,再让你知道。你今年应该三十五了吧?时间过得真快。爸爸没什么本事,一辈子就教了四十年书,能留给你的不多。这钱你拿着,别乱花。要是已经成家了,就给家里添置点实在的东西;要是还一个人,就留着防身。你妈说,她这辈子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其实我也是。但我们都相信,你能过好。爸爸字。”
我站在银行大厅里,手里捏着那张纸。头顶的空调吹得嗡嗡响,旁边柜台有人在大声跟工作人员争执什么,自动叫号机一迭声地喊着“请A零三六号到三号窗口”。我把那张纸折好,放回信封,又把信封放进外套内侧的口袋。卡里的钱已经转好了,手机震了一下,收到转账成功的短信。
走出银行大门,外面的阳光白晃晃的。马路对面有个卖烤红薯的老头,推着铁皮炉子,炉膛里透出暗红色的火。我走过去,买了一个。红薯很烫,左手倒右手地捧着,咬了一口,甜得嗓子发紧。
三天了。我一直以为自己很平静,出殡那天没哭,整理遗物没哭,看到存单也没哭。但站在马路牙子上啃那个红薯的时候,眼泪突然就掉下来了,啪嗒啪嗒砸在烤焦的红薯皮上,洇出几个深色的圆点。
原来我爸和我妈,早就把什么都安排好了。他们瞒了我三年,五年,一辈子。就为了让我在今天,站在这里,捧着这个烫手的红薯,被甜得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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