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上学的时候翻历史课本，总看到说宋朝优待士大夫，俸禄是历朝历代最高的，活脱脱古代公务员的天花板。可很少有人提，绝大多数宋朝中低级官员，别说攒钱买房，在京城连房租都要掏出去月薪三分之一，不少宰相当初都得租房住。
河南大学程民生教授写过《宋代物价研究》，把两宋三百多年间两百八十多种物价都考证得明明白白。把官员俸禄和同期物价摆到一块对比，之前“宋朝官员高薪养廉”的滤镜，直接碎得一干二净。
宋代官员俸禄数字看着确实唬人。宋人叶梦得早年算过一笔账，汉代丞相的月俸折成宋钱才六十贯，宋代一个中级官员的收入就能追上这个数。可高不高哪能只看数字，得看能买多少东西啊。
刚入仕的底层幕职官，月俸才五贯八百文。当官的得养一大家子，只能把钱掰碎了花，一千给老母亲，一千给妻子，八百文留着买换季衣物，剩下三贯当全家伙食开销，平均下来一天才一百文。宋真宗年间的长社县令李若谷更狠，直接把每天一百文挂墙上，花完当天就不再掏钱。
宋代官员俸禄本来就是金字塔结构，顶端的宰辅大臣确实赚得盆满钵满，可占官僚体系绝大多数的中低级官员，那点俸禄也就刚够维持温饱。所谓“俸禄冠绝历代”，受益的也就塔尖那一小撮人而已。
官员天天喊穷，最大的压力还不是吃饭，是住不起京城的房子。
朱熹说过一句大实话，宋初从太祖到神宗，朝廷百官在开封都没有官宅，哪怕是宰相，也得自己掏钱租房住。直到神宗修了东西府，宰相才有了属于自己的宅子。
皇祐末年苏颂在开封当馆阁校勘，月薪整整十七贯，交房租加养马就花了三分之一。扣掉养马的一贯多，光房租就占了月薪的四分之一还多，这还不是开封最贵的房租。
咸平年间，宰相向敏中买了薛居正后人的开封老宅，原主人继续住里面，每天要交两贯租金，一个月就是六十贯，算下来八年租金就能再买一套一模一样的宅子。到宋徽宗朝，房东都借着翻修涨房租，直接涨了一倍，逼得朝廷不得不下诏书禁止涨价。
对每个月拿十几贯俸禄的中低级官员来说，房租掏出去三分之一，剩下的钱要养家应酬买衣服，日子自然紧巴巴的。
除了房租，日常物价上涨也在偷偷掏空官员的钱包。
程民生整理过两宋的粮价变化，北宋中期全国平均一石米才六七百文。到宣和年间，一石米直接涨到两千五百到三千文，短短五十多年，粮价涨了四倍还多。
粮食是百价之基，粮价一涨，所有生活成本都跟着水涨船高。南宋庆元年间，湖州有个中级官员倪思算了一笔账，一个人一年吃喝穿的基本开销，平均下来一天就要二百七十四文。这还是最基础的花销，房租、婚丧嫁娶这些大钱都没算进去。
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最有体会，那时候他俸禄断了，家里人口又多，愁得不行只能狠下心节俭。每个月月初取出四贯五百文，分成三十份挂在房梁上，每天早上挑一份下来，一天最多花一百五十文，就这还有二百贯积蓄不敢随便动。
有人可能会说，赚得少不会省着点花吗？还真省不下来，宋代官员的身份摆在那，很多钱必须花，一分都省不掉。
就说婚丧嫁娶，范仲淹给义庄定规矩，族人娶妻补贴二十贯，嫁女补贴五十贯，士大夫阶层的标准比这个高得多。吕祖谦给家里定规矩，嫁女就要一百贯，娶妻五十贯，家境好还得追加，宗室娶妻朝廷补贴都有两千多贯。
丧葬就更花钱，对月俸十几贯的中低级官员来说，办一次婚丧大事，好几年的积蓄直接就没了。攒钱买房子更是，房子不仅是住的，还是身份脸面，苏辙晚年攒钱盖了一百多间房，盖完家里存的粮食吃完了，钱也花得一干二净。
就连日常请客应酬都是刚性支出，司马光就感叹过，现在士大夫请客，酒不是内廷酿的，果子菜肴不是远方珍奇，菜盘子没摆满，根本不好意思请朋友上门。往往要攒好几个月的钱，才敢给人发请帖。
宋代的贫富分化比你想的还夸张，顶层权相蔡京请下属吃饭，单单一味蟹黄馒头就花了一千三百多贯。秦桧家一天开销就要一两百贯，普通人想都不敢想。
可绝大多数中低级官员呢，一天吃一小块肉都难，衣服打补丁都是常事，家里空空荡荡什么都攒不下。课本只会告诉你宋朝优待士大夫，不会告诉你优待的到底是谁。那些真实的物价账本，把被美化的高薪神话拉回了地面。俸禄数字确实好看，可物价不认官阶，不管你是五贯还是五十贯，该涨它还是涨。汴京城里涨得最快的，偏偏就是那些官员省不掉的开支，房子、粮食，还有撑门面的体面。
参考资料：江西人民出版社 《宋代物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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