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我退伍，去公安局报到，发现当年出卖我的叛徒，成了我同事

86年我退伍，去公安局报到，发现当年出卖我的叛徒，成了我同事

楔子

一九八六年的秋天，我揣着一张三等功的奖章和满身的伤疤，从云南边境的猫耳洞里爬出来，坐上了回乡的绿皮火车。火车哐当哐当地往北开，窗外的芭蕉叶变成了白杨树，我的军装也从汗津津的薄衫换成了厚厚的卡其布。三天三夜，我几乎没怎么合眼，一闭眼就是炮火连天的场景，耳朵里嗡嗡响着枪炮声，鼻子里全是硝烟和血腥味。

退伍手续办得顺当，团里给我开了介绍信，让我回原籍的县公安局报到。我们这批从老山前线下来的兵，地方上都有安置政策，公安局算是最好的去处之一。我摸了摸左边肋骨上那道还没好利索的伤疤，心想，总算能过安稳日子了。

我老家在豫东平原，一个叫柳河县的地方。县城不大，横竖就那么几条街，最高的楼是百货公司的三层红砖楼。我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背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走进了县公安局那栋灰扑扑的二层小楼。

人事科在二楼最东头，门半掩着，里面传来暖水瓶倒水的声音。我整了整军帽，喊了声报告。

“进来。”

推开门，屋里坐着两个人。一个五十来岁的胖警察，头发花白，正端着搪瓷缸子喝水。另一个年轻些，三十出头的样子，穿一身崭新的橄榄绿警服，背对着门，正趴在桌上写着什么。窗外的阳光斜斜地打进来，照得他后脑勺上那一撮头发油亮亮的。

“同志，我是来报到的，退伍军人。”我把介绍信和材料双手递过去。

胖警察接过去翻看，点了点头：“哦，老山下来的，好样的。我叫刘建国，这儿的副科长。你先坐。”

我道了谢，刚要在长椅上坐下，那个背对着我的年轻人忽然转过身来，像是要拿什么东西。我俩的目光就这么对上了。

那一瞬间，我浑身的血像是被抽干了，又猛地涌回来，冲得太阳穴突突直跳。那张脸，那张我死也忘不了的脸——尖下巴，细长眼，左眉梢有一颗绿豆大的黑痣。

李建平。

我的手不受控制地攥成了拳头，指甲掐进肉里，疼得发木。脑子里轰的一声，像是有人往平静的湖水里扔了颗手榴弹，炸得我眼前一片白光。耳朵里又响起老山前线那场雨，那场下了三天三夜的雨，还有他李建平那张被雨水冲刷得惨白的脸。

“哟，这不是……陈志军吗？”他先开了口，声音干涩涩的，脸上挤出一个笑，比哭还难看。

刘建国抬起头，看看他，又看看我：“你们认识？”

我死死地盯着李建平，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三年了，我找了这个人三年，恨了这个人三年，做梦都想着有一天能当面问问他，那天夜里，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可真到了这一天，我发现自己连呼吸都困难。

李建平站起来，两只手在裤缝上搓了搓，对刘建国说：“刘科长，我们……以前在一个连队待过。”

“哦，战友啊，那更好了。”刘建国笑起来，脸上的褶子挤在一起，“以后就是同事了，互相照应。”

战友。这两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他算哪门子战友？他是叛徒，是逃兵，是害死赵大勇的凶手！

我深吸一口气，硬生生把涌到嗓子眼的那股腥甜咽下去，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是，战友。”

刘建国没察觉出异样，拿出一张表让我填，又简单交代了几句工作安排。我机械地点头，机械地签字，眼睛却始终没离开李建平。他局促地站在那里，像根霜打的茄子，眼神躲躲闪闪，不敢看我。

从公安局出来，我站在大街上，秋天的风卷着落叶从脚边打着旋儿过去。我仰起头，看那灰蒙蒙的天，忽然觉得天旋地转。

三年了，我带着满身的伤回到家乡，以为能重新开始。可命运这狗娘养的，偏偏要开这么个玩笑。当年出卖我的叛徒，那个害得我们班几乎全军覆没的逃兵，如今竟成了我的同事。

我摸出那盒压瘪的“芒果”烟，抽出一根点上，吸了满满一大口。烟雾呛得我眼泪直流，分不清是烟熏的，还是别的什么。

赵大勇，我的班长，那个山东大汉，那个总是把最后一口水让给我的老兵。他死的时候，胸口被炸开一个碗大的洞，肠子流了一地，眼睛却还睁着，死死地望着雨雾深处。我知道他在看什么——他在看那个跑远的背影，那个穿着我军装、却向着敌方阵地狂奔而去的背影。

李建平。

我狠狠地掐灭烟头，往地上啐了一口。既然老天爷让我们再碰面，那这笔账，总得算个清楚。

第一章

事情还得从三年前说起。

一九八三年冬天，我二十岁，刚刚入伍一年多，被编入某团三营七连三班。班长就是赵大勇，一个山东临沂人，个不高，却结实得像头牛。他左脸颊上有一道疤，据说是七九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时留下的。班里六个人，来自天南海北，赵大勇像老母鸡护崽一样带着我们。

李建平跟我是一批入伍的，河南信阳人，分到同一个班。他念过高中，写的一手好字，会算数，是班里的“秀才”。刚认识那会儿，他斯斯文文的，说话慢条斯理，跟谁都不红脸。我那时候年轻气盛，觉得他太文弱，不像个当兵的。可赵大勇说，战场上不一定靠蛮力，脑瓜子好使的人能救命。

现在想想，赵大勇看错了人。

一九八四年四月，我们部队开赴云南边境，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轮战任务。一路上，李建平脸色发白，没怎么说话。我只当他是紧张，没往心里去。到了前线，驻地在文山州的一个山沟里，漫山遍野的芭蕉林和竹林，湿热得让人喘不上气。

我们班驻守的阵地叫老山主峰前沿的一个哨位，编号“一二七”。那地方是块突出部，三面受敌，越军的冷炮时不时就砸过来。我们在猫耳洞里猫着，一守就是几个月。

赵大勇是主心骨，白天带着我们加固工事，晚上安排哨位，什么时候该隐蔽，什么时候该出击，他说得头头是道。我们几个新兵蛋子，全靠他撑着才没垮掉。李建平依然话不多，但表现不算差，还因为会写字，帮着连部写了几回战报，得过一次口头嘉奖。

那段时间，我跟他关系还行。都是一个班里摸爬滚打的兄弟，一起吃过苦，一起挨过饿。有一次我被毒虫咬了，小腿肿得像水桶，他连夜下山去卫生队拿药，来回跑了十几里山路，回来时迷彩服全湿透了，还摔破了一个膝盖。我当时挺感动，拍着他肩膀说：“建平，等打完仗，我请你喝好酒。”

他说：“志军，只要能活着回去，我给你喝茅台。”

说这话的时候，他眼睛里有亮光，亮得发暗。

那年的雨季来得特别早，六月中旬，天就像漏了似的，没日没夜地下。山上的土松了，猫耳洞里渗满了水，我们的被子潮得能拧出水来。越军趁雨夜搞偷袭，打了一波又一波。

七月十四号，我的生日。那天轮到我站后半夜的岗，雨下得昏天黑地，能见度不到五米。我蹲在哨位后面的掩体里，抱着枪，耳朵竖得老高，听风声雨声里的动静。

凌晨三点多，李建平从猫耳洞里摸过来，说赵班长让他来换岗。我有些奇怪，因为按时间算，我还得再站两个小时。李建平说：“班长怕你太累，让你先回去眯一会儿，后半夜他来替我。”

我当时没多想，把枪交给他，还开了句玩笑：“你小子可别打瞌睡，越军最喜欢这时候摸上来。”

他说：“放心吧，我耳朵灵着呢。”

我回到猫耳洞，倒头就睡。这几个月，身体太疲惫了，沾上草席就睡得死沉死沉。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声地动山摇的爆炸声把我惊醒。紧接着是密集的枪声，还有人的喊叫声。我翻身坐起来，抓起枪就往外冲。雨还在下，但天已经蒙蒙亮了。阵地上乱成一团，越军不知道什么时候摸了上来，正面的铁丝网被炸开一个口子，十几条黑影正往上扑。

我很快发现了不对劲——哨位上的火力点没响，我们的侧后方反而有枪声传来。有人用我们自己的枪，在朝我们自己人射击！

“李建平！李建平叛变了！”

是赵大勇的声音，嘶哑，带着我从未听过的恐惧和愤怒。

我端着枪往哨位方向冲，刚跑出几步，一颗手榴弹在面前炸开。我下意识地扑倒在地，后背一阵剧痛，像是被烙铁烫了似的。紧接着，一梭子弹贴着头皮擦过去，打在我身后的土坡上，噗噗地冒烟。

我趴在地上，抬头看去。雨雾中，我看见了那个背影。那个人穿着跟我一样的军装，猫着腰，正朝着越军的方向跑。他手里，分明是李建平。

那一瞬间，我的脑袋像是被什么东西劈开了。我张大了嘴，想喊他，喊他停下，喊他回头，问他为什么。可嗓子眼里像是塞了一把沙子，怎么都出不了声。

然后，我看见了赵大勇。他从猫耳洞里跳出来，浑身是血，端着一挺轻机枪，对着越军扫射。子弹打光了，他把机枪当烧火棍抡，砸在一个越军头上。又有两个越军扑上来，刺刀扎进了他的肚子。他大吼一声，两只手死死抓住一个越军的枪管，被那人一拽，整个人摔进了壕沟。

“班长！”

我用尽全身力气喊出声来。接着，一颗炮弹在附近落下，气浪把我掀翻，我的头撞在一块石头上，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醒来，是在野战医院。战友告诉我，一二七阵地失守，全班六个人，三个牺牲，两个重伤。李建平叛变投敌，被越军带走了。赵大勇的尸体在壕沟里被发现，身上二十多处伤口，十根手指头断了六根，是抓着越军的枪管活活被掰断的。

那天，我十八岁生日。

我在医院躺了二十多天，后背上的弹片取出来六块，左肋断了两根。躺在那张行军床上，我无数次闭上眼，又无数次被噩梦惊醒。梦里永远在下雨，永远是那个猫着腰跑远的背影，永远是赵大勇睁着不甘心的眼睛。

出院后，我回到连队。阵地已经夺回来了，可我们班没了。我被编入另一个班，继续作战。临退伍前，又立了一次三等功。可那枚军功章攥在手里，沉甸甸的，像块烙铁。

我托人打听过李建平的下落。有人说他跟着越军跑了，后来被遣返回国，判了刑。有人说他改名换姓，流落在越南。也有人说他早死了。众说纷纭，没个准信。

后来我也死了心。部队就是个小社会，什么样的人都有。也许李建平就是那个熬不住的人。我安慰自己，过去了，都过去了。

可我没想到，这“过去”二字，原来这么难。

第二章

回家的第一个月，我几乎每天浑浑噩噩。

我爹早没了，我娘改嫁去了邻县，多年不走动。家里只有三间土坯房，院墙塌了大半，屋子里一股霉味。我把军功章锁进抽屉，想找人说说话，可偌大的村子，只有几个老人和孩子，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村里的老支书听说我回来了，提着两瓶酒来看我，说：“志军啊，县公安局的编制给你留着呢，你歇几天就去报到。以后吃皇粮了，给咱村争光。”

我笑了笑，没说话。

那段时间，我常常在夜里惊醒，一身冷汗。有时候分不清是在猫耳洞还是在家里，耳朵里总有雨声，总有枪声。我娘不在，没人管我，我就这么熬着，像熬一锅中药，苦得发涩。

直到十月中旬，我才磨磨蹭蹭地去公安局报了到。刘建国给我办的手续，说先安排我在刑警队下面的治安股，跟着老警察熟悉熟悉情况。

那天从局里出来，我在街上站了很久。秋天傍晚的风很凉，吹得我打了个激灵。我摸了摸口袋里的烟，只剩最后一根。点上抽完，我对自己说：陈志军，既然回来了，就好好活。

可第二天上班，我又看见了他。

李建平被安排在同一个办公室，具体负责内勤，整理档案、报送材料。我负责外勤，跟着一个叫周平的老警察跑片区，处理一些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的小案子。我俩的座位中间隔着一张桌子，每日低头不见抬头见。

起初几天，我当他是空气。他不跟我说话，我也不搭理他。办公室的人看出我们之间不对劲，但没人多问。只有刘建国偶尔开玩笑说：“战友见面，怎么跟仇人似的。”

我心里冷笑。仇人？他不配。

李建平变了。他瘦了，两颊陷下去，颧骨突出来，眼窝发黑。整个人像一张被抽干了水分的纸，风一吹就要飘起来。他干活勤快，不多言，跟谁说话都小心翼翼的。中午吃饭，他总是一个人端着碗缩在角落里。

旁人说他是个“老实人”。我听了只想笑。一个叛徒，一个逃兵，一个害死战友的人，居然被叫做老实人。

一个月后，我终于忍不住了。

那天快下班，办公室只剩我俩。他在整理一份卷宗，我坐在对面擦枪。那支五四式手枪是我刚配发下来的，我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动作熟得不能再熟。

“啪。”我把弹夹推进去，上了膛。

李建平的手抖了一下，笔尖在纸上划出一道长印子。他没抬头，但我知道他在害怕。

“李建平。”我开口，声音冷得像冬天的井水。

他停住了，慢慢抬起头来。眼睛里，是那种我看过很多次的东西——恐惧。跟那天雨夜里，他回头看我的那一瞬间，一模一样。

“你就不怕我打死你？”我把枪口对着他，食指搭在扳机上。

他的嘴唇哆嗦了一下，喉咙里咕哝着什么。过了好半天，他才说：“你要打，就打吧。我不冤。”

“不冤？”我笑了，笑得浑身发抖，“赵大勇身上二十多处伤口，肠子流了一地，你说不冤？老马、小杜、刘三喜，三条人命，你说不冤？老子后背上六块弹片，断了两根肋骨，你说不冤？”

我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几乎是吼出来的。办公室的门虚掩着，走廊里有人走过，脚步声渐渐远了。

李建平低下头去，两只手绞在一起，指节发白。他张了几次嘴，终于挤出一句话：“志军，我……我当时害怕了。我真的害怕了。”

“害怕？”我站起来，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害怕就可以朝自己人开枪？害怕就可以带着越军来杀我们？”

他猛地抬起头，眼睛红了：“我没朝自己人开枪！我没有！”

“放屁！赵大勇看见的，我也看见了！枪是从哨位那个方向打过来的！你他妈的还想赖？”

他愣住了，眼睛瞪得老大，像是听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然后，他慢慢地摇了摇头：“不是我，我真的没有开枪。哨位后来被越军摸了，我……我是跑了，可我没杀人。”

我一把揪住他的领口，把他从椅子上拽起来。他的身体轻得让我意外，像拎起一捆干柴。

“李建平，我不管你有没有开枪，你跑了，就是你害死了他们。你他妈的就是个逃兵，是个叛徒！你知道我在医院里躺了二十天，天天梦见你那个跑远的背影，梦见赵大勇睁着眼睛死在那里！”

我的脸几乎贴着他的脸，唾沫星子喷了他一脸。他闭上眼睛，泪水从眼角滑下来，滴在我的手背上，烫得我缩了一下。

“对……对不起。”他哑着嗓子说，“志军，对不起。我知道我没脸活着，可我不能死。我要是死了，我那一家子……就没人管了。”

“你还有脸提家？”

他睁开眼睛，看着我，泪水模糊了视线：“我爹去世早，我娘瘫在床上，三个弟妹最小的才七岁。我要是死了，他们就全完了。志军，我承认我当了逃兵，我害了你们。可我真的没有开枪，你信我一次，就一次。”

我松开手，他像一团烂泥一样跌坐在椅子上。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茫然。那个恨了三年的人，此刻就坐在我面前，哭着求我信他一次。我该信吗？一个逃兵的话，能信吗？

窗外，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远处传来几声狗叫，还有谁家孩子哭闹的声音。这平静的小城夜晚，跟老山的炮火声是两个世界。可我心里那片战场，从来没有停过火。

我转身走了，把门摔得震天响。

那天晚上，我躺在冷冰冰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是赵大勇血肉模糊的脸，一会儿是李建平那张瘦脱相的脸。我把枪放在枕头底下，手按在上面，硌得生疼。

杀了他？杀了他，赵大勇能活过来吗？老马、小杜、刘三喜能活过来吗？

可我不杀他，对得起他们吗？

天快亮的时候，我迷迷糊糊睡着了。梦里还在下着雨，我跟着那个背影跑，一直跑，一直跑，却怎么都追不上。忽然，那背影转过来，对我笑了一下。那张脸，一会儿是李建平，一会儿是我自己。

我一下子惊醒了，浑身冷汗。

第三章

第二天，我迟到了。

刚进办公室，就看见刘建国沉着脸坐在那里，李建平站在一旁，领口有些乱，脸上有一个浅浅的红印。我有些心虚，以为是我昨天揪出来的。

刘建国瞥了我一眼：“陈志军，你过来一下。”

我走过去，他递给我一份材料：“城南人民路市场，连续一周有人举报盗窃案，丢的都是菜农的钱包。你去摸排一下，三天之内给我个结果。”

我应了一声，拿起材料往外走。路过李建平身边时，他往后退了半步，像是怕我打他。我没看他，径直出门了。

那案子不难办。我到市场里蹲了两天，又走访了几个摊主，很快锁定了两个小混混。第三天下午，跟周平一起把人摁住了，当场搜出三个钱包，人赃并获。

把人带回局里审完，已经是晚上八点多。我走出公安局大门，秋夜的风凉飕飕的，街上行人稀少。我肚子饿得咕咕叫，正想着去哪儿弄口吃的，一抬头，看见门口路灯下站着一个人。

是李建平。他穿着一件旧夹克，缩着肩膀，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

看见我出来，他往前走了两步，又停住了，像是不敢靠近。

“你来干什么？”我冷冷地问。

他举起手里的塑料袋：“给你……带了点吃的。街东头老孙家的羊肉汤，还热着。”

我没接。他站在那里，像根木桩子，脸上的红印已经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倦色。

“志军，我等你两个钟头了。”他说，“我就想跟你说几句话。”

“我没什么好跟你说的。”

他低下头，盯着手里的塑料袋，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抬起头来，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我原名叫李建平，但我改了名，现在户籍上叫李平。我托了关系，把我当年的档案改了。我来公安局上班，是花了钱的。我本来可以去别的地方，可我想着，这里离老家近，能照顾家里。”

我冷笑：“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想让我去检举你？”

他摇了摇头：“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没脸用原来的名字。我知道你恨我，你该恨。可我还是想让你明白，那天晚上，我没有开枪。我当时害怕了，跑了，这我认。可我真的没想过害你们。”

我盯着他的眼睛，想从里面看出点谎言来。可他的眼睛是清亮的，像一潭死水，没有波澜。

“那你跑什么？”

“我怕死。”他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我就是怕死。那天后半夜，我听见越军摸上来的动静，我……我吓懵了。我以为他们不会杀投降的人。我跑了，想从侧翼绕到后方，等天亮再回来。可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拿我当人质，逼我说出阵地布防。我没有说，我真的没有说。可他们不信，就打我，把我关在地窖里。后来被咱们部队打回来，才把我救出来。”

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你说你被越军抓了？你不是主动投敌的？”

他苦笑了一下：“主动投敌？我要是主动投敌，早就被打死了。我是被他们抓住的，因为我跑了出去，正好撞在他们手里。”

“那你为什么现在才说？”

“我说了，有人信吗？”他抬起头看着我，眼里有泪光，“我跑出去，这是事实。逃兵就是逃兵，没人管你是害怕还是被逼的。军事法庭上，我百口莫辩。后来查清楚了，我没有泄露布防，也没有证据证明我开枪。可我还是被判了五年。在军事监狱里蹲了两年，因为表现好，减了两年。出来之后，我没脸回部队，就回了老家。”

我松开他的胳膊，往后退了一步。脑子里像是被塞进了一团乱麻，理不出个头绪来。

他说的这些，跟我知道的完全不一样。我一直以为他主动投敌，带着越军来杀我们。可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他确实只是逃兵，而不是叛徒。

可逃兵，就不该死吗？

“那赵大勇呢？老马呢？小杜呢？刘三喜呢？”我的声音开始发抖，“他们死了，你活着。你现在跟我说你也有苦衷，你让我怎么想？”

他低下头，泪水一滴一滴砸在地上：“我知道我不该活着。志军，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一闭眼就是那场雨，就是班长的脸。我比死了还难受。”

他抬起手，把袖子撸上去。昏黄的路灯下，我看见他手腕上有一道道疤痕，新旧交错，像一条条扭曲的蜈蚣。

“我自杀过三次。每次都没死成。”他惨笑了一下，“我这辈子，就是个笑话。”

我的喉咙发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想骂他，想打他，想把他按在地上揍一顿。可看着他手腕上那些疤，看着他瘦得脱了相的脸，我居然下不去手。

“我走了。”他放下那个塑料袋，转身往街的深处走去。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摇摇晃晃的，像一个要散架的纸人。

我站在那儿，好久没动。那袋羊肉汤还热着，透过塑料袋暖着我的手。我打开来，喝了一口，咸香浓郁，可咽下去的时候，嗓子眼里堵得慌。

回到家，我把枪锁进抽屉。然后坐在床边，抽了一整包烟，直到天亮。

日子还得过。案子照办，班照上。

可我跟李建平之间，像是隔着一条看不见的河。他不主动跟我说话，我也不搭理他。可有时候，我会不自觉地看他一眼。他太瘦了，坐在那里，弓着背，像是随时会倒下去。

十一月初，局里组织体检。我因为身上的旧伤，被医生问了好几句。李建平也在场，光着上身站在那儿，肋骨一根根突出来，像搓衣板。我看见了，心里像是被人揪了一下。

体检完，刘建国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志军啊，你跟李平之间，我听说有些不愉快。我不知道你们当年在老山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既然现在都是同事了，过去的就过去吧。这世道，都不容易。”

我笑了笑，没说话。过去了？哪有那么容易。

可我知道，有些东西，正在悄悄发生变化。我说不清那是什么。是李建平手腕上的疤痕？是他深夜等在路灯下的那袋羊肉汤？还是他一声声的“对不起”？我说不好。

只是从那以后，我睡觉时不再把枪放在枕头底下了。

第四章

腊月里，县城下了一场大雪。

雪片子像棉絮一样往下落，半天功夫就把县城盖了个严严实实。我们治安股反而更忙了，城郊几个村子闹贼，都是趁雪夜翻墙偷鸡的。周平带着我蹲守了几个通宵，最后在一个下着大雪的晚上，把两个偷鸡贼堵在了村口的柴垛里。

那天晚上冻得够呛，我鼻子耳朵都木了。回到局里，办公室里生着煤炉，暖烘烘的。李建平还在加班，面前堆着一摞档案。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

我脱掉湿透的鞋，坐在炉子边烤火。周平在旁边跟别的同事吹牛，说今晚多亏我眼疾手快。我笑了笑，没说话。

过了会儿，李建平站起来，从炉子上的铁壶里倒了一杯热水，端到我面前。他一句话没说，放下就走了。

我捧着那杯热水，热气氤氲着，模糊了视线。这杯水，他倒得自然，我接得也自然。可这个动作，让我想起了老山的那场雨。那天赵大勇把最后一口水让给我，也是这样，什么话都没说。

我嗓子眼又发紧了。

元旦过后，局里办了一个警民联欢会，在县文化馆的礼堂里。要求所有人都参加，家属能来的都来。我单身一个，没什么好带的。可那天晚上，我看见了李建平的家属。

一个瘦小的女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怀里抱着个小男孩。女人脸色蜡黄，头发胡乱扎着，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十岁。小男孩约莫三四岁，怯生生地躲在女人怀里，眼睛滴溜溜地转。

李建平站在他们旁边，弯着腰，跟孩子小声说着什么。他脸上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神情，温柔得不像他。

我在人群里看着他，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他有家，有孩子。他活着，也许就是为了这个。

联欢会演到一半，有个节目是警民合唱。我坐在后排，没上去。李建平也没上去。我们隔着几排座位，各自沉默。

散场的时候，我在门口等车。李建平一家三口走出来，孩子已经趴在他肩上睡着了。女人走在他旁边，替他拉着衣角挡风。

他们经过我身边时，李建平停了一下。

“志军，这是……我媳妇，小翠。这是我家强强。”

我点了点头，对那女人说了句“你好”。她受宠若惊似的笑了笑，露出一口不太整齐的牙。

“陈……陈同志好。”她小声说，像是怕我。

我摆摆手：“叫志军就行。”

他们走了。我站在雪地里，看着那一家三口的背影消失在街角。雪还在下，落在我肩上，凉丝丝的。

我忽然想，如果赵大勇还活着，他一定也有个家，有个等他回家的人。可那个人，再也等不到了。

开春以后，我的工作慢慢上了轨道。刘建国说我脑子灵光，办事利索，有几分他年轻时的样子。周平也跟我处得来，常拉我去他家喝酒。他媳妇会做一手好菜，尤其是红烧肉，肥而不腻。可每次我看见那盘红通通的红烧肉，就想起赵大勇。他在猫耳洞里说过，等打完仗，最想吃一口他娘做的红烧肉。

四月初，我接手了一个比较棘手的案子。城东有个混混头子叫“黑六”，纠集了一帮人，在批发市场强收保护费。商户敢怒不敢言，报了两次案，都因为证据不足放了。刘建国把这个案子交给我，说：“志军，这案子办好了，你就能转正了。”

我铆足了劲，白天在市场上转悠，晚上整理线索。李建平看在眼里，没说什么。可有一天，他悄悄递给我一叠材料，上面是黑六团伙的人员名单和活动规律，详细得出奇。

我吃了一惊：“你哪来的？”

他低声说：“我以前在档案科待过，认识几个线人。就帮你打听了些。你看看有没有用。”

我翻看着那些材料，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他这么做，图什么？赎罪？

“谢了。”我最终说。

他愣了一下，似乎没料到我会道谢，嘴唇动了动，露出一丝苦笑：“不用谢我。你查案小心点，黑六那人，手上有家伙。”

我点头，没说话。

案子办得出奇顺利。有了李建平的材料，我很快摸清了黑六的活动规律，又在市场后门的一间出租屋里，搜出了管制刀具和几本账本。黑六被抓的那天，我还挨了一棍子，打在肩膀上，肿了几天。但人还是抓到了。

刘建国在局里表扬了我，说年轻人有冲劲。我转正的事，也提上了日程。

那天晚上，我请周平喝酒，破天荒地把李建平也叫上了。他推辞了半天，最后还是来了。

我们仨坐在街边的小饭馆里，要了一瓶“宝丰”大曲。酒过三巡，周平舌头开始打结，拍着桌子说：“你俩……你俩战友重逢，怎么跟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都说说，当年在老山，咋回事？”

李建平端着酒杯，低头不说话。

我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死了的，活着的，都在这杯酒里了。”

我仰头干了。李建平也干了。酒液辣得他眼泪都出来了，咳嗽了好一阵。

周平看看我，又看看他，忽然一拍桌子：“算了，不想说就不说。人各有命，过去的就让他滚蛋！来，喝！”

那天晚上，我们喝到半夜。李建平酒量不行，醉得趴在桌上，嘴里含含糊糊地喊：“班长……班长，我错了……”

我架着他回家。他轻得吓人，我一只手就能把他扶稳。到他家门口，他媳妇小翠开了门，连声道谢。我摆摆手，转身要走，忽然听见李建平在身后低声喊我。

我回过头。他靠在门框上，醉醺醺地说：“志军……对不起。”

我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我轻声说：“回去睡吧。”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有些东西，好像不那么沉重了。

可天不遂人愿。就在我慢慢试着放下的时候，一件让我再次陷入深渊的事情发生了。

第五章

那年的端午节，我接到了一封信。

信是从云南来的，寄到老家。我娘改嫁后，很少联系，倒是村里的老支书还惦记着我，把信转到了公安局。

信是赵大勇的一个远房亲戚写来的，说赵大勇的娘病重，临终前想见一见儿子的战友。老太太九十多岁了，就这么一个儿子，死在老山，连个尸首都没见着。家里只留下几封赵大勇生前寄回的家书。

信里附了一张照片，是赵大勇的遗物。照片上，我们班六个人站在猫耳洞前，笑得傻乎乎的。赵大勇站在最中间，搂着我和李建平的肩膀，咧着嘴，像尊铁塔。

我捏着那张照片，眼睛一下子就湿了。照片上的李建平，那时候还年轻，圆脸，眼睛里有光。

我想起赵大勇。想起那场雨。想起他死去时睁着的眼睛。

信里说，老太太在云南乡下，条件不好，只有一个侄女照顾。她想见见儿子的战友，特别是那个“小李”。因为在赵大勇的家书里，无数次提到过“小李”，说他机灵，说他想家，说要领他回山东看看。

我的眼泪滴在那张照片上，晕开一片水渍。

我找到李建平，把信给他看了。他看完后，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了一样，僵在那里，双手抖得厉害。

“班长……他提过我？在他家书里？”

“你自己看。”我指着信里那几行字。

他低头去读，读着读着，身体慢慢滑下去，蹲在地上，抱着脑袋，发出一种压抑的、像野兽受伤般的呜咽声。

我站在旁边，看着他。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搅了一下。

“我去云南。”我说，“你去不去，随你。”

他猛地抬起头，满脸泪痕，眼睛里却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坚定：“我去。我去跪在老太太跟前，给她磕头。”

我们请了几天假，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从河南到云南，两千多公里，三天两夜。火车上，他缩在座位上，一句话不说，像是丢了魂。我靠在窗边，看着外面的风景从平原变成丘陵，再变成山峦，心里也是百般滋味。

到了昆明，又转汽车，再到乡里，最后坐了四十多分钟的小巴，才到赵大勇家的村子。那是个藏在山坳里的小村庄，几十户人家，石头房子，红土路。

赵大勇的侄女在山口接我们，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眼睛红肿着。她领我们去了家。

老太太躺在里屋的床上，瘦得脱了形，像一截枯木。她看见我们进来，浑浊的眼睛忽然亮了亮，颤巍巍地抬起手，嘴唇一张一合，发出微弱的声音。

赵大勇的侄女说：“我姑婆问，哪个是小李？”

李建平走到床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额头上沾满泥土。他抬起头，看着老太太，眼泪哗哗地往下掉。

“大娘，我就是小李。我来晚了。”

老太太看着他，嘴角艰难地扯出一丝笑，用尽力气说：“勇儿……信里说……要带你回家……吃饺子……他没能带你回来，你自己……回来了。”

说完，她伸出一只枯瘦的手，颤巍巍地摸向李建平的脸。李建平握住她的手，泪流满面，哽咽得说不出话。

老太太的手很凉，像冬天的树枝。她摸着李建平的脸，又看看我，眼里有泪：“勇儿他……最后……说了什么没有？”

我喉咙发紧，什么也说不出来。赵大勇死的时候，嘴巴张着，像是要喊，又像是要骂。那些话，我永远也说不出口。

李建平却开口了，声音沙哑：“大娘，班长最后说……说他想他娘，想吃饺子。他说让我们好好活着。”

我吃惊地看着他。这是谎言，可他的表情是那样真诚，眼睛里满是哀求，像是在祈求一个原谅。

老太太笑了，脸上泛起一层淡淡的红晕，像是回光返照：“好……好……勇儿想我……我知道……我也……想他……”

她的手慢慢垂下去，眼睛缓缓闭上，嘴角还挂着那丝笑。她走了。

屋里一片寂静。李建平跪在地上，伏在床沿，肩膀剧烈地颤抖着。我站在他身后，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那天，我们帮着料理了老太太的后事。下葬那天，天上下着蒙蒙细雨。赵大勇的侄女把那几张信纸交给我们，说：“我姑婆说，这东西留给你们。她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这几封信，是勇哥的命。”

我接过那叠泛黄的纸，一张张翻开。赵大勇的字不好看，歪歪扭扭的，可每一笔都用力得要命。他写他娘，写山东老家，写他养的鸡，写他抓的鱼。他写小李，写小陈，写他手下的兵。

有一封信里，他写道：“娘，小李这孩子心思重，想家想得厉害。等打完仗，我想带他回咱家过年。你给他包顿饺子，他准能多吃几碗。小陈那小子，看着大大咧咧，其实心细着呢。他俩都是好兵，我带的兵，没孬种。”

我念着念着，嗓子就哑了。李建平蹲在地上，抱着头，哭得喘不上气。

我们在云南待了五天。回来的时候，正值雨季。火车上，李建平又变成那个沉默寡言的人，缩在角落里，像一只受了伤的猫。

火车穿过隧道的时候，车厢里忽然暗下来。我听见他在黑暗中说：“志军，我想去看看班长的墓。”

赵大勇的墓在边境的一个烈士陵园里。我们回来的时候，顺道去了。那个陵园建在半山腰，密密麻麻的墓碑，一排排，像列队的士兵。每一个墓碑下，都躺着一个年轻的魂。

赵大勇的墓在第三排靠边的位置，墓碑上刻着“赵大勇烈士之墓”几个字，字迹被风雨侵蚀得有些模糊了。墓前摆着几束野花，已经干枯了，不知道是谁放的。

李建平跪在墓前，磕了三个头。我也跪下，磕了三个。

雨丝飘着，打湿了墓碑。我忽然觉得，那墓碑在雨里，像一个人在流泪。

“班长，我来了。”李建平哽咽着说，“我知道我该早点来。我害了你，我该死。可我不能死，我要活着替你尽孝。大娘走了，走的时候很安详。她看见我们了，她以为你是英雄。”

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可我是个逃兵。我不是英雄。”

我站在他身后，没有出声。风从山谷里吹上来，带着泥土和草木的腥气。那味道很熟悉，像老山雨后的清晨。

良久，我开口说：“起来吧。该走了。”

他站起来，眼睛红肿，像被那雨淋得睁不开。

我们转身往山下走。他忽然停住，回望了一眼那片墓园。雨丝斜斜地织着，像一张网，把那些墓碑都罩在里头。

“志军，”他叫我，“等有一天，我也死了，你就把我埋在这儿。让我陪着班长。”

我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心里却有个声音在说：你不能死。你还得活着，活着赎罪。

第六章

从云南回来后，我大病了一场。

也许是长途奔波，也许是这些年积压的情绪终于找到了出口，我高烧了三天三夜。李建平白天上班，晚上来照顾我。他媳妇小翠炖了鸡汤，他端到床前，一口一口地吹凉了喂我。

我烧得迷迷糊糊，一会儿看见赵大勇，一会儿看见李建平，一会儿又看见我自己躺在猫耳洞里。梦里的雨下个不停，有人在雨中唱歌，唱一首山东小调。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四天傍晚。李建平靠在床边的椅子上睡着了，脑袋歪着，嘴角挂着一丝口水。他的胡茬子青黑一片，眼窝深陷。他太累了。

我没有叫醒他。我静静地躺着，看着他。这个人，是我曾经恨了三年的人。可现在，他就坐在我床前，守着我，像一个真正的兄弟。

我闭上眼睛，想起我们刚入伍时的情形。那时候他多年轻啊，十八岁，白白净净的，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我们一个班，一个战壕，一个猫耳洞。他帮我写过家书，我帮他扛过枪。我们本该是好兄弟，可那场雨，把一切都浇烂了。

七月初，我病好了，回到局里上班。刘建国说，黑六的案子结了，我转正的报告也批下来了。从下个月起，我就是正式的人民警察了。

那天中午，我在公安局门口，碰见了李建平。他端着一碗面，坐在台阶上吃。看见我，他站了起来。

“你好了？”他问。

“好了。”我点点头，“你吃你的。”

他重新坐下，吸溜着面条。我走到他旁边，也坐下来。中午的太阳毒辣辣的，我们坐在墙根的阴凉里，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

“李建平，”我忽然开口，“当年的事，我信你一次。”

他的筷子停了一下，抬起头，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

“但只信这一次。”我继续说，“你说你没开枪，我信。你说你只是害怕，我也信。可你跑了，这是事实。你活着，他们死了，这也是事实。”

他放下碗，嘴唇嗫嚅着，轻轻说了句：“我知道。”

“所以你要活着。”我看着他，“活得好好的，把那几条命一起活了。你要是再想不开，我就把你抓起来，治你个不好好悔过的罪。”

他愣住了，然后笑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笑得跟哭似的，眼睛里有泪，也有光。

“好。我听你的。”

从那天起，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我们依然话不多，但不再像以前那样剑拔弩张了。有时候加班到深夜，我们会一起去街边的摊子吃点东西，喝两杯酒。他酒量差，每次喝一点就上头，红着脸说一些颠三倒四的话。我把喝醉的他送回家，小翠每次都千恩万谢。

我把赵大勇的那些信，用塑料纸包好，锁在抽屉里。有时候深夜睡不着，就拿出来看。那字迹歪歪扭扭的，可每一笔都透着温暖。信里说“等打完仗”，可仗打完了，写信的人却没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像县城外那条慢慢流淌的河。我的生活似乎也归于平淡。可我知道，有些东西，埋得再深，也终究会浮出水面。

秋天的时候，局里来了个新领导。一个姓王的副局长，从省城调来的，五十出头，戴着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客气。他分管的正是我们治安股。

王副局长来了之后，开始整肃纪律，查考勤，查着装，查档案。李建平的档案问题，很快就被翻了出来。

那天，王副局长把李建平叫到办公室。门关着，我们在外面只听见里头有断断续续的说话声。过了半个小时，李建平出来了，脸色发白，像一张被水泡过的纸。

我拦住他：“怎么了？”

他摇摇头，勉强笑了一下：“没事。领导找我问话。”

可我看得出来，有事。他的眼神飘忽不定，像一只被逼入绝境的兔子。

当天晚上，他没回家。我去找他，在城郊的铁轨边看见了他。他坐在铁轨上，望着远方，像一尊石像。

我在他旁边坐下。

“王副局长问你什么了？”

他没说话。过了很久，他开口了，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他翻了我的旧档案，问我为什么要改名字。我说我犯了错误，想重新做人。他没说信，也没说不信。他就那么看着我，像看一个小丑。”

“然后呢？”

“然后他说，公安局不能用有污点的人。他让我主动辞职，自己走，免得大家脸上不好看。”

我沉默了。这是他最害怕的事情。来公安局上班，他花了钱，托了人，才把档案洗干净。可如今，纸终究包不住火。

“你准备怎么办？”

他苦笑了一下：“还能怎么办？走呗。种地去，干什么不能活。”

“那你媳妇呢？你儿子呢？你那一大家子呢？”

他低下头，不说话了。夜风吹过，他的头发被吹得乱七八糟。

我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你还没到走那一步。明天我找刘科长说说，让他出面。”

他抬起头，眼里满是惊讶：“志军，你……你要帮我？”

“我不是帮你。”我盯着他，“我是帮赵大勇。他信里说，他带的兵，没孬种。你不能就这么怂了。”

他眼眶红了，嘴角抽动着，最终没说出话来。

第二天，我找到了刘建国。刘建国听完后，沉默了好一会儿，说：“王局这个人，眼睛里不揉沙子。李平的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要是有人揭发，他这身警服肯定保不住。”

“那就没办法了？”

刘建国叹了口气：“也不是完全没办法。王局再硬，也得讲个程序。关键看李平在咱们局里，有没有立过功，有没有说得过去的贡献。”

我忽然想起那叠关于黑六的材料。那案子办得漂亮，李建平功不可没。我把这事说了。

刘建国眼睛一亮：“这就好办了。那案子你打个报告，把李平的贡献写进去。他要是立了功，王局那边就不好硬赶人。”

我当下就去找了李建平，让他把当时搜集材料的经过写出来。他起初不肯，说那是他自愿做的，不算功劳。我火了，拍着桌子说：“你他妈的给我写！你不写，就是对不起赵大勇！”

他被我吼得一愣，最后老老实实地写了。我把报告递给刘建国，刘建国又往上递，最后送到了王副局长桌上。

过了几天，王副局长把我和李建平一起叫到办公室。他坐在办公桌后面，金丝眼镜反着光，看不清他的表情。

“黑六的案子，李平提供了关键线索，这个情况局里已经核实了。按说该给你记一功。”他顿了顿，“不过，档案的问题，也不能一笔勾销。这样吧，你先在治安股待着，以观后效。要是再有什么差错，你自己知道该怎么办。”

李建平连连点头，感激得差点跪下来。我站在旁边，心里松了一口气。

从王副局长办公室出来，李建平拉住我的袖子，激动得说不出话。

我甩开他的手：“别他妈的哭。赶紧干活去。”

他笑了，眼睛弯弯的。那一瞬间，我仿佛又看见了当年那个白白净净的少年兵。

第七章

可好景不长。

王副局长虽然暂时没有赶李建平走，但对他总是不太信任。局里一些不明就里的人，也开始在背后嚼舌根。有人说李建平是靠关系进来的，有人说他当年在部队犯了事。话越传越难听。

李建平越发沉默，上班时更加谨小慎微，生怕出一点差错。可越是这样，越容易被人拿捏。

十一月的一天，局里接到群众举报，说城北的城乡结合部有一个地下赌场，聚众赌博，还放高利贷。刘建国把任务交给了我和周平。临出发前，李建平悄悄找到我，说：“你们小心点，那个赌场背后有人。”

我问他是谁。他犹豫了一下，说：“是王副局长的外甥，叫马飞。”

我心里咯噔一下。如果真是王副局长的外甥，那这案子的水就深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有个线人在那一带活动。他说赌场每天都有人送钱到省城，走的都是王副局长家的路子。”

我沉默了。这事要是真的，那就不是一般治安案件了。

“你先别声张，我跟刘科长商量一下。”

我找了刘建国，把李建平的情报说了。刘建国听完，脸色铁青。他抽了半包烟，才缓缓说：“王局这人，我早觉得不对劲。从上头一来就摆那么大的谱，敢情是有根子撑着。这样，你们先别打草惊蛇，暗中调查，把证据固定下来。”

我和周平开始暗中蹲守。那个赌场设在一家废弃的农机厂里，白天关门，晚上灯火通明。进出的人都不走正门，从后墙的一个豁口进去，还有专人放哨。我们在对面的一栋废弃居民楼里盯了一个星期，拍了不少照片，也摸清了赌场的组织架构。

李建平的那个线人又提供了关键情报：赌场每个星期六晚上会清点账目，由马飞亲自送到王副局长家。

我把这些情况整理成报告，递给刘建国。刘建国看完，点了点头：“这些证据足够让市局介入了。但咱们得选个时机，不能打草惊蛇。”

我提出在星期六晚上抓捕，直接堵住送钱的马飞，再顺藤摸瓜。刘建国同意，说他会提前跟市局打招呼。

星期六晚上，天阴沉沉的，风刮得紧。我和周平带着几个人，埋伏在赌场后门外的暗处。李建平也来了，他说他熟悉地形，坚持要跟我们一起。我本想让他留在局里，可他眼神坚决，我最终同意了。

晚上十一点，赌场里陆续有人出来。我们等了一会儿，不见马飞。我有些着急，低声问李建平：“你的线人靠谱吗？”

他点点头：“靠谱。他说马飞一般十二点后走，带着账本和现金。”

又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十二点刚过，后门开了，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走出来，左右张望了一下，然后快步朝巷口走。月光下，我看清了他的脸，尖嘴猴腮，跟王副局长有几分像。

“行动！”

我们一拥而上，把马飞按倒在地。他挣扎着喊：“你们干什么？我是王局的外甥！”

我冷笑：“抓的就是你。”

从他身上搜出一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里面是成捆的现金和几本账册。人赃并获。

我们把马飞带回局里。刘建国连夜给市局打电话。第二天一早，市局纪检的人就到了。王副局长被停职调查。后来查实，他利用职权，为外甥的赌场充当保护伞，收受贿赂数十万元。最终，王副局长锒铛入狱，马飞也因开设赌场罪被判了刑。

这个案子在县城里炸开了锅，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刘建国因此立了功，升了正科长。周平得了个嘉奖。我也因为办案得力，被报请了个人三等功。

但功劳簿上，李建平的名字排在最后，几乎被人忽略。他对此毫无怨言，甚至有些高兴。他说：“能把这帮人揪出来，比什么都强。”

可我心里明白，是他提供了关键线索。没有他，我们不可能那么顺利。我找到刘建国，把实情说了。刘建国沉吟了一下，说：“他的情况特殊，立功对他来说，未必是好事。太出风头，反而招人眼红。”

我想想也是，便没有再坚持。

但李建平还是被一些人盯上了。王副局长的案子落幕不久，局里就有人暗中议论，说李建平当初能提供那么准确的情报，肯定跟赌场的人有过节，甚至可能自己就是圈内人。流言像风一样，无孔不入。

李建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一天，他来找我，说：“志军，我想回老家看看。我娘病了。”

我看着他瘦削的脸，点了点头：“去吧，路上小心。”

他走的那天，我送他到车站。他提着两个大包，都是给家里人带的东西。车开动的时候，他隔着车窗朝我挥手。我站在月台上，看着车慢慢远去，心里空落落的。

那个冬天，他没回来。后来我才知道，他娘病得很重，他在床前侍奉了三个多月，直到老太太去世。办完后事，他才回到局里。

再见面时，他更瘦了，像一具行走的骨架。可他的眼睛，却出奇地亮，像两颗烧到最后的炭火。

他说：“志军，我娘走了。她不知道我当逃兵的事。她以为我是光荣退伍，回家当了警察。她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我是她的骄傲。”

他的声音平静，可眼泪却止不住地流下来。

我递给他一支烟，他摆摆手，没接。他说：“我戒烟了。我娘临死前说，抽烟不好。”

我点着自己的烟，深深吸了一口。烟雾中，我忽然觉得，这个人，也许真的在慢慢变好。

第八章

那年春节，我是在李建平家过的。

本来没打算去，可小翠专程来请我，说强强想见“陈叔叔”。我拗不过，就提了两瓶酒、一袋糖果去了。

他们家租住在城郊的两间平房里，屋里陈设简陋，却收拾得干净利落。小翠包了饺子，猪肉白菜馅的，手艺很好。强强跑来跑去，一口一个“陈叔叔”，叫得我心都软了。

李建平瘦归瘦，精神却不错。他忙前忙后，脸上一直带着笑。那种笑容，是发自内心的，藏也藏不住。

吃饭的时候，他举起酒杯，说：“志军，这杯酒，我敬你。谢谢。”

我跟他碰了一下：“谢什么。”

他一饮而尽，辣得直咳嗽。小翠在旁边拍着他的背，嗔怪道：“你慢点喝，没人跟你抢。”

他放下杯子，眼睛亮亮地看着我：“志军，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以前我不敢说，现在敢了。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

我一愣：“什么意思？”

“那年从云南回来，我本来不想活了。我觉得自己就是个罪人，活得没意思。可你拦住了我。你说让我活着，好好赎罪。后来王局那事，你又帮了我。我那时候就想，我这辈子，欠你的，还不起。但我得活着，好好活，替你，替班长，替老马他们，一起活。”

他说着，眼睛又湿了。小翠在旁边握住了他的手。

我鼻子一酸，端起酒杯，仰头干了。

“行了行了，大过年的，别整这些。”我摆摆手，别过头去，不想让他看见我眼里的泪。

饺子很好吃，酒也喝得痛快。可我心里，始终有个结没解开。那个结，就是那场雨夜里，到底是谁开的枪。

李建平坚持说他没开枪。赵大勇临死前说“李建平叛变了”，但那是基于他在那个位置开了枪的判断。可当时雨大雾浓，阵地上混乱不堪，赵大勇也可能看错了。

如果开枪的人不是李建平，那会是谁？

这个问题，我一直压在心里，没再提过。可那年春天，一个意外的消息，让这件事重新浮出了水面。

三月底，局里收到一份从云南边防部队转来的材料。是一份当年越军战俘的供词。那个战俘说，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四日凌晨，他们连队偷袭一二七阵地时，有一个中国士兵从侧翼跑出来，被他们抓住。那个中国士兵没有反抗，也没有带枪，是空着手的。他们把他当做人质，带回了后方。

供词里还提到，当时阵地上的枪声，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打过来的。那个方向，是阵地的西侧，靠近一处废弃的掩体。

我看到这份材料时，整个人像被电流击中了一样。西侧。废弃掩体。

我想起来了。那天夜里，西侧掩体里，好像还有一个人。

那个人叫孙茂才，是我们班的老兵，平时话不多，但枪法极准。每次轮到他站岗，他从不出差错。可那天晚上，西侧掩体的岗哨，应该是孙茂才。

赵大勇死后，孙茂才被后续部队发现时，已经死在了掩体里。身上中了三枪，胸前被打成了筛子。当时我们以为他是被越军打死的。

可如果供词是真的，那么从西侧掩体里射出的子弹，并不是越军打的。而是有人从我们的后方，朝自己的阵地开枪。

那个开枪的人，可能是孙茂才自己。

这个推测让我不寒而栗。

我把材料拿给李建平看。他看完后，手抖得厉害，脸色白得吓人。

“孙茂才……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孙茂才已经死了，死无对证。但他的遗物里，也许有线索。

我们通过部队的老关系，联系上了孙茂才的家人。他老家在安徽阜阳，家里只有一个老父亲。我们辗转找到了老人。老人听说我们是孙茂才的战友，老泪纵横，颤巍巍地拿出一个木盒子，说：“这是茂才寄回来的，说要是他不在了，就替他收着。你们……你们看看吧。”

打开盒子，里面有几封信、几张照片、一枚军功章，还有一个皱巴巴的烟盒纸，上面写满了字。

那烟盒纸上，是孙茂才的笔迹。字迹密密麻麻，像是用尽力气写下的。大意是：他在战场上得了严重的“战争神经症”，每天晚上做噩梦，梦见被越军俘虏后受尽折磨，生不如死。他害怕被俘，害怕痛苦，于是在那天夜里，趁乱偷偷开枪，想让越军以为阵地上还有人在反抗，从而快速结束战斗。他没想到会误伤自己人，更没想到会造成那么大的伤亡。他无法面对自己的罪行，在掩体里开枪自杀了。

读完那张烟盒纸，我的手在颤抖。李建平蹲在地上，双手抱头，像一只受伤的鸵鸟。

原来，真正的叛徒是孙茂才。李建平只是逃兵，而孙茂才，才是那个朝自己人开枪的凶手。

可他也死了。他死的时候，可能比赵大勇还痛苦。

我蹲下来，拍了拍李建平的肩膀：“好了。真相大白了。你不是叛徒。”

他抬起头，满脸泪痕，却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可我还是逃兵。我还是跑了。”

“你是跑了。但你没有害人。你救不了他们，你只是救了自己。”

他摇摇头，没再说话。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孙茂才家的院子里。月亮很亮，照着那棵老枣树，影子在地上斑斑驳驳。李建平忽然说：“孙茂才也不容易。战场上，人一旦崩了，什么都做得出来。我们这些当兵的，都是拿命在拼。”

我点点头。想起老山的那些日子，想起那些在战壕里蜷缩着发抖的夜晚。谁不怕呢？我也怕。只是有人挺住了，有人没挺住。

“志军，”他轻声说，“班长会说我们吗？他会不会怪我们，一个跑了，一个朝自己人开枪？”

我抬头看月亮，那月亮又圆又亮，像赵大勇笑眯眯的眼睛。

“不会的。班长那个人，心软。他看见我们还活着，肯定高兴还来不及。”

李建平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又流了下来。

那晚，我们在安徽的那个小院里，坐了一整夜。从黑夜到天明，从过去到现在。

天亮了。我们起身告辞。孙茂才的老父亲站在门口，像个影子一样。他送了我们一程，说了一句：“都过去了。你们好好活。”

我们走了。走出了那个村子，走出了那个夏天。可我知道，那段岁月，永远走不出去。它刻在骨子里，疼在梦里，跟着我们，一直到死。

第九章

真相大白后，李建平整个人似乎轻松了许多。

他依然瘦，但脸上开始有了血色。他工作更卖力了，还主动报名参加了局里的文化补习班。他说，等攒够了钱，想自考个中专文凭，将来能好过一些。

我支持他。我把赵大勇那几封信复印了，给他一份。他珍藏起来，像宝贝一样，压在枕头底下，每天都看。

我也开始考虑自己的事。

刘建国的女儿，叫刘芳，在县人民医院当护士。刘建国几次跟我提起，说芳芳这姑娘不错，勤快又孝顺，就是眼光高。我知道他的意思，只是装傻。

可缘分这东西，挡不住。

那年春天，我受了风寒，高烧不退，去了县医院。值班的护士就是刘芳。她个子不高，圆脸，眼睛大而亮，说话带着一股子利索劲儿。她给我扎针时，手很轻，像蜻蜓点水。

“你是陈志军吧？”她一边给我量体温，一边问。

“是。你认识我？”

“听我爸说起过你。说你能干，有出息。”

我笑了笑：“你爸会夸人。”

她也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

我住院那几天，刘芳经常来查房，给我带饭。她做的面条很好吃，每次都看着我吃完，像个监工。出院后，我请她吃了顿饭，算还人情。她大大方方地答应了。

一来二去，我们熟了。她是那种心直口快的姑娘，有什么说什么。我喜欢她身上那种鲜活劲儿，像一簇跳动的火苗，能把人心里那些阴冷潮湿的东西烤干。

七月十四，我生日。那天她买了一盒蛋糕，在医院的休息室里给我过生日。没有别人，就我们俩。蜡烛点起来的时候，她让我许愿。我闭上眼睛，许了个愿——愿活着的人，都好好活。

吹灭蜡烛，她问我：“许的什么愿？”

我看着她，笑着说：“保密。”

她伸手要打我，被我躲开了。那一刻，我心里暖暖的，像有什么东西在慢慢融化。

那天晚上，我送她回家。月光很好，照得路上白花花的。走到她家楼下，她忽然停住，看着我。

“陈志军，我想跟你处对象。”

她那么直接，把我吓了一跳。我愣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

“行不行啊？你倒是说话呀。”她跺了跺脚，脸羞得通红。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这辈子有这么一个姑娘，也挺好。我点点头：“行。”

她笑了，露出两排白牙齿，比月光还亮。

秋天，我和刘芳订了婚。

李建平知道后，比我还高兴。他带着小翠和强强，来给我们祝贺。小翠拉着刘芳的手，说：“志军是个好人，你嫁给他，保准没错。”

刘芳笑着说：“我知道。”

酒桌上，李建平喝了不少。他红着脸，拍着我的肩膀：“志军，你可得好好的。咱们这些从战场上下来的人，能活着，能结婚，能过日子，就是最大的福气。”

我点点头，跟他碰了杯。

那晚很热闹。刘建国也来了，喝得满脸红光。他指着我说：“陈志军，你小子，以后对我闺女好点。不然我饶不了你。”

我嘿嘿笑着，说：“那肯定的。”

只有周平在一旁起哄：“陈志军，你今天高兴不高兴？”

“高兴！”

“高兴就多喝几杯！”

那天晚上，我喝醉了。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李建平家的床上。他坐在旁边，给我倒水。

我头疼得厉害，呲牙咧嘴地坐起来。他递过水杯，笑着说：“不能喝还喝那么多。刘芳把你交给我，我就得管着你。”

我接过水，咕咚咕咚喝完，然后白了他一眼：“就你那酒量，还好意思说我。”

他笑得更欢了。那笑容，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我们在猫耳洞里分食一盒压缩饼干时的样子。

时间过得真快。

转眼就是一九八六年的深秋。我和刘芳的婚期定在腊月。李建平帮我张罗婚事，忙前忙后，比我还上心。他说：“结婚是人生大事，得办得体面点。”

可就在婚期临近的时候，出事了。

那天是十一月十一号，一个普通的日子。李建平去乡下调查一起耕牛被盗的案子。走的时候，他还跟我打了个招呼，说晚上回来一起喝酒。

他没回来。

傍晚，我接到电话，说李建平在回来的路上，为了救一个横穿马路的孩子，被一辆大卡车撞了。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不行了。

他躺在急救室的床上，浑身是血，脸色白得像一张纸。小翠扑在他身上，撕心裂肺地哭。强强站在角落里，眼睛直愣愣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我站在床边，像个木头人。脑子一片空白。

他看见了我，嘴唇动了动。我俯下身去，把耳朵贴在他嘴边。

他说的声音很轻，轻得像一阵风：“志军……我……我要去见班长了……你……你跟班长说……我没……没给他丢人……”

我握住他的手，那只手冰凉的，骨节突出。

“李建平，你给我撑住！你会没事的！你听到了没有！”

他笑了，嘴角扯动着，带着血沫：“我……我没什么……遗憾了。真的。你……你结婚的时候……替我……给强强……买块糖……”

他的手，从我手中滑落。

监护仪上的那条线，变成了一条直线，发出刺耳的鸣叫。

我站在那里，浑身像是被抽空了。眼泪流下来，一滴一滴砸在地上。

第十章

李建平走了。

追悼会在公安局的礼堂里举行。刘建国主持，全局的人都到了。他穿着警服躺在花丛中，瘦小的身体陷在警服里，像睡着了一样。他的脸上，化妆师给他化了妆，看起来红扑扑的，跟他活着时那副苍白的样子很不一样。

小翠哭晕了过去。强强站在一旁，拉着妈妈的衣角，小声说：“妈妈，爸爸醒了没有？”

没有人能回答他。

我站在人群里，一句话也没说。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回放着他最后说的话——“我没给他丢人”。

他没有丢人。他救了一个孩子，自己却死了。他是一个警察，一个真正的警察。

可我心里，却空了一块。比三年前从战场上下来时，还要空。

追悼会上，我代表他生前的好友致辞。我站在台上，看着下面一张张悲伤的脸，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最后，我说：“李建平，我的战友，我的兄弟。他活着的时候，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可我想告诉他，你已经很好了。”

说完，我深深鞠了一躬。台下响起一片低低的抽泣声。

李建平被安葬在县城的烈士陵园里。那个陵园不大，种满了松柏，风一吹，就发出呜呜的响声，像人在哭。

下葬那天，天上下着细雨。小翠抱着强强，强强手里攥着一块大白兔奶糖，是李建平走的那天，我给他买的。

我看着那块糖，眼泪终于忍不住了，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葬礼结束后，我单独在墓前站了很久。雨丝斜织着，落在墓碑上，模糊了那几行字。

墓碑上刻着：李建平烈士之墓。生于一九六六年，卒于一九八六年。

我蹲下来，把一束野花放在碑前。那花是黄色的，开得正旺，像那年老山上的那些小黄花。

“建平，你安心走吧。”我的声音沙哑，“你娘那边，我会常去看。小翠和强强，我也会帮着照顾。你不是逃兵，你是好样的。班长看见你，肯定高兴。”

说完，我站起来，转身离开。走出几步，我回头看了一眼。雨雾中，那墓碑静静地立着，像一个人在目送我远去。

尾声

腊月二十二，我和刘芳结了婚。

婚礼办得简单而热闹。刘建国请了局里的同事，在县招待所摆了十来桌。我穿着崭新的中山装，刘芳穿着红棉袄，像一团火。

强强也来了。小翠牵着他，他手里还攥着那块大白兔奶糖，已经化了，黏糊糊的。我蹲下来，把他抱起来，说：“强强，今天陈叔叔给你买好多好多糖。”

他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跟他爸爸年轻的时候一样。

婚后第二个月，我升了股长。工作更忙了，但生活渐渐步入了正轨。

第三个月，刘芳有了身孕。她害喜厉害，吐得昏天暗地。我忙完工作就回家照顾她，给她煮粥，给她揉腿。她笑着说：“陈志军，你以前是不是也这么伺候战友？”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是啊。伺候过一个叫李建平的混小子。”

她说：“讲讲他的事吧。”

我摇摇头：“不讲了。都过去了。”

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他。想起老山的雨，想起那袋羊肉汤，想起他跪在赵大勇母亲床前磕头的样子，想起他最后对我说的那句话。

我拿出那枚三等功的奖章，和李建平的照片放在一起。照片上，我们班六个人站在猫耳洞前，笑得年轻。赵大勇在中间，李建平在他右边，我在他左边。我们都穿着同样的军装，戴着同样的帽子，看着同样的方向。

我把照片收好，锁进抽屉。抽屉里，还有那叠赵大勇的家书。每次打开抽屉，那些信纸上的字迹就跳出来，像一群活着的灵魂。

生活还在继续。

强强开始上小学了。我给他交了学费，还买了一身新衣服。他聪明伶俐，学习成绩很好。有时候他会来我家玩，跟我的儿子一起。两个孩子在院子里疯跑，笑声洒了一地。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们。阳光下，两个孩子的影子叠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李建平没有走远。他就在风里，在雨里，在孩子们的欢笑里，在这座小城的每一个角落里。

他活着，活在那些永远也长不大的青春里。

我点了一支烟，深吸一口。然后掐灭，扔进风里。

赵大勇，李建平，孙茂才，老马，小杜，刘三喜……我的兄弟们，你们看到了吗？我替你们活着。活着看这太平盛世，活着看孩子们长大，活着把那些不能忘的事情，讲给一代又一代人听。

你们在那边，可要好好的。

烟灰被风卷起，飘向远方，像一群飞散的鸽子。我抬头看天，天很蓝，云很白，阳光正好。

我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