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一生中最追悔莫及的投资，或许就是分别给王思聪、张艺谋、董明珠投每人投5个亿

中国商业地产的黄金年代，确切地说，只有不到二十年。

从一九九八年住房制度改革，到二〇一七年金融监管收紧，这中间大约二十年，是中国城市化最快的阶段。城市往外扩，新区往里填，商业综合体从一线城市一路下沉到县城。开发商们在这条赛道上疯狂奔跑，负债率越跑越高，规模越跑越大。

王健林是这群人里跑得最快的一个。

他一九五四年生于四川广元，父亲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十五岁那年，王健林进了部队，在吉林、辽宁一带当兵。他当过侦察兵，也当过参谋，在部队里学会了看地图，也学会了把复杂任务拆成一个个步骤去执行。这段经历，后来被他反复用在企业管理里。

转业后，王健林进了大连市西岗区政府，做过办公室主任。一九八九年，他主动接手了西岗区一家濒临倒闭的住宅开发公司。那家公司就是万达的前身。当时公司负债一百多万，员工几个月没发工资。王健林接过来第一件事，是去跑项目。他选中了大连北京街一带的旧城改造。

那片地方是老棚户区，房子破，路也烂，很多开发商绕道走。王健林偏要接。他找银行贷款，找政府谈政策，把项目拆成几期，边拆边建边卖。结果项目做成了，万达也活了下来。从那时起，王健林就认定一件事：做别人嫌麻烦的事，反而能活。

真正让万达脱胎换骨的，是商业地产。

二〇〇〇年前后，王健林开始全力做商业综合体。他的模式很简单：拿一块地，盖一个购物中心，里面放进百货、超市、影院、餐饮、娱乐。然后卖掉一部分商铺回笼资金，自己持有核心物业，再靠租金和资产增值赚钱。

他把这个模式复制到全国。万达广场从大连出发，先是东北，再是华北，然后一路向南。到二〇一三年，万达广场已经开业七十多座，在建的还有几十座。那一年，王健林以八百六十亿元人民币的身家，超过李嘉诚，成为新的华人首富。

那时候的王健林，走路生风。他穿深色西装，头发梳得很整齐，说话语速快，偶尔带着一点大连口音。他在内部开会，喜欢站着讲，拿着激光笔在地图前指来指去。万达的员工说，王总开完会，常常自己把椅子放回原位。他生活简单，不喝酒，不打高尔夫，最大的爱好是唱歌。他唱得最好的是《向天再借五百年》。

二〇一六年，王健林去了牛津大学演讲。台下坐满学生和英国商界人士。他讲了万达的国际化，讲了万达为什么能成功。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万达进入的行业，无论国企、央企，都没法做我们的对手。

那一年，万达院线已经买下了美国AMC、澳大利亚Hoyts、欧洲Odeon & UCI，成为全球最大院线运营商。万达还收购了英国游艇公司圣汐，在伦敦、马德里、芝加哥、洛杉矶都有项目。王健林的野心，已经不局限于中国。

但他并不满足于做商场和院线。他想做内容，想做品牌，想做能传下去的东西。于是，万达开始往电影制作、体育、文旅、金融、新能源上撒钱。这些钱，有的赚了，有的亏了，有三笔五个亿的投资，日后成了王健林最不愿提起的往事。

第一笔，给了儿子王思聪。

王思聪是王健林的独子。他出生时，王健林还在西岗区那家小公司里挣扎。王思聪的小学在新加坡，中学在英国温彻斯特公学，大学在伦敦大学学院。他的成长路线，是典型的富二代精英路线。但王思聪本人，跟“精英”两个字不太沾边。他喜欢游戏，喜欢网红，喜欢在网上跟人吵架。二〇一〇年，他回国，微博一开，炮轰各种人和事，很快成了全网最知名的富二代。

王健林给了他五个亿。对外说得很轻松：这是练手资金，允许他失败两次。

王思聪拿着这笔钱，成立了普思资本。普思最早投的项目，是几家电竞和游戏公司。后来慢慢扩展到消费、娱乐、文化。大众点评、乐逗游戏、英雄互娱，都是普思早期拿下的好案子。到二〇一五年，普思累计投了近八十家公司，六家成功上市，管理规模超过三十亿。王思聪本人也从一个只会骂人的富二代，变成了“有眼光的年轻投资人”。

但王思聪不是那种能坐在办公室看报表的人。他喜欢自己下场干。二〇一五年，他成立了熊猫直播，自己当CEO。当时直播是最大的风口，斗鱼、虎牙、映客都在拿融资。熊猫直播一出生，就带着王思聪的个人流量。主播签约费被王思聪抬到一个又一个新高。游戏版权、综艺制作、市场推广，钱像倒水一样往外流。

熊猫直播的A轮拿了六点五亿，B轮拿了十个亿，估值一度到了五十亿。可直播平台最难的不是圈用户，是把用户变成利润。熊猫直播始终没有跑通盈利模型。到了二〇一八年，平台开始欠薪。二〇一九年，熊猫直播关停。

普思投资后来确认，熊猫互娱留下了近二十亿的投资损失，由普思及实际控制人承担。王思聪个人因为签署过保底回购协议，还背上了投资方的债务。业内估算，仅熊猫直播一个项目，就给王思聪带来了至少三十亿的潜在亏损。乐视体育的一个亿，也打了水漂。

这还没有完。普思投的很多项目，后来都出了问题。到二〇二五年十二月，普思持有一家文化公司的股权被司法拍卖。评估报告显示，那家公司的净资产是负的一百六十六万。起拍价，十万七千五百块。这个数字被媒体称为“负资产拍卖”。曾经管理三十亿资产的普思，最后以这种方式收场。

王思聪后来也变了。他从高调变成沉默，从大投资变成小生意。二〇二六年，他彻底退出万达产投董事职务，只保留少量股权。他新注册的公司，注册资本只有二十万、一百万。做的项目，是酒吧、餐饮、医美。这些生意小，但现金流真实。他不再像当年那样，一出手就是几个亿。

第二笔，给了张艺谋。

二〇一六年，万达投资了张艺谋执导的电影《长城》，金额约五个亿。这是万达进军电影制作后的第一个大项目。

万达当时已经拥有全球最多的电影院。王健林的想法是，万达不能只放电影，还得拍电影。如果万达能做出全球卖座的大片，就能把院线、发行、制作连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中国最有名的导演之一，张艺谋。

《长城》从一开始就是按照好莱坞A级大片的规格来做的。主演是马特·达蒙，导演是张艺谋，制作成本超过十亿人民币。拍摄期间，万达在国际上做了大量宣传。王健林对这部片子抱有很大期望。他希望《长城》能打开中国电影走向全球的大门，也希望万达能通过这部电影进入内容行业的核心圈层。

但《长城》失败了。豆瓣评分四点九，全球票房约三点三亿美元。这个票房数字，看起来不算太惨，但制作成本就有十亿，加上宣发，亏损严重。张艺谋本人也因为这部电影，被国内舆论批评了很长一段时间。

更要紧的是，张艺谋后来拍的《悬崖之上》《满江红》，都成了爆款。但这些电影的投资方里，再也没有万达。万达出了五个亿，帮张艺谋练了手，自己却没吃到后面的红利。

这件事也暴露了万达做内容的根本问题。万达做商业地产，靠的是标准化、规模化、快速复制。但电影不是商场。它需要耐心，需要尊重创作规律，需要接受不确定性。王健林想把做地产的方法，硬搬到电影上，结果就是钱花了，东西没做出来。

王健林当时还说了一句更狂的话。他说，要让上海迪士尼二十年内盈不了利。结果万达自己的文旅项目，一个接一个地卖。十二个文旅项目，后来作价四百三十八亿，卖给了融创。王健林的迪士尼梦，跟着这笔交易一起碎了。

第三笔，给了董明珠。

二〇一六年底，董明珠在格力股东大会上，力主一百三十亿收购珠海银隆。银隆是一家做新能源客车和钛酸锂电池的公司。董明珠看好它的储能技术，想让格力借它进入新能源车市场。

但格力电器的小股东们不买账，现场投票否决了收购方案。董明珠很生气。她当着股东的面发了火，说你们不投，我自己投。

董明珠说干就干。她自己掏了十个亿，又拉来王健林、刘强东等人，凑了三十亿，投进了银隆。王健林当时接受采访，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董总调研过就行，我不用查。

万达出了五个亿，持股百分之三点七三。

那时王健林正处在万达全球扩张的最高峰。新能源是国家鼓励的大方向，董明珠又是中国商界最有名的女企业家。跟着她投一笔，既给了朋友面子，又像在给万达布局未来。王健林没有犹豫。

但银隆这条船，很快就漏了。

二〇一八年，银隆原董事长魏银仓被指挪用资金，丑闻爆发。董明珠接手后，银隆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二〇二一年，格力电器通过司法拍卖，拿下了格力钛的部分股权。万达系的北京红航，出现在出让名单里。

按当时格力钛的资产状况，万达那百分之三点七三的股权，对应退出现金，估计只有一亿出头。五个亿进去，一个亿出来，亏掉了大头。

更让王健林难堪的是，董明珠后来在公开场合说，她和王健林，根本不算朋友。

钱没了，朋友也没了。

三笔五个亿，加起来十五亿。放在王健林曾经两千多亿的身家里，不算什么。但这三笔钱，笔笔都打在他的软肋上。第一笔，打在他对儿子的期望上。第二笔，打在他对内容的野心上。第三笔，打在他对朋友的信任上。

三笔投资的共同点，是王健林在自己的主业之外，缺乏足够清醒的判断。但他在巅峰时期，已经被成功冲昏了头，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能投。万达内部没有人能拦住他。王健林一个人说了算。

这种“我即风控”的模式，在上升期高效。一旦遇到拐点，就变得致命。

二〇一六年，王健林在牛津说国企、央企都不是万达的对手。十年后，接盘万达广场的，恰恰是央企中建系。

从二〇一六年的两千一百五十亿，到二〇二六年的百亿上下，王健林的财富蒸发了超过两千亿。但他和同时期很多地产商相比，有一个区别：没跑路，没赖账。从二〇一七年到二〇二五年，他累计变卖资产超过两千五百亿。万达的普通投资者，没有受损。

这是王健林的底线，也是他后半生最大的体面。

二〇二六年七月，王思聪彻底退出万达产投董事职务，只保留少量股权。他不再接班。他现在的项目，注册资本很小。二十万，一百万。做酒吧，做餐饮，做医美。这些生意不起眼，但现金流真实。他也不再是那个在社交媒体上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他沉默了很多。

王健林已经七十二岁。他瘦了。脸上棱角分明，颧骨突出。二〇二六年三月，他出现在福建永春，穿灰色西装，走路很稳。他去考察，去钓鱼，气色比前两年好。

有人问，如果王健林当初不做这三笔人情投资，守住了风控，万达会不会少走弯路。问这个问题的人，大多没有做过生意。因为生意做到万达那个量级，风控从来不是一个人能守住的。它需要一套能约束所有人的制度，包括老板自己。

万达没有这个制度。王健林就是万达的风控。他倒了，万达就倒。他稳了，万达才稳。这，才是那三笔五亿投资背后，最深的教训。

三笔五亿，亏的是钱。但没有制度，亏的是整个帝国。

而这个帝国，已经回不去了。它现在是全国几百座万达广场，是每一座城市里最热闹的商场。它不再属于王健林一个人，但它还叫万达。那两个字，还亮在各地的夜空里。像一段没说完的话，被风吹得零零散散。

夜深了。大连的海风从海面吹过来，又凉又潮。王健林站在窗前，没开灯。他看了一会儿海，然后转身，在沙发上坐下。他闭着眼，像在听风声，又像在等什么。

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也许在想那三笔五个亿。也许在想万达。也许什么都没想。只是坐着。像这个时代里，所有曾经被推到风口浪尖，又被慢慢放下来的人一样，沉默，平静。

这，就是他。一个曾经站在最高处，如今在夜里安静坐着的老人。他没有赢回什么，也没有输掉一切。他只是，还在。还在这个风很大的城市里，过着一个普通人最普通的夜晚。

窗外，海浪轻轻拍着堤岸。一下，一下。像在数这十年。数着数着，天就快亮了。新的一天，又要来了。

他，也还在。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