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19岁功名到顶，剩下几十年萧条无成，最后和弟弟死在同一天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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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淄川的冬天还没过去。清晨，蒲松龄的四弟蒲鹤龄在贫病中先走了。到了傍晚，七十六岁的蒲松龄倚着窗，也走了。

两兄弟，同一天，清晨一个，黄昏一个。

这个走了的老头，就是写出《聊斋志异》的蒲松龄。他身后的那间破草房里，堆着满屋子没有卖出去的手稿。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用五十年落榜喂出一部奇书的人，到底过了什么日子～

张元惊叹的“三第一”神童

蒲松龄年轻时可不是个庸才。刚开始，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神童。十九岁那年，他第一次参加童子试，就拿下了县、府、道三个第一。当时的主考官是名震一时的大文豪施闰章。施闰章看了他的卷子，惊叹于他的文笔，对他的才华赞不绝口。同乡后学张元后来应蒲松龄子孙之请，在撰写《柳泉蒲先生墓表》时回忆说，蒲松龄那时候名气非常大，在读书人中间名声响亮。读书人都觉得，这个年轻人以后肯定能金榜题名，前途不可限量。

然而，命运在最辉煌的时候给他按下了暂停键。

这成了他一生辉煌的顶点，也是他漫长噩梦的开始。

此后的五十年里，蒲松龄像着了魔一样，一次又一次地挑着书箱，走向那个被称为棘闱的乡试考场。清代的乡试每三年才举办一次。每次开考，蒲松龄都满怀希望地进去，然后失魂落魄地出来。他从满头青丝考到头发花白，考到牙齿松动，却连个举人的名额都捞不到。

这种反复的折磨，让他的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他在写关于书生王子安的故事里，用非常辛辣、近乎自虐的笔墨，描绘了读书人考科举时的七种狼狈样相。

刚进考场的时候，光着脚丫子，手里提着篮子，那个样子看起来就像个要饭的乞丐。

等到官府唱名点到他时，官吏在前面大声呵斥，差役在后面粗暴打骂，这时候读书人又像个囚犯。

等分到了那个狭小的号舍里，读书人们一个个从狭窄的格子房里伸出头、露出脚，那样子就像秋天末尾冻得半死的冷蜂。

好不容易熬到考试结束出场，整个人神情恍惚，觉得天和地都变了颜色，就像一只刚刚从笼子里放出来的病鸟。

等到眼巴巴盼着放榜的时候，风吹草动都觉得是喜报，整天胡思乱想。

一旦得知自己又落榜了，顿时心灰意冷，大骂考官没有长眼睛，恨得把桌子上的笔墨纸张一把火烧个干净。

这段描写，如果不是自己亲身经历过几十遍，根本写不出这种深入骨髓的屈辱感。

每一次落榜，蒲松龄回到自己那间简陋的书斋里，看着那盏在黑夜里摇曳的孤灯，心里除了狂怒，就只有无尽的悲凉。他不止一次想过放弃，可是在那个时代，科举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他被这台国家机器死死地卡住，想往前走走不通，想退后又舍不得，只能在痛苦中一天天变老。

不是朝廷的恩赐

为了维持生计，蒲松龄在四十多岁的时候，终于混上了一个廪膳生的资格。这个身份听起来很好听，其实就是个有国家口粮补贴的秀才。朝廷每个月会给廪膳生发一点微薄的粮食和银两。这笔补贴虽然吃不饱，但至少能保住他不被饿死。

可是，拿了这份补贴，他就被死死地拴在了体制的底层。

直到他七十一岁那年，朝廷终于下了一道公文，补他为岁贡生。很多人看到这里，以为蒲松龄终于熬出了头，得到了朝廷的重用。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这所谓的岁贡，根本不是什么荣誉，而是一把慢性的钝刀子。

先搞清楚清朝的岁贡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按照当时的规矩，府、州、县学的生员里，有廪生、增生和附生。岁贡的核心规矩就是四个字：挨资排队。

简单来说，就是看谁活得长。

每个地方的学校，隔几年或者每年才能有一个岁贡生的名额。这个名额是怎么分配的呢？并不是看谁的文章写得好，而是看谁在廪生的位子上待的时间最长。前面的老秀才们不死光，或者不老到主动放弃，后面的人就得一直等着。

蒲松龄能拿到这个头衔，不是因为他的才华打动了考官，纯粹是因为他活得足够久，把排在他前面的人都给熬死了。

当七十一岁的蒲松龄取得岁贡生身份时，他已经是一个满头白发、牙齿掉光、走路都需要人搀扶的古稀老人了。这个年纪的他，就算拿到了这个身份，又有什么用呢？朝廷用这纸虚无缥缈的公文，就把一个天才一生的屈辱给收编了。他没有拿到能改变家族命运的官职，只是得到了一个允许出仕的虚名资格。

拿到岁贡生名额的那天，蒲松龄看着那张盖着官印的公文，内心可能没有一丝喜悦，反而觉得非常荒谬。他为了这个身份，在淄川的寒风里排了五十年的队，耗尽了自己所有的精力。这根本不是朝廷对他的恩赐，而是制度用大半个世纪的时光，对他进行了一场最残酷的钝刀割肉。

在《叶生》里借尸还魂

在现实世界里被碰得头破血流的蒲松龄，只能把所有的不甘和才华，都宣泄在纸上。

他写了一个叫叶生的书生。这个叶生才华横溢，却因为科举屡屡落榜，最后郁郁寡欢地病死了。可是叶生死了之后，他的魂魄并没有散去。因为生前的执念太深，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鬼。他的魂魄跟随知己县令丁乘鹤赴任，在异乡尽心尽力地教授丁乘鹤的孩子。后来，这个孩子不负众望，考中了乡试亚魁。叶生觉得自己终于功成名就，高高兴兴地跟着孩子回乡。可是，等他回到家里，看到自己的灵柩停在屋里，他才猛然醒悟：原来，自己早就已经死了。刹那间，他的魂魄扑地而灭，消失在虚无之中。

那句让人落泪的呐喊，其实是叶生生前对丁乘鹤说的自白：“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今天借着朋友的福气让我的文章吐一口气，让天下人知道我半生流落，外人却都说我没有本事，这并不是我的罪过！

后世嘉庆年间的文学评论家冯镇峦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故事其实就是蒲松龄本人的自画像。他是在借叶生的嘴，向这个冷酷的世道进行最后的抗争：我考不上，不是因为我的文章不行，而是因为这个世道瞎了眼。如果活着的时候无法得到承认，那就只能在死后通过鬼魂来完成这个心愿。

蒲松龄在自己写的那篇自序里，把自己的生活描述得像僧人一样冷清。他的身体本来就多病，家境也非常贫寒。每到深夜，淄川的冬天冷得像冰一样，屋子里没有多余的柴火，只有一盏昏暗的灯光在瑟瑟发抖。他就是在这样冰冷的环境里，写下了那部被称为孤愤之书的短篇小说集。

为什么他笔下的女鬼和狐仙都那么温柔、那么讲义气？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这部书最难得的地方，就是让那些花妖狐魅都沾上了人间的人情味，让人觉得和蔼可亲，甚至忘了它们是异类。

这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因为蒲松龄在现实的人间，见过了太多冰冷的面孔和残酷的考官。既然活人不愿意给他温暖，那他就只能在自己创造的鬼怪世界里，寻找一丝慰藉。那些半夜红袖添香的狐仙，那些为了友情两肋插刀的鬼怪，其实都是他在那盏昏灯下，用泪水和墨水编织出来的温暖幻梦。

他在这部书里，用最反叛、最诡异的笔墨去写神仙鬼怪，以此来对抗那个让他窒息的现实。在纸上，他是无所不能的造物主，可以判人间是非，可以让正义得到伸张。可是一旦天亮，笔杆子放下，他依然要面对那个破烂不堪的现实。

康熙五十四年的风雪

蒲松龄的一生不仅自己过得艰难，他的整个家族也笼罩在贫困的阴影下。

他的儿子蒲箬在后来的回忆里写道，父亲为了家计，可以说是用尽了心力。除了写那些鬼狐故事，他甚至还要去写那些在街头巷尾弹唱的俚曲。这些俚曲虽然通俗，但里面写尽了底层老百姓的痛苦和挣扎，用儿子的话说，就是路过的人听了都会掉眼泪。

一个满腹经纶的岁贡生，到了晚年，居然要靠写通俗俚曲来换取微薄的稿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非常大的讽刺。

更关键的是，这种贫穷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遭遇。他的亲弟弟蒲鹤龄，同样是个一辈子被科举拖垮的白首书生。兄弟俩在年轻时都曾满怀抱负，却在时代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那是康熙五十四年的正月。本该是个合家团圆、张灯结彩的日子，但淄川的蒲家却一片冷清。

蒲松龄看着四弟蒲鹤龄，心里感到非常愧疚。弟弟一辈子跟着自己受苦，如今到了晚年，依然无依无靠，生活非常凄凉。蒲松龄觉得自己这个当哥哥的没有尽到责任，于是让儿子把弟弟接到自己这间破旧的草房里，想要在最后的日子里，互相扶持，尽一尽同胞手足的情分。

可是，这个时候的他们，已经连最基本的衣食都无法保证了。

在极度的饥寒交迫中，生命走到了最残酷的拐角。

那是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1715年2月25日）。清晨的寒风在门缝外呼呼地吹，到了夜幕降临时，窗外的风雪依然没有停。那盏陪伴了蒲松龄半个多世纪的昏暗油灯，依然在桌子上发出微弱的光。

这一天，成了这个家族最惨烈的终点。

根据蒲松龄的儿子蒲箬在《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中的记载，历史的真相远比民间传说更让人心碎。

那一天清晨，病骨支离的四弟蒲鹤龄在极度悲伤与饥寒交迫中，先一步撒手人寰。

正如书中所写：不意二十二日弟卒于朝，至暮他也倚窗危坐而逝。

弟弟在清晨悄然离去，给蒲松龄带来了无法承受的打击。他这一辈子为了功名，为了让家族光鲜起来，奋斗了整整一生，可到头来，他却连让亲弟弟吃上一顿饱饭、暖暖和和地走完最后一程都做不到。

到了这天傍晚，七十六岁的蒲松龄静静地坐在窗前。他没有哭泣，也没有写字。他就这样看着窗外的黑夜，身体渐渐变得僵硬，倚窗危坐，随风而去。

后世学者路大荒整理的《蒲松龄年谱》，以及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的《蒲松龄志·晚年生涯》，都记录下了这个悲凉的巧合。这两位一辈子在科举泥潭里苦苦挣扎的兄弟，竟然在同一天里，相继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这两盏在风雪中苦苦支撑的残灯，在同日之内，清晨熄灭了一盏，黄昏熄灭了另一盏。他们在这个冷酷的人间受尽了折磨，最终也以这样一种凄凉的方式，同日离去。

老达子说

大诗人王士禛调侃蒲松龄，说他是讨厌了人世间虚伪的话语，才更喜欢听鬼魂歌唱。这哪里是调侃，这分明是最悲凉。

蒲松龄只是在人间找不到活路。一辈子想当官证明自己，脚下却一步不敢离开考场。所有的幻梦都化为了泡影，那盏在淄川萧斋里亮了五十年的昏暗油灯，终于彻底熄灭了，只照亮了白首书生冰冷的尸骨，和满屋子没有卖出去的孤愤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