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大学毕业来北京就被人包养了，每月一万五，他越来越讨厌自己

男子大学毕业来北京就被人包养了，每月一万五，他越来越讨厌自己

来北京的第三年，我住在东四环一个老小区的顶层。房子是两居室，采光一般，但收拾得干净。房租不用我出，每个月十五号，我的银行卡里会准时多出一万五千块钱。

打钱的人叫周姐，四十五岁，在国贸那边开一家小型公关公司。她不是那种电视剧里戴着大墨镜、说话尖声尖气的富婆。她挺温和的，甚至有些朴素，喜欢穿米色的羊绒衫，头发简单盘起来，身上有股淡淡的护手霜味道。

我们每周见两次面，通常是在这套房子里。她来的时候会带些水果，或者从公司楼下的面包店买两个可颂。我们像一对寻常的中年夫妻那样吃顿饭，说些不痛不痒的话。然后她会在沙发上靠一会儿，看看手机里的行业资讯，偶尔抬头跟我说一句：“小陈，帮我把那杯水递一下。”

我叫陈默。她很少叫我的全名，总是叫“小陈”，语气里带着一种自然的熟稔，仿佛我真的只是她公司里一个刚入职的后辈。

很多人可能觉得，被包养的男人，日子应该过得很滋润。不用挤早高峰的地铁，不用看老板脸色，每个月固定收入，比那些在写字楼里熬夜加班的同龄人轻松多了。我一开始也是这么安慰自己的。

2019年夏天，我从南方一所二本院校毕业，拖着个行李箱就到了北京西站。那时候心气高，觉得自己好歹是个大学生，怎么着也能在北京活下去。结果现实比我想象的残酷得多。简历投出去上百份，回复的寥寥无几。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做销售的，底薪四千，不包吃住。我在通州跟人合租一个隔断间，每个月房租一千八，剩下的钱连吃饭都得精打细算。

最难的时候，我在超市买那种临期的面包，一袋四块钱，能吃两天。有天晚上加班到十点多，地铁停了，我舍不得打车，就沿着长安街往东走。走了快两个小时，脚底磨出水泡。路过国贸那一片写字楼，灯火通明，我站在天桥上看了一会儿，觉得那些光离我特别远。

后来我去了一家小型的商务会所当服务员。就是在那里，认识了周姐。她跟几个客户来吃饭，散场的时候，我帮忙叫代驾。她喝得有点多，但人很清醒，从包里拿出小费给我，我拒绝了。不是清高，是觉得那点小费也改变不了什么。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过了几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是她打来的。她说她有个朋友的公司需要招个文员，问我有没有兴趣。我当然有兴趣。去面试那天，她在楼下等我，穿了件深灰色的西装外套，比那天在会所里显得年轻些。面试很顺利，其实就是走个过场。那家公司给我开的工资是六千五，比我之前强多了。

我以为这是运气。直到她第一次约我出来喝咖啡，才说了实话。她说：“小陈，我看你挺老实的。一个人在北京不容易吧？”我点点头。她接着说：“我这边每个月给你一万五，你搬到我那儿去住。不耽误你上班，也不影响你找对象。我们各取所需。”

她说得挺直接，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谈一笔普通的生意。我那时候脸一下子红了，不是害羞，是觉得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心被摆到了台面上。我想说不行，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那天晚上我躺在隔断间的小床上，天花板上是隔壁情侣的争吵声，楼下有小孩在哭。我盯着手机银行里的余额，只有八百多块。第二天，我给她回了条消息：好。

搬家的那天，我只有一个行李箱和一个双肩包。周姐的房子在四环边上一个老小区，没有电梯，六楼。她说这房子是她早些年买的，一直空着，让我住着就当帮她看家。我心想，这大概是她给自己留的最后一点体面。

刚开始的时候，我特别不适应。每次她从后面抱住我，我身体都会僵一下。她总能察觉到，然后松开手，笑着说：“算了，你还是个孩子。”我心里更难受。

她对我其实不错。每个月按时打钱，从不问我的工资花哪儿去了。有时候周末过来，还会帮我收拾一下屋子。她知道我爱吃辣的，就学着做水煮肉片，虽然做得不地道，但那份心意摆在那里。她给我买衣服，从来不看吊牌，但挑的款式都挺适合我。

可越是这样，我越讨厌自己。

不是讨厌她。我讨厌的是，我居然开始习惯了这种生活。习惯了不用为房租发愁，习惯了周末有人一起吃饭，习惯了每个月十五号手机短信响起时，心里那种踏实又恶心的感觉。我讨厌那个在商场里看到一件两千块的衬衫，会下意识想“反正周姐会给我买”的自己。

我试图给自己找补。我跟自己说，我也有付出。我付出了时间，付出了陪伴，甚至付出了一点虚假的感情。可这些理由，连我自己都骗不了。

去年秋天，我大学同学来北京出差，约我吃饭。他叫李哲，睡我下铺，毕业回了老家考公务员，现在在县城里的小单位，一个月四千多，但稳定。吃饭的时候，他问我在北京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在一家公关公司做策划。他羡慕地看着我，说：“还是你有闯劲，不像我，一眼望到头。”

他越是用那种佩服的语气说话，我心里越虚。饭吃到一半，周姐给我发了条消息，问我几点回家，说她炖了汤。我看了一眼，手机屏幕的光打在脸上，像被烫了一下。我赶紧锁了屏，可李哲已经看到了。他笑着问：“女朋友啊？”我点了点头，没解释。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在地铁里站了很久。车厢摇摇晃晃，玻璃窗上映出我的脸。那张脸年轻、干净，可我怎么看都觉得陌生。我想起毕业前，我们宿舍四个人在操场上喝酒。我说我要去北京，要混出个样儿来。那时候我以为的“样儿”，是凭自己的本事站稳脚跟，是挺直腰杆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是现在这样，住在别人施舍的房子里，每个月领着一笔不光彩的钱。

我试着去做点什么来抵消这种羞耻感。我拼命工作，在公司加班到最晚。我办了一张健身卡，每天下班去跑步。我甚至开始读书，买了一大堆营销、管理的书，放在床头，逼着自己看。可这些努力，并没有让我觉得好受一些。每次发工资，看到工资条上那六千多块钱，再想到周姐每月给的一万五，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可悲。

我有想过结束这种关系。可结束之后呢？我又回到那个合租的隔断间，重新开始为每个月一千八的房租发愁。我舍不得，这就是我最讨厌自己的地方。

去年冬天，我认识了一个女孩，是公司新来的实习生，叫林悦。大学刚毕业，说话轻声细语，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我们一起吃了几次午饭，她跟我分享她租的房子有多小，说每天通勤要一个半小时，说这个月工资发下来，交了房租就所剩无几了。她说这些的时候，脸上带着那种刚出社会的倔强和乐观，说：“没事，慢慢来，总会好起来的。”

我看着她，心里说不出的羡慕。她虽然穷，但她活得干净。她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无法回应。我在心里想象，如果她知道我住在哪里，知道我每个月十五号的那笔钱，她会怎么看我。光是想象，我就觉得无地自容。

我没有跟林悦发展下去。我开始有意识地躲着她。她约我吃午饭，我说我在忙。她在微信上问我工作上的事，我回得越来越慢。她大概也察觉到了什么，渐渐就不找我了。有一天晚上，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没有开灯。周姐那天没来。我翻着林悦的朋友圈，她发了一张照片，是她在出租屋里养的一盆绿萝，配文说：“生活再难，也要有一点绿色。”我盯着那条朋友圈看了很久，然后关了手机。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我不只是讨厌自己。我是害怕。我害怕有一天，我会彻底变成一个心安理得接受这一切的人。害怕自己再也找不到那个愿意为一盆绿萝而开心的自己。

今年年初，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家里老房子要翻新，问我手头宽不宽裕。我犹豫了一下，给她转了三万块钱。我妈在电话里说：“我儿子有出息了，在北京挣大钱了。”我笑着应了一声，挂掉电话后，一个人在厨房站了好久。那三万块钱，有一大半是周姐给的。

我今年二十五岁。同龄人可能还在为第一份工作焦头烂额，我已经在经历一种隐秘的、无法对任何人言说的消耗。这种消耗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它让你怀疑自己，否定自己，让你觉得自己配不上所有正常的、明亮的东西。

我没有彻底离开周姐。至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没有。我还在摇摆，还在自我拉扯。我知道有人会说，你一个大男人，有手有脚，为什么不干脆走？道理我都懂。可生活不是一道是非题。当你的底线被一点一点拉低的时候，重新抬起来，需要很大的力气。

最近我开始记账。每一笔花销，我都会在后面标注来源。工资的钱，还是周姐的钱。我看着那些标注，有些日子，工资的比重会多一些。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把所有的标注都变成“工资”。我不知道那天还有多远。但我在试着挪过去。

周姐最近来得少了。她说公司忙，我也乐得清静。只是有时候半夜醒来，看着天花板，会觉得这屋子安静得可怕。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里住多久。但我知道，我不会一直这样下去。

也许再过几个月，也许再过一年。等我攒够了一点底气，等我不再那么害怕。

我会重新租一个房子，小一点没关系，破一点也没关系。我想重新闻一闻，隔断间里那股混杂着泡面和洗衣液的味道。我想重新体会一下，每个月二十五号发工资前，那种既紧张又期待的感觉。

我想重新做回一个干净的人。

（全文完）

故事先讲到这儿。陈默的经历，不代表任何人，只是生活中一种可能被忽视的存在。每个人面对困境的时候，选择都会带着各自的不得已。有人能果断抽身，有人则需要时间。

你怎么看待一个人在一段“各取所需”的关系中，对自己产生的这种消耗和挣扎？

如果是你，当你发现一条看似能快速摆脱困境的路摆在面前，你会怎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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